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纸日记（八）名士之殇
名士之殇文人对于酒常有一种特别的偏嗜。《世说》里有“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称名士”的句子。我常想，那大概是因为在酒绵柔淡定的表面下却藏着离骚里火一般暴烈的耿介和戆直。
在《三国》里有一位裸衣骂贼的祢正平给人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建安初年，流离失所，避难于荆州的祢衡来到许下，当时许都新建，“贤士大夫四方来集”。祢衡大概是想碰碰运气。“乃阴怀一刺”，“刺”可能是举荐的信或者投名状一类的东西，然而，他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很久，没有地方去。以至于“刺”上的字也模糊不清了。直到被孔融荐于曹操。而曹的轻慢引起了身处落魄和蹉跎之中的祢衡先生的反感，在那一场弥漫着敌意和轻侮的宴会上，祢衡激烈的反击了曹对他尊严和名节的侵犯。让人注意的是祢衡所奏的《渔阳参挝》，《后汉书祢衡传》里是这样描述的：“（衡）蹀躞而前，容态有异，声节悲壮，听者莫不感慨。”尽管最终这位祢先生是以“刚傲”而被曹操借黄祖之刀砍了头，然而在他激愤悲壮的鼓声里我们听出了“狂直”背后令听者动容的哀叹和感伤。
《后汉书》把他列入《文苑传》，是因为像许多文人一样，在祢衡酒一般刚烈的性情的背后是才智常被轻视的落寞和拼死呵护名节的执着。也正因为这样，酒所代表的刚柔并济的人生哲学偏向迂执。露出它危险的嘴脸。
祢衡最佩服两个人，一个是杨德祖，就是杨修。许多人和陈寿一样，认为杨修之戮，在于“太祖（曹操）性忌”。文人过多的强调自己的才华，无非是想为人所用，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罢了。《三国》里，过曹娥碑杨修与曹操猜谜，还有曹操修园门书一阔字，无人晓其意，杨修解谜。在这些更像君臣笑谈的小故事里，我们看不到丝毫的恶意。然而当这种卖弄不分时机场合，变得固执而过分，事情马上变得极为叵测而凶险。杨修之死，始自于公开揭穿曹操梦中杀人的伪诈和窥破曹操弃汉中又恐人讥责的心机，终自于深陷夺嫡之争。还有一个是孔文举，即前文提到的孔融。在张璠《汉纪》中有一段他的话，起因是“太祖制酒禁”，孔融好酒，于是上书说：“天有酒旗之星，地列酒泉之郡，人有旨酒之德。故尧不饮千钟，无以成其圣。”“且纣以色亡国，今令不禁婚姻也。”话语中暗含批评和讥讽。太祖“内不能平”，一个叫郄虑的御史大夫看出了曹操的心思，“以法免融官”。十三年，因为和孙权使者说了一些牢骚话，这位“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的孔圣之后被“坐弃市”。
我们还要提到许攸，在《三国志》中并没有为这位在官渡之战中起到极其关键作用的谋士立传，而他被囚禁的根本原因正是把恃才和自负不恰当的变为了一种轻慢和放旷。《魏略》中有他的一则轶事：他和曹操开玩笑，喊着太祖的小名，说：“某甲，卿不得我，不得冀州也。”“某甲”——大概就是曹的小名，史书做了避讳，相当于现在的“某某”。其后，许攸跟着曹出邺门，对身边的人说：“此家非得我，则不得出入此门。”有人打了小报告，“人有白者，遂见收之。”
文人的迂执里还有一种对他们所谓的道义和忠诚的固执的坚持。
这一年，辽东公孙渊叛魏称藩，向东吴求援。孙权打算派张弥、许宴到公孙渊那里，封他为燕王。张昭不同意，说：公孙渊背叛曹魏，害怕被消灭，从远方来求援，并不是真心归吴。如果有一天，他又背吴归魏，派去的使者不能回来，不是叫天下人笑话吗！孙权不听，张昭坚持。后来，孙权发了火，以刀砍案，说：吴国人像尊敬我一样尊敬你，我对你的恭敬也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而你屡次在众人面前反对我，是何道理！张昭盯着孙权说：我虽然知道我的话你不听，但我一定要竭尽我的“愚忠”。说着竟泪流满面。但最终孙权还是派人去了辽东。张昭气愤，称病不上朝，孙权怒，派人运土封住了张昭家的门。张昭干脆用土把门从里面封死。后来，公孙渊复叛吴，杀吴使。孙权悔悟，派人安慰张昭，张昭托病不起。孙权亲自拜访他，在门口喊他的名字，张昭亦不答应。孙权用火烧门，张昭全无惧色。孙权只得灭了火。站在门前许久，张昭的儿子们过意不去，打开大门，孙权把张昭接回王宫，“深自苛责”。张昭才答应上朝。我们可以想象张昭那倔强而固执的神色里，透着一股文人的可爱。
但实质上这往往成为危险之所在。
魏将于禁为关羽所获，后被孙权得到并释放，有一次，孙权与于禁并马而行，被虞翻看见，他大声呵斥于禁：你这个“降虏”，怎敢和我家大王并驾齐驱！拿着鞭子来打于禁，被孙权喝止。后来孙权打算遣于禁北归，虞翻谏曰：于禁军败师毁，而自己求降偷生，，放他回去，就像宽恕一个盗贼，不如杀了他。用来惩戒那些有二心的臣子。孙权不听。群臣送于禁，虞翻对于禁说：你不要认为吴国无人，只是我的建议没有被采纳。还有一次，虞翻乘船，碰见糜芳，糜芳船上人多，让虞翻的船让路，他大声呵责说：“失忠与信，何以事君！倾人二城，何称将军！”令这位投敌卖国的蜀国将领惭愧的无地自容。《吴书》对他这样评价：“性疏直”“数犯颜谏诤，（孙）权不能悦”“（孙）权积怒非一”最终被流放交州。在南十余年，终不得返。
《魏书崔琰传》这样记述清河名士崔琰之死：崔琰曾经举荐过一个叫杨训的巨鹿人，后来，曹操称魏王，杨训上书称颂曹的功德，很可能是言词过分阿谀，引起许多的非议，有人认为崔琰向朝廷举荐此人有失察之过。崔琰写信给杨训说：“省表，事佳耳，时乎时乎，会当有变时。”这句话的本意“讥论者好遣呵而不循情理”。不想却惹得曹操大怒，说：“会当有变时，意指不逊”。遂赐琰死。
读魏晋名士诸传，那“登山临水，经日忘归”的任性不羁和“衔杯举觞，放浪行骸”的傲然独得常令人怀想。也常迷惑于这种虽“万物不能移”的对于出仕彻底的弃绝。现在想来，这也许是文人“智不存身”的哀叹之外最好的也是唯一的保护自己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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