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和文化的紧密合作//王家新
经济和文化的紧密合作//王家新各位专家学者、各位朋友们：
首先请允许我坦言这几天的感受。故宫邀请我参加这次活动，我一直很犹豫，到底来还是不来？刚才主持人介绍，我在财政部教科文司工作，是中国书法家协会的理事，但我深知无论从学术的角度、从职位、从对书法和文物的理解，都没有资格来面对大家。特别是在这里谈《出师颂》这个非常敏感的话题，我的同事、同学和家人都劝我千万不要去，怕引火烧身，招惹麻烦。但是我今天还是来了，为什么？我想我毕竟从财政的角度参与了从《研山铭》到《出师颂》的征集工作，亲身经历了近年来许多重大文化项目从论证、立项到实施的过程，亲身经历了国家经济繁荣复兴之后文化蓬勃发展的大好时期，所以我想我有责任和义务把一些相关情况或细节问题提供给大家。但声明一点，这次是学术研讨会，我没有准备讲稿，我的发言只代表个人意见，谨供大家参考并请指正。
我所在的财政部教科文司是负责教育、科技、文化方面经费的，我们处主要对口的是文化、文物、新闻出版、广播电视、体育、文联、作协还有党报、党刊、新华社等方面，从政策和经费投入方面，支持和保障宣传文化事业的改革和发展。多年来，党和政府非常关心重视文化事业，特别是近几年，国家大幅度增加了对文化方面的投入，我可以列举一些事项来说明。比如重大的公益性文化设施建设方面，有正在建设中的国家大剧院、国家博物馆的合并和改扩建，中国美术馆经过维修改造已重新开放，花了1.2亿，规划面积4.2万平方米的新馆正在立项，还有国家图书馆的二期建设、天桥剧场的改造、国家话剧院建设及故宫博物院的全面维修，可以说形成了新世纪一道非常亮丽的人文景观。从大的文化项目上说，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2003年安排了近4000万元，中华善本再造工程已经投入了4350万，还有纂修清史、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中华大典》的重新启动、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等等。我在工作中有幸见到季羡林、任继愈、启功等德高望重的先生，他们是世纪老人，经历了从清末、北洋政府和***统治时期、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到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国力日盛的大好形势，谈到政府这些举措时都很激动。大家知道支持这些项目是需要钱的，刚才汪馆长说了需要财政的大力支持。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后，国家财政收入每年以1000亿到2000亿元的幅度增长，但是公共财政的支出包括农业、社保、国防、教育、科学等诸多方面，支出的压力也是非常大的。当时朱镕基总理在一次会议上说，财政是“带着石臼跳加官”，加官戏是正式演出前欢快的、轻松的戏剧形式，但带着石臼跳不起来，朱总理是说虽然财政收入增长了，但是压力很大，并不轻松。在这种情况下财政能力争拿出更多的钱来投入文化、文物事业，是非常不容易的。之所以要加大对文化事业的投入，是我们意识到一个国家、民族的真正伟大复兴，不只是经济的繁荣发展，而是继经济振兴以后文化的全面复兴。中国的盛唐时期如此，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更给人们留下难以磨灭的深刻印象。美国经济振兴之后从没有间断宣传它的意识形态和所谓美国精神、生活方式，不断增加对文化、媒体方面的投入。所以我们认为加大对文化的投入、保护和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非常必要，也责无旁贷。
在这个背景下，2002年国家财政第一次设立了“国家文物征集专项经费”，当年安排5000万元。大家已经知道，去年国家文物局动支2990万专款买回了宋代米芾的《研山铭》。今年故宫博物院要征集《出师颂》，由于“非典”期间门票收入大幅下降，本想借用这笔专项经费，后来随着疫情的成功遏制，文化部、文物局和财政部还是商定由故宫的门票收入来购买《出师颂》。这次《出师颂》的征集工作是在一片争论声中进行的，我在网上、报纸上了解到媒体和读者主要关注的是这么几个问题：第一，《出师颂》的真伪问题；第二是到底值不值；第三，就是公众的参与程度和整个操作程序的问题，是不是有暗箱操作。虽然征集工作主要是故宫的事，但作为研讨会，我想就这些问题谈谈个人的看法和所了解的情况。
