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毅衡 ：回顾三十年改革：我们忘了个人精神自由
赵毅衡：回顾三十年改革：我们忘了个人精神自由1.
它不是我们在改革中失去的，它从来没有真正在中国立足；它是我们一度曾经想要得到的，却因为各种原因放弃了争取。今日，在回顾中，我强烈感到有必要重新提出召唤个人精神自由。时代已经到了这一步，只有个人精神自由才能推动中国持续发展。这是改革任重道远的地方，这也是中国未来希望所在。
精神自由是无法用价值衡量的——它超越了价值和功利，不需要也不应当用实际效果来辩护，它本身就是目的：只有它，才能使人真正成为人。也就是说，不管我们有多少暂时的目标要争取，有多少实际的需要必得考虑，最终我们必须以此衡量改革的成绩，衡量中国社会的进步。中国社会没有提供个人自由精神的传统，在二十世纪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尤其在中国不得不动员整个民族的力量搏取生存时，也只能牺牲之。公平地说，忽略个人，其中重大原因是中国人的实用惰性：经世致用的目的，向往实际成就的习惯，使中国人到任何地方都追求高效成功，忽视发展个人的终极目标。
自由精神超乎具体内容之上。马克思说过：“自由不仅包括我靠什么生存，而且也包括我怎样生存，不仅包括我实现着什么自由，而且也包括我在自由地实现自由”。（马克思《关于出版自由和公布等级会议记录的辩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77页）具体要求什么自由，是需要一项项讨论的，但是“自由地实现自由”却是超出具体内容之上的一个原则。
明白了这个原则，我们倒不妨看一下在目前中国，个人精神自由的缺失具体表现在何处。我认为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是选择的自由：在生活和工作中，应当让个人作更多自由选择。只有自由选择才是伦理责任和敬业精神的基础；
第二，是思索的自由：从事科学的，哲学的，任何的思索研究，动力应当是个人的好奇，为求知而求知，实际成效，不应当是思想的动力；
第三，是创造的自由：从事艺术的创造，是为了个人的快乐，为愉悦而艺术。经世致用，不应当是艺术的前提。
或许这已经是老生常谈，或许这里没有什么新的哲理，但是这三种自由精神的获得，最终将决定中国能否成为一个伟大的民族，决定中国人能否为人类文明作出应该做的贡献。因为，从长远说，只有一个靠自由选择建立道德心的人，一个善于思索求知不倦的人，一个在创造中得到欢乐的人，才能为推进人类文化作出杰出的贡献。
在眼下，提出这问题，也是因为实用主义已经难以支持中国社会的健康发展：中国人的道德底线普遍跌破，中国教育变成学术垃圾工厂，中国文学艺术日益平庸媚俗，这三者的根源都是个人精神自由的缺失。这已经成为中国人不得不正视的大问题，可能比其他任何任务更为迫切。
2.
建设中国人的精神，是五四那一代启蒙者的共识，这是五四的最宝贵遗产。鲁迅是最早提出此说的人，在恰好一个世纪前写成的《文化偏至论》，他振聋发聩的声音至今可闻：“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扬精神”；此后，陈独秀在为现代中国开辟思想的《新青年》发刊词中要求青年“自主而非奴隶”；胡适在著名的“易卜生主义”中呼号：“社会最大罪恶莫过于摧折个性”。这一代思想者的主调，就是人的精神解放。
五四先驱者对抗道德立国的传统社会，可能没有看到缺乏个人自由精神，给中国带来的最重大社会问题是道德感缺乏基础。中国人的道德感一直是社会外加的：权威可能给个人行为以压力，集体行动之必要也会约束个人行事的准则。一旦压力撤除，缺乏宗教传承的中国人就会面临重大的道德危机，康德所谓道德的“绝对律令”， 孟子说的人心之基本（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都会失据。
近三十年中，中国人靠唯利主义为民族制造财富，靠实用精神点燃中国经济起飞。但是商业精神一旦用于社会关系，目前看到的结果已经非常可怕：医生看红包动手术，教师看红包收学生，编辑收“版面费”发文章，最严重的是任何权力自动变成利益，甚至幼儿园小朋友都开始学如何给老师送礼。
经济的“看不见的手”，法律的看得见的惩罚，都不应当是道德心的由来。只有当个人为自己真正自由选择的行为负责，才能获得公民责任感，才有可能对其他人的生存承担相关的责任。只有在自由选择的职业，才会有职业道德；只有在得到自由的工作中，才会有敬业精神；只有对自由选择的社会形式，才会有珍惜维护的公德。
3.
