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现象研究：社会转型与书法雅文化的异化
陈仲明十年浩劫后，中国书法走向复苏。在复苏进程中，书法热潮的掀起得益于人们在书坛沉寂数十年以后的觉醒，加上书法协会的成立、操作以及各种展览、大赛的频频出台。
但整个中国在世纪更迭之际，面临着历史性的转型。转型是经济的，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而文化转型则由一元性文化转向多元性文化，由精英性文化转向大众性文化。如是，书法热潮以及热潮下掩盖的书法雅文化之“雅”的消退和异化，皆与转型有着千丝万缕而难以分割的联系。
市场经济的确立与发展，势必给人们带来新旧观念的冲撞和嬗变，给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一种心理空间。在如今转型的社会大环境中，市场经济启动后，社会结构有所改变，社会运作机制改型，乡镇企业家、个体户、重新择业的科技人员与青年知识者，形成都市新市民的行列，这一行列属于已改变了自身生存状态和价值观念的社会群体。在书法复兴阶段，以书法为职业而谋生的都市书法职业群体亦在日渐形成。
在封建时代以及计划经济时期，书法属于文人高士的雅文化之列，除了书法的实用功利之外，往往是达官贵人、文人雅士在明窗净几、悠雅闲暇之际，挥毫自娱的雅好，亦或是精神孤寂、濡墨涂抹而消解情绪之举。随着社会转型，以书法为职业而生存的都市书法职业群体的形成，书法的雅文化观念正在以日渐消解而异化，形成新的都市书法。书法已非昔日文人雅士遣兴散怀的纯精神产品，而是带有谋利性质的艺术商品。这无疑是社会转型在书法界折射而出的明显特征。
国内的艺术品已从计划体制下的政治功利主义立场转化为市场功利主义立场，书法这一特定的传统文化却兼顾了政治功利主义立场和市场功利主义立场。因而，书法界已逐渐消解了以往文人雅士在案犊劳形之余以书法而孤芳自赏的排遣性整体氛围。
新的市场观念与旧观念的冲撞和嫂变所带来的“破旧”过程中，文化的困难和失衡是显然的，旧的文化发展模式是计划体制下的模式，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可称作新的发展模式。
十数年前从事书法雅文化的往往是教育、文化界的学者、专家，而教育文化发展的数量、规模、结构特点，是几十年计划经济下的产物和遗产，绝非市场自由竞争所形成。在时下社会中，书法界既无其它艺术门类在计划经济下形成的特定优势，又同样面临着市场经济的冲撞。计划体制下，笃好书法的往往是学院书家群中带有学究色彩（并非贬意）的书家，他们是以供给制而赖以生存的。书法隶属于雅文化，但一旦转变为商品，对雅文化笃好的知识分子势必处于精神、经济的双重尴尬以及清贫而又无奈的境地。带有学究气息的书家也就失去了一度稳定的良好感觉和意识。陷人社会转型因废立举而带来的一系列两难困境。经济上的失衡，也就对培植高雅文化和精英文化带来负面作用。一方面，笃好雅文化而又处于计划体制内的知识分子对计划体制外市民社会出现的世俗化和日渐浓郁的商业氛围持反感和厌烦之态，另一方面对保证其生存的体制亦缺乏热情和支持。学究书家也就无形滋生了自身的失落和焦虑。
转型中的嬗变，对书法的评判标准也就发生明显的变化。书法雅文化变异的明显表象是：书法大腕的主要经济收入来源于具有商业功效的牌匾，而牌匾的拥有者并非学者、专家和文人，反言之，学究型而耻于言利的书家亦不可能瞬间突变去扮演一个自我设计、自我推销书法作品，从而成为以往清高文人视为凡夫俗子的角色。
但老年学究型书家亦有幸运者，展览的运作者给他们提供了出人头地的良机。人们常说的“人书俱老﹂”，他们无疑得天独厚地占有“人老”之势，加之书法界批评的民主风气远远逊色于其他人文学科，于是“人老书亦老”，这些老学究书家也就被推人了介人社会的前沿，而告别了习惯于坐冷板凳的清苦学者生涯。再者，亦如郑也夫所著《礼语·咒语。官腔·黑话》指出：从学术著作中的“先生”看到了“真理面前的不平等”，从对“老”字的研究中，看到了我国学术界老人统治的局面，根本在于没有一个公平的游戏规则。此可谓人木三分。书法界亦不例外，而呈现更为严重的状况。
草书大家林散之虽不属学究型书家！可厚厚一本《江上诗存》二千多首诗词，足以显示他深厚精湛的古典文学功底。中青年一代书家群体，探颐索隐、钩玄发微的书史考评，构思谨严而又具有逻辑思辨、符合国际规范的书学论著迭出。由于书法界数十年的沉寂和文革浩劫后的复苏，加上国家对书法教育一定程度的重视，在书坛耆宿与中青年书家的断代层中，既无江上老人林散之深厚的国学功底，又无中青年一代精湛的理论功底，仅凭笔底书法走红一时的书家并不乏见，将这类走红书家或许可以当作书法界年龄断层过渡期的替代物。但深析之，实是书法界缺乏公平的游戏（竞争）规则以及书法雅文化变异的反映。
