北京奥运会：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一次“****礼”
北京奥运会：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一次“****礼”
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奥运情怀
http://img1.qq.com/view/pics/12053/12053084.jpg1991年，邓小平同志在北戴河。
http://img1.qq.com/view/pics/12053/12053085.jpg1990年7月3日，邓小平视察北京亚运村后，在游泳馆看望中国水球队运动员。
http://img1.qq.com/view/pics/12053/12053086.jpg邓小平同志在家中院子里做自己编的健身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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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87岁高龄时仍在北戴河游泳。
举国欢庆北京申办奥运会成功7周年，中华民族的百年梦想就要成真，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人们更加感怀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最早明确提出要申办奥运会的领导人邓小平。
“办奥运会的决心下了没有”
亲历那段往事的三位老干部坐在一起。69岁的伍绍祖曾担任国家体委主任和国家体育总局局长，75岁的张百发退休前是北京市副市长，74岁的张宝忠在邓小平身边担任警卫秘书40多年。在他们的记忆中，邓小平参加体育活动的往事历历在目，邓小平关于要办奥运会的谈话言犹在耳。
1990年7月3日，距北京亚运会开幕还有两个多月，邓小平来到亚运村。这已经是他第二次视察这里的建设。86岁高龄的邓小平站在体育场的高架桥上，兴致勃勃地环视眼前宏伟的建筑群，他满意地看着，不经意间问伍绍祖和张百发：“你们办奥运会的决心下了没有，为什么不敢干这件事呢？建设了这样的体育设施，如果不办奥运会，就等于浪费了一半。”
这是一个发问，也是一个信号，显然超出了大家的预想，在场的人都没有立即应答。
视察快结束时，邓小平语重心长地说：“我这次来看亚运村，就是来看看到底是中国的月亮圆，还是外国的月亮圆？看来中国的月亮也是圆的，比外国圆。现在有些年轻人总以为外国的月亮圆，对他们要进行教育。”周围的人听了，都点头赞同。
接着，他又指着周围的高大建筑物说：“亚运会建筑这么多，这么好，证明社会主义好。应该让大家特别是青年人都来看看。如果不是社会主义好，北京能改造得这么快啊？社会主义能够集中力量办事，什么困难的事都能搞成。”
有随手笔录习惯的伍绍祖在小本子上记下了这段话。回首往事，伍绍祖找出当年记录原话的文件夹，翻到那一页，十分感慨地说：“小平同志两次视察亚运会体育设施和北京城市建设，不仅肯定了成绩，而且将这些成绩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改革开放的成就结合起来。这在当时，对于那些怀疑社会主义的人，是一次极好的教育。小平同志提出申办奥运是经过了深思熟虑，放在改革开放的大局中考虑的。申办和举办奥运既是改革开放的一个标志，也是改革开放的一项成果。”
“体育是个群众性的东西”
新中国的体育运动是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同步发展起来的。在与外国友人的谈话中，邓小平说：“过去西方有人称中国人是‘东亚病夫’。中国的体育过去很差，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才开始的。现在的体育，可以说完全是开始，开始搞群众性的体育运动。毛主席发出了‘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号召，也可以说是个群众运动，体育是个群众性的东西。”
如何看待和处理胜负关系，是体育比赛经常碰到的问题。邓小平指出：“开始的时候成绩差一点，但以后会逐步提高的。我们都打过仗，打了一些败仗后才取得胜利。现在水平高的运动员也是经过输了多少次以后，才达到这样水平的。”“不要怕输，输了也没有关系，好好训练，主要是鼓足劲，打球越怕输越输，从信心上就输定了。心理状态不好，越怕输越输。”
张宝忠深感邓小平是用军事家的眼光来看体育比赛，不大受比分影响。“小平同志曾经说过，‘足球不一定进球多就是有水平，不进球也好看。我们输球，是水平跟人家不在一个台阶上，其实咱们队员都努力了，踢得还是不错的’。还有一次，我们赢了一个挺有名的外国球队，大家都挺高兴。小平同志不那么看。他说，人家的主力都没来，来的都不是一流选手。”
张百发回忆说：“北京亚运会上，小平同志看到排球决赛现场有‘中国必胜’的横幅。他专门让人给我打电话，让把这个横幅摘下来，并且说‘中国是一个大国，总是中国必胜，不好’。”
