惟不能同 斯大雄 韩书茂
惟不能同 斯大雄韩书茂
﹙篇名“惟不能同 斯大雄”出自林散之论书诗句：“能从同中 求不同，惟不能同 斯大雄。”﹚
在当代书坛上，司徒越先生的书法艺术以其独树一帜的面貌驰誉江淮，影响及于海内外。
先生姓孙，名方鲲，号剑鸣，一九一四年生于安徽寿县。幼年读私塾，一九三一年考入上海美专，翌年转新华艺专，均学西画。在校期间，他积极参加抗日救亡学生运动。一九三八年国共合作期间，在军委会政治部郭沫若同志领导下的第三厅六处三科做抗日救亡宣传工作。一九四零年以后，他回乡从事教育工作，五十年代初，曾任六安师范副校长等职。一九六三年，调寿县博物馆工作。现为县政协副主席、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安徽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安徽省考古学会理事。
先生于书法，少年时学赵盂頫 ，也受过魏碑影响。十六、七岁时，他的师友们都认为他的字“不行”，他也自认“不行”，这也是他收起碑帖，改学西画的原因之一。四十年代，他在六安教学，出于喜爱，从一亲戚处借得甲骨金石善本，临了一本《甲骨金石文钞》。这时期，有些师生说他的字好，求他写字，他推辞不掉，便署了一个假名字——“司徒越”。先生自谦说：免得丢人，并一直沿用至今。
从一九五七年他被错划为“右派”，在以后一段时间里，他身处逆境，但仍坚持对艺术的执着追求。从七十年代起，他借助于草书艺术来抒发自己的情感，“郁邑迍邅呼不出，精英化作墨芙蓉”。他奔涌起伏的情绪由于在草书中得到充分宣泄而达到新的平静，并且因此而恢复和保持了自我心理的健康。 一九七六年，先生的草书首次在日本展出，立即博得彼邦友人的赞赏，并被选入日本出版的《现代中国书道展》。此后，先生的作品连续两次参加全国书展，并被选送西德、芬兰展出以及作为礼品传入美国和港澳等地。
先生的草书先学怀素，继法张旭。功力深厚，技法娴熟，圆笔中锋，结字宽舒，气势奔放，节奏鲜明，通篇连绵起伏，浑然一体。难能可贵的是，他以古稀之年仍能以“自以为非”的精神锐意进取。他十分赞赏孙过庭“草以点画为情性”的书学理论，吸收“二王”草书的精髓，以真入草，开辟了草书创作的新的境界。试看他一九八四年三月的一幅草书对联：“清气若兰虚怀当竹，乐情在水静趣同山”，虽以圆笔中锋为主，但运笔注重提按，间以颤涩的笔法，主笔与副笔的交待十分清楚，线条的粗细、曲直、方圆、刚柔的变化明快而丰富，且结字险夷互生，字字独立，两行中以第二字开始错落，其余四字通过疏密、大小，、长短的调整，到第七字又复归对称，全联首尾贯通；左右顾盼，在变化中见和谐。
这幅草书使我们感到熟悉而又陌生。因为我们从中既看到了二王、旭、素、山谷、青主的踪迹，但又不为哪一家、哪一体所樊笼，倒确乎只是先生本人。先生说，这两年他要“独抒性灵”逐渐摆脱旭、素的影响，从用笔、结体到章法， 一切求其自然，我们从他近年的作品中已看到了这种有益的努力。
先生的金文取法广博，曾临摹过两周钟鼎六十余器，其中尤以楚器金文的影响为著。其字形千姿百态，变动流利。其基本风格是古朴典雅，醇厚含蕴，方圆并施，茂密诡奇。
先生于甲骨文书法，主张刀味与笔意互见。又因甲骨文多为刀刻，尤重刀味。所作甲骨文书法细劲挺拔，方整颖长，委婉生动，笔致流畅。
先生的楷书于颜真卿、赵盂頫、魏碑无不兼涉。过去尝见先生以上述三体作书或署款。最近我去谒见先生时，他拿出一件扇面递给我，我仔细一看，竟是一幅以柳体为基础的楷书。我笑着说：“都说先生写魏，不知先生写柳，可见能者无所不能”
综观先生的各体书法，其基本特色是：圆润、流畅、明快、端庄、变化、和谐、完
整、安详，在美学上，属于“秀美”的范畴。尽管我们有时也可以看到“寒猿饮水撼枯
藤”的雄健飞白和“古径苍凉骤雨回”的奔放气势，但那些都只是对于“秀美”的补充、
