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题发挥
１，当代书法艺术和众多艺术一样，正被大肆泛滥的空头理论所淹没，总有一批人，喜欢用思考和推理甚至是天花乱坠的联想的方式去谈论艺术，不少人借助于美术史、书法史、文史的知识性思考面对书法作品的图像。在那些一眼便能看出意义的书法图像面前，人们反而迟钝起来，转而求助于语言的解释力量。那种通过感觉到的经验去理解事物的天赋，被抛置一边。这在西方艺术界也大量存在，在好玄务虚的中国文艺界更不希奇。２．当代中青年书家中，颇有几位致力于“形式构成”的分析研究。这既引起了关注，同时排斥、批评之声也同样响亮。排斥者自然是以书法艺术当以表现情感为理由，认为这种方法甚不合于祖宗所提倡的直觉态度。但是我们应该知道，“不仅理智干扰直觉时会破坏各种心里的平衡（只有这种平衡才能使我们的生活合工作愉快），当情感压倒理智时也会破坏这种平衡”。“过分地沉溺于自我表现并不比盲目地服从规矩好多少”。对于很多书法“正统主义”者来说，“自然书写”的原始主义观念才是最符合书法行为本质的，但是他们应该知道，“对自我进行毫不节制的分析固然是有害的，但拒绝认识自己为什么创作以及怎样创作的原始主义行为同样也是有害的”。（参见阿恩海姆《艺术与视知觉》引言
中译本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8.3）
３，在格式塔心理学派的试验证明，“视觉形象永远不是对于感性材料的机械复制，而是对现实的一种创造性把握，它把握到的形象是含有丰富的想像力、创造性、敏锐性的美的形象”。这一点对于书法临摹、创作及欣赏都很重要。可以说，即使是以复制逼真为目的的古代书法摹本，也暗含了丰富的创造性因素。《万岁通天帖》在追摹真迹中遒厚的线质感时，独特地运用了类似于工笔画中胡须的绘制方法，重复“拉丝”的密集结果是：肉眼中“唐摹”，神采奕奕。在追摹晋人用笔气韵上，唐人的钩摹手法都包含了令人惊奇的创造性理解，那么书法的临摹更应该是一种充满想像力的创造性活动。而基于此，书法的创作活动所获得的自由度和想像空间应该是更大、更富有开放性的。
４，在艺术作品中，强调形式的平衡是不错的。但只有当欣赏者被告知，“艺术品本身有一个内容”，而且其中形式组织活动的唯一目的，都是为了传达这个内容（意义），“他才能真正理解，为什么这样一种平衡的形式能够感染他”。（阿《艺术与视知觉》中译本P40）近十几年的书法热潮中，以追求和谐平衡感为目标的“二王书风回归”现象又登上书坛，而借助形式构成分析的时髦，代表人物们在阐释书法艺术时，已经暗中（虽然标榜的是神韵和格调什么的大调子）透漏出这样一种结论：书法作为艺术，它所要达到的目的就是为了达到一种平衡、和谐的完美形式关系。这样的观点“只能把人引入歧途”，“如果一个艺术家创造一件艺术品的主要原因，就是获取平衡或和谐的形式关系，而不顾及究竟这种平衡要传达什么意义，他就会陷入无目的的形式游戏之中”。（P40）确如阿恩海姆所说，只有当一件艺术品传达某种内容时，才能最终决定应该去组织和构成什么样的式样，注意内容（意义），并非意味着运用理性能力刻意地构图造型，这是一个态度问题，我们当今的书法家普遍不具备这样一种态度。当代书法家最容易陷入贵族式的“享乐主义”泥淖和“形式主义”游戏当中。书法家在反复抄写古诗和文言画论的无目的过程中，流失了对“意义”的追求和关注，与当下的社会现实生活距离拉大，几乎彻底沦落为一种类似吸鸦片的精神弱者或者博弈的瘾君子。重新找回“世界”，找回心灵照见万物的本性，对于沉迷于“享乐主义”和“形式主义”泥淖的书法艺术来说，非常重要。
