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安”瓮安背后的故事
“不安”瓮安背后的故事http://news.QQ.com 2008年07月10日10:47 南方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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瓮安，“不安”的县城
“‘6·28事件’看似偶然，实属必然，迟早都会发生” ；从一个初中女生的非正常死亡，到县城震动，举国关注，中间不过短短六天。
按：瓮安事件出现，省委书记说有深层次原因，哪些原因呢？退下来的公安局长说警局与黑帮有勾结。而水电站移民过程中的冲突、黑帮势力的横行、暴力事件屡现不止……等等，都可以为这起事件作一个注脚。
·他们慷慨解囊，在她的身上寄托了寻求公正的愿望，拿出或多或少的钱捐给李树芬的家属。捐款者包括贩夫走卒。“有的农民，卖一天的菜，也没有多少钱，十块八块的全部拿了出来。”
·“大人砸倒比较少，主要是小孩在砸，可能是初中的，我们高中的还在考试。”每砸一下就有群众在欢呼：“烧得好，砸得好。”
·在街上的汽车被点燃时，公安人员劝阻不了，但一个商店的小老板说：“那辆车是我的，要用，你们就不烧了”。打砸人员果然放过了这辆车。黔南州委书记感叹：“为什么打砸人群不听我们的话，却能听他们的话？为什么干群关系会紧张成这个样子？”
·6月26日，突然有两个戴着面纱的人闯进小店，一人掏出一把手枪，指着敬铁民一家三口的脑袋，“不许动，动的全部枪毙。”听上去是瓮安口音。一家人还是报了警，对方要求他们打另一个电话，敬铁民怒了，“这是你们应该管的啊。”
·前年，三中的一名学生刚出校门就被杀了。上个月，一名女中学生突然“不在了”，最后在玉米地里找到了尸体，至今案子也没有破。据该县警方通报：2007年9月12日、9月19日、9月22日和9月26日，在瓮安县城区的县审计局宿舍、金龙花园、北门水井、步行街等处，连续发生4起爆炸案，系列案件至今未破。
·贵州省委副书记王富玉认为，有的干部队伍不纯洁，与黑恶势力相互勾结，充当黑恶势力的“通信兵”和“保护伞”
《南方周末》记者 丁补之 发自贵州瓮安
http://img1.qq.com/news/pics/11582/11582660.jpg陷入悲痛和无助中的李树芬家人。 刘震/摄
在贵州瓮安县三中初二六班女生李树芬6月22日死亡当天，法医初步鉴定后，其家属被告知死因为“自杀溺水身亡”，三位现场当事人被释放。
第二天，其父李秀华提出质疑，提请再度全面尸检，并呈上急案侦破申请。
李树芬死后第四天，小城里传言四起。她的幺叔李秀忠在县公安局和民警发生冲突后，在路口被多名不明身份人员殴打，案件至今未破；其父加急申诉，要求政府“破案惩凶，以平民愤”。
死后第七天，从数十人高举条幅的游行，到瓮安县委县政府和公安局办公楼被烧砸，逾万人聚集现场。
李树芬的家人现在已不愿过多谈论她的死因。少女李树芬不会想到，她的死，会让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直指：“瓮安不安，群众没有安全感，老百姓不敢讲真话。”
在这短短六天中，围绕一个女生的死亡，逐渐累积的冲突和随之四起的流言如何引爆了一座城市？在这六天背后，又是怎样一座“不安”的县城？
沉默的西门河，四起的传言
事件的发生在最初并无征兆。李树芬死亡当天，她的家人并没有更多的质疑。同一天上午，三名事发时在场的当事人因被警方认为没有作案嫌疑，而被释放。
当李的家属去派出所找当事人时，发现都已经不在派出所。几乎同时，这三个人开始出现在传言中，“元凶是县委书记的亲侄女，另两个男生和派出所所长有亲戚关系，死者是被奸杀”。
