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千为毛泽东画《荷花图》
1949年的中国，宛如洪水退后又露出的殷实土地。伴随着毛泽东“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铿锵诗句，解放军于4月23日一举攻克南京，从而结束了***22年的统治。与历史上每次的改朝换代一样，在充满喧嚣和***的同时，也伴有迷失、无奈和惶恐。政治风云的剧变，颠覆性的重大社会变革，让每个人都不得不小心翼翼在新旧政权之间周旋，虽然此时多数国人已不再怀疑***人在军事上的能力，但对他们能否掌管好国家还在拭目以待。毕竟适应并融入一个新的社会，除了需要时间，也需要勇气。 尤其是颇具“城府”的知识阶层，与翻身做主的劳苦大众们相比，他们显得内敛和谨慎了许多。审时度势、以静制动，历来是改朝换代之际知识分子们所特有的心态。特别是充当喉舌的文艺界，因其肩负着舆论导向作用，更是重中之重。为此在新旧政权交替的特殊形势下，优秀的知识界精英们成了国共两党都极力争取的对象。 一时间，有的不远万里海外归来，有的权衡种种利弊之后只好无奈远离。知识分子的流动成了新中国初建时一道抢眼的风景线。当然，无论是归来还是离去，必有其各自所遵循和捍卫的人生宗旨，本也无可厚非。 刚打下天下的***人不愧是胸襟宽广。新中国还没成立，他们就先把部分知名的作家和艺术家请到北平聚会，为新中国建设献力献策。但在“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的筹备委员会上，郭沫若也旗帜鲜明地宣布：出席大会的代表必须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文学艺术工作各方面的代表人物”。显然，所欢迎的是那些能将政治和艺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文艺家们，只有这样的艺术家才能被新中国吸收和接纳。 1949年7月，随着第一次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的正式召开，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曾提出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口号，被确定为新中国文艺运动的总方针。并根据当时的形势需要，将这个“总方针”上升为无产阶级的“文艺必须为政治服务”。因当时的新中国还处在襁褓阶段，力量还显稚嫩和薄弱，加上国际上孤立、国内斗争形势复杂而微妙等因素，所以“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文艺必须为政治服务”的提法，还可以被当时的文艺家们所理解。历史也证明，文化艺术无论是内容还是表现形式，都不可能完全脱离政治。但同时，过度的强调政治也必定会背离文艺自身的发展规律。怎样才能把握好这个度，是一件比“文化艺术”本身还艺术的事。 这个文艺方针的确立，让那些来自国统区或海外归来的文艺家们感到了不安。他们本来就对自己复杂的政治背景极为敏感，在这个与政治紧密挂钩的文艺方针下，他们的底气显现虚弱。而对于那些以前一直主张文艺应独立于政治之外的艺术家们来说，则更在这股越来越汹涌的政治波浪中，感受到了更强大的压力和迷茫。随着新时代的突然降临，带给他们的是新的人际关系和新的创作要求，这让他们一时难以适应，与那些来自延安和解放区的左翼文艺工作者相比，他们感到手足无措，甚至有芒刺在背之感。1949年的文艺战线，不管是来自国统区正自觉地“脱胎换骨，以浪子回头的心情力图补上革命这一课”（著名作家萧乾语）的那些艺术家;还是来自于革命老区，在胜利的兴奋中，仍要“把握革命脉搏，继续前进”的左翼文艺代表们;无疑都试图在新政权领导下的体制中立足，为达目的，难免会以牺牲艺术的本身作为代价。