1985年，邓小平提出“中国足球要搞上去，要从娃娃和少年抓起”。1992年，邓小平看电视转播成都乒乓球大奖赛，中国队17岁的刘国梁打败外国名将。他说：“是个好苗子，真让人高兴。”
这些话语无不显示出小平同志辩证的思想方法和实事求是的一贯作风。
“我们一定要上去，我们一定能上去”
邓小平倡导发展体育事业，主张“把体育运动普及到广大群众中去”，是党和国家体育方针的主要制定者之一。邓小平关注赛场风云，坚持健身锻炼，又与普通球迷或体育爱好者并无两样。
看足球比赛是小平同志毕生的爱好。张宝忠说：“很多人以为小平同志1977年重新工作后第一次露面，是7月30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主席台上看足球比赛，其实那已经是第二次了。第一次是我陪他去球场，为了不惊动观众，在只能容纳三个人的转播室里，工作人员给我们腾出了两个位子。小平同志喜欢足球是出了名的。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足球赛，年过八旬的邓小平创造了自己作为球迷的一项纪录，52场比赛一场没落，全都看了，连晚上看不了的比赛都要录下来，第二天补看，而且不许先告诉他结果。”
邓小平对体育运动身体力行，并坚持着自己的锻炼方式——散步、做操、游泳、打桥牌。即便“文革”中在江西将军楼那段与世隔绝的岁月里，每天黄昏落日之前，他都会十分规律地围着小小的院子散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红色的砂石地被他踏出了一条白色的小路。
1978年，保健医生郭勤英来到邓小平身边工作，每天早上陪着小平同志在周长188米的院子里散步。邓小平默默计数，一定走上18圈，风雨无阻。后来年纪大了，减到12圈。看到工作人员走里圈，他坚持走外圈，还幽默地说：“你们偷工减料啊！”
“智者乐水”，邓小平的一生几乎都与波峰浪谷有不解之缘。“他不喜欢在游泳池，只喜欢在大海里游泳。每到北戴河他就要下水，还特别喜欢下雨的时候游泳，浪越大越往里面钻，身体好的时候一气能游一个多小时。”张宝忠记得，随着邓小平年龄增大，水温达到22摄氏度，工作人员才允许他下海游泳。“有时候小平同志询问水温，我们谎称只有20度，他经常会质疑，‘不可能吧，这么好的天气，只有20度？’后来，工作人员限制他一次只能游40分钟，到了时间，就有人在岸上摇旗提醒，可他总说‘摇早了，摇早了’。”
打桥牌是邓小平20世纪50年代在四川学会的，此后一直是他的一大爱好，更成为暮年寄情之所在。郭勤英说：“小平同志曾经讲过，‘能游泳说明我的身体还行，能打牌说明我的脑子还有用’。”
1979年7月，邓小平到黄山视察。张宝忠说，“那次，我们已经准备了滑竿，可他一定要步行上去。”邓小平手拄登山拐杖，精神饱满，沿着陡峭崎岖的山路，一步一步攀登而上，一路上还给大家打气。“气可鼓不可泄，我们一定要上去，我们一定能上去”，小平同志坚定的话语给了大家力量和希望。
1989年11月退休以后，邓小平选择了一种更安静的健身方式──做操。他自创的“小平式”保健操，扩胸、伸腿、舒筋骨，一招一式编排得很科学。
“我们要恢复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席位”
1990年，邓小平提出“申奥”设想之时，由法国人顾拜旦创立的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已走过了近一个世纪，中国与奥林匹克运动历经了从疏离、隔绝到慢慢靠近、亲切握手直至热情拥抱的百转千回。正是邓小平有力地推动了艰难曲折的进程，是他的远见卓识与磅礴大气，令国人开阔了心胸和眼界，加快了重返国际体育舞台的步伐。
1958年，由于国际奥委会中有人坚持将台湾以“中华民国”的名义留在国际奥委会，中国奥委会愤然断绝了与国际奥委会的关系。1974年，邓小平复出，协助周恩来总理主持国务院工作，分管的部门中就有国家体委。他对当时的国家体委主任说：“国际体育组织怎么能离开我们这么一个大国呢？对国际奥委会要进一步采取积极主动方针，我们要恢复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席位。”
魏纪中，曾任中国奥委会副主席、2000年奥申委秘书长，如今已经年过七旬，对30多年前的这段往事记忆犹新：“我们与国际奥委会委员一个一个地谈话，遗憾的是就在刚刚有些进展的时候，国内陡生变动，我们的‘游说’也随之‘流产’。”不过，魏纪中认为这段工作“极有价值”，“我们结识了许多朋友，特别是争取到萨马兰奇等人的理解与支持，为后来的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79年初，国家体委调整了争取在国际奥委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地位的策略，提出台湾可以作为中国的一个地区性体育组织，以与此相适应的名称保留在国际体育组织里。那时候，一些人对此持有不同看法。
国家体委的意见送到邓小平的办公桌上。“邓小平在文件上用红笔画了一个大大的圈”，魏纪中说，“这个圈圈重于泰山，令中国体育界欢欣鼓舞啊！这个圈圈大大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为后来处理许多历史遗留问题指明了方向”。