“亲人都陷于沉痛的悲哀中，一直没考虑到死者溺水前的关键性疑点，故没有提出剖腹及对下部分身体尸检。”李秀华如此描述最初的状态。
为保存遗体，李树芬的“干爹”谢青发为她租了一口冰棺，每天120元，冰棺被摆放在出事的大堰桥桥头。这座宽不到1.5米的水泥桥，两侧护栏高约半米，桥下约数十米宽的西门河流过，河中水草摇曳，最深处超过两米。河边并没有开阔地，冰棺被放在一个临时搭建的油布棚内。
有围观者信誓旦旦说暗夜里听到过令人毛骨悚然的凄厉“救命”声；有人说在岸边看到避孕套和血迹；河沿的一处青草地，被认为是作案现场。
少女李树芬之死，和官员、无良警察、冤情的传言裹挟在一起，传遍了这个不大的县城。
李树芬的家人开始认为有冤情存在，他们在6月23日提出再度尸检。现场见证尸检过程的外婆陆素珍肯定地说，尸检时“肚子里没有水，咽喉处有药丸”。
越来越变形的传言，流传在瓮安的大街小巷：“16岁的李树芬，因考试没给同班的一个女生抄写而被杀害”；“死者脖子多处伤痕！显然是被掐死的”；“瓮安副县长的儿子伙同另一个社会青年把瓮安县三中一女生淫秽***并残忍杀害丢入瓮安县西门河……”
这个逼仄的地方，成为了一个舞台。从早到晚，闻讯而来的人群络绎不绝。人们带着自己生活中的不满来看这个死因不明的女孩。
他们慷慨解囊，在她的身上寄托了寻求公正的愿望，拿出或多或少的钱捐给李树芬的家属。多位市民对记者称，他们听说有人最多捐了三千。“那人对她的亲属说‘钱你拿去打官司，我们支持你到底，不打官司的话就退给我’。”如同亲眼所见。
捐款者包括贩夫走卒。“有的农民，卖一天的菜，也没有多少钱，十块八块的全部拿了出来。”一位目击者说，捐款总数过万。
6月25日，发生了新的意外。在公安局，李树芬的幺叔李秀忠和民警张明发生冲突。事后，官方的材料说“两人发生扯皮李被打伤并不存在”，而李秀华在申诉上却说，他的弟弟李秀忠“在接受公安干警询问前就惨遭警察施以警棍与脚击伤”。
接着，李秀忠被主管单位县教育局叫去问话。随之在瓮安保险公司附近，李秀忠又遭到飞来横祸：他被几个身着便装的人暴打一顿。
李秀华自己在《加急申诉》中写道：“李秀忠被打……七孔流血，昏迷不醒，生命垂危。”并称，“爱女李树芬被他杀溺水，公安不予立案侦破……”
这段经过又马上出现在传说中：“死者家属去报案，公安局反将死者亲叔叔打成重伤，放出后再唆使黑社会毒打，致其下午4时许医治无效死亡。”
“冤情”愈发渲染扩大，传言愈烈，但这些被政府明显忽视了。西门河水无声流淌，没有人注意到这里发生了什么，但一些幽微的变化却在酝酿积蓄之中。
到6月28日上午，瓮安县公安局向李树芬家属发送了《尸体处理催办通知书》，里面提到了李树芬是“自己跳河溺水死亡”，“死因已查明，李树芬尸体没有继续保存的必要”，限李家于6月28日14时前将李树芬尸体领回安葬，“否则，公安机关将依法处理”。
这激起了围观者的不满。到这天下午3点左右，两名高举“为人民群众伸冤”的白色横幅的中学生走在前面，数十人跟随，他们打算为李树芬游行请愿。
这些人当中，没有一个是李树芬的亲属。
无助的村庄，加入游行的移民
从大堰桥出发，折行一段，游行队伍喊着口号，走上了老环城路。
在老环城路一带的七星村，住着上千水电站工程移民。“6·28事件”之后，7月3日，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说，这次事件，表面的、直接的导火索是女中学生的死因争议，但背后深层次原因是当地在移民安置、建筑拆迁、矿产资源开发等工作中，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情屡有发生。
石宗源所称的“移民安置”，便包括七星村的上千移民。这些移民，来自贵州省最大的水电站——构皮滩水电站工程。该工程涉及瓮安县内水库移民逾4000人，其中农业人口3000多人。早在2004年，因为安置补偿问题，移民核心来源区江界河村村民与政府工作人员之间就发生过纠纷。