中国教育的巨大问题，被教育的飞速扩张带来的兴奋掩盖了。2006年11月***总理在高等教育座谈会上说：“学生在增多，学校规模在扩大，但是如何培养更多的杰出人才？这是我非常焦虑的问题”。他说的是“大师级人才”。这点的确值得“焦虑”：应当说，改革三十年代中国教育事业在数量上是成功的，在质量上是失败的。
要出现大师，就要出现有数量至少几百倍的“准大师”作为土壤。准大师具备大师的精神品格，但是最后不幸没有取得大师成就。这个教育事业要容忍准大师（鼓励倒是不必了，体制一旦发动“鼓励”，就会像大跃进时那样弄出“全民皆诗人”）。容忍特立独行，能为了好奇做自由思考，就要允许失败。因此，甚至产生大师这个目的，也不是容忍独立思考的直接理由。这个社会必须允许一部分人选择做纯粹的思想者。
目前情况是，教育体制越来越磨灭学人的棱角：应试教育把人性硬揉进一个模子，全国几亿青少年在一个方式中思考；学位事实上的的一票否决制，使学生论文都成为陈陈相因，不痛不痒，不得罪任何可能的否决者；科研项目的评审制，让学者交出的成果四平八稳，不痛不痒，外院内不方；最危险的是，研究的领导部门，用数量化的方式考查大学并分配资金，只按数量排名，结果是高校上下生产学术垃圾，知识界成为体制人集合。
这样的体制培养的只可能是庸才：按字按句的抄有可能被揭发为抄袭，花点功夫改动文句重复已经被承认的思想，就是学术功力，学术文字，而真正有锋芒的创造性思索得不到承认。在目前中国，尼采的《扎拉著斯特拉如是说》不可能出版，因为看不出任何实用价值。《悲剧的诞生》不可能成为高校的研究项目，因为评审“专家”不懂。岂不知，如果已有“专家”都能懂，也就谈不上创新二字！
这个道理在科学上也一样，一个世纪以来理论物理学革命使我们对世界的了解发生根本性变化，但是现代物理学的每一步推进，都是先纸上谈兵，实验根据验证，哪怕最终出现，也是用来给自圆其说的理论做个佐证。至于社会实用价值，则不是科学家的考虑。我只举一个例子：1924年，法国32岁的物理学生德布罗意提交的博士论文，提出一种理论，却毫无实验根据。这篇短短的论文，成为“物质波” 理论的基础。半个世纪之后，世界才迎来了电子技术时代。实验根据与实用价值，都不应当强加于自由的个人精神，只有为好奇而思索，才能真正产生有原创力的思想。
4.
艺术在我们这个时代越来越重要，广义的艺术，从文学到体育，成了社会生活的中心，甚至成了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由此，很多机构和企业，看到了艺术的重要性。而他们看重的结果，是把文化产业视为艺术的主要用武之地。他们竭泽而渔地把现有成功的艺术做成商品，或是推销民族文化竞争力的符号，或是增加老百姓“幸福感”的娱乐。注重艺术总比忽视艺术为好，但是如此功利化的“鼓励”之下，艺术就不再自由。
真正有价值的艺术，必然是自由精神的产物，要促使自由的精神进入艺术创造，只有一个目的：快乐。快乐是私人的，非功利的，只有个人的心灵能判断衡量。这样产生的艺术能否让别人快乐，让大众快乐，不应当是艺术家本人的首要想法。一旦意图取悦自己之外的人，就会落入追求点击率，追逐票房，追求印数的陷阱，最后必然成为“文化产业”的工具。
至于艺术作为生活世界的记录，作为意识形态的呈现，或是人类记忆的维护，这些不是艺术创造者的目的，而是职业读者即批评家的任务，或者是后世的评价。甚至以悲悯的情怀诊治人的心灵世界，都是让艺术的目的过于膨胀了：对艺术的社会效果过于自觉，艺术自身就会难以立足。
我不是看轻贬低文化产业，那是另外一行，那种艺术生意经当然要有人做，但是艺术创作不能以此为动机。梵高的《葵花》年前在伦敦克里斯蒂拍卖行卖出四千万美元。如果梵高本人想到这四千万，或是百年前荷兰Z/F有此远见而鼓励梵高画葵花，结果可想而知。
5.
