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友杂忆十五篇（作者：王元军）
师友杂忆（一）欧阳中石与卫俊秀2006-08-20 19:20:38
欧阳先生与卫老皆为吾师，陕时多得卫老教诲，至今难忘。1995年曾欲投欧阳先生门下读博，卫老特书函一封，举荐于欧阳先生。虽因它故，投北师大黎虎师，重操历史故业。然毕业不久，即得作书学博士后于首都师大书法所，得聆听欧阳师高论，后留下任教，直至今日。每念此种因缘，终与卫老有关。
欧阳师对卫老敬重有加，每去陕必探望卫老，相谈甚欢。首师大始得书法博士学位授权点之初，欧阳师邀卫老为博士生考试咨询委员会委员，遣人亲往拜谒，征卫老之意见。1992年9月，卫老书展假中国美术馆举行，欧阳师虽因故未能亲贺，但使人带去贺信，称：“人书俱老而翰墨犹新，钦敬之甚。”
卫老书艺廿年之前始为世人所重。有山西马先生温才者，不惧周折，力邀书法名家为卫老书法题跋，号曰《卫俊秀书法一百跋》。欧阳师跋由我负责延请。先生跋曰：“尚能饭否？曰能，卫老不老，见字如见先生，特敬致一揖中石拜识”。书毕，欧阳师尚觉满意，遂钤章。钤毕，忽惊云：“坏了”。我急问其故。曰：“盖倒了。”细审之，果见“欧阳”朱文小印上下颠倒。正思忖如何处置，忽见先生面露笑意。吾惑而问之。先生曰：“印章盖倒，妙！”吾茅塞顿开：欧阳师敬佩卫老，于“敬致一揖”后，钤盖名章之倒印，岂非“欧阳拜倒”之意乎？果然妙不可言！吾收起跋文，想文人趣谈，又多一桩，自诩差事经办完美。
然观由三秦出版社2004年出版之《卫俊秀书法一百跋》，大失所望。欧阳师印倒之印章，已为被好心人做了处理，所印之名印竟又得“扶正”！吾叹息不已，甚觉惋惜。
卫老身衰力竭之时，尚挂念于欧阳师，赐予之信札曾云：“我倒是常常想念到欧阳老的健康，他太忙，写作应酬太多。”2002年5月29日，94岁卫老驾鹤西去，欧阳师口拟悼吊文，由我电传，以示哀悼。
师友杂忆（二）孙稼阜：不违于自我
2006-08-22 23:42:47
屈指算来，与稼阜兄的交接已十有六载。书法的共同爱好使我们时常笔墨过从。常记起同在陕西师大读书之时，他每日清晨于操场之中，用斗笔蘸水于水泥地上临写《石门颂》，其灵性、其执着，使人无法怀疑他以后在此道上的成就。
滚滚红尘之上，时见另类，或以奇异无法之艺术标榜，或以怪状之装束以别于他人。实乃既无情操，亦无学术，皆名隐实显，徒以隐逸外衣饰其名利之心，此虚伪之人，实不足以与之交。稼阜兄出身农家，忠厚本分，淳朴率真；整日粗布衣衫，其微笑纯真，其言语和悦。尤勤恳于先民文化，好储书，购字帖，不避重复，见佳书，常购数本分送友人。某日，室中起火，所储之书几付之一炬，稼阜叹息者数日。自拜卫俊秀老为师后，前后服侍，从不懈怠，至于放弃自己的工作，直至卫老驾鹤西去。师友每谈及此事，皆啧啧称叹。他人以为可求之名利，在他却一笑了之。吾与之交，甚感自然，轻松自在，皆随性情。某日稼阜来京，吾与之痛饮至凌晨，回吾之住处，大门未开，遂翻墙而入，和衣而卧于一榻。现虽在他人羡慕之书法刊物做编辑，然常云：“吾最愿者，回乡务农耳！”
稼阜乃关中汉子，喜吃干馍，每云，能从平淡之中品出甘甜。好漫游。脚着布鞋，肩背行囊，即兴出游，飘忽不定，访名胜，拜名碑，颇似“担笈杖锡，西游上国”的怀素，然又不同于怀素的干谒公卿之门，有邀赏求名之嫌。稼阜又喜饮烈酒，然不分优劣，也只在同道知己面前豪饮。饮罢，既无狂怪之状，也无一言半语，以酒发墨，款款而书，其畅快、淋漓之势从胸中流出。他最喜欢写大字，常云“落笔便觉纸小”，六尺整宣，数字既满，视之，不免胸怀豁畅。