这让那些本来就不理解人民革命，或曾坚持过“**立场”，直接担任过***军政要职的文艺家们;或是家庭出身生活背景复杂的文艺家们，在紧张的政治气氛中已隐隐预感到自己将是新时代中被改造的对象。于是在这种带有生命个体体温的彷徨与恐惧中，很多人开始选择逃避。
1949年，成为所有文艺家们是去是留的最终分水岭。所谓最终，是因为对于想离开的人来说，这是最后的机会。而对决定留下的人来说，也是新生活的开始。无论“走”或“留”，个人命运都将由此转折，或漂泊孤寂，或坎坷磨难。
国画大师张大千漂泊的后半生，便由此展开，在决定离开的群体中，他算是备受关注和颇具争议的一位了。
1949年，张大千正好50岁，中国古话有“五十知天命”的说法。
50岁的张大千在中国当代的画坛上，可谓已达无人匹敌的宗师地位，以至三十几岁便被著名画家徐悲鸿誉为“五百年来第一人”。四十几岁去敦煌的历练，更让其艺术达到一个新顶峰。在离开大陆海外生活的三十几年中，又因汲取西方的一些绘画元素，使之与中国传统的泼墨相融会，创造出中国国画的泼墨泼彩之神奇效果，而为中国画在世界画坛上的发扬光大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历史的道路从来都不是平坦和笔直的，对于这些本身就有着太多传奇的艺术家们来说，更在他们身上折射出分外耀眼的闪光点。
1949年的2月，香港已暖意融融。
张大千偕夫人徐雯波住在九龙地段的一幢公寓楼里。
此时的四川还被***军队把持，成都一片混乱景象，物价乱涨，各种“学潮”、“工潮”不断，让张大千痛感“西南之大，已容不下一张画桌”。正好此时接到香港画界的邀请，遂于1948年秋天时来到香港举办画展，其间又去澳门好友蔡昌鸾家小住一阵，不觉已过去数月。
比起大陆新中国筹建工作如火如荼地展开，香港显得平静许多，是个暂时可潜心作画的地方。香港虽然幅员不大，但因其殖民地自由港的特殊性，使之带有明显的信息网密布之特征，因此成为大小政治派系和各种势力较量胜负未决时的暂居地和避风港。这也是张大千多年来一直把香港作为一个中转地的原因。
此次的“张大千画展”展出的多是临摹敦煌的壁画。从1943年6月离开面壁钻研近三年的敦煌后，张大千先是把敦煌摹画在兰州首展，接着又在成都、重庆、西安、上海等地展出，所到之处无不如惊雷满地，引起强烈反响。古老璀璨的敦煌艺术经张大千的挖掘和大力弘扬，不仅震动了中国的文化艺术界，也使他的名气在中国画坛上达登峰造极之位。
著名学者陈寅恪曾说，张大千敦煌之行的创举，是为“吾民族艺术上，另辟一新境界，虽是临摹之本，兼有创造之功，实为敦煌学领域中不朽之盛举”。因此，从张大千的临摹作品中，也让更多的中国人充分领略到，中国文化有着多么丰富博大的瑰宝。
画展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让第一次见识到敦煌艺术的香港人大为惊叹，也引起香港文化界的格外瞩目。每天到寓所里拜访的客人络绎不绝。好在张大千是个喜欢热闹的人，不管在哪儿，身边都少不了朋友的围簇。一边作画一边摆龙门阵，“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是他常挂在嘴边上的话。 2月23日的这天早上，张大千照例早起，只是没像往常那样出去散步，而是坐在椅子上若有所思。
外面开始下起了雨，雨量不大，丝丝缠缠的那种。张大千自言自语地说：“这雨要下得时间长哩。”
夫人徐雯波此时也已梳妆完毕。没办法，她的作息时间总是得就合着张大千，以便随时照顾他。
虽然是很成熟的打扮，还烫了发，但从徐雯波那双灵秀的眼睛里仍透出些单纯和稚气，毕竟只有22岁的年纪。她原本是张大千大女儿心瑞的同学，因崇拜张大千的画，常去张家以找心瑞为由看他作画，并一度想拜张大千为师，却不料被他婉拒。“收了学生，我就没了四太太了。”多年后张大千终于道出真相。就这样徐雯波戏剧化地从同学的好友身份变成了心瑞的长辈。