1979年10月25日，国际奥委会通过“名古屋决议”，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席位！
抚今追昔，魏纪中感叹不已。“如果不是小平同志的英明决策，中国不知道还要在奥运会的大门外徘徊多久，中国的运动员不知道还要荒废多少青春。台湾方面改名之后留在国际奥委会，这在当时复杂的政治环境下，恐怕是唯一的解决办法。现在看来，小平同志画这个圈是胸有成竹，这种奥运模式正是一国两制思想在体育领域的体现。”
“体育运动搞得好不好，影响太大了”
为了增进中国与国际奥委会的了解和友谊，邓小平充分展现了外交家的魅力和风范。
1982年3月，邓小平以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在北京会见了萨马兰奇。这是中国领导人第一次与国际奥委会主席亲密握手，也是中国人民对奥林匹克运动的一次诚挚问候。
萨马兰奇提出，中国应该把过去在国际体育组织中失去的东西赢回来，在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他甚至提到了中国在某个时刻举办奥运会的可能性。萨马兰奇说：“邓小平是一个充满智慧的人，也是务实的人。他认为当时中国举办奥运会并不适合，但我们探讨了将来的可能性，他表示愿意等待。”
萨马兰奇记得邓小平还说：“今后我要尽量减少工作，让一些身体好的年轻人来工作，这是养身之道，也符合奥林匹克精神。”
两年后，邓小平又一次见到萨马兰奇。1984年10月，萨马兰奇应邀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35周年庆祝活动。“在天安门城楼上，邓小平对我说，中国能参与奥运会、世界锦标赛这样的世界性体育大赛，大大提升了中国人的尊严”，在萨马兰奇的记忆中，那一天邓小平非常高兴。
的确，亿万中国人那时都沉浸在无比的喜悦之中。那一年8月，首次全面登上奥运舞台的中国代表团在美国洛杉矶奥运会上一鸣惊人，夺得了15枚金牌。张宝忠清晰地记得，邓小平十分关注中国选手在奥运会上的表现，但凡有比赛转播，他场场不落，“兴之所至还会给体操和跳水选手打打分数”。张宝忠说，从电视中看到萨马兰奇将洛杉矶奥运会的第一枚金牌挂到许海峰胸前，“小平同志非常兴奋”。
在洛杉矶奥运会期间，邓小平对几位中央领导同志说：“现在看来，体育运动搞得好不好，影响太大了，是一个国家经济、文明的表现。”此后，党中央很快制定并发出《关于进一步发展体育运动的通知》，要求全党全社会重视加强体育工作。
其实，就在国庆35周年的前夕，还有一件喜事令人振奋。9月28日，在亚奥理事会会议上，北京获得了1990年第十一届亚洲运动会的主办权。
成功举办一次亚运会是申办和举办奥运会必要的积累，北京亚运会从决策到筹备的全过程，一直都得到了邓小平的鼎力支持。张百发记得，北京亚运会的筹办曾在社会上引发争议，有人甚至说这是“劳民伤财”。为了争取更多人的理解，张百发在京城四处演讲游说， “小平同志听说我在中国人民大学演讲，效果不错，就让工作人员找来录像带认真地看。随后，让家人拿出他一个月的工资，捐给了组委会。”
1989年4月2日，邓小平和家人来到建设中的亚运村工地，参加义务植树日活动。在种下一棵白皮松后，邓小平仔细询问了亚运村的建设情况、工程进度、资金筹措、赛后利用等。他还特别问道：“北京亚运村比汉城奥运村怎么样？”工程负责人回答：“在绿化上比他们好。”邓小平对张百发说：“亚运会以后，所有场馆要对外开放，让群众到里面去健身。”
1990年5月，在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场馆竣工之际，邓小平亲笔题写了“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的馆名。
“最要紧的是办好我们自己的事情”
一次成功的盛会就是最好的教育。随着北京亚运会的圆满落幕，顾虑与质疑烟消云散。上至国家领导人，下到普通老百姓，人们对体育盛会的意义和作用有了全新的认识和估价。在亚运会的闭幕式上，观众席上打出了“亚运成功，众盼奥运”的大字横幅，邓小平的心愿正在成为全国人民的共同期盼。1991年2月，国务院正式批准北京申办2000年奥运会。
张宝忠回忆说，小平同志讲话不喜欢长篇大论，他的“奥运思想”并没有留下系统的阐述，“但我记得，他在与有关人员谈话和打桥牌的时候，都讲了不少有关奥运的话。他认为奥运会是一个很好的窗口，可以让世界更多地了解中国的发展和变化，既可以展示竞技体育水平，也能展示中国的办事能力。”
郭勤英清楚地记得1993年9月的一天，正在读书的邓小平问起“申办奥运会哪天有结果”，得知还要两个星期。23日，在蒙特卡洛大会上，北京以43∶45两票之差负于悉尼，首次申奥未能成功。第二天早上，邓小平从电视上了解到投票结果。他说：“北京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不能说不遗憾，但是增强了自信心和凝聚力。5个国家申办，只能有一个国家当选，落选也不是失败。参与是最重要的。第一次申办就得了43票，宣传了我们国家，已经值得自豪了。”
10月1日，邓小平对刚刚从蒙特卡洛回国的伍绍祖说：“申办不成，没有关系，总结经验。什么许诺都靠不住，不要轻易相信许诺，拿到东西才算数，没有拿到的就不要信。这个道理管好多年。”