自拜师卫老俊秀门下之后，其书艺进展之速，令人惊叹。稼阜深知作字乃作人之道，牢记俊秀师“习字要有正气、浩气，然后才能大气”之教诲。不斤斤于名利、不追求时风，尤钟情于雄浑、古雅、朴实之书，对魏碑、颜鲁公、何子真、傅青主着力尤深。他曾自书一联云“真卿奴才，子真走狗”，不解者以为其狂妄自大，实乃愿以古为师，倾全力挖掘博大精深之古代文化。
学书者每每遭遇两难境地，如笔势浩荡者，时常忽略细节；而秀雅者，往往缺乏浩气。为使浩荡而不失之于粗疏，稼阜兄近来多在一“收”字上下了一番工夫。他认为，书法之高境界，应该如林下高士，不交一言而尽得风流，于简洁中构筑万象，使笔墨线条富有更宽阔的想象空间。故近来其作品散淡平和，没有火躁气，或认为从弘一法师中来，实乃其心境其追求之写照也。
以人生“无为”之境，假艺术“有为”之心，此吾所以深有期也。
师友杂忆（三）卫俊秀：书法写心
2006-08-23 22:47:29
卫老声闻世间之后，索书者日多。先生金钱问题从不横亘于心，加上为人宽厚，作品随写随赠，得其书作者，多有人在。.吾常得当面请益之机，未敢张口索要墨宝，以增其烦扰，然卫老时有恩赐，受宠若惊，凡卫老所赐者，均请其署上款，以见卫老厚爱者也。
卫老慕傅山之人之艺，而又参以己意。既有缠绵之势，力量内涵；又有长枪大戟之愤然勃发，当代书家中难见有此体势者。吾又以为，其书似打太极拳，舒缓而有力，从容而于外，而刚烈于内。不媚俗，不做作。字字收紧，笔笔凝练，不求以势夺人而又给人以震撼。不斤斤于结构的布局而又章法浑然一体，错落有致。每在从容用笔之中，以飞白增添几分苍茫之气。
吾以为，上佳之作，非惟愉悦于人之视觉，更应震撼于人之心胸，使观者产生共鸣。卫老的字不是柳绿花红，不是溪水潺潺，而是伟岸松柏。惟有洞悉卫老之为人，坎坷经历，豁达心胸，疾恶如仇，才会愈加深刻体会他的艺术。先生曾云，纵贯犀利之长竖，乃插入侵华日军之利剑！艺术写心，此卫老之书也。能吃透古人技法者不乏其人，能真正达到有崇高艺术境界者并不多见。书法摆姿态，炫耀技巧，终究属于层次不够，而最高之境者，须将心中的所思所想，所追随之境展示于人。“百炼身心成好汉，九度关山见锦旗”，此书法之高境，卫老当之！
师友杂记（四）黄纬中：尺牍与面目
世人喜称“书如其人”，然岂可胶柱鼓瑟，一概而论乎？欧阳信本《九成宫》，险劲刻厉，如武库兵器，森森然而摄人，而其人貌寝陋，似麟阁猕猴。黄兄纬中先生，威威乎高大，书却有温情之态。由是而言，书称其貌，不足观也！
然书总与人之性情相涉。性情急躁者，多飞舞率意，王荆公是也，其墨迹《楞严经旨要卷》可证；性格谨严者，笔画多不苟且，司马温公是也，其《通鉴》书稿，作字方整，未有纵逸之态，十九年方成其书。黄兄高度于外，而儒雅于内，心平气和，故书似山花灿烂而无粗野之态。书如其人，书非如其人，盖须因人而异也。
吾喜观尺牍小品之书，非鼓弩为力，有意为之，然尽显人之性情。书无性情如，如人无趣味，纵有可观之色，终无品味。黄兄喜作小品，每复函，必不用电脑，毛笔信手，如烹小鲜，无须着意，其味无穷。线条自然顺畅，气息温和雅致，如耳闻舒缓之乐曲，如品清新之绿茶。取法于米颠，然不似他人效其沉着痛快，而饰以平和清雅，观之得另一种气象。今有下笔动辄丈二者，岂非为掩饰情趣之不足者？书有文人气，儒、雅、和、清方显珍贵，所谓山野之气，江湖之气，帝王之气，庸俗之气，虽可聊备书艺一格，终非上品。故赏书者，亦乃观其人，其人鄙俗，书必无格。