村民回忆，2002年下半年，移民安置工程开始启动，整个江界河村九百多人都属移民之列，当时移民局列出的生产安置费约每人1.9万元，村民们普遍认为这个价格过低，移民局有截流相关费用。
另外在土地补偿方面，村民们也认为，果木的补偿价格太低，按照国家标准，果园每亩补偿1.6万多元，而他们得到的补助是每棵100元，折算每亩约7000元。一个对比是，邻近水文站获得的补偿是每棵1000元。
2004年12月，在时任县长王勤带领下，包括省、州、县三级移民系统和长江委人士在内，来到江界河村。“我们问他们补偿为什么这么低。”村民说，“双方没有谈拢，他们讲不清楚，我们就不放他们走。”
群情激昂的村民们扣住了车，封锁了路。因为江界河村邻近余庆、湄潭、遵义、开阳四县，其他四县的水库移民闻风而动，共有逾千人赶到了江界河以期“讨一个说法”。当时五县共有二三千移民驻扎在了江界河村。
包括县长在内的政府官员们被迫在此逗留了三天三夜，双方依然未能达成谅解。最后，当年12月16日，村民们等到的是大批的武警和公安。
冲突一触即发，据村民自己统计，有包括妇女儿童在内多人受伤。
“我们打120，没有人管。自己把伤员送到乡卫生院，他们也收到命令不允许收留病人。最后还是我们自己买来药品，给伤员包扎治疗。”上述村民说。
最后在武警、公安的护送下，官员们最终得以离开。
事发半年后，经多次协商，政府提供给34名伤员共计5000元医疗费，方才了结此事。但移民安置补偿问题依然悬而未决。
两年多后，2007年3月底，江界河村民们都收到乡政府通知，被要求在3月31日前搬迁完毕，“逾期不迁，后果自负”。
2007年4月6日，在瓮安县政府负责人带领下，包括县移民开发局和公检法在内，逾百人的队伍开进江界河村，该村所有房屋被挖掘机强制拆除，拆迁者还将部分木屋点火焚烧。
不仅如此，拆迁者锯断了水位线下所有的果树，扯掉了全部的庄稼，未长成的青苗则被喷洒除草剂毒死。当时，桃李已经开始成熟，还来不及采摘。“当天晚上下起了大雨，东西全都被淋湿，人只好随便拉一些油布躲雨。”伤心的村民们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如今原有的村居一片瓦砾，杂草丛生。
时至今日，仍有54户二百多位移民留守村中。他们没有接受政府的任何补偿，在水位线上搭起临时草棚，全家人住在狭小的窝棚下，无水无电，仅靠水位线上幸存的田地和果树为生。甚至去乡政府做临时建筑工，也会被告知不需要他们这样的移民。“我们只是希望政策透明，补偿到位，可以在水位线上，安居乐业。”但他们只能依然在无望中等待问题的解决。
搬到七星村的上千移民，虽然接受了补偿安置，但他们同样认为，当时的补偿过低，他们目前依然为此而奔走。
6月28日，在游行队伍经过后，一些原本为了补偿问题而奔走的移民就此出现在了队伍中。 活跃的黑帮，困顿的矿区
通过老环城路，这支由中学生领头的游行队伍拐到了北东路。北东路上坐落着瓮安三中，正是死者李树芬生前就读的学校。
“学校安全感不够，一些同学也加入到帮会，他们还拿来显耀，耀武扬威。”李树芬所在的三中初二六班，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男同学说。
他说，在三中校门口，下午5点多放学后，几乎每天都有人打架。群架或者单挑，带着马刀、匕首、木棍等凶器。打架者包括学生和游荡在社会上的“小混混”，来自盘踞县城的各帮派。而据三中教导处的两位老师称，“学生打老师在这里也不是新鲜事了。”
另一名学生介绍，加入帮会不仅是差生和男生的“专利”。在瓮安，要想安心学习，不为人欺，也必须要加入帮会寻求“靠山”，女生也是如此。