那是1946年的事儿，徐雯波当时住在成都的姑母家，平时就很喜欢画画，当得知同学张心瑞的父亲便是大名鼎鼎的画家张大千时，不禁喜出望外，马上便来求张心瑞带自己前去拜访。把张心瑞催得笑了，说：“看来你能做最虔诚和用功的学生了。”
当时张大千正因二太太黄凝素经常打麻将而不顾家所心烦，这一天见女儿领着一位娴雅的少女走进画室，一刹那间满胸的气恼仿佛消散了一大半。这个女孩子身上有一种强烈的沉稳气质，美而不艳、清秀脱俗。第一次见面便给张大千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张大千心情登时愉快起来，他不但当场作画给徐雯波看，还把自己的其他作品拿给她欣赏和讲解，让徐雯波欣喜得虽然不敢直接惊呼起来，但从那越来越明亮的眼神中让张大千觉察到了女孩子对他的敬慕之情。
从那以后，徐雯波便成了张府里的常客，她虽然话语不多，但却心细温柔，和她在一起让人觉得非常舒服，不像很多女孩子因自恃美丽而常会流露出骄娇之态。
张大千越来越被她吸引，她也越来越不自觉地充当起了称职助手的角色。
此时二太太黄凝素不但麻将越打越凶，和另一位男人的情感也愈演愈烈，让张大千烦恼不已。虽然黄凝素提出过好几次离婚的要求，但张大千考虑到她为自己生育了那么多孩子，已一同走过二十几年的岁月，便怎么也不忍心真与她分手。可她不但无心料理家庭，还给家里凭空添乱，让这种进退两难的现状持续了好几年的时间，又着实让他再难以忍受下去。
一天，张大千和徐雯波正在画室里谈论书画，忽然警报拉响，日机又来空袭了。张大千连忙拉着徐雯波向屋外跑去，可张府中并没有防空洞。张大千正迟疑该去哪儿躲，徐雯波焦急地说：“去我姑母家吧，她家里有个很大的防空洞。” 于是两人快速向徐雯波的姑母家跑去，这样徐的姑母也认识了张大千。
徐的姑母知道张大千是个很有名气的大画家，很希望看到他亲笔作画，极善于处理人际关系的张大千便索性在徐家设置了一张画案，不但时常过去作画，还时常帮徐家做些事情，使徐的姑母对他很有好感。
不久黄凝素便以张大千总是私入徐家为把柄，再次要求离婚，张大千深感情难再留，便只好答应了黄。同时也正式和徐雯波挑明了爱意，想要她做第四位太太。徐雯波早就深爱上了张大千，遂惊喜地应允下来。
但两人的婚事却遭到了徐雯波姑母的强烈反对，无奈之下，徐雯波满面羞红地对姑母说已怀有身孕，于是姑母只得答应了婚事。
徐雯波温柔、善解人意的性格及端秀的模样，让张大千格外喜欢，又因她喜欢画也懂些画，所以侍候张大千作画时也特别能称他的心。但徐雯波真的做了张大千的太太，方知辛苦和不容易。有时候他的创作灵感来了，深夜起身便要作画，身边的太太便只好跟着起来为他准备纸墨，并且这种情况是经常性的，几年都难得睡上几个安稳觉。所以张大千无论住在哪儿，都必须要“卧室通着画室，大睡床挨着大画桌”。
看着张大千窗前发呆，徐雯波知道他为何心神不宁。就在几天前的傍晚，一个模样干练的小伙子来到寓所，交给张大千一封信函，张大千打开后，不禁喜悦地说了句：“有贵客要来哩！”
徐雯波好奇地问：“是谁要来啊？让你这么高兴！”
张大千有些激动地说：“是何香凝何大姐，好几年没见哩！”
张大千拿着信，一边看着上面何香凝亲笔写的娟秀中透出几分刚毅的字迹，一边陷入往事的回忆中。
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是中国接触外来思潮最快也最具国际化的大都市，也因此云集了全国的各界精英。何香凝和张大千的二哥张善子都是一个叫“寒之友社”的书画社团的成员。该社成员也都是当时书画界的名流，其中有于右任、李叔同、黄宾虹、叶圣陶、丰子恺、潘天寿、方介堪、郑曼青以及张大千等。
张大千那时在画坛已崭露头角，因二哥张善子的关系，结识了很多画坛高手，正是踌躇满志之时。
与张大千对政治从不过问的个性相反，二哥张善子是个有着强烈爱国精神的革命志士，早年还曾因参加辛亥革命被抓捕过。张大千的大哥早夭，所以张善子是张大千最挚爱的兄长，也是中国著名的绘虎大师。抗战期间，曾多次奔走国外举办画展筹集抗战资金。在美国期间，罗斯福总统非常欣赏他的爱国精神，特在白宫设宴招待。其画作《中国怒吼了》曾引起广大军民的强烈反响。这幅画还被印成宣传画，和大批宣传品一起送到前线以鼓舞士气。