黄兄心态，力追古人。书斋不大，然追随学艺者常有；摆设不多，然盆中修竹三两根已以见其志。粗布衣衫，同道三五人，赏书论艺，其妙何可胜道哉？吾终以为，彼西方之“赛先生”，虽有便于生活，而于文化品味之提升，于人之精神之充实并无多益。键盘之字，岂能比墨书信扎更有生命情态？信札小品，可见当时之心境，之情绪，之书艺，故深爱吾国文化者，宁可舍其便利，“绝圣弃智”，以使原有文化屡屡相传。
吾尚愿得黄兄更多之笔墨尺牍，得与同道共赏。
师友杂忆（五）亦远亦近说启功
2006-08-29 20:12:05
（第二届启功书法学研讨会2006年7月22日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虽受邀，未能前往。姚奠中书艺研讨会上，秦永龙教授追问其故，吾曰，无论文，不敢滥竽。启功先生，吾素所敬仰，岂敢以潦草小文应征？数年前写的一点小文，罗列在此，权作纪念。）
北师大读博之时，常有书道友人问及：“可曾拜访过启功先生？”“手头有否启先生的字？”每见摇头，友人常面露失望。细思之，求学三载，好书，以《六朝书法与文化研究》为博士学位论文，竟未能踏进敬仰已久的大家之门，求得半点指教，收得片纸只字，的是一种遗憾。而吾师黎先生住所离启先生所住之小红楼只有数步之遥，经过小红的次次数对我都数不胜数了。然吾何尝不欲沐浴春风，讨得真经乎？怎奈脸皮薄，生性怯懦。又无成绩去炫耀，底气不足，几度欲登门拜访，又临阵退却。1995硕士论文要出版，致函启先生，欲讨个书签，杳无音讯，更无胆前去拜望矣。1998年博士毕业后，既欲求职中华书局，又不舍文物出版社，初文物表明接纳之意图，而最终选择中华。却不知，因此浪费了一个指标，启先生推荐之博士亦未能留到文物。据启先生之学生、中华编审柴剑虹先生道及，启先生也提起过我的名字，想必是此事了？
未能登门拜访，但有幸聆听了启先生演讲。1997年秋夜，中文系开设讲座，请启先生谈诗。吾至报告厅尚不算晚，然座位皆满，只得坐于台阶之上。先生架花镜，戴小帽，柱木棍，粗布灰衣，满脸笑意。对于眼前鼓掌致敬之年轻后生，频频点头作揖，举止滑稽可爱，实是一副清朝遗老派头。而其论学，纵横驰骋，轻松自如，似囊中取物，且不轻易服膺古人，所论搔中痒处，沉着痛快。当时吾记曰：“点头作揖小帽脱，笑容可掬弥勒佛。看破学问真学问，敬意历史废纸多。”（前一日听一教授之讲座，云要致敬意于历史。）
报告完毕，已是晚上九点，回红楼路上，先生被好书后生团团围住。不得已，在路灯下展看一学生作品，其表情严肃，只说三个字：“多临帖。”便再也无话，径自向前走去。人们都希望这位书法大师能有机锋顿悟式的点拨，却不料，出言也竟然如此寻常，难免有些失望。先生之健谈，之幽默、之平易近人呢？人们一脸茫然，那位求教者更觉甚不解渴。曾记得，有人在问及启先生对故宫博物院以一千多万元之高价拍得北宋张先《十咏图》时，先生之答复为两个字：“值得。”先生面对严肃之问题，往往只作最简捷之回复，留下余地只能靠你细心琢磨了。“多临帖”岂非对年轻人之警示乎？对如此最平常而又显而易见之问题，年轻人往往不愿意当一回事，信笔为体，聚墨成型，还自以为是，这可能是启先生不想再多说的原因吧！书法乃寂寞之道，无多少捷径可走，任何投机取巧都难以持久，老老实实才是正路。至今还记得当时的那声音，京腔十足，不急不慢，给人以深刻的印象。这何况不是启功先生的真经——任何一种成功实际上都是要经过最为普通、最为平常的路。目送先生走进小红楼，我想，先生早年丧父，中年丧妻，没有子女，独守于孤灯，与古人对话，汲取前人的营养，不正是多临帖才换来今天的成功吗？三个字的真经是用一辈子的心血总结出来的！还有三本厚厚的《启功丛稿》作注解。