自由精神，对于这个社会的每个公民，都是重要的：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本份，只有自由地选择，我们才与社会签约，这个本分才会成为神圣的，需要我们不计功利地做好，我们也从中得到满足道义的幸福。对于思索者，对于艺术者，这个自由精神更为重要，不然做出来的只是伪劣媚世之作。
改革三十年，创造了一个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富裕社会，但是也应当承认我们忽视了个人的精神自由，目前中国社会，从整体上说，是个庸人社会。如果我们看不到精神自由的重要性，中华民族前行的漫漫长途，险阻会越来越多。
目前，中国改革深入，当务之急多矣，精神问题似乎是不急之务，但是到真正觉得紧要时再动手，已经悔之晚矣。毕竟，在大半个世纪的民族动员之后，在近三十年看来大有所成的集体行动之余，哪怕今天我们都取得共同的认识，要培养有真正个人自由精神的一代中国人，也不会是一朝一夕能见成果的事。
所以，现在就需要超功利的自由精神，哪怕只是为了看到个人精神自由的重要性。
原载 学术中国 好文章、好思想，谢大布衣！em1 em11 em1 秋石小楼中人，不知赵毅衡是何方高人，如此高远识见，佩服！
em13 em11 em13 所以，现在就需要超功利的自由精神，哪怕只是为了看到个人精神自由的重要性。
em1 em1 em1 原帖由 秋石斋主 于 2008-7-5 19:32 发表 http://www.shufa.org/bbs/images/common/back.gif
秋石小楼中人，不知赵毅衡是何方高人，如此高远识见，佩服！
em13 em11 em13
赵毅衡 开放分类： 人物、作家、学者、虹影的丈夫
http://imgsrc.baidu.com/baike/abpic/item/d66b7e5936a4fd392834f0b9.jpg 赵毅衡，男，1943年出生于广西桂林。早年毕业于南京大学英文系，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师从卞之琳先生，是莎学专家卞之琳的第一个莎士比亚研究生，获文学理论硕士学位（1981）。80年代中期，获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博士学位,1988年至今，任职于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的终身聘资深讲席。1991年与虹影结为伉俪。现为四川大学教授,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
主要中文著作有：《新批评》（1984），《符号学导论》（1990），《苦恼的叙述者》（1991），《当说者被说的时候：比较叙述学导论》（1997），《必要的孤独——形式文化学论集》（1998），《建立一种现代禅剧：高行健与中国实验戏剧》（1998），《礼教下延之后：中国文化批判诸问题》（2001），《对岸的诱惑：中西文化交流史人物》（2002）；《诗神远游——中国如何改变了美国现代诗》（2003）远游的诗神》、《窥者之辩》、《舞到对岸：中西文化交流史人物》。发表的中文论文30余篇，其中不少为国外杂志所转载。
主要英文著作与论文有：Chinese American Poetry, in collaboration with Lin-chi Wang, Asian Voice Press, 1993; “The Triumph of Re-Semantization: On Yu Hua”, World Literature Today, Summer 1994; “Ma Yuan: The Chinese Fabricator”, World Literature Today, Winter 1995; The Uneasy Narrator: Chinese