没有学问的书家走红的原因，除了书坛沉寂数十年这一前提以及学术界断层以外，书家的操作（自我推销）亦是一个重要原因。从自前国内情形来看，书展的运作者、参观者仍较多局限在书法者自身，其活力、辐射力及观者的覆盖面仍局限在书法自身的圈子内进行，变为书写者与书写者之间的“摩登表演”，而未与整个社会的大环境产生良性的互动交流。这种“半封闭”式的交流，其作用及影响力也就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
相对而言，新老两代书家皆有主动介人社会的书家，无论是书法圈内的“摩登表演”，还是与商界、政界、新闻界的结合，一概予以重视。书法圈内的“要职”在社会展示中间接带来的短期商业效应是无疑的，人们在忙不迭的进行各类包装，于是，计划体制下文人书家清雅、淡逸的笔墨气息也就所存无几了。
往深处联想，封建文人的书法地位及成功，除了书法技巧、境界的质之争以外，还得依赖于位高业显的烘托，才能为社会所承认，否则，封建社会则非“封建”了。被奉为书圣的王羲之，除了自身隶属于东晋贵族层以外，若无唐太宗李世民的推崇，恐亦绝无“书圣”之誉的，被奉为“扬州八怪”之首的郑板桥，其之所以得“野狐禅”之讥，除了风格上的怪异外，其所处社会底层而以出售书画为生的卑贱地位亦是被人所讥之要害处。书法雅文化之“雅”，最重要的一条，是书法家必须以拥有基本生存条件为前提，方能“雅”起来。王羲之婉媚流变的书风，亦与其优裕丰厚而不恣肆的物质享受有所牵连。王既是高士，又是望族，他实现了高雅与世俗、标榜自我与舒适随合相结合的理想，但如从其所处地位而言，用现在的话说透一些，其所笃好的书法，业余爱好而已。郑板桥与王羲之迥异，其由县官而沦落为以书画谋生，不管后人对板桥书法如何褒赞，勿庸讳言，以此谋生，总摆脱不了几分取悦世人之心态。若无扬州盐商的赏识及购买，郑板桥无疑要面临断炊之虞的。
青灯黄卷，潜心治学而独守书斋的学者，追寻高深不群的书法境界，他们虽不为物欲世情所动，但等待他们的势必是清贫。在转向市场机制的今天，这类高深不群而识者无多的书法，被沉没的可能性极大。纯粹的书法理论研究，在书法复苏阶段，有着重要的非经济价值，但文化市场的出现，这种非商业性的研究，有谁能保证纯粹研究书法理论者不处于清贫状态？与无精深学问而以书法为产品善于在社会上加以操作的书坛大腕相比，独守书斋的学者，其窘状可以想见。
如前所述，书坛具有地位者在圈内的运作，可谓展示的第一舞台，其虽属“圈内化”，但冠带书协要职以及间接推销所带来的短期商业效应却是客观存在，艺术品推销的随机性与书协组织上的权力份额和某种网络状态相关。
即便是书法批评层，批评家亦往往与利益层相掇合，书法批评的民主空气就罩上了带有类似商业广告的阴影。为此，在书法家圈内，选择的自由性也就有限，正如一个作家所言，有限的自由，制约着选择的自由，这亦是新市民阶层意识与书法雅文化的变异。
在社会转型中，现实生活带来了民间空间的恢复和展拓。有人将之归纳为中国出现了一个俗世。俗世包含着俗生活、俗文化、俗意识。市民意识、市民趣味的形成和高扬，是俗世一大特征。书法雅文化亦逐步消解，变异而走向俗世。原本带有书家自恋情结而苦守书斋的学究，其苦恋书法的清纯而怡然自得。虽然远较由于权势、地位而成书坛大腕者要高尚得多，但在商品经济日渐强化的过程中，其生存方式及精神状态也会逐渐发生变化，原本在计划体制下安然若素的观念势必受到冲撞，自恋于书法的清纯而怡然自得的感觉亦会游移而变异。
远离于书坛内部纷争的又一群体，摆脱圈内的羁绊，致力于民间空间的展拓。有人认为：民间空间是涉及整个社会存在的一个大空间结构，一个生活空间，一个生存空间，一个文化空间。致力于民间空间的展拓，也是书法辐射力的一种展拓。民间空间虽不仅是大众文化，但包含着大众文化，追求俗世的快乐趣味。部分颇具艺术实力的中青年书家，疏离书协操作程序下的栖身之所，致力于民间空间的生存及展拓。他们的生存状态完全是自己设计自己，自己折腾自己，自己改变自己，自己创造自己，自己证明自己。比起苦守书斋、守得寂寞的学究书家，他们虽带有俗世之态，可比起热心书坛圈内的角逐者而言，却又多了几分自在和洒脱。徐渭自题诗曰：
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
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
徐渭的窘困以及对自己不凡之作而又无人赏识的慨叹令人潜然。
世态有着轮回。在市场大潮下，书法雅文化企盼清纯意识的回归，具有大家气派而臻高山流水佳境的大作，企盼钟子期式的知音，势必要等待知识阶层整体经济水准大幅度提高。境界高深、书艺不凡的佳作才会真正获得新生和生存机遇。
[ 本帖最后由 陈仲明 于 2007-7-28 17:23 编辑 ] em1 em2 em1 em1 em1 看清了问题的实质。em13 em13 em13 值得思考em1 em1 em1 em1 e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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