此后的一天，申奥代表团成员之一的张百发陪同邓小平浏览北京市容。“在车上，我简要汇报了申办情况。小平同志的几句话让我深受感动，也非常振奋。他说，‘不成功是预料之中的事，最要紧的是办好我们自己的事情，把自己强大起来’。这说明他对当时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有非常准确的判断。他说先要办好自己的事情，更表现出面对任何困难都不会怨天尤人、低头屈服，而是自强不息、努力奋斗。”
“中国能办好亚运会，也一定能办好奥运会”
邓小平逝世一年后， 1998年11月，国务院总理办公会议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先后对申办工作进行了研究，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决定由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北京再一次坚定地踏上了申奥之路。
这时的中国与第一次申办时相比，已发生了新的巨大变化，改革开放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国力日益强盛，国际地位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更加富足，对奥林匹克运动也更加向往。这一次申办，北京志在必得。
2001年7月13日，莫斯科传来喜讯，北京获得2008年奥运会主办权。举国欢腾，中华民族终于看到期盼已久的一刻。
弹指一挥间，从申办成功至今，中国又走过了7年的筹办路程。北京的天更蓝，路更宽，人更美。邓小平当年种下的那棵白皮松巍然挺立，它的周边已成为北京奥运会的中心区域。现代化体育场馆“鸟巢”、“水立方”拔地而起，气势宏大的奥运村正梳妆打扮，喜迎世界各地的宾朋。
民间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1924年，正在法国留学的邓小平为了能够观看奥运会的一场足球比赛，把自己唯一的外套典当，换成球票。如今，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已难以考证。有人说，或许这就是邓小平奥运情怀的起点。正是他的远见卓识与积极促动，一别27年之久的中国奥委会重返国际奥林匹克大家庭；正是他的明确指引与热情鼓励，中国满怀信心、百折不挠地踏上了申办奥运会的漫漫征途；正是他改革开放的雄韬伟略，使贫弱的中国日益强盛，赢得了世界的尊重与信任，迎来奥林匹克运动在古老东方的盛大庆典。
张宝忠告诉记者，当年小平同志就说过，中国能办好亚运会，也一定能办好奥运会。
2008年8月8日晚，第二十九届奥运会将在北京隆重开幕。13亿中国人民向世界伸出热情欢迎的臂膀，五大洲体育健儿在北京搭起的奥林匹克舞台上尽情表达对“和平、友谊、进步”的追求。全球的目光聚焦中国，聚焦北京。当夜空中漫天繁星熠熠闪耀的时候，那是无数颗心在深情地诉说：小平，我们的梦想、您的心愿实现了！让我们在这个不眠之夜共庆同欢！
（ 文 侯露露 /照片均为张宝忠摄）
[ 本帖最后由 琴岛大布衣 于 2008-8-4 12:48 编辑 ] 30年中国体育发展：国运盛，体育兴
１９８４年参加洛杉矶奥运会时，很多中国运动员都没喝过可口可乐，于是他们每天省下一些免费提供的可乐，等着带回国分给朋友。谈起当年的往事，全国政协委员高健感慨说，“现在，给运动员１０个美元，估计他们也不会往回背可乐了。”
转眼已过去二十余年，高健从一名体操队教练升为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主任。但当年的情景至今让高健印象深刻，他认为，这变化也算是中国改革开放巨大成就的一个缩影。
２００８年，恰逢中国改革开放３０周年。在这３０年间，中国重返奥林匹克大家庭，跻身世界竞技体育强国三甲，成功申办２００８年奥运会……中国体育实现了大突破、大发展。
“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今天的经济发展；没有经济发展，中国体育也不会有今天的成就。”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崔大林委员说。
１９７９年１０月２５日，国际奥委会执委会通过《名古屋决议》，恢复了中国在国际奥委会中断２８年的合法席位。１９８４年洛杉矶奥运会，是新中国重返奥林匹克大家庭后在世人面前的第一次展示，也是中国体育健儿全面登上世界体坛的标志。在这届奥运会上，射击运动员许海峰夺得男子手枪６０发慢射冠军，成为本届奥运会首枚金牌得主，同时打破了中国奥运史上金牌“零”的纪录。
而这仅仅是个开始。
奥林匹克运动借改革开放大潮激发了全体中国人“更快、更高、更强”的拼搏精神。在金牌榜上，从１９８８年汉城奥运会的５枚金牌列第十一位，到１９９２年巴塞罗那奥运会１６枚列第四位，再到２０００年悉尼奥运会２８枚列第三位，直至２００４年雅典奥运会３２枚列第二位。
支撑这些成绩的是快速增长的中国综合国力：２００４年，在雅典奥运会上获得金牌丰收之时，中国的ＧＤＰ总量已经是１９７８年改革开放启动时的４４倍，成为全球第六大经济体。