帮派成员并非仅活跃在学生间，这仅仅是帮派的最底层。据一位曾投资开矿的当地人介绍，在“金字塔形的结构”的上端，黑恶势力或隐性或张扬于矿区，甚至与官权相勾结，以谋取利益。
“如果不接受帮派的条件，一些矿很难能开下去。”上述人士说，条件包括收取保护费；或者控制矿石的外卖，或者在矿企里享有干股等等，有些帮派成员则自己开矿。
在矿企和帮派夹缝中尴尬生存的，是矿区的村民。
在李树芬的老家、磷矿丰富的玉华乡，记者在牛宫村看到，流经村子的水，呈灰白的混浊。村民们说，从2002年开始，开矿就污染了村子的水源，并导致人畜饮水困难，庄稼绝收。但村民们向政府的投诉得不到回应，矿企则完全不予理睬。
不仅如此，开矿还带来水土流失，失去田地的村民只能得到很少甚至得不到矿企的赔偿。
在玉华乡岩根河村田坝组，随着矿井的掘进，村民们发现，地下水位越来越低，至2007年，一口农井完全干涸，他们失去了主要的水源，人畜饮水以及灌溉用水发生困难。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村民介绍说，田坝人找矿企理论，但对方称水位是自然下降，他们又多次找县、乡政府，但诉求得不到回应。他们无奈之下一度对矿企采取断电、堵井的行为，双方发生纠纷。
同年2月，新的开矿者来到田坝组，田坝村民提出开采前应达成协议，如果开矿过程中，影响了另一处仅剩水源的水位，须进行相关补偿，双方协商无果，村民们组织起来堵住了矿井。
这位村民说，随后3月15日瓮安县组织的工作组前来调解，村民们提出“一天不解决水源问题，一天不放人”，工作组被堵在村中三天三夜后，才得以离开。
到了去年4月29日，县政府通知村民代表前去开会“解决问题”，当天共有包括村长、支书在内的14位村民代表前往县政府大楼会议室。但据一位在场村民说，会至中途，县公安局突然来人，带走了11名代表。
协调会变成了鸿门宴。“村里的人听说代表被抓了，几乎全组人赶到了县城。在公安局，他们拉起警戒线，不让我们和代表见面，混乱之中，双方发生冲突，连代表在内，全组共有22人被抓。”上述在场者说，事后，这些村民被认定为冲击政府机关。
死者李树芬的“干爹”谢青发，正是玉华乡田坝组人，也曾参与上述事项。
几乎同样的行为，不知是江界河村民的幸运还是岩根河村民的不幸，上述村民代表中，最后有7人被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判刑，最短的两年，最长的六年。
当游行队伍经过，对于纠结一体的政府工作人员与黑帮组织隐忍已久的矿区居民也被瞬间点燃，尾随的人越来越多。一位目击者说，道路两边的许多商家甚至临时停止了营业，拉下卷闸门，紧紧跟随。
7月3日，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认为，在处置一些矛盾纠纷和群体事件过程中，一些干部作风粗暴、工作方法简单，甚至随意动用警力……一些干部工作不作为、不到位，一出事，就把公安机关推上第一线，群众意见很大，不但导致干群关系紧张，而且促使警民关系紧张。
贵州省委副书记王富玉认为，有的干部队伍不纯洁，与黑恶势力相互勾结，充当黑恶势力的“通信兵”和“保护伞”。
“6·28事件”后，贵州警方迅速成立专案组，并在一周内排查出分属六个帮派的涉案黑帮人员共计249名。其中最大的“玉山帮”组建于1998年，有大小头目五十多人。存在于瓮安10年的黑帮，一朝倾覆。
7月3日，瓮安县公安局局长和政委被建议免职；随后，7月4日，该县县委书记王勤、县长王海平被免职。
不安的小城，脆弱的干群关系
当游行队伍离开北东路，来到文峰中路时，人群已经从最开始的数十人，聚集成了千人之众。
事后总结此次突发事件的教训时，7月2日下午，在黔南州深化打黑除恶专项斗争动员大会上，该州州委书记吴廷述质问在座12县市的党政负责人，事情6月22日发生，瓮安也重视了，并成立了工作组，一直到28日上午还在谈，“怎么到了下午3点，突然就变了呢？”
