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推荐}中国隶书发展史的另一种诠释
冯印强【内容提要】
本文从隶变过程本身切入，认为隶书产生与发展的原始动力体现在彻彻底底的实用性上。而且这种实用性存在于民间现实生活中，和民间现实生活有着水乳交融的渊源和密不可分的情结，带有浓郁的民间色彩。所以说，隶书属于民间书法。
隶书作为民间书法，渗透着民间的淳朴气息和大自然的广阔气象，体现出民间书法朴拙、简淡、奔放、流畅的审美意韵。而正是这些原始的、看似粗俗的美学元素，实际上却蕴涵着无穷的美学价值，为经典书法的产生提供原始审美积淀。
东汉规范八分刻石，实际上就是对当时民间现实生活中广泛流通的隶书原本形态的规范和审美改造。书写主体也上移到了文人和官方，开始具有雅化、和文人化的艺术特征。不但失去了隶书书写简捷流便的原本实用立场，同时也失去了隶书在民间广泛流通的内在条件和社会基础，因而也就不应该属于真正的隶书。
隶书以其书写随意的实用性特色和存在于民间的原本属性贯穿于整个民间书法史，由此构成了隶书发展的基本链条。
隶书从隶变开始到汉末是隶书的生成期，这一时期成就了诸多的经典书法文本；魏晋至明末是以儒释道为内核支撑的、以“二王”为正统的经典成就经典的往复循环时期，与民间现实生活和民间书法相脱离。隶书作为民间书法，在这一时期几乎没有获得过关注。因此，这一时期是隶书的蕴藏期；明清发动的由经典“二王”书风向碑学书风和民间书风拓展的书法运动，标志着经典书法与民间书法并存格局的逐步形成。隶书的取法视野也随之有着明显的向民间和纵深拓展的趋势，从而为隶书创作带入一个新的高度，形成了隶书创作的多元繁荣格局。这一时期是隶书的发展期。
从隶书本体的逻辑发展来看，当代民间的随意性书写在很大程度上属于隶书的书写形态，如果我们要真正完成书法的创新和现代转型，应该关注当下民间书写。
【关键词】 隶书实用艺术民间经典当代
一、隶变及隶书本体陈述
我们所说的隶书，是指在春秋战国时期的篆书字体体系中发生结构和书写性变化（隶变），并经漫长的“隶变”过程而形成的一种新的相对独立的字体。也就是说，隶书是通过“隶变”从篆书字体中脱胎产生的。
隶变在中国书法史上是一次重大的书法文化事件，发生隶变的内在动因是为了适应当时社会发展对文字应用的要求。中国书法在经历了繁化的殷周甲骨、金文大篆系统的独立发展之后，至春秋战国时期便出现简化的整体发展趋向——这可以视为隶变的先声。此后在文字的使用过程中求速、求易、求简形成文字发展的总体趋势。 “隶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字形结构的变化，既是对正体篆书字形结构的改造，这种改造的主要方向是简化；二是书写方式的变化，既是改变原有正体篆书的书写方式，这种改变的主要目的是简捷流便”注1。字形结构的简化和书写方式的简捷流便构成了隶变过程的核心内容。在这里，字形结构的简化和书写方式的简捷流便，不光为了书写速度的提高，同时因其蕴涵着内在的书写运动态势更加符合人的生理运动轨迹，才使隶书在秦汉之交随着政治的更替最终彻底代替篆书而获得普遍应用的。
隶变的过程就是篆体的解散和隶书的形成过程。就书法而言，隶变完成了以下篆隶转换：1、摆脱篆书字型结构的凝固化束搏而走向隶书线条时空运动的抽象化表现； 2、线条由篆书委婉的弧笔变为险峻的直笔，曲折处由篆书的联绵圆转变为转折的方笔。隶变标志着汉字相形性的破坏和抽象符号的确立，使汉字由古文字体系向今文字体系转换；同时也标志着隶书的独立品格和美学特征的最终形成。