任职中华之时，启先生《启功丛稿》出版了，我私下买了几套，作为礼物送给师长和朋友。我虽无启先生的书作，并不以为憾，值得欣慰者有二，一者，启先生将平生积蓄及义卖字画所得设立奖学金，以其老师陈垣先生书斋号为名，即“励耘奖学金”，吾以学生的身份获得奖励。二者，吾拥有启先生为毕业生题写之赠言，当然是印刷品，我没有因为这是张印刷品而看轻它，不时拿出来欣赏揣摩：“入学初识门庭，毕业非同学成。涉世或始今日，立身却在生平。”多么朴实的语言！我想，拥有这样的教诲，比拥有他的墨迹作为夸示于人的意义大得多。
师友杂记（六）黄纬中：“难看”的人
2006-09-01 20:10:52
黄兄纬中博士者，台湾一大学副教授也。吾古城西安求学之时，已拜读其文，知其于唐人书法多所研究，用心细腻，多于别人未经意处有所心得。随后尺牍书疏，来往不绝。吾之信札多聊聊数语，且字迹“连滚带爬”，实属丑书恶札。而黄兄之尺牍，皆清新雅致，观之如初春樱李入眼，清新朗朗；言语中节，如清泉叮咚之声入耳，美哉！（《师友杂记》系列之“尺牍与面目”有其信札墨迹）故其尺牍吾皆藏之箧底，珍之宝之。不惟如此，还多得兄翰墨相赠。观其书，小字数行，格调纯正，文雅娟秀，虽学米颠，而以温润化之。古人云，观其书，想其为人。私下猜度：此君非眉目清秀、洁净文雅、秀外慧中之士乎？
乙酉赴台北，滥竽于“七届唐代文化学术讨论会”，会间懵懵懂懂，最欲一观者，黄兄风采也。电话相约会于故宫博物院门前。及相见，失色动容，身前之人，高一米九有余，且上身着黑衣，乃幼时吾惧怕之“黑铁塔”者也！君不知，硕导赵师每以“山东小汉”谐谑于我，此君眼前矗立，顿有自惭形秽之感，甚感不适。
晚间黄兄摆酒设宴。酒酣耳热之时，吾欲以身高称许于黄兄，问曰：“兄之高度，此地很难看到否？”“然也。”“吾每以此为不便，每出行，路人皆瞩目于我，吾深感不爽。且沉溺书艺，非混迹于体坛，身高于我，何用乎哉？吾每以身高烦恼，故每曰‘吾之身高很难看的’。”吾闻言大笑：省吾之“到”字，而意义全非。
身高之出乎意料，文雅倒适合其人。兄言语出口，不激不厉，和风细雨。合影时，终不作站直状，一脚斜跨出去，乃欲减低垂直高度，以减吾之不适乎？更显其灵秀细腻者，乃其书也。^^^^^^^
师友杂记(七)：牛致功先生与我的求学之路（之一）
2006-09-14 21:51:23
明年是牛致功教授八十寿辰，学子们自发组织，要搞一次祝寿活动，出版一本纪念集子。本应写一篇学术论文向老师汇报，并再次接受老师的指导，只是转行到书法以后，虽然经常关注唐史学界的情报，却很少再写过专门的唐代史学方面的文章，感到有点愧对老师。不过想到学术分工不同，任务却是一样的，并且我自以为还依然铭记牛先生的教诲，心里才觉得是踏实了些。在这里记几件小事，借以回顾牛先生对学生的启迪帮助与厚爱。
（一）
在山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读本科的时候，由于对唐代历史的兴趣，就读了一些论文，其中经常看到署名牛致功先生和赵文润先生的文章。后来知道他们都在陕西师范大学，在历史名城西安。1987年在有了读研究生的念头之后，首先想到的是，如果能到唐代都城长安所在地，跟随这两位唐史研究专家学习研究唐代历史，那将是多么令人惬意的事情啊！