吴廷述表示，想不通怎么开始是两三百人打横幅，到了县政府已有四五千人，这过程中政府怎么就没人知道，没有人疏导？ 沿着文峰路，沿街商铺中最多的是“寄卖行”和“休闲按摩”，一位知情者说，“寄卖行”的实质是当铺和高利贷，背后则是帮派，甚至公职人员隐没其中。
瓮安官方资料对该县的介绍说，瓮安是革命老区县、全国绿化造林百佳县、全省双拥模范县、全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平安工作红旗县。
但一位出租车司机称，瓮安是个不安的城市，“晚上11点钟后我肯定要回家了，那时候就是帮派出没”。一位名叫冯中明的家长则向记者哭诉，自己9岁的儿子在去年被人毒死，但至今求告无门。
就在6月28日前两天，6月26日晚10点多，文峰路上“长沙水泵专营店”的老板敬铁民就遭遇了一起蒙面持枪抢劫。“两个人各拿一支枪，大模大样就走了进来。”敬铁民说，两把枪指着他的头，要他拿出所有的家当。歹徒放下卷闸门，撕开床单将敬家三口绑住，抢走敬家两部手机和敬铁民身上的1000元钱后离开。“我拨打110，四十多分钟后警察才赶来。”敬铁民认为警方动作太慢。
前年的一天晚上，三中的一名学生刚出校门就被杀了。上个月，一名女中学生突然“不在了”，最后在梅子树的一块玉米地里找到了尸体，是被人勒死的，至今案子也没有破。
“我每天都要去接孩子回家，否则我会不安心的。”一位石姓家长说，虽然孩子上高中了，但是社会太乱，不放心。当地流传着“好人散了伙，坏人结了帮，治安搞不好，难以奔小康”的顺口溜。
公开资料显示，据该县警方通报：2007年9月12日、9月19日、9月22日和9月26日，在瓮安县城区的县审计局宿舍、金龙花园、北门水井、步行街等处，连续发生4起爆炸案，系列案件至今未破。
贵州省委副书记王富玉认为，瓮安发生“6·28”事件的一个深层次原因是社会治安状况差。对县城有组织的帮派虽有打击，但未从根本上铲除，“两抢一盗”、打架斗殴案件时常发生，年发刑事案件达600-800起，破案率仅为50%左右，发生的一些刑事案件不能及时侦破，积案较多，群众缺乏安全感。
在街上的汽车被点燃时，公安人员劝阻不了，但一个商店的小老板对人们说：“那辆车是我的，要用，你们就不烧了”。打砸人员果然放过了这辆车。
黔南州委书记吴廷述据此感叹：“为什么打砸人群不听我们的话，却能听他们的话？为什么干群关系会紧张成这个样子？”
“6·28”之后，在瓮安，每天从早到晚，县城里督促打砸抢烧人员自首的广播一直不断，大街上列队的武警和警察不时走过，在县党委和政府大楼路口，有武警24小时站岗。一位出租车司机对记者说，“这是瓮安治安最好的时刻。”
最生动的对话发生在省委书记石宗源和一家盲人按摩店从业人员之间。当问起店主住在县公安局旁边觉得是否安全时，面对店主欲言又止的回答，石宗源表示歉意说，“我们党委和政府的工作没有做好，瓮安不安，群众没有安全感，坏人越来越多。”
而该店中一名打工人员不愿透露姓名时，石宗源再次自责：“瓮安不安，老百姓不敢讲真话，是我们的责任。……政府不能打击坏人，让老百姓受苦了。瓮安不安，正不压邪。”他为此三度向瓮安人民道歉。
“事件发生时先是有学生游行，然后聚集了上千群众围观，但事前党委、政府和公安机关都没有任何信息。信息不灵，思想准备不足，应急预案没有，以至于事件发生时束手无策。”7月3日的会议上，王富玉认为，“概括地讲，当地积案过多，积怨过深，积重难返。”
“‘6·28事件’看似偶然，实属必然，迟早都会发生！”石宗源说。 愤怒的人群，一触即发的现场
6月28日下午3点半，在文峰路上，瓮安市民胡师傅看到，游行的队伍浩浩荡荡，人们高喊着口号，向县委和政府大楼进发，他加入了这个队伍。
