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越的杂文风采/王业霖遗著
司徒越的杂文风采 王业霖2007/07/26 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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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司徒越，大家都说他是著名的书法家。他的狂草、大篆，在我省，在我国都是独树一帜的……其实，这只是以蠡测海的皮相之说。
可以毫不含糊地说，司徒越首先是一位思想家，他那极为活跃的思想，就如同他那翻飞连绵的狂草，绝无片刻的凝滞和僵化。冷峻的时代没有让他留下多少煌煌巨制，偏远的地域又很难使他产生声闻于天的社会效应。对这些，司徒越并不介意。他将他对历史的真知灼见，他将他对当代社会的一往情深，全都倾注到他与友人往来的尺牍信件中。虽说是吉光片羽，但足以映现出纯乎鲁迅的杂文风采。
他的论书尺牍，我已选编出一些，刊发在九三年底的《书法
之友》杂志上。而他的杂文尺牍，大体上可以分为这样的几大类：①他经常严厉地解剖自己，象鲁迅那样，解剖自己决不留情面。②他经常回过头去，“以史为鉴”。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针砭时弊。这种强烈的参与意识，是中国知识分子固有的美德：“先天下之忧而忧”、“位卑未敢忘忧国”。③他的学养，渊源有自，来自中西文化中的积极部分。所以，读他的信常有意料不到的喜忧与收获，移步换景，就在三言两语之中。④他的文字，准确、精练、清隽之余，常有机趣横生。修炼到如此境地真可以说是已臻化境。不要说那些小有文墨的书法家不能望其项背，就是与当代那些文坛宿将相比，司徒越的文字功力也可以毫不逊色地与之 颉顽相埒 。
在此，我选摘了一些他给我的尺牍文字，以飨读者。必要的时代背景，略加笺释如后。
“你说我没有一般老年人所具有的冲淡平和，可以说是言人所未言，非常准确。我虽不乏老、庄糟粕，但也很赞成鲁迅精神。我还以为我所以能追随诸书法家之后，与我不能忘我有关。”（摘自1988.8.5信）
按：《司徒越书法选》出版后，他惠赐我一册，我感奋不已，立即写了一篇读后感——后来刊发在《文化周报》上——稿子写成后，我曾寄他一阅。他就我的稿子写信给我。他不赞成我对他的高度评价，要求“降温”，却同意我给他作恰如其分的分析。信中所云之“忘我”，不是魏晋玄学中的“无我”，而是儒家的“吾日三省吾身”，***员的“自我批评”。
“寡人从未受过名人指点、名师指导。对此问题，思想上极为矛盾：既十分轻视名人、名师的指点、指导，又因自己无此亲身体会而不敢断言名人、名师绝对不起那么一丁点儿作用。但有一点我是坚信不移的。即徒弟的书画一定不要像老师，而且不要像任何人。这很难，但我以为应该力求做到。鲁迅先生的话，今天依然是真理：寻不到导师倒是运气。今天，乐于当导师者是何心理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至于到处找导师者，是否有愿做刘安鸡犬之想，我也不敢任意评说。古人中也有值得学习的，那就是呆在楼上十年不下来，或是躲在园子里多少年不出来，笔秃千杆，墨磨万锭。他们大约从来没有想到过要寻什么乌烟瘴气的鸟导师。”（摘自1986.11.6信）
按：我曾写信给他，探询学书投师等问题，他便给我回了这封信。既是自我解剖，也充满了自信。即讽刺了好为人师者，又揭示了伪从师者的功利居心。如果我说这就是鲁迅风格再现的话，那大约是没有人会出来和我抬杠子的。
“五·一二来信，所述当代理论家的论点确乎令人深省……‘子杀父’、‘父杀子’”，乍闻似惊人，细思殊不然。西方的文化是‘子杀父’吗？请看老洋鬼子们是怎么说的。牛顿说：如果我比笛卡尔看的远些，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们的肩上的缘故。歌德说：我不应该把我的作品全归于自己的智慧，还应归功于我以前向我提供素材的成千成万的事情和人物。我要做的事，不过是伸手去收割旁人替我播种的庄稼而已。爱迪生说：天才是百分之一的灵感，百分之九十九的血汗……从这些话的精神里，词句里，我们怎么也闻不到血腥味。要说子胜父，我们过去叫‘跨灶’，但这：①我们当代的理论家未必晓得这个词，②即使晓得也不一定会用。因为A，陈腐；B，不能耸人听闻。至于‘父杀子’，倒真的不乏其例，如春秋的石蜡，南唐的刘仁瞻，前者的儿子与叛国者混在一起，后者的儿子敌前逃亡。我们很赞成这种杀子。这当然不是当代理论家所说的杀子。
“说我们的民族心理是怕新怕异。我以为这也值得商榷。我们贵国绝大多数人在衣食住行等方面实在太喜欢新异了，甚至不择手段以求之。但是，对于真实好货色的新东西，我们常弄不清楚，因而加以排斥也是有的。”（摘自1986.5.16信）
按：1986年4—5月间，安徽省文联在泾县泾川山庄举办了一个由各地文联负责人参加的读书班。其间请了一位年青的文艺理论家谈中国文化特点及中华民族心理结构。他说：中国的文化特征是“仁”字，二人转也。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又曰，中国的文化是父杀子的文化，所以一代不如一代，而西方文化则是子杀父的文化，所以，一代比一代强。又说，中国的民族心理就是怕新、怕异，所以，落后西洋云云。听完这番宏论后，我即写信给司徒越先生，聊抒心中抑郁之气。他立即回信，对理论家的谬论加以批判——后来我才知道，这些谬论并非那位理论家的创制，乃从某些海外华人一知半解的学者那儿零打碎敲剽窃而来，因是拾人牙后慧，所以自有一股恶臭酸馊。