一番努力之后，1989年我如愿以偿，虽然我被分到历史系，牛先生编制上属于唐史研究所，但是赵老师和牛老师关系甚为融洽，两位老师都担当起导师的责任。我和同年考来的几位师兄几乎是两位老师合作培养的。
入学后，立刻感到与本科完全不同的学习方式。以前的学习只是被动地接受知识，拼命地往脑子里灌，以求考得好成绩，从来没有想到，如何自己主动地研究历史问题。牛先生上课给我们开的专题是《唐代史学与资治通鉴》。（其专著《唐代的史学与<通鉴>》，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主要从司马光《资治通鉴》，来研究史料的问题，史学研究的方法问题，将历史资料加以爬梳，重新认识一些想当然的问题。在课堂上，牛先生层层深入，抽丝剥茧的教学方式让我感受到历史的复杂之余，也对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原来对历史的学习，只是盲从于大家专著的认知与阅读，还不知道如何发现问题，更谈不上如何解决问题。听了牛先生课后，才知道，人的认识都有时代的个人的局限，再伟大的史学家也有失误的时候，在有名的名著，也是带有个人的局限和时代的局限在里面，所以，历史需要不断的改写，每一个时代的人都会写出这个时代的历史。这不是说历史是虚无的，而是说后人总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将历史往前推进了一步。在课后，又仔细阅读《唐代的史学与<通鉴>》，我发现了牛老师可贵的探索精神，细致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平实的文风。后来才深切的感受到这是作为一个研究者重要的素养。正是在听课和阅读牛先生的专著中，我对房玄龄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在教科书甚至于一些研究专著中，房玄龄与杜如晦并称为“房谋杜断”，被称为“贤相”，然而，遍查房玄龄成为贤相的理由，却令人失望，如古人所怀疑的“号为贤相，然无迹可求”。对这样一个一个奇怪的现象，我准备尝试一下研究的滋味。在参阅了牛先生的相关成果，查阅大量的资料之后，最终写成《评所谓“贤相”房玄龄》，对房玄龄的为人，政治背景进行了挖掘，认为这种误解具有深刻的历史文化背景。写成后，我将它作为这门课的作业交给牛先生。牛老师在一次课后把我叫住，对我的论文进行了肯定，说了很多鼓励的话，包括善于从小问题发现大问题，等。说真的，其中有些观点与牛先生的并不一致，我不知道牛先生会怎么看。结果牛先生说：“以史料为依据，从事实出发，这是标准。”简单的话，让我感受到了牛先生作为学者的度量。后来牛老师拿这篇作业和赵老师碰了一下头，也得到赵先生的的肯定，这大大激发了我对历史研究的兴趣。后来我把这篇文章投到《争鸣》杂志，很快就全文发表，不久又被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隋唐五代史》专题1992年第9期全文转载。有意思的是，有一次历史系请香港唐史专家黄约瑟（已故）来作讲座，有学生问他，历史人物该如何研究时，他竟然举我这篇拙文作为成功的范例。赵文润先生当场指出，作者就是在场的我，还搞得我不好意思。这是我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没想到就获得了出乎意料的效果，让我感到很兴奋。以后又写了《许敬宗篡改唐国史实录问题探疑》，在《中国史研究》这样重要的刊物上发表，并又被人民大学报刊资料复印中心全文转载，这篇文章更是受牛先生《关于唐太宗篡改《实录》的问题》和《许敬宗对唐代史学的功过》两文的直接启发。通过不断的磨练，算是我逐渐摸索了一点点治史之道，之后，又接连发表了几篇唐史研究的文章。现在看来，自己每走一步与老师的指导帮助启发是无法分开的。是牛老师和赵老师引导我走进了学术的领地。（未完）