当队伍来到县委和政府办公楼时，人群已汇聚了逾万之众，里面有学生、移民、店主、碰巧在县城的村民、服务员、按摩女，甚至公务员、警员家属，男女老幼——这个县城的所有阶层。
胡师傅说，在县委和政府办公楼，带头的学生从一楼走到五楼，并没有找到相关的人员。当天是星期六。
“如果这时候有负责人出来和大家协调沟通，哪怕有个人拿喇叭喊几句疏导一下，都可能不会发生后来的事件。”胡师傅认为。
因为李树芬事件是由公安局处理，游行的人群转而前往县公安局“讨一个公道”。
一直靠前的胡师傅看到，警察在门前拉起了警戒线，让两位学生进办公楼大堂沟通。“他们一把扯过了条幅，学生不允，伸手夺回了条幅，双方发生了冲突，学生和警察之间，发生了扭打。”胡师傅说，“见到学生挨打，更多的人冲过警戒线，冲进去帮忙。”
这时候，全副武装的防暴队员出现在视野中，他们的警棍伸向人群。
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此后指出：“决不能动不动就把公安政法机关推到第一线，更不能用人民民主专政的手段来对待人民群众。否则，岂非咄咄怪事！”石宗源并要求，要严查彻究在此次事件中严重失职渎职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责任。
人群哄然，见到学生被打而愤怒的人们操起手中的矿泉水瓶、公安局办公楼前的花钵和随手能触及的任何物品，砸向县公安局大楼。
“完了。”胡师傅说，那一刻他意识到，人群已然失去了理智，局面再也无法控制了。
这时候，导火线是什么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如同积聚已久的火山偶然找到一条原本微小的缝隙，一座“不安”的县城就此爆发。
（钱昊平、郑廷鑫、罗道海、王霞对此文亦有贡献） em14 em14 em14 em21 em9 face14 反思“6·28”事件
“当看见县政府大楼烧起来时，我的眼泪流了下来，可现场围观的不少群众却在大声喊‘加油’。 ”虽然距瓮安“6·28”事件之夜已过去了十几天，当贵州省人大代表、瓮安县柴姨妈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柴冬梅说起在事件现场的感受时，依然一脸沉痛之色。“这不是一件孤立事件，而是各种社会矛盾长期积累的必然结果。”71岁的老干部、前瓮安县长徐银芳这样说。
“群众心里有股怨气，憋久了就要出事啊！”另一位老干部王儒德对本刊记者说。
连日来，《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接触到的瓮安县干部群众都在反思：为什么女中学生李树芬之死，会引发万人聚集和打、砸、烧县委、县政府、县公安局办公楼这一罕见的群体性事件呢？
“群众不向政府讲真话了”
本刊记者调查了解到，瓮安事件发生的整个过程中，当地政府反应迟钝，处置失机。而更值得深思的是，“群众不和政府讲真话了”。
由于对李树芬的死因存在疑问，从6月22日凌晨李树芬被其叔李秀忠等人打捞上岸后，李家就将遗体一直停放在事发地点。受访的多位干部群众指出，有两个时段是避免“6·28”事件发生和扩大的关键时段，都一一错过。
第一个时间段，6月22日到6月28日事件爆发前。在长达7天时间里，尽管县公安局和县有关部门对李树芬家属做了一些工作，但终究没有达到让家属安葬死者、防止事态扩大的目的。
“这一周，应该是政府预防6·28事件发生的有利时段。”徐银芳对本刊记者说。从李家停尸河边的那天算起，每天都有成百上千的人去看，传言满天飞。由于政府或公安部门都没有就群众的议论和疑问给出明确的说法，也没有通过其他传播手段给予澄清，导致失真的传言一传十、十传百。