据国家体育总局统计，改革开放以来至２００７年底，中国运动员共获得世界冠军２１３７个，占新中国成立以来总数的９９％；创超世界纪录１００１次，占建国以来总数的８５％。
“从这些数据就能看出，改革开放对中国竞技体育的推动作用有多大，”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王钧委员说，竞技体育的大突破是“国运盛、体育兴”的最好诠释。
体育的本质功能是增强人民体质。王钧委员介绍说，改革开放３０年来，随着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以参加体育运动来防病健身已成为越来越多的人的生活方式：老年人早起去公园打拳，中青年人下班后到健身房进行健身，儿童们则参加各种体育培训班……有关调研统计显示，目前我国约有３７％的人经常参加体育锻炼。
“花钱买健康”的思想也开始在农村地区扎根。王钧委员告诉记者，去年他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视察基层体育工作时看到，即使是当地最为偏远的一个小村子，也拥有一块标准的篮球场和两张乒乓球台。“这在３０年前几乎是难以想像的，”王钧自豪地说。
群众体育也带动了以健身娱乐业和体育用品生产销售为龙头的体育产业大发展。据王钧委员介绍，中国目前从事体育用品生产具有一定规模的企业大概有２５０００家，“中国制造”事实上已占世界体育用品市场份额的６５％以上。而始于１９９３年的中国国际体育用品博览会，参展企业从最初的１００家发展到现在的１０００多家，已成为规模上亚洲最大、世界第三的体育用品专业博览会。
即将到来的北京奥运会更为中国体育产业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北京奥组委上月宣布，２００８年奥运会最大的体育器材供应订单被山东泰山体育产业集团拿下。这个集团３０年前创办时还只是一个生产单一体操垫的家庭小作坊，如今已发展成一家产品达３００多种的现代化体育用品制造企业。
作为民营企业的杰出代表，泰山体育产业集团董事长卞志梁也当选新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他感慨万分地说：“改革开放３０年，中国腾飞的经济正在改变、还将继续改变中国体育的面貌。北京奥运会将把我们集团带到新的高度。”
（ 文 高鹏、章利新 ）
三十年奥运路
中国恢复在国际奥委会合法地位几乎与改革开放的政策同步，2008年第二十九届奥运会后，中国改革也走到了“而立之年”。若从1894年国际奥委会筹备第一届奥运会向中国发出邀请，或者1932年我国第一位奥运选手刘长春到达第九届奥运会赛场来回忆，中华民族的奥运梦已过百年。在这百年巨变的神州历史中，从第一次夺得金牌到成为东道主，我们用变革的力量推动奥运之路的前行，圆了中国的奥林匹克梦想。
曲折的奥运之路
1984年7月29日，普拉多射击赛场的枪声给第二十三届奥运会带来了第一枚金牌，中国射手、27岁的许海峰赢得的这枚金牌成为中国奥运”零的突破”。同时新华社最先向全世界播发了这则消息。为此，日本共同社奥运会报道组负责人带领一位摄影记者特地到新华社办公室表示祝贺。这个“双料第一”，瞬间在国际体育界引起了轰动。
我记得当时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特地从国际奥委会总部驻地赶到射击场，亲自了主持发奖仪式，将金牌颁给许海峰。当时他激动地宣布：“中国获得本届奥运会第一枚金牌。这是中国体育史上伟大的一天，我为我能亲自把这块金牌授给中国运动员而感到荣幸。”后来听说，邓小平同志从电视中看到萨马兰奇将第一枚金牌挂到许海峰胸前时，非常兴奋。
中国体育界人士都深知，在奥运会金牌零突破的背后，在争取体育界合法权益的道路上，中国走得极为曲折。
1956年第16届奥运会时，国际奥委会某些负责人制造了“两个中国”，允许台湾参加奥运会。1958年8月，中国宣布与国际奥委会断绝关系，同时退出十多个国际单项体育组织。因为当时国际体育界有规定，凡是会员组织下属的运动员，都不能与非会员组织下属的运动员同场进行比赛，否则将会受到有关国际体育组织的处罚。自此中国体育一直处于远离国际赛场的状态。
1974年的伊朗德黑兰亚运会是我们首次参加亚洲规模的赛事。由于亚运会的组织管理工作是由亚洲体育委员会(现为亚奥理事会，中国于1973年9月18日加入 “亚洲运动会联合会”)负责，受国际体育组织影响较小。同时，我们与伊朗关系良好，并在亚洲体育界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国参加德黑兰亚运会已是顺理成章，更是亚洲所有国家的共同愿望。尽管个别国际单项组织在亚运会前威胁要处分与中国运动员一起比赛的别国运动员，但赛后，鉴于中国运动员的出色表现和中国在国际上愈来愈大的影响力，处罚之事只能不了了之。
其实，从1972年爱尔兰人基拉宁勋爵当选为国际奥委会主席后，国际奥委会中以他为代表的有识之士已经开始积极要求重新考虑解决中国在国际奥委会中的代表权问题。1979年，国际奥委会提议采取通信投票，而非传统的当场记票方式，征取有关中国加入问题的意见。通信投票使得“美国意见”对于委员的控制力减弱，最终大多数委员同意接纳中国成为会员国，将原“中国台湾”变成了“中国台北地区”。