第一个就是真伪问题。刚才上博的汪馆长和单国霖先生讲得已经非常透彻了，真伪问题要由专家委员会拿出明确意见，故宫延请的专家是启功、徐邦达、朱家溍、傅熹年、单国强、杨新先生等六位文物鉴定专家。他们的鉴定意见是“晋墨”二字是假的，引首部分的纸不对，应为明代选配，但本幅《出师颂》墨迹肯定是真的，并强调它是隋人所书，另外米友仁的字是真的。即使这样，因为隋人墨迹稀少、又是流传有绪的法书名篇，属清宫流失之物，故建议由故宫征集，并且都签了字。在这个过程中，故宫等单位收到一封信，就是媒体披露的署名张继刚的信。我读过这封信，不知道他是做什么工作的，但是我很敬佩他，他落的是自己的名字，是位很有眼光、有见地的人。我想他是经过认真考证的，包括纸张、笔迹和图章问题，这个人有勇气，应该说作为公民也好，作为一个收藏家或书画爱好者也好，他是尽到了自己的责任，专家们也充分参考了他的意见。此前首都博物馆也请有关专家反复论证并已决定购买，这也是故宫确定征集《出师颂》的有力佐证。所以在真伪问题上是经过反复论证、深思熟虑的，应该相信六位先生鉴定的准确性、权威性，他们的签字以后应该会公之于众。今天上海博物馆汪馆长、辽宁博物馆杨仁恺先生也到现场，对故宫征集《出师颂》表示赞同。
第二，关于价格和价值问题。通常来说，文物的价格和价值有几方面的决定因素：首先，我觉得一件文物在不同时代背景下它的价格是不一样的。比如在乱世，人们关心的是安危和温饱问题，文物怎么能值钱呢？当年溥仪以赏赐其弟溥杰的名义将大量书画文物带出清宫，流散民间，俗称“东北货”，当时在长春街头是以麻袋论价的，那是文物的价格吗？可能几个馒头就换一件“石渠宝笈”的名画，因为那是一个乱世，一个山河破碎、流离失所的年代。而盛世来临，社会稳定、经济繁荣、人民安居乐业，文物的价格必然就要上扬。第二，同一件文物对不同的收藏者而言，其价值价格会有所不同。有些人收藏青花瓷，有些人收藏算盘，一个算盘对于收藏青花瓷的人来说可能白给也不要，但是对于收藏算盘的人来说却是很重要的，所以就《出师颂》来说，除了它作为法书名篇的珍贵价值外，首博、辽博和上博征集的意义和由故宫收回是不一样的。因为它是宫廷流出去的文物，故宫收藏更恰如其分、理所应当，能与其它馆藏作品成系统、相匹配。所以首都博物馆最后还是让步了，本来他们已经决定购买的。第三，《出师颂》到底贵不贵？谈到这一点我们不妨先回顾一下，1953年《中秋帖》和《伯远帖》在香港露面的时候，当时郑振铎、王冶秋等向周恩来总理建议要把它们买回来，最后花了47万，加上后来的《五牛图》、《韩熙载夜宴图》等总共花了几百万。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举，对外又抗美援朝，1953年财政收入是213亿，总理能特批上百万外汇来买这批文物，那是非常了不起的决策。而2002年的财政收入是19000亿，故宫以2000万来买这件文物，我想大家对这个比价应该是有所判断的。再者，事过50年，谁想拿两个亿、三个亿来买《伯远帖》、《中秋帖》，我想故宫也绝对不会卖的。因此，文物收藏一定要有眼光，应该历史地看问题。今年在上博举办的72件书画国宝特展，观众排队观看，轰动海内外，其中就有多件那时候收回来的文物，所以，当时的举措是具有历史性贡献的。
去年征集《研山铭》的时候，启先生、傅先生、国家文物局单霁翔局长都在场。当时启先生说《研山铭》是好，确实精彩，但是3千万贵了点，启先生有这个顾虑。后来单局长调侃说，北京修1公里地铁要6个亿，能买20幅《研山铭》，您说是修1公里地铁，还是买20幅《研山铭》好？当然地铁肯定要修，《研山铭》也需要征集。想起文化和文物来有时挺悲哀的，也令人忧虑。我国是个文物大国，可每年文物保护经费才有几个亿？许多文博单位多年没有买一件文物，这两年上博买了一些，《翁氏藏书》花了450万美元，《钱镜塘藏明清名人手札》990万，上个月又花450万美元买回《淳化阁帖》。去年国家财政才拿出5000万设立国家文物征集专项经费，这笔钱实在是来之不易，又很有限。要说节省，财政部最欢迎了，我们一贯提倡精打细算，厉行节约。但也要充分考虑社会效益，文化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文化、文物投些钱，对提高人民的文化素质，培养爱国之情和民族凝聚力极为重要，也极为紧迫，将来是会得到巨大回报的。另外，中国文物、特别是书画文物的价格与国外艺术品相比还很悬殊，一幅梵高的画可以卖几千万美元，中国艺术没有得到应有的认可和珍重，我们自己首先要珍惜，要自重，绝不能妄自菲薄。
第三个问题是征集工作的运行程序。据我所知，文物征集应该有这么几个步骤，首先是确定文物征集对象，第二是由专家对原件进行真伪鉴定和价值价格评估，第三由文物收购单位报有关部门批准，得到批准后商谈购买，交割资金。我们权且以此来审视《出师颂》的征集过程：今年6月下旬，故宫给文化部打报告说嘉德公司将拍卖隋人书《出师颂》，故宫有意征集，文化部孙家正部长当时在外地，特意委托周和平副部长和财务司李雄司长紧急与国家文物局、财政部商谈。故宫按三部门的要求做了几项工作，请文物鉴定专家定真伪，评估其价值和价格，为了能以2000万底价拿回来，又向北京市文物局请准动用国家优先购买权程序。后来得知首都博物馆已与嘉德签订了购买意向书，文化部副部长、故宫博物院郑欣淼院长又亲自出面做工作，请首博让步，最后经文化部、文物局、财政部正式批准，以故宫门票收入购回了《出师颂》。