在国画画家中，用作品来宣传抗日，并收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张善子是为数不多的几位之一 大概是志趣相投，何香凝和张善子两家的关系非同一般，何香凝的儿子廖承志被***特务秘密抓去时，张善子曾积极帮忙营救。
何香凝是个极不平凡的女性，她不仅是著名的国画家，还有其特殊的革命者身份。她是孙中山最信赖的同志、***元老廖仲恺的遗孀。廖仲恺和蒋介石同为孙中山手下的得力干将，但孙中山去世后，***内部出现了严重的分裂，左右两派一时水火难容，廖仲恺惨遭党内右翼分子的杀害。何香凝一直怀疑此事是蒋介石幕后指使的，但苦于没有证据。原本渊源颇深的廖蒋两家从此产生芥蒂。但为了顾全大局，团结***中的民主力量，以促进和中国***的合作，何香凝只能不动声色，表面上两家关系依然如故，但实际上已恩怨难解。
本存心结的何香凝对蒋介石卖国、独裁、挑起内战等丑恶面目更加失望透顶，于是内战刚一打响，她便积极参与组建***革命委员会，并为新中国在北平1949年9月21日成功召开第一届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而做了大量工作。
因此，张大千是格外敬重何香凝的。此时香港虽表面平静，但来自内地的一些民主人士和文化界名流却在不露声色地暗中准备着，只待祖国一声召唤，便会回去投入到建设的洪流中。张大千思忖着何香凝此时来港会面绝不是普通造访！
雨虽还下着，但贵客却应时而至。
何香凝时已72岁高龄，但却身体硬朗，尤其是目光中的坚毅与热诚，让人为之一振。
张大千握住何香凝瘦削却温暖的手，感慨地道了一声：“大姐好！”何香凝深情地看着张大千，然后笑着说：“大千，祝贺你，你的画展这么成功。”
张大千点点头，高兴地说：“是呀，只是几年没看见大姐，心里着实惦念啊！”
两人落座，随即便亲热地攀谈起来，尤其在回忆起当年上海的画坛往事和张善子的音容笑貌时，都不禁感慨万端。
何香凝伤感地说：“善子一生嫉恶如仇，时刻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如果今日还活着，看到北平的解放，该多么高兴啊！”
张大千点头道：“是啊，我听说北平已经被***接收，悲鸿兄还邀我回去当北平艺术学校的教授哩！”
何香凝接过话，关切地问：“那你愿不愿意呢？”
张大千略微顿了顿，然后很直率地说：“我倒还真没想过，我以前就对悲鸿说过我不会教书，只会画画。”
何香凝笑了：“可学生们说你不仅博古通今课讲得好，而且改画改得尤其好，让他们一下子就能顿悟和理解。可你这个堂堂的张大千教授竟自己偷偷‘溜’走了，再也不回来了……”
说到这儿两人都笑了起来，徐雯波也抿嘴乐了。
那还是1933年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张大千和张善子住在风景如画的苏州网师园期间的事儿。兄弟俩一边勤奋作画，一边在各名山大川中辛苦地游历着以增加见识。过的完全是前清大画家石涛的那种“搜尽奇峰打草稿”的逍遥日子。
那几年正是张大千潜心钻研中国传统技法历代之精粹的“师古”、“仿古”阶段，并因仿石涛的画已达以假乱真之地步，在中国画坛上声名大噪，令人称奇不已。
石涛是明朝画家，其山水画造诣被人奉为“海内第一人”，也是当时中国画坛最被追捧的一位画家，许多大收藏家都以收藏到石涛的作品为最大幸事。 与石涛同期的另一位极受欢迎的画家是八大山人。两人都是明朝宗室身份，也是清初著名的“四僧”之一。明朝灭亡时石涛年龄尚小，长大后隐蔽为僧以防身份泄露遭至不测。八大山人当时则已十九岁，遭遇国破家亡之痛后，一怒之下竟装哑不语，随即削发为僧，发誓绝不与清王朝合作。此后一生在悲愤和忧郁中度过，笔下所画均是残山剩水、尽显苍茫凄楚之意境，以表达“零碎山河颠倒树，不成图画更伤心”的身世情怀。