1、实用性和民间性是隶书产生和发展的内在依据
从隶变过程本身来看，隶书产生的原始动力体现在彻彻底底的实用性上。这种实用性存在于民间的现实生活中，和民间现实生活有着水乳交融的源源和密不可分的情结，带有浓郁的民间化色彩。所以我们说，隶书具有实用性和民间性。实用性是隶书存在和发展的原本属性，民间性是隶书存在和发展的社会基础。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实用是学术概念，是指隶书作为书法的实用性，是把隶书作为书法来探讨它的存在价值和社会功能的。因为，如果我们站在文字书写的实用角度来加以讨论的话，很容易让人误认为隶书从古到今的价值和社会功能主要经历了从实用性到艺术欣赏性的转变和过渡。事实上完全不是这样的，隶书从它的原始形态产生开始起本身就是极具艺术审美特质的创造活动，无论是战国先秦的简牍诏版，还是两汉民间的残帛砖文，都体现出一种简、淡、朴、拙、丑的民间书法审美意味，铸就了隶书艺术与实用完美结合的双重品格。
另外，实用在这里有着两层含义，一个是书写的实用性，一个是释读的实用性，这两种实用性构成了实用的基本内容。单纯追求书写的实用性和单纯追求释读的实用性都有失偏颇。事实证明，过分追求书写的实用性会导致释读的困难，例如章草、大草等。相反，过分强调释读的实用性会造成书写的困难，例如小篆、八分书、唐楷等。这些都不应该属于真正的实用，真正的实用是书写性实用和释读性实用的最佳结合。整个隶变过程本身也说明，在书写的实用性和释读的实用性的两极中有任何一种偏激,都会因脱离隶书的原本实用立场而衍变成新的书写形式或新的字体。隶书就是因为书写和释读最佳结合的实用特色而获得在民间广泛通行传播的社会基础的。
从隶变过程中的文字留存来看，大多都体现出一种大自然的质朴意韵，就是因为这些文字留存来自民间，带有浓郁的民间色彩和朴实无华的自由属性。加上目前书学界对隶书本名的考证，使我们深信隶书来源于民间并通行于民间的原本立场。所以我们说，隶书属于民间书法。由此，我们认为隶书有着如下本体特征：1、高度抽象化的线条符号和方折果断的运动笔势；2、具有书写的随意性、合理性倾向，书写的运动态势符合人的生理运动轨迹；3、以实用为目的，通行于民间社会现实生活中。以上构成了隶书本体的基本内涵，也是我们认识隶书的理论基础。既然隶书有着上述本体特征，那么我们说，凡是符合上述基本特征的都应该属于隶书。
事实上，民间书法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学术话题。对民间书法的认定不但涉及到民间书法概念本身，同时还涉及到民间和经典的讨论问题，目前学术界对此仍然存在着诸多的争议。争议是必然也是必须的，而争议的结果则是对民间和经典的进一步廓清。我们这里所说的民间属于社会学概念，包含社会现实生活的全部，因而民间书法当指社会现实生活中的所有文字书写样式。这是一个相当泛化的概念。因为我们通常所说的经典书法文本往往也出自民间或者说社会现实生活中。那么，如何认定民间书法的经典性？或者说民间书法和经典书法究竟有何区别？