丰富而不是替代。
先生在创作倾向上尚“奇”而恶“怪”，这里的原则区别在于： 一﹒是否继承了古
代书法的优良传统；二﹒是否符合美的创造规律。他主张“书必出于己”，反对没有个性的“集古字”。先生于后学，热心辅导诲而不倦。他反对别人学自己的字，甚至不怕引起误解。他主张从古人入手，但又认为学习只是手段，创新才是目的。在重视书法实践的基础上，他强调：“多读点诗文，古人说：‘诗书可以化气质’气质变了，书卷气也就出来了”。
先生早年学西画，他认为自己得益绘画最多的有两点：一是执笔，他的悬腕就是画西画练出来的。二是画论，中国画“六法”中至少有“气韵生动，骨法用笔，经营位置”三法通于书法。其中，他尤重“经营位置”， 认为一字有一字的“经营位置”， 通篇有通篇的“经营位置”。因此，章法的完美性是他书作中最显著的特色。
近年来，他已七十高龄，除创作了数以千计的书法作品之外，还撰写了《关于芍陂﹙安丰塘﹚始建时期的问题》和《“鄂君启节”续探》两篇学术论文。其中《“鄂君启节”续探》一文，洋洋万言，内容涉及考古、历史、古文字、音韵、训诂、历史、地理、经济学、数学、文学、美学、书法，十分烦难，、而先生却能举重若轻，立论稳妥，引证翔实，表现了先生严谨的文风和渊博的学识
先生是位勤奋的学者和艺术家。 一九七六年以来，他长期患病，却为全国各地和海外的求书者作书三千二百余幅。有时，一天下来，腰酸背痛，不能直立。虽屡经劝阻，仍勉力坚持、我们衷心希望先生健康长寿，为繁荣祖国的书法艺术做出更多的劳绩。
﹙原文刊于《书法》1985年第六期。篇名“惟不能同斯大雄”出自林散之论书诗句：“能从同中 求不同，惟不能同 斯大雄。”﹚
考古论文《关于芍陂（安丰塘）始建时期的问题》背景简介：
“芍陂”（安丰塘）的始建时期、座落何处？是水利史学界数十年来争论不休的难题，1976年作为考古工作者的司徒越先生开始了对这一难题的研究。并根据研究结果，于1985年写出了《关于芍陂（安丰塘）始建时期的问题》。
中国水利史研究会等部门于1986年邀請有关专家、教授共30多人出席了在寿县召开的“芍陂水利史学术讨论会”。会上宣读了包括司徒越的《关于芍陂(安丰塘)始建时期的问题》一文在内的11篇论文。会议中持不同观点者各抒己见，论争激烈。最终，大多数专家、学者认可了司徒越的观点：寿县境内的安丰塘就是孙叔敖主持修建的“芍陂”。
1995年10月《安丰塘志》出版，时任中国水利史研究会会长的姚汉源先生为之作序，序言中明确写道：“芍陂的古老在我国塘堰水利史上首屈一指。它现在仍为亿万人所称颂，在这一点上最突出。”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水利史研究会现任会长周魁一先生在其所著《中国科学技术史·水利卷》之中也明确写着：“芍陂是见于记载最早的大型陂塘水利工程，为楚庄王8年(前605年)所建，在今安徽寿县”。(P．213)
从此，寿县的芍陂”（安丰塘）名正言顺的成了中国乃至世界唯一存世的人类最早修建的大型水利工程。
两年后，芍陂（安丰塘）被国务院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http://hiphotos.baidu.com/ahsxsym/pic/item/443482dda4b32a3b5882dd7a.jpg
http://hiphotos.baidu.com/ahsxsym/pic/item/6d8ebc01fbfde9091c958379.jpg
http://hiphotos.baidu.com/ahsxsym/pic/item/69264960015cd9d08cb10d7f.jpg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