石涛和八大山人的画作既有相同之处，又有各自鲜明的个性，八大山的花鸟画中意境清奇幽冷，无论是构图还是用笔都已摆脱了其形式上的束缚，简洁到了让人称奇的地步，使水墨花鸟画达到了一种空前的水平，对后世画坛的影响相当深远。
与八大山人蕴含凝聚的内敛风格不同，石涛则是尽情挥洒、用墨淋漓酣畅。应该说，八大山人善于用笔，石涛则善于用墨。最初时，八大山人名气高于石涛，但乾隆以后，石涛之名则已高于八大山人了。
两人的特殊身世，使他们的画不被宫内收藏，因而得以大量散入民间。
张大千也深深迷恋上了石涛的山水世界，只要有机会看到原作便会忘我地加以临摹和学习，为此曾花巨资先后购买收藏石涛原迹达五百多幅。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是见过并收藏石涛作品最多的画家和收藏家，并且也不可能再有人会超过他了。
在临摹和悉心揣摩的过程中，他的精神似乎已和石涛融为了一体，临摹得惟妙惟肖，连当时鉴定石涛作品最权威的大鉴定家们如著名画家黄宾虹、陈半丁、罗振玉等人都无法分辨出真假，屡屡看走了眼。他也因此在当时画坛上名声大噪，甚至有人惊叹他如“腕中有鬼”。以至这些仿画在几十年后已流传到世界各大博物馆和美术馆，都根本无法辨认，很多次都是张大千自己揭穿谜底，不然的话恐怕永远都不会被人发现。
其实张大千最初的仿画目的很简单，一是为了提高自己技艺;二是因当时没有名气，所以有些名画家没看重他，为了赌气才格外张扬。多少有些少年狡狯的游戏心理。
虽然有人对他做假画存有疑义，认为他此举搅乱了中国美术史，但不可否认的是张大千在临摹中确实领悟到了中国画的精髓所在，才得以进一步提高和创新，使画艺达鬼斧神工般精湛。因为中国画的基础奠基就是由临摹入手的。
他还根据仿石涛画的经验，深刻体会道：
“要学画，首先应从临摹入手。临摹有了深厚的根基，才能谈到创作。 “临摹，就是将古人的笔法、墨法、用色、构图等等深入内心，达到可以背的程度，使自己对古人的技法运用自如。
“临摹前人的作品时，一定不要重复，要临到能默得出，背得熟，能以假乱真，叫人看不出是赝品。只有这样，才能学到笔墨真谛，学到前人的神髓与长处。”
而对于他毕生所推崇，与他仿佛神灵共通般的石涛作品特点，他则以简短的几句话便将几十年所累积的体验精髓道出：“石涛之画，不可有法，有法则失之泥;不可无法，无法则失之犷。无法之法，乃石涛法。石谷画圣，石涛益画中之佛也！……”
此感悟似已道出中国画之神妙高超、不可言说的绘画精神。
1936年1月，时任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主任的徐悲鸿和中央大学校长的罗家伦前往网师园“三顾茅庐”，力请他去中央大学教国画。他实在推辞不掉便提出三个条件：一是要坐着讲课，不能站着，站着那种演讲式的讲法他不习惯。他从来不会当众讲演的。二是要给他准备一间画室，里面摆张大画桌，还得有一张睡椅，画累了他可以躺下睡觉。三是让同学们到这个画室里上课，边画边讲。
徐悲鸿听后不由哈哈大笑起来，说：“真是奇人怪要求啊！好吧，只要你同意授课，这些条件都答应你。”
张大千知道怎么也推托不了，只好乖乖地去上课了，没想到这别出心裁的讲课方式却赢得了学生们的热烈欢迎。这些学生早就有关于他的各种传奇的耳闻。什么当过土匪、做过和尚、仿画可以做到以假乱真、在网师园中和二哥饲养老虎、几乎去过中国的所有名山、包括异国恋情等等。
这位中国画坛上的传奇人物教起课来果然与众不同，渊博的学识，不仅只表现在绘画方面，中国的古典文化包括书法、诗文等无不精通，造诣之高，让学生们佩服得五体投地。张大千告诉学生们：“作画如欲脱俗气、洗浮气、除匠气，第一是读书，第二是多读书，第三是有系统有选择地读书。”张大千自己也的确是这么做的。不但在家里朝夕读书，就是在旅途的车中船上，也都手不释卷。他认为“一个成功而伟大的艺术家，自当具有高尚的人格，要有开朗的胸怀及丰富的常识，不能局限于一个范围内，这种修养的养成，则完全需要靠多读书才能达成，而且不局限于哪一类的书，古时伟大的艺术家，全是重气节之士，人品高了，作品的气质自然也不同于流俗，所以任何种类的书全要看”。