我们认为，经典书法作为概念，存在于我们对书法史以及书法本体的认识之中。此外，经典与民间并不存在绝对的对应关系，经典是一个抽象的、不断变化的概念，而民间是具体的、永恒的。我们知道，中国书法本身是一种极具文人性与人文性的经典性艺术；另一方面，中国书法的这种经典性文人特征又是靠民间书法资源来不断丰富和发展的。前面已经说过，隶书有着书写的随意性、合理性倾向，书写的运动态势符合人的生理运动轨迹，以实用为目的，通行于社会现实生活中。在这一基础上理解民间书法，则很大程度上属于隶书的实用书写样式。基于以上立场，本文把隶书框定为民间现实生活中没有官方规范化建构和文人情怀融入的书法（书写）文本。因为官方规范化建构和文人情怀融入的书法（书写）文本基本上都是我们现在所认为的经典书法。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这样说：民间隶书是产生经典隶书和其它经典书法文本的源泉。王羲之成就了天下第一行书，但王羲之孩童时代拿起毛笔写的第一个字绝对是隶书。
隶书作为民间书法，因其实用性特色而存在于整个书法史的民间现实生活中，渗透着民间的淳朴气息和大自然的浑朴气象，体现出民间书法朴拙、简淡、奔放、流畅的审美意韵。而正是这些原始的、看似粗俗的美学元素，实际上却蕴涵着无穷的美学价值。属于接近自然和生命本真的美，为经典书法的产生提供原始审美积淀。中国书法如果不从这里汲取审美元素，绝对不可能创造出接近生命本真的艺术作品来。
2、隶书与篆书
如上所述，隶变不但完成了由篆而隶的转换，同时也构成了隶书本体产生的基本依据。事实上，在篆书和隶书之间划定一个清晰的界线是困难和没有必要的。裘锡圭先生说“秦代的隶书尚未完全成熟，可以称为早期隶书” 注2。此语固然有些保守，但也道出了篆隶转化过程中的文字留存为学术界定带来的尴尬。
在没有简牍遗迹出土以前，学界和书法界对于秦诏版文字属于隶书的大胆论断，至今仍值得回味，如清冯班《钝吟书要》：“秦权上字，秦之隶书，乃篆之捷也” 注3；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辨证发展》：“今传秦代度量衡上和若干兵器上的刻文，和《泰山刻石》等比较起来是草率急就的，无疑是草篆，大约也就是秦代的隶书吧” 注4；刘大白《文字学概论》：“秦代的隶书，现在可以看到遗迹的，是秦二世的诏版文，它合篆文，大体相同而只是笔画改圆为方，而且略有改繁为简而已” 注5。能在当时史料的局限下作出这样的结论虽然有些武断，但也显示出诸多的合理性和超前性。随着春秋战国大量文字遗迹的先后出土，使学界和书法界对春秋战国和秦帝国的隶书演变脉络有了更加清晰准确的认识，也为我们能够比较客观地对篆隶本体划分提供史料依据。同时我们也看到，隶书最起码在先秦时期就有着自己的成熟形态，只不过这种成熟形态还没有完整的独立品格，也就是说还没有彻底摆脱篆书的影响。
我们不能形而上的认为先秦隶书中有篆书形态就不能属于成熟隶书。成熟，《辞海》的定义为：比喻事物已经发展到能有效果的阶段注6。战国先秦简牍帛书以及秦诏版文字都达到了能够记录、传播语言信息的效果。就书法而言，这些文字留存不但有着抽象化的线条符号和方折果断的运动笔势以及书写的随意性、合理性倾向，而且以实用为目的，通行于当时的民间社会现实生活中。按照前面的隶书本体论述，可以认为说上述文字留存都应该属于成熟隶书。在这里，字体形态的开放性品格和较高审美特质的线条符号标志着隶书作为一种独立的字体体系的初步形成。
3、隶书与八分