于是在1980年2月，中国代表团第一次参加国际奥运会的正式比赛活动——第十三届美国普莱西德湖冬奥会。但由于那时我国的冬季项目并无优势，所以此次出征并未给世界体育界留下更多印象。本来，中国也打算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夏季奥运会，但是由于前苏联派兵侵略阿富汗，我国取消了原先的计划。第二年，何振梁成为中国第一位国际奥委会委员。
此后的几年时间，中国与国际奥委会的关系愈趋良好，参加1984年洛杉矶夏季奥运会在我们看来条件已经成熟。虽然中央尚未宣布参加决定，但从内部来讲，我们已经做了大量准备工作。也正是这样，四年后中国夏季项目运动员在洛杉矶赛场上的表现，轰动了全世界。
体育带世界跨越中国改革的“窗口”
1983年初，新华社总编室通知我作为国内新闻代表，应洛杉矶奥运会组委会的邀请去洛杉矶参观筹备工作。但是后来由于一些国际风波，一切与美国间的文化体育交流活动都要暂停，此行也被无限期搁置。但是，我们报道洛杉矶奥运会的准备工作并没有停止，其中包括填写洛杉矶奥运会组委会发给新华社为了报道奥运会对奥组委的各项需求的调查表。
7月，我从加拿大埃德蒙顿参加完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回国后，总编室通知我开始筹备参加奥运会报道和组建新华社体育新闻编辑部的前期准备工作。报道奥运会，对于其他国家的通讯社和报纸来说，是轻车熟路，经验丰富。但新华社却是第一次，且没有一支能担当奥运会报道任务的记者编辑队伍。于是按照党组决定，我把分散于各编辑部的专职体育记者和编辑都集中起来组建新华社体育部，却依然只有十几个人，其中大部分人的外语水平还很差。同时组织招收大批懂英文、新闻写作又热爱体育的大学毕业生和研究生加入。现在新华社体育部的业务骨干都是体育部成立初期选拔培养起来的。
那时，国际奥委会分给中国采访奥运会的文字记者名额不多，摄影记者更少。而由于新华社有向全国供稿的任务要求，作为国家社又要对外向国际通发报道，所以占了大多数名额。但中英文同时进行，报道任务很重。那时的新华社还是国际媒体中的一支新兵，除人手少、缺乏经验外，设备也和国际相差很远。当时西方新闻媒体已开始使用初级电脑写稿和通讯，而我们还是依靠手和笔写稿。但就在落后的情况下，新华社在第一天发送许海峰夺金的新闻时，就抢在了所有西方通讯社前面。
奥运会开幕后，除了每天处理稿件外，我还兼管新华社外事，接待所有到新华社办公室来的客人，包括外国新闻记者。因为中国首次参加夏季奥运会，各国代表团和新闻单位都对中国抱以浓厚的兴趣。大多数国家、特别是要申办1992年冬夏季两届奥运会的城市，都邀请新华社记者去参加他们的市长工作早餐会。作为新华社的代表，我每天7点钟就要起床赶赴他们的驻地饭店，之后还要负责一天的外事联络或报道工作，通常再回到临时住所时，天已经微微亮了。
洛杉矶奥运会时，我们的夏季运动项目还不像现在这样强大，乒乓球和羽毛球尚未列入比赛，只有体操、跳水、射击、举重有机会冲金。但谁也没有想到，这届奥运会开幕后，中国选手一鸣惊人，勇夺首金，更在世界奥林匹克历史上增添了一抹夺目之色。
接下来的比赛，我们入账的金牌一块块增多，首次加入夏奥会比赛的中国最后竟以16金的成绩名列奖牌榜第四名。体操队的李宁更以三金一银一铜的成绩，成为国际体育界的新星，这在奥运举办期间也引起了很大轰动。美国很多女孩对李宁这个亚洲小伙子一见钟情，中国代表团收到了100多封写给李宁的求爱信。
由于中国选手的出色表现，引起了美国人的极大关注和兴趣。那时在美国，只要打开电视机，除了美国的运动员外，中国选手的镜头最多。当时我的一个美国朋友给我打电话感慨说，我每天都能看见电视里频繁播放中国又赢得金牌的消息。中国领导人曾陆续访美，但在普通美国人眼中，那只是政治家关注的事情。而中国体育代表团这次在洛杉矶奥运会的表现，却深深地刻印在美国民众心中，在全美国引起了轰动。
1984年的奥运会让国际体育界、国际奥委会、体育媒体和关心体育的各国人民，第一次看到了改革开放以后正在走向振兴的中国。这之前虽然已经对外开放了近五年，但世界其他国家对此显少有直观感受。此次中国奥运会代表团引领世界的目光跨越了政治环境的边界，透过中国改革的“窗口”，无数的人在震惊后开始关注和议论中国的巨大变化。
同时，中国参加的这次奥运会是被苏联和东欧等19个国家联合抵制的，中国参加行动的本身，在美国民众中间就引发了亲近感。当中国代表团进入会场时，全场9万多名观众起立，热情欢呼。现任美国奥委会的主席彼得?尤伯罗斯，也就是当年洛杉矶奥组委主席回忆到，中国的参加改变了整个奥运会的面貌。
“中国拯救了洛杉矶奥运会。”这是美国《纽约时报》最近发表文章时引用尤伯罗斯当年说的话。尤伯罗斯最近在北京说：美国代表团必须参加北京2008奥运会。回望历史，任何抵制或不参加的行动都是不明智的，是错误的。
在洛杉矶奥运会进行的过程中，国际奥委会很多委员就不断向我询问，中国为什么能拿这么多金牌以及中国何时办奥运。在之后几年时间里，这都是我参加国际奥委会的全体委员会议中最常听到的问题。变化巨大的中国引起了无数人的好奇和关注，那时国际体育和新闻界都希望中国举办一届奥运会，让各国都有机会到中国目睹改革开放的巨大成果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也第一次走进了国外除政治以外的其它人群。
