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书法中的“正
【冷碣笔记】——关于书法中的“正”唐代书法家柳公权在回答皇帝问笔法时说：“心正则笔正。”（此典故出于［宋］朱长文《续书断》亦见于《新唐书·柳公权传》、[宋]苏轼《论书》、[宋]姜夔《续书谱》、[明]项穆《书法雅言》）此以书法而谏也，传为千古美谈。
明清之际，社会领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会结构文化生态都发生了深刻的变革，进而江山易主。作为对时代最敏感而负有反省精神的文人——傅山则发出了：“写字之妙亦不过一正”，“写字无奇巧，只有正拙。正极则奇生，归于大巧若拙已矣。”（转引自刘恒《中国书法史·清代卷》338页，原文亦见于傅山《字训》）。无论是柳公权的笔谏还是傅山的书论都是带有浓厚的伦理人格色彩。而正是这人格伦理色彩使得中国的书法艺术有了更深沉的意味。中国书法之所以不同于一般的艺术，即在于其内涵以及表达的绝不仅仅是一般艺术所要表达的“美”。在“美”的深一层还要“求善”与“求真”。二千年以来儒家的理念深深的根植于每个华夏士子的血液中。惯穿在东方民族的日常生生中。所以这里的正，即是道德的“正”，也是学术上的正统，正规的“正”。而非简单的书法形式的正、笔用中锋的正、结构的正，如此则太肤浅了。
柳公权的楷书险峻瘦硬，结体时有奇险之状。而傅山书法的主要特点则是丑拙与支离，似乎离儒家传统意义上的“正”还很有距离。这是晚明多元的社会文化造成的。傅山生活环境有儒、道、伊斯兰教、天主教诸多教派与观念。这样的复杂影响下，傅山的思想不免有矛盾的一面：既要将艺术的触角伸进这一个性多元的百花园，又要把思想的屁股坐在正统儒家的蒲团上，以取得社会的认同与理解。与后来康有为不同的是傅山的“行则出位”——艺术的敏锐触觉与追求个性解放的晚明多元时代息息相关；“思则素位”——在理论语境并不深刻的清初，以与当时的文人士子取得沟通及理解。
吴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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