Fiction from the Traditional to the Moder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ost-Isms and Chinese New Conservatism”, New Literature History, Summer 1997; The Lost Boat, Avant-Garde Fiction from China, The Wellsweep Press, 1995; “The end of History in China”, In Memoriam for Hulmut Martin, University of Bochum Press, 2001; Towards a Modern Zen Theatre, SOAS Publications, 2001等共10种。
主要文学创作有：《居士林的阿辽沙》（中篇，1994），《沙漠与沙》（长篇，1995）；散文集有《豌豆三笑》，《西出洋关》，《伦敦浪了起来》，《握过元首的手的手的手》,短篇小说集《妓与侠》。
主要译作：《美国现代诗选》、《化身博士》。
获奖情况：
曾获 Fulbright Grant for Research in USA；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优秀成果奖；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优秀研究奖；Berkeley Alumni Comparative Literature Grant；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Regents Fellowship；1990、1993、1997、2000 British Academy Research Grant；1992、1996、1999 University of London Research Grant； Sino-British Fellowship Trust Grant；《中央日报》微型小说奖；《创世纪》四十年诗歌奖。
相关作品介绍：
《诗神远游——中国如何改变了美国现代诗》
这是一部研究中国古典诗歌对美国现当代诗歌产生影响的著作。 1981年作者去美国研究，潜心翻读图书馆档案，寻找“第一手”材料。1983年写出《远游的诗神》一书，为中国新时代比较文学研究中第一本具有扎实影响的著作，得到中国比较文学协会颁发的比较文学研究一等奖。但原书印数极少，已成学界罕见珍藏。作者在二十年来的教学研究中，不断收集材料，全力重写，把考察时段上溯十九世纪，下及当代，细绘出“未来-变化-变后之变”三阶段大场面，并且以这个大规模考察作背景，作出令人信服的分析：中国的诗学，哲学，宗教，是美国诗现代转型过程中的关键影响。这本《诗神远游》，远非二十年前旧作的扩编改写。作者尽毕生心血，在中国诗学和美学传统中寻找现代性因素。本书大胆命题，小心求证，是作者研究风格的一个范例。
[ 本帖最后由 琴岛大布衣 于 2008-7-10 18:18 编辑 ] 一个七七年生眼中的“精神自由”——读赵毅衡先生《回顾三十年改革》19142
作者：董迎春 文章来源：学术中国·学术周刊
我的名字本来叫“董迎华”——迎接伟大领袖华国锋主席。
我的父亲出生建国后几年，他的出生就意味着他一生与政治的暧昧与纠缠不清的关系。但最终在他离世前他并没有清楚命运背后与这一切的复杂关系。他同许多那个时代出生的父母亲一样思想单纯、追求集体意识。谁都知道“四人帮”被打倒后，中华民族处在何去何从的历史紧要关头。华国锋的“两个凡是”多少让历史老人放心，但是凝固的思想完全背离了当时深受文革之祸的民众吁求的呼声。父亲当他清楚地感受到另一个伟人邓小平将走上历史的舞台时，他将我的名字又改为“董迎春”，我出生在祖国春天的召唤之中。