但由于经济体制改革尚在起步到全面展开的阶段，国家财政实力和人民消费水平等方面还有诸多考虑，中国政府一直没有宣布申办奥运的计划。
直到1990年7月3日，86岁高龄的小平同志第二次来到亚运村视察新建的亚运会场馆，站在附近的高架桥上，看到眼前宏伟的建筑群，满意地问伍绍祖和张百发:“你们办奥运会的决心下了没有，为什么不敢干这件事呢？建设了这样的体育设施，如果不办奥运会，就等于浪费了一半。”这时距北京亚运会开幕还有两个多月。小平同志这一问，使中央最后下了决心。
（文 章挺权 ）
30年改革开放让奥运梦想变现实 “2008年奥运会在北京举行，可以看做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后接受的一次‘****礼’。”北京奥运经济研究会执行会长、北京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陈剑日前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如是说。(7月31日《新华网》)
伴随改革开放的脚步，中国奥委会在1979年重返国际奥林匹克大家庭。1984年，中国运动员重返在洛杉矶举行的夏季奥运会赛场，许海峰还夺得男子手枪60发慢射冠军，成为洛杉矶奥运会首枚金牌得主，同时打破了中国奥运史上金牌“零”的纪录。当时，《洛杉矶时报》发表评论：“中国人刚一回到奥运会，就迈出了当仁不让的步伐，令人不安。”1991年，在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办了亚运会，还要办奥运会”的精神指导下，中国政府正式向国际奥委会提出申办奥运会，当时申办的主题口号就是“开放的中国盼奥运”。
到1993年9月，尽管中国改革开放已走过15年的历程，但北京在蒙特卡洛以两票之差与2000年奥运会的举办权失之交臂。这其中固然有少数西方国家从中作梗，但也与当时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底子还比较薄弱，开放的程度和走向世界的脚步有限，以致国际上对中国存在一些疑虑有关。
第一次申奥失利后，中国人并没有放弃梦想，可以说是卧薪尝胆。记得当时《人民日报》的那篇名为《坚定不移地走向世界》的社论就表态说：开放的中国盼奥运，开放的中国完全能够办好奥运。办奥运，不论是今天还是以后，都是中国人民的强烈愿望。这篇文章还指出：中国要想办成一两件大事，要想在世界上被人了解和信任，最重要的是自己要有志气，首先把国内的事情办好。得而不骄，失而不馁，这是中国人民应有的气度和风范。
正是在这种精神指导下，此后的几年，中国一心一意地着力把国内的事情办好。1998年，北京宣布再度申办奥运会。2001年7月，北京以较大优势获得了2008年夏季奥运会的主办权。此时，经过20多年改革开放的中国，已经与1993年时的情况完全不同。作为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 2001年中国的GDP已达到10.97万亿元，国家财政收入达到1.64万亿元，进出口总额达到5096.5亿美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建立，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基本形成，开放型经济迅速发展。也就在这一年，中国还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正如当时的北京奥申委体育主任、北京两次申办的主要陈述人楼大鹏深有感触地说：“申奥最终还是靠实力说话，北京能成功的关键因素还是改革开放让北京在各方面都取得了很大进步。”
与此同时，奥林匹克运动借中国改革开放大潮激发了13亿人“更快，更高，更强”的拼搏精神。在金牌榜上，从1988年汉城奥运会的5枚金牌第十一位，到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16枚第四位，再到2000年悉尼奥运会28枚第三位，直至2004年雅典奥运会32枚第二位，支持这些成绩的，是快速增长的中国综合国力。
随着2001年申奥的成功，此后7年的奥运会筹办工作，再一次见证了中国进一步开放的过程。无论是从申办报告的招标制到国家体育场“鸟巢”等奥运场馆的设计建设实行“政府引导、市场化运作”的建设和运营模式；还是从“绿色奥运、科技奥运、人文奥运”等理念提出到北京奥运工程向全球招标， 一连串改革创新之举，都记录着中国在改革开放道路上前进的脚步。同时，在奥运会筹办过程中，不仅我们从国外学到很多先进的规则惯例、管理方式和文化文明理念，外国人也对中国有了更多更深的了解。
如今，北京奥运会举办在即。期待她能成为推动中国改革开放继续深化的新起点。正如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许光建副院长所说：“我们筹备北京奥运会所做的一切，不仅仅是为办好这届奥运会，更是以此为契机，为今后的发展奠定扎实的基础、提供广阔的空间。”