“许多不明真相的群众相信了，义愤了，几次出现要闹事的迹象，但都没有引起警觉。这样，就丧失了引导舆论、防止事态扩大和稳定人心的主动权。”徐银芳说。
第二个时段，6月28日16时到20时，大批群众聚集上访的4个小时中，无论是县委、县政府和县公安局的负责人，还是黔南州委、州政府的负责人，均没有人出现在现场群众面前。
受访的多位现场目击者，不约而同地都说出同样一句话：“如果县委、县政府和公安局哪位主要领导出面接待上访群众，与群众面对面交流，当时的局面就不会失控，大规模的冲突也不会发生。”
这天是星期六，当时县、州领导干啥去了？本刊记者了解到，28日22时20分，黔南州委负责人到达瓮安。由于现场人太多，汽车开不进去，只能焦急地围着现场转了又转，一直等候正从贵阳赶来的贵州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书记崔亚东。
而原瓮安县委书记王勤当时采取的应对措施是：通知县直部门负责人和乡镇干部职工800人赶往现场维持秩序，调集消防车辆前往灭火，指派副县长郑毅前去现场指挥，后又通知各干部职工挤进现场，最后自己转移到县武装部大院内坐镇指挥。
值得深思的是，“6·28”事件当天有包括学生在内的数百人要游行时，当地党委、政府和公安机关事先都没有掌握任何信息。当地公安局曾找了一位“线人”，要他随时报告李家的动向，但对方没有报告。王勤在事后总结教训时说，由于“线人”失去了作用，思想准备不足，没有应急预案，以至于事件发生时束手无策。
但这种说法不被当地干部群众认同。
县政协委员、县人民医院护师王德清说：“如果说‘线人’不起作用，为什么其他群众也不向县委报告？如果群众都不跟你政府讲真话了，人民政府就危险了。”
“信息不灵，反应迟钝的背后，是脱离群众，害怕群众。”徐银芳坦言。
瓮安不安人心难安
“瓮安不安”，这是本刊记者采访多位瓮安老百姓时，他们普遍说到的一句话。
瓮安乱，全省有名。据了解，自2007年以来，瓮安县已发生多起中学生非正常死亡事件，没有一起破案。2007年12月，草桥中学女生付朝鲜就在距家不足200米的地方被奸杀，凶手至今逍遥法外，群众对此强烈不满。
永河镇村民张延洪说，他9岁的侄子张小云2006年5月被人贩子拐走后，至今没有下落。他到公安局反映案情，与公安发生争执，还被公安打了一顿。
一出租车司机驾驶员说，同行徐其安因琐事被当地黑社会组织“玉山帮”成员殴打，县公安局一直不作处理。全县出租车司机声称全体罢运，到县政府堵路，公安局才让对方赔了3000元医药费。
2007年9月12日至26日，在瓮安县城的金龙花园、花竹园小区、北门水井小区和广场酒楼接连发生4起爆炸案，至今没有一起告破。而这4个地方或是县政府干部居住较为集中的小区，或是公务员出入较为频繁的场所。
一盲人按摩店店主吕小丽夫妇对本刊记者说：“城里这么多娃娃被杀，一个坏人都没有抓到，让老百姓啷个相信他们嘛？”一位中年妇女哭着对记者说：“老百姓为李树芬讨说法，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娃娃呀！”
在瓮安县治安混乱的背后，是黑恶势力的猖獗。据群众反映，瓮安县有“玉山帮”、“青龙帮”、“斧头帮”、“菜刀帮”等大大小小十多个黑帮组织。黑帮为患的背后，是因为公安办案不力，甚至有公安队伍中的败类为其撑腰。
由于治安不好，破案率低，当地群众与公安势同水火。本刊记者连日来在瓮安县城采访时，明显感觉到这种对立情绪。7月3日晚21时，记者在纺织品公司宿舍里看到，由二三十个群众自愿组成的服务队，正在为前来维护秩序的武警官兵煮水饺宵夜。“他们来了像青天一样，平时社会治安太不好了，抢人的多，晚上七八点钟就有人被抢，晚上我们都不敢出门。他们来这几天我们感到最安全。”纺织品公司下岗职工聂勋贵对记者说。