父亲这一代人的意识中在我看来一方面完全在主流意识的思想灌输下不断向集体与组织靠近成长。有几件事完成看出那一代人的精神与灵魂所在。一是我的弟弟在母亲的肚子里已经有了七个月了，但是父亲响应当时江苏走在前面的计划生育号召向组织表决心毅然在违背人性的情况下逼迫母亲打掉了已经确定成型的胎儿，使得我的弟弟没有真正意义光顾人间。还有一直追到父亲临终的问题，就是我何时成为一名积极上进的“党员”。 我一生都走着“红色路线”的父亲一辈子没有当上村长没有入党，我相信父亲的内心深处除了一些功用与世故的念头之外，他做这些事情的每一次动机都是偏向单纯的。这是经历新中国一次又一次历史风波的这一代精神的集体意识。另一种人是经历过一次又一闪历史事件的且以知性与个体自由建构生命维度并作为思想根基的思考者。他们一直保持着一种清醒的甚至批判的姿态与立场。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刚好是我们成长的三十年。我的生命中最美好的岁月是美好的。从小系着红领巾但不需要向刘胡兰与王儿小一样面对敌人的鞭打与拷问；中学时刚好是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中国的改革成就更高，我的村子里出现了一个又一个万元户，我们每年的家庭收入也近万元。后来读大学，市场经济搞得更是如日中天，经济就是硬道理。后来我在新世纪读研究生，读博士，在大学教学教书，除了一次有限的在扬州街头亲历八九年那次异外的风波之外，我们文革结束后出生的这一代人，似乎除了过于顺利的人生与没有任何比较的生活语境，使得我们一开始对生活的理解就是现实的、幸福的。我们这一代人在文革结束后，很快被西方先进的物质文化吸引。
然而，我们对个人处境幸福的感受当我们遭遇到一次又一次的人生挫折之后，我们才开始明白什么样的人生更真实更残酷。我们除了带有理想与***的乌托邦情结之外，我们对个人自由的体悟已经滑入到经济大发展的狂欢之当而延搁了我们对我们是否获得真正自由景观的体验与感受。至少我这么从读书顺利进入大学教书的个体境遇中，有一些事情的确改变了我对生命自身的思考：
1．我大学毕业那年，一个没有过英语四级的同学顺利被系主任叫到家中询问是否愿意保送研究生。当他们因为来自于南京这样的大城市对社会潜规则有着了解，他们成为大学保送的利益寄得者。而真正过了六级但因为没有家庭背景的同学却与保研失之交臂。我毅然逃离那所改变我人生命运带给我无限美好的城市与大学，一人奔向一个陌生的城市。
2．我报考全国某重点大学研究生，应该专业考得不错。但英语差了一分。但是一个考生外语差了六分因为他的父亲是全国这个学科的博导且与毕业于那所大学。他理所当然地考进了全国数一数二这所大学的研究生。后来听说也保送博士生。赵老师在文章中说，“近三十年中，中国人靠唯利主义为民族制造财富，靠实用精神点燃中国经济起飞。但是商业精神一旦用于社会关系，目前看到的结果已经非常可怕：医生看红包动手术，教师看红包收学生，编辑收“版面费”发文章，最严重的是任何权力自动变成利益，甚至幼儿园小朋友都开始学如何给老师送礼。”
3．今天我们大学培养的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才呢？他们除了极其功用与实用的目标之外，他们对精神与灵魂自身已经完全忽视。他们开口闭口的就是工作。他们除了极其认真地为了那个职业目标切实努力之外，他们看到的仍是自己。一个民族像我父亲那一代人一样不自觉不自觉地继续着这种实用主义的态度。然而，“实用主义已经难以支持中国社会的健康发展：中国人的道德底线普遍跌破，中国教育变成学术垃圾工厂，中国文学艺术日益平庸媚俗，这三者的根源都是个人精神自由的缺失。”
4．大学缺少批判的传统。我们作为从事文学研究与教学的体制寄生者又是如何面对自己的生产呢，我们除了一部分还带有同情的敏感之外，我们更多的话题也一样滑入了我们成功学、性自由、消费主义的怪圈之中。人文学科，或者从五四开始启发人的教育在大学这样的场所几乎失效。我们的教育政策制定者所认识的教育是大众教育。我们所生活的大学语境已经被主流功用性的现世目标所完全同化，我们身所涣发出来的人文理想与热情荡然无存。启蒙教育的失效，就是放弃人自身个体的自由。究竟是做一个痛苦的哲学家还是做一头幸福的猪，同样成为我们大学教师迎合学生的“哲学”之一。特别是大学课堂上的“课件点击派”，已经让一切与个体思考与个体思想的自由主动放弃。