（ 文刘纯银 ） 北京奥运会：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一次“****礼” 新华网北京７月３１日电（记者李柯勇 李斌 刘刚）“２００８年奥运会在北京举行，可以看做是中国改革开放３０年后接受的一次‘****礼’。”北京奥运经济研究会执行会长、北京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陈剑日前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如是说。
在陈剑看来，３０年前因改革开放而获得新的发展动力的中国，如今的风貌恰似一个初届成年的年轻人，政治、经济、社会日益成熟，充满活力，朝气蓬勃。北京奥运会的举办，就是世界对中国的巨大进步高度认同的里程碑式标志之一。既然是年轻人，就必然还有不够完善的地方，行为举止、思维习惯尚需进一步磨砺。而举办奥运会，则是对中国经济实力和社会管理能力的一次全面考验。
１９９３年北京第一次申奥时以两票之差败给悉尼。站在１５年后的今天，如何看待这件事？上世纪９０年代初创立了首都经济研究会的陈剑认为，差距仅是两票，这说明国际奥委会中相当一部分人早就希望把奥运会交给中国人办，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当时中国软硬两方面的实力还不足以承载如此宏大而复杂的一次盛会。
“这１５年，正是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更是中国加速发展的时期。”他说，这一时期，我国与奥运相关的发展建设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基础设施。如今，“鸟巢”“水立方”等奥运场馆的落成，引起了世界的惊叹，它们足以代表当今世界建筑的一流水准。而在１５年前，无论从施工技术还是设计理念来看，这样的建筑都还是难以想象的。
近年来，北京及奥运协办城市的基础设施水平快速提升。以轨道交通为例，２００１年北京地铁只有约５４公里，在整个公共交通系统中的客运量分担率只有１０％左右，大大低于世界先进水平。而到今年７月，轨道交通总里程已达到２００公里，缓解了城市交通拥堵状况，提升了城市运行效率。
发展理念。上世纪９０年代，“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难循环、低效率”的粗放型发展模式主导着中国经济，并让我们付出了沉重的资源环境代价。而今，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我国着力构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并提出了“绿色奥运”的理念。
北京加快产业结构调整，积极推动节能减排，正在向建成一座拥有青山、碧水、绿地、蓝天的生态城市迈进。以空气质量为例，１９９８年，北京全年空气质量达到二级以上的天数为１００天，仅占全年总天数的２７.４％；而２００７年，这一指标为２４６天，占全年总天数的６７.４％。
服务体系。近年来，与奥运有关的第三产业得到快速发展，形成了以金融保险、商务服务、现代流通、信息传输、房地产、旅游会展和文化体育等为主导产业的现代服务业体系。到２００７年底，北京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已从２００２年的６１.３％提高到７２.１％。
“这一切，是举办一届高水平、有特色奥运会的坚实基础，更是我国经济社会取得全面进步的突出体现。”陈剑说。
一个年轻人，要想真正成熟起来，必须在实践中接受考验。从１９９８年特大洪水、２００３年非典疫情，到今年的南方雪灾、汶川大地震，中国经受了多次严峻考验，而举办北京奥运会又是一场完全不同的考验，因为这一次“现场评委”更多，规则更严格，参照系更加国际化。
陈剑指出，奥运会是人类目前规模最大、元素最复杂的集体活动之一，要成功举办，必须具备极高的社会管理水平，而奥林匹克理念就是最好的检验尺度。
他说，比如“公平”的理念。公平竞争是奥运会的核心思想，也是市场经济最核心的原则。目前我国社会存在的诸多不和谐因素，归根结蒂就是没有贯彻这条原则。而举办奥运会则要求在赛场内外都严守国际奥委会制定的游戏规则，公平处事。对此，一些中国人还不习惯，只能在实践中去逐渐适应，慢慢体会它对社会发展的深远意义。
再比如“宽容”精神。任何一届奥运会都不会只有美好的赞扬，必然会出现尖锐的批评之声，甚至会有游行示威。北京奥运会已经确立了对世界媒体全面开放的原则，并且专门开辟了三个游行示威区域，但是当不同的利益诉求出现时，我们能不能真正一以贯之地以宽容心态坦然面对？这也需要在实践中得到验证。
“这些东西是无形的，却比对物质实力的检验要求更高，它们要求更高的文明素质和社会成熟度。”陈剑说，“北京奥运会是检验我国改革开放３０年积累的治国理政经验的一个不可替代的良机。”
他认为，奥运会对我国经济的直接影响是有限的，更重要的是它将激发我们产生新的发展智慧。可以预期，多年以后再回头来看，中国的新的变化和进步将有相当部分源自北京奥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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