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的手记__徐利明
创作忌反复书法创作过程以连续动作、一气呵成为基本特征，不宜作涂描拼接，也不宜反复多次地书写。宋人蔡襄“百枘碑”，气韵大损，兴味索然，有人以其作书态度严谨而赞颂之，实是一种误解。今人常见将一件作品（同一文字内容，同一尺幅，同一格式）反复书写多次，甚至十多次、数十是个性气韵的表现而已，非制作修改手段所能适合。我此次参展的八件作品皆出自一次书写而成。其中，篆书作品《宋玉对楚王问》，写过两次。第一次书写完成后，反复观摩觉有点不足之处，此时，求完美的愿望促使我提笔写了第二遍，结果事与愿违，第二遍明显不及第一遍。就其原因，乃写第二遍时心态已变，有心理负担，因刻意要求佳，灵感之门关闭，***已非发自内心，而是出字故作，这在书法创作中是不能自欺欺人的，故参展作品仍用了第一遍创作的一幅。这一事例应验了苏东坡所说“书初无意于佳乃佳耳”的论断。书法创作本不可刻意求佳，也是不必刻意求佳的。
借鉴新资料
学书法切忌随大流，应有自己的独立思考。二十世纪出土古代书迹十分丰富，出土商周秦汉魏晋南北朝书迹既有刻、铸铭文，又有手书墨迹，囊括各种书体，胎示其演变过程，奇光异彩，风格众多，使我们大开眼界，给我们师古与出新提供了诸多可资借鉴的新资料，使我们学书与创作的思路大为拓宽。但多少年来，书坛的创作实际表明 ，这些新出土的宝贵资料并未引起书法界足够的重视，众多学书者写篆仍从吴昌硕，作隶仍依样于《张迁》、〈石开〉，其书仍然衷于唐楷与魏碑，行、草书仍不出唐宋及明代数家，以众心理是流行书风浅薄趋俗的重要原因，“神奇化为臭腐”，终将使人生厌。我们应提倡多一些超越流行习尚的思考，开辟新路从采用新资料始。运用新资料，不仅要能模仿，更重要的是取其笔意，加以变通，灵活运用。拙作篆住〈宋玉对楚王问〉取法春秋末〈侯马盟书〉等手书墨迹。〈盟书〉本为小字，侧锋落笔、收笔处锋锐利，笔势流畅。写成大字，宜增其浑厚，流畅中要见涩劲。我以写全石铭文的用笔厚度与力度相参，而基本笔法、笔势依循《盟书》，自成一种风貌。再如录书《王充〈论衡〉节录》，书法形态以汉碑为本。取势变人化处及笔法的流美同神则来自汉简。汉简是汉代书法的真面目，从汉简中透悟汉碑隶法，可得其真意。此作将汉碑与汉简相结合，以求得趣味丰富而又浑厚结实的形式境界。
三、情境是灵魂
我以为，书法创作在作者个性风格基调之上，应力求书法形式趣味上常变常新，由此避免作品的一味雷同，避免观赏者产生“看一、二张就够了”的审美疲乏。要使不同的作品有不同的感动人之处，最重要的一点是要尽可能使作品的文字内容的文学情境与书法表现形式的意趣归于统一，成为一个审美整体。这一点在书写富有情感色彩的文字内容时尤其要注意。求变求新，不可仅仅关注于形式。西方现代艺术竭尽形式变化之能事，形式上的花样翻新很快，现已感到无路可走，有人发出了“艺术的死亡”的哀叹，这是偏执于追求形式上的翻新的必然结局。形式上的翻新变化是有限的，是易于穷尽的，只有考虑不同情境的表现而产生的形式技巧上与之相应的变化出新才是富有生命力的也才能具有比较隽永的艺术感染力。书法创作是以文字组合成句成篇的文学内容为素材的独特艺术形式，如不借助于对文学情境的领悟去考虑书法艺术表现形式的情境创作，而是依照自己习惯的表现技巧与形式一味重，就很容易使自己的创作风格陷入单调贫乏的困境之中。如一味追求书法形式技巧的变化，无视所书文字内容的文学情境，则易陷入表现形式与文学情境不相合拍甚至抵触的审美困境之中，给人以“驴头不对马嘴”的感受。我在书法创作中一惯比较注意解决这个审美整体性的问题。如近作八尺大篆条幅《宋玉对楚王问》，书体风格拟春秋末《侯马盟书》、战国《温县盟书》一类，时代性与文字内容相近，但拙作变其小字为大字，变其秀劲流美为苍秀雄畅，以与其文字内容抒发高志的情境相合，而成此作的书法艺术情境。再如对联《听鸟说甚，问花笑谁》，联语立意奇妙，富有幽默感。此语时即为之打动而欲写出，故以北碑中率朴洒脱一路书风的字形用笔为本，并在痛快的笔势运动中加以夸张，在用墨上则以宿墨作浓淡枯湿的变化相配合，以求幽默爽畅的情趣，与联语的文学情境相生相发，而创造出此作特有的书法艺术情境。 徐利明认为要调和众家之长为我所用，在打基础的阶段还要注意选对适合自己性格的碑帖，吃透一家，再学百家，这样会事半功倍。他现在经常这样告诫自己的学生，因为他曾经走过这样一段弯路。在三十岁之前徐利明曾经非常喜欢八大山人、弘一法师和于右任这三家的书法，花了很长的时间去临摹，但始终不得真味，直到有一天偶然练习了一下明清书法家王铎和吴昌硕的真迹后，他感到手一下子顺多了。 em2 em2 严重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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