“我不相信‘堂堂中国竟无人’，但真人大概不多。象鲁迅所说‘荷戟独彷徨’的小卒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其实这一类的问题要解决并不困难，三个多月前还是盛极一时，压倒电影院的黄色录象，不是一举手就禁绝了吗？（也许暗中还有）汉奸曾国藩说过一段话：‘风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心之所向而已，一二人者之心向义，则众人与之赴义；一二人者之心向利，则众人与之赴利。众人所趋，势力所归，虽有大力，莫之敢违……’似乎有些道理。”（摘自1985.8.4信）
按：当武打影片，黄色录象刚刚泛起的时候，我对严肃文学的前景表达了悲观的看法。司徒越为我摘引了曾国藩的这番话，其隐意即是只要领导重视，没有办不到的事。司徒越先生过世了，他没想到，八五年一举手就禁绝了的黄色录象，如今已黄遍神州城乡，渗透万户千家。
“曾于某书（仿佛是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中见某大和尚的一偈曰：‘削发辞家净六尘，自家且了自家身。仁民爱物无穷事，自有周公孔圣人。’作者评曰：佛法近墨，此僧乃近于杨。现在近杨者实繁有徒，近墨者晨星寥落。”（摘自1986.9.28信）
按：杨朱的哲学是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墨子的哲学恰恰与之相反，是兼爱，是非攻。和尚的偈子只有一个中心思想，那就是“老子只顾自己”。司徒越以此来斥责时风之私而忘公。
“以耳代目，无代无之。吹之作用，不可忽也。但倘无真货，则广告宣传终能掩尽天下人耳目，言过其实者，虽不至于像马谡那样丢掉自己的脑袋，至少也会失掉街亭的。”（摘自1986.6.24信）
按：书法界有许多江湖术士招摇撞骗，而我们的报纸编辑却往往为之吹捧张目。对此现实，司徒越深恶痛绝。司徒越先生的这段文字，就可以推而广之地看作是对全社会浮夸风的批判。
“关于‘欲上青天……’上次查的是蘅塘退士选的«唐诗三百首»，接来示后再查中华书局出版、喻守真编注的«唐诗三百首评析»也是“欲上青天览日月”，最后查«中国文学史»（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编写组编写）则是“欲上青天览明月”。我便改写为‘明月’。但私心窃以为还是‘揽日月’对，理由如下：日月也好，明月也罢，反正都在天上，虽站在黄土地上也可得见，无须乎爬上青天去‘览’，此其一；‘揽者’搂抱也，上有青天而搂着日、月或明月才有浪漫气味，只是‘览’（看）一下，平淡无奇，此其二；只敢搂冷冰冰的明月，不敢搂火刺刺的太阳，岂不也显得李白同志无勇？（摘自1986.3.18信）
按：1986年，当涂县政府重新修复青山李白墓园及祭祠，请司徒越为之题匾、书联。联文是集太白诗句：“欲上青天揽明月，吾将此地巢云松。“司徒越对此联文作了反复的推敲，并用大篆书就，这一段令人解颐喷饭的文字，也随同作品一道寄给了我。
“去年十一月十八日，我陪同几个人到合肥去交涉寿县的历史文化名城的问题，见到王郁昭。谈话间，他忽然问到：‘当涂太白祠的字也是你写的？’我说：‘不是，是林散之写的。’我并不是说谎，也非客气，确实一脑子林散老，忘掉鄙人自己了。王提醒我：诗无敌。我这才从恍然里钻出一个大悟来。”（摘自1987.4.16信）
按：当涂青山李白墓园内有司徒越的两件作品：一是大篆对联，二是狂草的匾额，匾额悬在李白塑像之上，题曰“诗无敌”。节自杜甫诗句“白也诗无敌”。李白祠大门口悬着另一块草书匾“太白祠”，是林散之写的。
“书法并不能尽如人意处，正复不少。吾侪小人，不欲同乎流俗，亦无旋转乾坤之力，但‘闻鼙鼓而思将士’的心情，盖虽衰老而尤未能自己。”（摘自1987.4.19信）
按：对书法界的现状，司徒越颇为不满，但又无可奈何。他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年青人的身上。他给我写了一张狂草单条：“待文王而兴者，凡民也……”录自孟子语录，他希望我自强不
息，不要做等待文王到来的“凡民”。
行文至此，我忽然想起朱光潜先生的一段话来。他说，时代发展的今天，有两件东西是彻底的衰落了。一件是日记，另一件则是尺牍。重温司徒越给我的尺牍，我忽发奇思异想：尺牍的生命，似乎是永远的韧长。只要有人在，只要有人的思想在，什么样的行政力量也无法把它扼杀。如果有好事者能将这些当代睿智的信牍搜罗集锦，那倒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
（原文刊于1994年7、8两月合刊之《艺游界》总第37期）
热切关注!!!!
多发几张看看 em2 em1 em1 司徒先生的书法和文章，我没看过。以后找机会看看。欣赏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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