５，据画史文献的记载，五代黄荃所画鸟雀，能够招来鹞子的扑击。此事往往被视为黄荃绘画逼真写实的证据。其实这很可能是个误会，以今天的眼光看来，黄荃花鸟的写实程度仍不能与西方写实绘画的错觉程度（尤其是明暗以及空间纵深表现）相提并论。据劳伦斯的试验证实：在一只雄知更鸟眼前放上另一只雄知更鸟胸前的一撮黄褐色羽毛时，这只知更鸟便摆出一副决斗的姿势。（P50）这证明了“那些被孤离或被挑选出来的少数突出特征，会在动物或人身上激起与它们所在的整个事物出现在眼前时的反应相同的反应”。（P50-51）我想黄荃所画的鸟雀并非因为整个形象的逼真引起了鹞子类同于人视错觉的反应，而是黄荃对鸟雀的“少数几个突出特征”作了充分地描绘。对于人的“观看”而言，“仅仅是少数几个突出的特征，就能够确定对一个知觉对象的认识，并能够创造出一个完整的式样”。（P51）一个深入学习优秀书法范本或鉴赏书法作品的人，所捕捉的首先是字像的某些最突出的特征。强调这一点有助于我们更加自觉地完成“观看”，并将这一天赋发挥到极致。
６，人的视知觉存在一种简化倾向，这被称做“简化律”，而“整平化”和“尖锐化”都是它的具体表现。在观看具有模糊性或暧昧性的图形时，一种反应是使之对称加强和重复，“使不适宜的细节消失”，（P85）纠正倾斜，这就是“平整化”，一种反应是产生分离、加强差异，强调倾斜，这就是“尖锐性”。这两种反应都是向清晰结构发展的趋势。当人们在说赵子昂的行、草书是二王嫡传时，其实是以一种相对意义上的“整平化”视觉反应来看待二王行、草的。白蕉虽然被广泛称道为“右军复生”，其实他仍大体属于简化律中的“整平化”表现。而诸如欧阳询、八大山人的行、草则是针对二王行草“尖锐化”处理的产物。八大的行、楷、草既富有整体上的高度简洁性，而在内部的局部冲突上又富有复杂性，就其视知觉的反应取向说，是典型的与“整平化”心理反应相分离的反应表现。它们所对映的母形我们不妨设定为王羲之的《圣教序》中的字形。
７，眼睛的扫描是由“相似性“因素引导着的。根据格式塔心理学的观点，色彩、形状、大小或定向的相似性，都会把相分离的单位组合在一起。书法字像的流动时序中，也存在着相似性组合。当代沃兴华的行书最擅长强化横向性线条的重复性处理，使横向线的相似性组合成一种节奏式样，从而加强了横宕的气势。他还大量运用一种叫“齐边”的字组形态处理方式，即几个连续的字像，均以左右两边或其中一边作类似整齐切除书籍边轮廓的处理方式，其实就是以实际不存在的黑白交界暗示的纵向线为定向相似性组合，使得这几个字形成的字组更加倾向于组成一个整体。而林散之草书以及宋代薛绍彭行草，其中很多字组中末笔以向左回摆弧线大量重复性使用（前者以连的形态呈现，后者以断的形态呈现，并且回摆的角度不同），也都体现出相似性的组合带来的特殊节奏式样。
８，在现代雕塑中，由于对凹进形式的运用，就使得单位与单位之间的配合关系变得更加密切和完善起来。同样的，加强负面空间的运用和参与，会使书法中“黑白“配合关系更加密切，负面空间的衔接，与单纯笔势的衔接都可以使字像整一起来。徐渭的行草书已经开始具有将负面空间（负形）与正面（正形）空间相互配合和调和的效果。
９，＂一切知觉都趋向于最简化的式样＂，（P601）一个式样的简化，就意味着减少这个式样的内在紧张力。但并非仅仅如此，事实上，有机体的最典型的特征，就是它们对物理学家所称的熵的增加趋势的反抗性。在它的知觉活动中，不仅存在以种偏爱简化和平衡的趋势，还存在一种通过加强不平衡性和偏离简单式样来增加紧张力的趋向。人类既企盼和平和安逸，但又时刻踊跃着一种冒险的冲动和好奇。因此说，懒惰和安逸绝不是人的本质。一幅书法作品，仅仅表现一种内在的和谐、平衡和秩序是不够的，很多人习惯于以这种片面的审美观和态度去衡量作品，险些丧失了冒险的本性。这在当代沃兴华以及陈国斌的书法＼篆刻艺术所面临的争议声中已经说明这一点，他们的艺术富有浓厚的冒险精神，懂得欣赏他们，也就意味着警醒自己沉睡的某种本性． em1 em1 e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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