他的记忆力惊人，加上读书态度专心致志，因此看过书后对有价值的内容几乎过目成诵，里面诗文挥笔就来，实在是让人望尘莫及。有一次好友薛慧山托他带书，回来后到薛慧山家中送书，便把路上看完的此书内容讲给薛慧山听，让薛大为吃惊。因为此书是一本绘画以外的学术论著，但张大千却能把书中的学说思想深深领会到他的艺术见解中。
张大千认为画画并不是教出来的，光说出来不如动手示范出来的效果更好，于是他往往在学生们的画上改动几笔后，便达事半功倍和画龙点睛之作用。但最后他还是因受不了按时上课这种时间刻板的教师义务，只好偷挂教鞭，一溜了之。 何香凝的旧事重提让他自己也觉好笑，可如果还让他当教授去授课，他是说什么也不想的。
何香凝话锋一转，说：“不教也罢，就当一个职业画家，多画一些画也挺好。大千啊，国内情况想必你也听说一些，北平已经解放了，不久全国就都要解放，现在***正筹备召开第一届的政治协商代表大会，已有不少人从香港先回去准备了，我过不久也得回去，所以今天来你这儿，是请你画一幅画，送给一个很重要的朋友。不知你肯不肯帮大姐这个忙呀？”
何香凝终于言归正传说明了来意，张大千心中一动，果然自己猜得没错，但不知求画者是谁，能劳何香凝大驾。
他当然是义不容辞，马上答应下来，然后诚恳地说：“大姐言重了，其实您今天冒雨前来我已猜到会有很重要的事情找我，小弟哪有拒绝之理！”
何香凝笑眯眯地点了点头，说：“我就知道你是会给大姐这个面子的！”
他们来到画室，徐雯波早已在宽大的画桌上铺好了画纸，笔墨也都预备好了。
何香凝会心地笑了，说：“看来大千是早知我来意啊！”
张大千也笑了，问：“大姐，您看画什么呢？”
何香凝说：“当然是画你拿手的荷花了！”
于是张大千爽快地提起了笔。
何香凝和徐雯波凝神看张大千挥笔作画，她们都知道在所有的花卉中，张大千最喜欢荷花。荷花的美和高洁品格，历来为世人所共识。“出淤泥而不染”让古往今来多少文人墨客都不惜把笔墨用在荷花上，而张大千的画荷技艺之高，早已成为绘画史上有数的几位画荷大家之一。此等画荷之功真乃用心揣摩、日积月累才凝结所成。从他的学生刘力上的文章中可见一斑——
“他把荷花的千姿百态铭记在脑海之中，荷花的浴日、舞风、过雨、傲霜等种种姿态，使他在作画时，信笔挥洒即能得池塘情趣。他画荷方法很多，有时画初开的，有时画将残的，他的残荷花瓣虽已脱落，但仍画有三五花瓣于梗端，似雨后新荷被风雨侵袭，残中有俏，别有新裁。”
张大千在教导学生时，也曾说过：“中国画重在笔墨，而画荷是用笔用墨的基本功。”
可见他观赏荷花时，有多么细腻。 此刻又一幅绝妙的荷花画好了，张大千放下笔，抬起头对何香凝说：“请大姐过目一下，可否满意？”
其实何香凝从张大千画第一笔起便被他纯熟的画功所深深折服，待到画完收笔，她才长出一口气，赞叹道：“悲鸿说你是五百年来第一人，真是当之无愧啊！”
只见画上近景是两片卓然飘逸的巨型荷叶，仿佛在傲然地随风舒展，而荷影中一朵洁白的荷花正灿然而放，那种超凡脱俗的美丽不禁令人肃然起敬。整幅画面似乎在散发着阵阵清爽的荷香，一种生机盎然、气象万千之势让人为之大振！
全画构图饱满而疏落有致，用笔气魄豪放又清新灵动，真是一幅栩栩如生的荷花图。
张大千又问：“那么题给谁呢？”
看着张大千沉稳中却透露出机智的微笑，何香凝不禁又微笑了，两人颇有点儿心照不宣的默契。何香凝沉吟着说：“就题润之先生吧。”
张大千心中立即翻滚过一波重重的浪潮，他心里虽有准备，但万没想到会是新中国的主席毛泽东。但表面上他却依然平和，他拿起了笔，更显沉稳地说：“好吧，润、之、先、生。”他用他特有的融各派之长的“张大千体”在画的左上角题下一行字：
“润之先生法家雅正。己丑二月大千张爰。”
何香凝满意地点点头，说：“我代这位朋友谢谢你。”
张大千连忙说：“大姐别和我客气，对您我当然得惟命是从……”
临别时已是下午接近黄昏时分，雨不知何时已停，天空一片湛蓝。
何香凝紧紧握住张大千的一只手，郑重地说：“大千，我知道你一向是个不关心政治的人，这一点你和家兄善子不同，如果家兄还在的话，他一定会和我一起去北平的……”