图片说明：1992年在硕士论文答辩会结束后与答辩专家合影。
前排右起诸教授：赵文润、牛致功、何清谷、周维洲、黄永年、牛志平。
后排右起研究生：那春英、王元军、盖金暐、董理、刘锡涛、刘玉峰。
师友杂记（八）：牛致功先生与我的求学之路（之二）
2006-09-16 09:46:22
一个人生活在社会上，在重要关口得到关爱是幸福的。我一路从本科读到博士后，直至工作，一直十分顺利，现在有了一份较为安定的工作，做着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回想起来，走到今天，身边都有很多老师关心我、帮助我。牛先生对学生的爱护，是众口皆碑的。在学习上他不给学生过多的压力，而是循循善诱，引导学生，在生活中，他也给以细致的关心和爱护。我当然也是其中被关怀的一个。
1992年夏的一天，牛老师无意中我问，是否考虑到毕业去向，我这才想起忙着恋爱，竟然对这个问题还没有认真考虑。牛老师又问：“是否愿意留下？”说真的，我当然愿意，这里有这么好的老师，这里有一个全国唯一的唐史研究机构——唐史研究所，所长史念海先生德高望重，是历史地理学界、唐史学界的重要人物，这里还有牛先生这样谦谦的长者，以及其他成果累累的专家。这样的环境，学子们都是很向往的，对我来说这当然是很好的选择，我把这个意思告诉了牛先生。过了几天，在一个晚上的十点钟，牛先生突然出现在我的宿舍，说了这样一句话：“行了，留下的事妥了，史先生同意了，可以办手续了。”一边说，一边擦着汗，脸上露出高兴而又释然的表情。我不知道，到这个唐史研究所联系工作的有多少人，也不知道牛先生是如何向史先生开口推荐我的。我只知道，牛先生向来不愿意求人！牛先生身体并不好，在深夜，他一步步爬上六楼，只是告诉我这么一句话，让我感动得不知如何是好。把牛先生送到楼下，看着他远去的缓慢的背影，我感觉到自己像一个被溺爱的孩子。
在唐史所工作的两年之中，无时无刻不感受到牛先生为学、为师、为人的魅力。不久，由于爱人毕业，分到北京工作。从家庭考虑，我又于1995年考取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的博士研究生，按当时的政策，服务不到五年是不允许离开的。我很担心，是不是能够顺利上学。我把顾虑告诉了牛先生和所里的马驰先生，我知道是牛老师在史念海先生举荐的我并使我留下，又找牛先生在史念海先生面前说离开，牛先生一定很为难。我感到很不好意思，但是又不得不厚着脸皮。我把情况说明后，牛先生当时并没有说什么，没过几天，我就拿到了史念海先生的放行签字，到学校人事处办了离校手续。后来知道，牛先生和马驰老师为我的事在史先生面前做了很多工作。现在想来，我真有点愧对牛先生啊！
师友杂记（九）：牛致功先生与我的求学之路（之三）
2006-09-18 21:23:10
（三）