在两汉，隶书不但通过隶变过程最终形成自己的独立品格和美学特征，同时还有着向草率和规范两极方向发展的整体趋势。一方面，隶书在过分强调书写便利的极端中逐步脱离了隶书的原本实用立场，进而在持续草化过程中因书写的运动态势不同最终形成了我们现在所说的章草和今草；另一方面，则表现出对隶书原本书写形态的规范建构，而且这种规范建构是以形式秩序确立为前提的。因为文字的形式秩序的稳定与否，直接影响到民族文化交流的畅通和社会进步。这是历来被官方重视的重要环节。因此，随着西、东汉王权的相继确立，对现实生活中广泛流通的隶书进行规范整理也就成为必然。八分书以规范为手段，有效的克服了民间隶书的随意性书写倾向，使形式秩序趋向于稳固的位置选择和有序的结构图式。加上汉代官方文人审美观念的不断容入，最终形成了八分书规范、和谐、静穆、左撇右挑的风格特征。两汉刻石存在的从西汉的质朴率真向东汉工稳规范化发展的整体趋势，也从一方面印证了官方对民间隶书进行规范建构的历史进程。
然而，当今学界和书法界普遍把两汉刻石方面的逐步工稳规范的发展趋势认定为隶书走向成熟的标志了。这样做不但牵强，也为隶书的本体理论阐释带来困难。这是因为：一、八分书对隶书的改造是以美术规范化和线条装饰化为前提的。不但不具备书写的随意性与合理性，反而增加书写的难度，失去了隶书书写简捷流便的原本实用立场；二、从八分书的书写主体来看，已经由隶书的民间上移到了文人和官方了。我们从、《乙瑛碑》、《礼器碑》《华山碑》、《曹全碑》、《张迁碑》等刻石文本可以看到八分书已经逐步脱离民间，开始具有雅化、和文人化的艺术特征。而正是这种雅化、和文人化的艺术特征，失去了隶书在民间广泛流通的内在条件和社会基础，因而也就不应该属于隶书。事实上，隶书表现在刻石方面的逐步工稳规范的发展趋势，它的实质是八分书对民间隶书实施规范和审美改造的结果。《熹平石经》以其高度规范的形式秩序、以及构造的共同原则和形体的共同特点，体现出八分书最大程度的稳定性品格。如果从文字学角度讲，八分书应该成为一种新的、相对独立的字体的。所以我们说，隶书从西汉的质朴率真向东汉工稳规范化发展的整体趋势并不完全是隶书走向成熟的标志，它更多的是孕育着一种新的字体的产生。八分书由于自身的本质特性和使用立场，脱离民间隶书书写主流向更加规范的方向发展也就成为必然。《熹平石经》的书体特征和内容也佐证了八分书作为东汉规范字体的使用局限性。
另一方面，由于当时文化持续下移使隶书在民间获得了更加广泛而普遍的应用。民间隶书开始显示出纯粹的民间化特色。八分书和隶书作为两种不同的书写形式完成最终分离已经成为事实。随着上个世纪两汉简书墨迹的大量出土，使我们清晰地看到两汉民间隶书的延续发展形态，只不过简书由于受竹简自身条件的限制，还不能完全代表两汉民间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隶书的原本书写形态。另外，刻石方面还存在着如西汉《五凤刻石》、东汉早期《通褒斜道刻石》注7以及大量东汉民间砖文等书法文本，整体显示出质朴率真的自由书写意味和不拘一格的奔放品格。我们从这里也能梳理到一个隶书发展延续脉络。而这，才是两汉隶书的原本书写形态和真正发展脉络。
至此，我们认为，隶书和八分书存在着这样两种关系的可能：1、隶书和八分书属于两种不同的、相对独立的字体体系；2、八分书是隶书的改造形态和风格类型，八分书和隶书的关系是改造和被改造的关系。第一种当然和目前普遍公认的八分书属于隶书的观点形成了冲突。如果讨论这一问题将涉及到汉字字体的重新归类问题，不过这不是本文所要讨论的内容。但我们可以说，无论隶书和八分书存在着以上哪种关系，都不能作为八分书是成熟隶书的依据。缘此，笔者将遵循前文对隶书本体的定义，把隶书框定为民间的、书写和释读最佳结合的实用的文字书写形式，把八分书作为隶书的改造形态和风格类型来加以阐述。
4、隶书与楷书