正在吃水饺的一武警官兵对记者说：“当地群众非常热情，非常善良，白天给我们送矿泉水，晚上给我们做宵夜，把我们当一家人了。但群众对当地公安人员却不是这样，我们把他们送来的矿泉水送给同样站岗的当地公安时，他们甚至指责我们，并明确表示不愿意把自己掏钱买来的水送给当地公安。”
抓了经济丢了民意
瓮安县内矿产资源丰富，近年经济增长速度较快，却和群众利益不同步。多位受访干部指出，经济发展上去了，民意支持下去了，是瓮安事件发生的大背景。
近日，瓮安群众仍不断到政府上访。本刊记者现场采访了其中几位积案上访群众。
已经搬到县里居住的木引槽乡移民赵兴江对记者说：“2005年12月就搬迁到县城，当时县政府给每人的补助标准是1.88万元，全家3口人，至今没有全部得到补助款。花了近4万元买地皮，2万多元买了田。挣了一年的钱，2007年才有钱打房子地基，刚打好地基，政府却不准修房。你说气人不气人？现在一家人租房住，年租金1300元。负担不了啊。”
玉山镇大坪村大坪坡村民组罗国学对记者说：“我们惟一的水源大坪坡水井被挖矿的挖断了，只有吃沟边的水，吃了两年多。我们已经查明地下采掘情况，不仅房子地下多处被掏空，房子开裂，而且14口矿井都在向13户居住地掘进，有的甚至已经穿越了13户居住地区。我们打报告要求搬迁安置，从村委一直到县有关部门，至今没有答复。找了矿上，也同样不答理。”
瓮安县柴姨妈食品有限公司经理柴冬梅说，当前，贫富差距越拉越大。两者发生冲突时，如果政府不作为，富人就会花钱找社会上的“凶人、恶人”来保护自己的财产，从而为黑恶势力提供了成长的条件和空间。
权力异化基础不牢
木引槽乡大坝村村民陆龙松带着相关材料7月9日再次来到县政府，要求政府严惩当地村干部。陆龙松对本刊记者说：“他们利用手中权力，勾结地方恶势力，T•W受贿，无恶不作，群众无不愤恨！”原大坝村村主任胡永华对记者说：“这个人处理事情不公平，而且村里账目只他一人掌握，我不清楚，一般老百姓更不清楚。”
记者在当地了解到，反映一些基层组织软弱无力、公权异化，导致群众怨恨的上访为数不少。跟着进城上访的村民们，本刊记者到玉山镇大坪村作了一次探访。
玉山镇大坪村村民罗国雄说：“村委会不敢站出来为我们理直气壮地撑腰、说话，靠不住。”大坪村村民因土地占用费等问题，多次与矿山发生纠纷，2005年、2006年分别与当地矿山发生冲突。矿山叫来20多个社会上的人殴打村民。村民堵矿以示抗议，村、乡、县政府均协调未果，最后竟是矿山叫来社会上的中间人作为调停人，才算了结。
村民罗国华说：“县里派来调解的都是公安部门的人，威胁我们不要再闹事。说再闹就把我们抓起来。我们是在闹事吗？对矿山找黑社会的人来打我们为什么不闻不问？我们是在为自己讨一点公道啊！”
大坪村支书记张显书说，在这个村范围内，有20多个矿井，但老百姓在矿上工作的最多时也仅仅十来个人。在协调矿井与群众矛盾时，难度特别大，群众要求高，企业又不愿多拿钱，协调不下来的，只好交给上一级政府。
记者在村里看到，受矿山开采影响，村民的房屋，木房倾斜，砖瓦房不同程度开裂。虽然矿山没有生产，已停产三个多月，但惟一通往县城的道路，却被装矿的车压得坑洼不平，17公里长的路坐车就要走近一小时。
“不要说村民靠着农业致不了富，就算村里有点什么好东西，这样的道路，拉出去也是成本翻倍，农民增收难啊。”村支书张显书无奈地对记者说。
反思“6·28”事件，本刊记者在瓮安听到比较集中的呼声是：对历史积案需要一个一个地排查清理，一个一个地解决；干部要扑下身子，沉到基层，到群众中去，了解人民群众所思、所想和所愿，重归人民政府为人民的本来位置。
瞭望新闻周刊 和谐要紧,不谈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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