硕士毕业前后，正是“下海”风盛起的时候，求得物质生活的改善成为一部分学子们的追求目标。高校教师待遇低也使我迷茫过、彷徨过。有一次我到牛先生家说起过自己的迷茫，牛老师并没有摆什么大道理，只是用平缓而和蔼的语气说了这样一句话：“人嘛，最幸福的是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自己当时对这句话认识并不深刻，但是想想，自己也就是喜欢看看史书，写点文章，剩余时间临古帖，写几个毛笔字。每当在刊物上发表文章，用不多的稿费到饭馆庆祝一下时，将自己写的字挂在墙上欣赏时，觉得这时候是最幸福的时刻。当时记得牛老师的话使我感到很踏实，感觉是找到了定海深针。之后再也没有想过“下海”之类的事情，继续走着唐史研究的道路。虽然当时一个月只拿二百多元，但是，生活一直感到十分充实。直到现在我还经常想起很深的夹道通向的那间小屋——唐史所，窗外的梧桐树枝叶繁茂，屋子四壁书架上摆满了书籍。晚上特别寂静，虫声入耳，以书籍相伴，躲进小楼成一统的感觉现在真是越发思念。可惜去年这间小屋已经拆除，原地建了新楼。现在我也已过不惑之年，再回过头来，觉得牛先生的这句话，对我来说有着多么重的分量。我知道自己一介书生，最幸福的事情就是钻故纸堆，在这里我有一种充实感，如果当初我选择了别的，扪心自问，我肯定会有愧于自己的。现在我从历史研究转向了书法研究，看来两个是毫不相干的专业，实际上，学术研究的是相通的。我现在讲的主要课程《书法文献学》、《书法文化研究》一直用的是研究生期间牛老师和其他老师们教我的方法、态度，这一直成为我求学的基本立足点——通史是学术研究的基础。据反映课程教学效果还不错。在此基础上，我2004年被学生评为首都师范大学“十佳教师”。我的专著《六朝书法与文化》后来获得了北京市第八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其构架就是用大的历史文化的视野进行书法研究。后来我写了几篇书法方面的研究文章，如《唐代翰林书待诏及其活动考述》、《唐代选官“四才”制度的实施和意义考察》等，细细追索起来，所用的方法，还是牛先生和赵先生的教导的结果（当然博士生导师黎虎先生对我的教诲在这里就不用说了）。甚至于当我转行进行书法研究的时候，还在不断地从牛先生那里获得教益。牛先生的《唐代碑石与文化研究》一书2002年由三秦出版社出版，他从碑石文献入手，将历史的许多隐微探究出来，牛先生每与别人着力不到处，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再次让我感受到其探幽发微的学术魅力。甚至有几篇牛先生还谈到了唐代的书法，他引用的一些材料也拓展了我的思维空间。有一次到琉璃厂古籍书店买书，竟然发现，牛先生的这本书和我的《六朝书法与文化》摆在一起！离开牛先生身边四年后又读到他的文字，感到分外的高兴，不仅仅是因为获得了教益，也知道退休后的牛先生一直生活得很充实。1999年8月13日牛先生在给我写的信中，还表明对于墓志研究的兴趣，说要继续研究下去，我当然对牛先生的研究成果是翘首以待了。
牛先生不与世争，踏踏实实，在唐史领域，勤勤恳恳地耕耘。每次听他教诲，他说话总是口气舒缓，不急不躁，并且知道牛先生的人都知道，他从不议论人非。我想起了弘一法师写过的一副对联：“不让古人是谓有志，不让今人是谓无量”。牛先生真是有量而有志的老师！学者要淡泊名利，不与人争。要有人格之美、学术之美，兼具二美，并不是一件易事，而牛先生却是将两者完美地结合起来了！
现在我也为人师了，我时常把牛老师做学问的方法和成果以及他的为人处世的态度讲给学生们听，我经常用牛老师对待学问的态度要求自己，用牛老师的为人风格提醒自己：为人要朴实，为学要扎实，为师要平实！