5．我们这一代人患上“年轻综合征”：经济困顿、性苦闷和信仰危机。包括我们晚生的八十年代或者九十年代，我们所谓有个体自由不过是对这三种症状的克服。但最终的信仰他们可能范围内不过是如何自己活得更好。他们缺少某种介入
6．教养与尊严淡化，忽视人格与信心。依然风光的外表掩藏不了内心的极度自卑。这学期读了一些经典的英语原著。爱因斯坦的《我的人生观》让我们知道一向认为平和的谦卑的爱因斯坦也有骂人的时候，那是他对世界最绝望的时候，对独裁与专制的法西斯，对那些被官方哲学所洗脑庸众，对我们生活中以投机与献媚作为生存策略的奴才人格的最终鄙视；当我们读到罗素《西方哲学史》时才知道文艺复兴时期的氛围让一个个天才得以发挥，我们知道了科学的权威比起教会的权威更富有理性，坚持说真话的“哥白尼”坚守了人类的自信与尊严；《计算机与诗人》再一次说明了这个时代不缺少技术缺少的是想像力。政治也同样需要诗人。诗人也许不能治国。诗人都是用来牺牲的。当我们看到一个诗人流浪一生坚持用一生与独裁作斗争的聂鲁达时我们才知道对时间与命运的体悟是多么浮浅。
7．我曾经有一个在我看来在诗歌写作方面非常得意的学生，临毕业时来我们家里交流思想，中间忽然冒出来一句，“老师，你信不信，我过几年比你更有钱！”他的理由是，他一边在一家杂志社工作，一边开一个门市从事小本生意经营。听了他的话后，我很伤心。我多年来培养的学生最终在他们脑袋里根深蒂固的却是仍是“物质成功学”的东西。这种教育不能不算是作为大学教育从业者我的失败，不能不算是以培养人的大学教育理念的失败。
……
一个又一个个体事件像电影的镜头一样，一遍遍地闪现在我们脑海深处。它们的存在，让我对自我，对我自我所寄身的生活语境与现有问题展开沉思。我个人境遇源于我们所共同所依赖的成长环境、教育背景，也许这些是我们这一代人所共同所感受到的，也许它们构成我作为生命个体独特地观照社会的真实感受与体验。如果我们要找出更别致的，那就是我们完全沉浸于个体的MP4与QQ、MSN、个体电脑游戏、韩剧等流行文化当中，或者在一种既有的规范教育体制下成为为一个技术者。这难道真的构成我们这一代人独特性？
顺沿着我自己的思索，我深深明白我们所生活的现实世界有如此多的焦虑与忧患存在，包括来自我们自己对自己的不满。我们所有的理性与思考完全滑入了个体的虚无主义之中，特别在今天人们普遍认同金钱与权力的社会中，“冷漠”为成这个时代最致命的症候。当虚无指向一个人的个体生命意识时，也许他是健康的或者逃逸的情怀；当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陷入这样的焦虑症候之中时，这个民族还有什么信心与未来可言呢？
面对我们今天的生活的境遇时，一部分人为中国当下碎布民主给出沉思并提供意识形态上的可靠性研究，一部分人走向了历史的虚无主义与虚幻的乌托邦情结中。这大概是没有思想钙质的七十年代人的最致命的焦虑与浮漂之外。我曾经与我大学老师叶橹先生在对话中提到，新中国以来，每一个时段都出现了“说话的”知识分子。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一代代人因为坚持说真话也付出了代价。可是我们七十年代出生的人，要对什么时代说话呢？
对当下集权政治作出某种心不由衷的虚假与形式承诺？
对我们从没有经历过的历史情境过早或者在潜意识与官方话语的支配下发言？
对当下物质时代、经济时代中“市场景观”带来的丰厚效益，作“集体狂欢”？
我们一九七七年后出的需要我们说话的思想者。我的大学老师傅叶橹先生经历了50年代的“反右”结果莫明其妙地被圈成指标的“右派”从而坐了23年监狱。还有经历文革中的人。60年代出生的人经历了年80年代那次精神事件。我们呢，我们什么也没有经历。我们经历的只是西方大门打开的阵晕与媚态。除此之外，更年轻的80年代这一批大学生经历的就是“工作”。他们关注的也仅是自己。在一个以冷漠为特征的时代内，我们还需要言说什么呢？