张大千的眼睛有些湿润，他一向重感情，尤其是对二哥张善子更是情深意笃。17岁的年龄之差使张善子如父如师，对张大千从小到大，直到走上艺术之路可谓殷殷教诲，倾注了自己全部的心血。于是他又将另一只手紧紧地扣在何香凝的手上，安慰说：“大姐不要伤感，我……”
他忽然停下，但还是把话说了下去：“我今后无论去哪儿，都会记住自己是个中国人！”
何香凝闻听此言不禁一怔，有些诧异地看着张大千，她已隐约感到眼前这个小她二十几岁，却身怀绝技的中年人日后定成大器，一旦走出去，纵横天下山水定能狂收笔下。只好让他去吧，她虽有些伤感和不舍，却无力也不想挽回他。
何香凝眼睛潮湿了，凝视大千许久，没再说什么，只是握张大千的两只手有些微微颤抖，似充满着期待与留恋。持续了好一会儿，这才上了汽车离开。
看着汽车渐渐驶远，张大千的心情怅惘且复杂。从个人情感来说，他非常喜欢并敬佩这些有政治信仰的朋友们，但他自己却以“远离政治”为终生的做人原则，因此决定了他与部分朋友们的若即若离。
他虽然给许多政要们画过画，但前提是对方也一定要懂、至少是喜欢画，张大千一直是秉着以画会友的原则与他们交往的，基本上还是属于艺术上的相互欣赏罢了。如果这种交往回赠给他的结果会使他的艺术道路更加畅达，那么他也会十分乐意并欣然接受的。前不久他在大陆期间，徐悲鸿还特意请他帮忙，为***“代总统”李宗仁画了一张巨幅荷花。因为徐悲鸿出任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校长后，感到原有校舍太小，便一直向政府申请，请求政府另拨一处宽敞的地段重建校舍。当时李宗仁兼任北京行辕主任，算是正管。李是个开明之人且喜附风雅，对办教自然尽力帮忙，很快为北平艺专特拨了一处场地，也就是今天的中央美术学院所在地。
为感谢李宗仁，徐悲鸿亲自出面为李宗仁求画，同时自己也精心绘制了一幅奔马图一并相送。张大千的这幅荷花图高3尺、长6尺，非常精美，难怪李宗仁得到这两幅精品后高兴极了，一段时间里逢人便说他得到了两件国宝。
像这种为朋友解难、为探索艺术铺路而尽力，张大千认为是义不容辞的。但与一个他并不十分了解甚至还有误解的政党打交道，给他们的领袖作画，还是让他有些心惊肉跳。有幸为新中国的“元首”作画自然是件值得荣幸的事情，可张大千在兴奋之余却又隐隐有些担忧，他预感到这幅画也许会或多或少影响到他今后的命运。
事实上，这一直觉相当准确，果然在他日后想去台湾定居时，被***政府以“亲共人士”为由而婉拒，“罪名”就是“曾为毛泽东献画”。人生的命运实在是难以预料，艺术作品为所有人所喜爱，而艺术家则要承担艺术作品之外的种种莫测命运。
几天之后，也就是1949年的三八节前，何香凝特意派人到张大千寓所送来了一幅她精心绘制的《梅菊图》。画作本身倒没什么，因为画梅画菊一向是何香凝所喜爱和擅长的题材，她还喜欢画松、狮子和老虎等物，皆因这些东西能体现出高雅的气节，能借以抒情明志。倒是画上写的一首七绝诗：“先开早具冲天志，后故犹存傲雪心。独向天涯寻画本，不知人世几升沉。”是颇耐人寻味又不言而喻的，可以说是很直接地劝大千要审时度势，安排好自己的归宿。题款为：“大千大法家雅教，三十八年三八妇女节，香凝诗、画，命醒女书之。”
张大千注视此画良久，把画轻轻地卷了起来。
几天之后，何香凝便离开香港回到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同时也把张大千的《荷花图》送给了毛泽东。据说毛泽东非常欣赏这幅画，并把它挂在了自己居住的中南海房间内珍藏。后来，又被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故居藏书画家赠品集》所收录 很喜欢这篇文章。em1 em1 e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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