教师节即将到来，打电话问候先生，说什么呢？万千思绪化作一句话：祝老师健康快乐！（2006年9月6日,本文是为纪念牛先生八十寿辰文集而写）
师友杂记（十）李敖学生王裕民与我的一面之交
2006-10-02 10:16:39
朋友林林总总，或诤友，道友，酒友，书友、畏友……不一而足。盖友人皆因某一点之相投而订交者，性情、趣尚、爱憎皆相投之友，并不多见。我与李敖的学生王裕民一面之缘，盖属同道之故。
吾曾撰《怀素评传》2002年出版。2004年4月29日，忽收到《假国宝——怀素自叙帖研究》一书，作者为台湾来的李裕民，是与台湾另一研究怀素专家李郁周打笔仗的产物。此人名字很熟，曾在《故宫文物月刊》上仔细地读过他的几篇文章，感觉其用心专一，乃吾所欣赏者。此后有电子邮件相互往来。学术之路有同道切磋，自是人生一乐。
2004年6月2日，王裕民有一电子邮件云：
元军兄：
昨日收到您的大作，即花了數小時拜讀，令人佩服。我正忙著寫懷素自敘帖研究的續集，下週並會到北京六天蒐集資料，這是我第二次到北京。
裕民
有来京机会，自然少不了面见交流。
6月23日李裕民来京查找资料，我们约定在首都师范大学南门见面。见面后此人言语不多，个头一面七五左右。一问年纪，比我想象的小得多，不到30，这让我感慨不已。寒暄几句，我赠其拓本一件，自然少不了吃饭，我请他吃北京特色的饭菜。先打车去增光路海碗居老北京炸酱面。这里跑堂的声音此起彼伏，所谓熙熙攘攘、人声鼎沸。王裕民好像没有兴致，但又不好意思明说。我知道，在这里说说话是很费劲的。我又提议回头到增光路西口九华山烤鸭店吃烤鸭，他马上提出同意，并说，很喜欢吃北京烤鸭。每人两瓶啤酒，各喝各的，他不断给我填酒，我很不习惯。烤鸭不错，肥嫩不腻，我看他也十分喜欢吃。饭间，所谈内容很多，主要是学术问题，他对老师李敖的崇敬之情，也谈到，现在的李敖先生谈锋不如以前劲健了，毕竟年龄不饶人啊。谈话期间，感觉他并不像文章中所表现的锋芒毕露，他也没有非议过他的对头。也不知聊到什么时候，抬头一看，只剩下两个服务小姐在对我们行注目礼。只好结帐。出了门招呼出租车，送王裕民上车，互致再见。
6月18日，王裕民来信
元军先生：
收到，非常感激。一直對上次於樓梯間中所提到的「我帶了一份資料來考考先生」一言感到抱歉，小子出言不遜，脫口而出，之後竟還忘了表達原意，希望先生不要與我計較。（事實上我一直對此言耿耿於懷，覺得自己失言。）（以下不引，已经引过。）
6月28王裕民发来电子邮件：
元军兄，抱歉那么晚才给您答复，我等会就要坐飞机去上海，所以在行前赶紧回信。因为时间匆促，所以此信可能有不尽令人满意之处，望兄包含。……
（以下是他给我提供的一些资料）
还有几个邮件，谈及一些别的事情。
2004年10月他新近出版的厚厚一本《假国宝与三流学者——怀素自叙帖研究续集》寄赠与我（具体时间记不清了）。12月6日，在网上突然读到王裕民在台湾自杀的消息，怎么都不相信。后来当然也就信了。
王裕民之为文，颇似乃师李敖，多有非议者。人皆有所长，谁无所短？且短长之间并非容易决断。人之所善者，便应是吾之所从者。因己所恶，掩人所长，不取也。唐太宗曾云：“君子用人如器，取其所长。”古人有此心胸，何故今人因其一点，而苛求其人？仅从书法研究而言，他的自杀是令人十分惋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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