纵观整个征集过程，有这么多部门单位的领导和工作人员参与此事，有相应的申报和批复文件，怎么能叫暗箱操作呢？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运行完成相关程序，应该说各部门间配合是十分默契的，也是高效率的。不知大家听说没有，文物界原来对文物征集工作是有意见的，专家们看好什么东西，要左上报，右上报，要由老先生们给中央领导同志写信呼吁，最后常常因为资金问题、程序问题、效率问题而坐失良机，任文物再次流失海外。上博之所以能买“翁氏藏书”和“淳化阁帖”，除了资金的保障外，主要是人家的机制和效率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上博的经验值得学习。今后我们在继续增加投入的同时，应切实提高工作效率、完善工作程序。
关于公众的知情权和参与度的问题，有人指责不能几个人来定事，应该广泛征求海内外鉴定专家和文物爱好者的意见，要采取价格听证会的形式，保证群众的知情权。我想，我们国家越来越民主，越来越跟国际化接轨，政府非常重视人民的参政权，我们自己在许多方面都感受到这种进步和变化。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比如火车票的季节性浮动、包括故宫门票提价问题等，已经实行了价格听证。但文物征集还是有其特殊性的，比较专业、也比较敏感，有时还特别提出保密的要求。去年3000万买了《研山铭》还剩2000万，文物局还派人在境外买了些东西。一件文物专家们的底线是800到1000多万，最后400多万买回来了，什么原因？保密做的好。所以有时不但不能扩大还要把知情面缩小，严格纪律。如果搞全民公决或听证，那这些文物肯定买不到。我们要相信专家们的判断，他们毕竟有经验、有眼力。去年买的东西，再过5年、10年后搞一个国家文物征集专项资金的成果展览，到那时大家再看这些专家的眼力如何？这也是对我们公务人员自身素质、业务水平和敬业精神的考验和评判。对作为综合部门的财政工作者而言，在熟悉精通财政财务工作的同时，还要了解相对应部门的事业发展情况和基本业务、基本规律，要求我们一定要有敬业精神，不断学习，提高自身素质，提高工作效率。还要勇于任事、勇于开拓、勇于担当。要提高政府的决策水平，要有前瞻性和决断力。举个不太恰当的例子，1867年，美国国务卿威廉·西华在巨大的压力下，力主以2美分一公亩，共720万美金从苏俄手中买下了荒凉偏远的阿拉斯加。当时公众要把威廉·西华撵下台，说这是一个愚行，是“冰盒”，但是后来人们发现阿拉斯加有很好的渔业，盛产鱼油，有大量的黄金储备。特别是在过了近100年以后，二战期间才发现它对美国战略上的重要意义。《出师颂》的收藏不能跟此事相提并论，那是国土问题，但是我想好的决策对将来会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最后，我补充一下，这次征集资金用的是故宫的门票收入。在每年5000万元的文物征集经费的使用上，我们将坚持几条原则：1、一定要经过权威鉴定，确保真品。2、要建立科学合理的价格评估体系，做到物有所值。3、尽量不在拍卖会上买东西。国家文物局、故宫应该充分利用各方面关系，寻访线索，鼓励捐赠，花少钱买大东西，四两拨千斤。4、征集重要的、值得国家收藏的文物，或国家馆藏缺门断档的东西，鼓励小件由民间、企业收藏。5、重点征集海外回流的文物。这笔资金来之不易，我们一定努力把工作做好，管好用好有限的征集经费，发挥更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在此也恳请新闻媒体等各方面对我们工作进行监督。有人说这次媒体炒得太凶，我倒认为这是好事，这么多人关注，说明公众对文物、对政府工作是关心的，也确实起到了监督作用。应该将压力变成我们工作的动力，把事情做得尽量细致、圆满。同时也请加强正面的报道，这一点本来不想讲，但看到一再报道那些连原件也没见过的“鉴定家”的意见，狠挖“黑幕”，是不是会误导。我们呼唤有益于提高公民文物保护意识、弘扬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和自尊、自爱、自强、自信的宣传报道，客观公正的报道，把好事情办好、也要宣传好。这次研讨会和随后的公开展示还算及时，有一句话叫“过默者必怀诈，过谦者必藏奸”，你不说、一再退让，当然会受怀疑，所以今天就公开地、主动地表态，坦诚相见。以上是我的发言，不当之处请大家原谅。
谢谢各位！
发言人：王家新
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
财政部教科文司文化处长
（根据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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