我们正处在一种无法言说的集体悲伤之中，当我们通过纸质、网络、现场经验、图像、各种解密档案复活历史的场景时我们除了身体上无法式微的沉重之外，我们别无其他：
1．我们不能以当下如此丰厚的物质景观而忽视了任何决策与时代之发展可能的思考，“不需要也不应当用实际效果来辩护”。中国改革三十年来，是一场风暴，使得中国在世界格局中迅速崛起。于是改革辉煌成就说，成为我们认识时代的最好的切入口。但是我们摆脱功利与实用至上的态度，我们是否发现我们如此丰厚的物质回报之后我们丢失了什么？***在同济大学的讲演中希望同学们“多仰望星空”，在北师大看望师范生时，希望大家能抵制社会的诱惑坚守住职业的道德。然而，对待改革我们到底持什么样的态度更显得符合历史自身的规律？ “忽略个人，其中重大原因是中国人的实用惰性：经世致用的目的，向往实际成就的习惯，使中国人到任何地方都追求高效成功，忽视发展个人的终极目标。”
2．我们应该培养个人“选择的自由”“思索的自由”“创造的自由”，通过这些自由来铸造我们这一代人的灵魂与情操。“只有当个人为自己真正自由选择的行为负责，才能获得公民责任感，才有可能对其他人的生存承担相关的责任。只有在自由选择的职业，才会有职业道德；只有在得到自由的工作中，才会有敬业精神；只有对自由选择的社会形式，才会有珍惜维护的公德。”
3．尽管我们在改革三十年后，中央十七大提出了“文化软实力”。但是我们的文化是一种真正代表人类文明与人性高度的文化，而不是物质之余纯粹消遣的文化，而是培养人类与民众信心的文化。一个民族对艺术的想像力与能力，决定了这个民族的自信程度。我们必须通过不断地对清醒地表达与发言不断克服良心的自卑。尊重历史的同时，也尊重传统，特别是代表着人类与人性高度的体认，从而培养一个民族对超功利的科学与艺术的关注。然而，当下的文化过于与政治与大众文化的合谋导致了我们的艺术的走样？“把文化产业视为艺术的主要用武之地。他们竭泽而渔地把现有成功的艺术做成商品，或是推销民族文化竞争力的符号，或是增加老百姓‘幸福感’娱乐。注重艺术总比忽视艺术为好，但是如此功利化的“鼓励”之下，艺术就不再自由。
而这一切之所以存在悖论的在于我们对“个人的精神自由”的忽视。这种自由并不是完全与意识相反的，而是相融的。它游离于集体与个人之间的对人类与人性高度的张望的姿态。它服务于集体与他人但却是社会根基的思想与自由。它让我们自身学会思考，学会说话，学会表达，学会超载。“改革三十年，创造了一个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富裕社会，但是也应当承认我们忽视了个人的精神自由，目前中国社会，从整体上说，是个庸人社会。如果我们看不到精神自由的重要性，中华民族前行的漫漫长途，险阻会越来越多。”
我们七十年代晚生以后的一代代人，他们面对的不是效益丰厚的物质奇景，而是一种对我们自我所遭遇的语境的思考。被我们要服务于这个国家，但我们必须对我们所生活的现有语境不发出质疑的眼光。学会选择、思索、创造，我们这一代人身上也许最缺少的情怀与思想高度。当物质在过剩地被透支或者对我们所生存的人文与自然生态造成伤害或者透支时，甚至在一种保守主义思潮之下仍旧拆衷于各种言论时，我们除了迷茫仍旧是迷茫。一个一九七七年生的人一方面为我们所热爱的物质唱赞歌的同时，我们更吁求一种源于我们心灵深处的文化自信与精神自由。改革三十年来的成就，让我们仍然欢呼这种“碎步民主”。可是当们对集体信仰缺失有着清醒的判断时，我们不得不说，我们惊叹于丰厚物质，我们更热爱精神自由！也许这一类问题正是三十年改革成就背后的沉默，这种沉默让我们付出了历史的代价，尔今，这种“沉默”究竟何去何处！
2008/1/25凌晨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