我们知道，书史上把两汉时期以《熹平石经》为代表的石经碑碣所用的规范隶书称为八分书，主要是为了区别后来产生的“楷书”的。我们通常所说的楷书产生于汉代。就艺术形态而言，楷书和八分书的主要区别就是增加书写的提按动作。横画和竖画的转折增加提按动作产生顿笔，使线条本身显现出更多的装饰意味从而使楷书更具审美内涵；横画书写的斜上趋势和转折的斜下动作形成的运动态势不但是书写的合理连贯，而且这种自如收放也体现出书写者的浪漫自信和人文情怀，线条的耸让和穿插使楷书在布局上更趋审美合理性；特别是对点画和线条审美内涵的关注和有效处理，使楷书复杂的线条在新的字体构型中显得简淡而随和。整体表现出一种严整、庄重、和谐、有序的审美意象，代表正体书写的最高范式，为以后历代官方所重视和推广。楷书也因此对书写技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通过技巧的锤炼是很难书写成功的。从书写的实用立场来看，楷书并不实用。
楷书是对汉字进行形式秩序的再次建构。前面说过，对汉字的规范建构是以形式秩序确立为前提的。八分书本身就有着非常稳定的形式秩序，楷书在八分书基础上进行新的规范建构既没必要也不可能。我们从实物资料中也看不出楷书和八分有什么必然的传承和改造关系。另外，两汉大量的民间简牍中存在着楷书的原始胚胎注8，可以作为楷书产生于民间隶书的依据。所以说，楷书从民间隶书转化而来，是对隶书原本书写形态的规范建构。同八分相比，楷书形式秩序建构的进步意义在于：这种秩序建构是通过增加线条的审美内涵和布局的合理工稳而获得的。使楷书在显示出规范庄重的同时体现出一种人性化书写特质与和谐正大的自然气象，体现出书法艺术凝聚的人文情结——它更多的是文人的产物。楷书和隶书的关系同八分书和隶书的关系一样，属于改造和被改造的关系。从这一意义上来讲，八分书和楷书都属于隶书的一种改造形态和风格类型。甚至可以说，八分书和楷书都属于一种新的、相对独立的字体体系，也不为过。
笔者之所以用大量篇幅来综述隶书的实用性和民间性在隶书本体中的重要意义，目的就在于能从历史的角度来对隶书作为民间书法进行本体意义的再论证：此外，对隶书和其它字体的学术界定，还有助于廓清隶书作为民间书法在书法史上的独立意义，从而认清民间自由书写的隶书对产生经典隶书和其他经典书法文本的原始积淀作用。
基于以上立场，笔者把隶书的发展分为三大阶段：隶书的生成期（隶变开始至东汉末）、隶书的蕴藏期（魏晋至清初）、隶书的发展期（清初至当代）。这样做不但尊重隶书本体发展的历史事实，同时还能勾列出一个隶书发展延续的清晰脉络。在这一前提下，我们把隶书置入历史时空框架进行梳理分析，就会发现：产生于民间并通行于民间是隶书发展的本质特征，实用与艺术、民间与经典的交融构成隶书发展的两大基本主题，民间的随意性书写的前后贯穿构成隶书发展的基本链条注9。
二、民间成就经典——隶书的生成期
如前所述，隶书是经过数百年的隶变过程最终在两汉形成自己的独立品格和美学特征的。这一过程实际上也是民间成就经典的过程。诏版文字是不折不扣的民间文字留存，但现在谁也不能否认它的经典性，这说明在隶书的生成期经典书法就生成于民间现实生活中。我们从《张迁碑》、《华山碑》、《乙瑛碑》、《曹全碑》、《礼器碑》等东汉经典刻石文本看到了不同风格、不同结体和不同审美取向的八分书书法文本。这些书法文本有着一个大致相同的特征，那就是波蹀。其实这种波蹀是对民间隶书书写的美化，飞动的线条和波蹀已经使八分书脱离了隶书原始的简单和质朴，而开始具有雅化、和文人化的艺术特征。是汉代文人那种浪漫、潇洒的艺术审美精神的体现。同时，这种高雅的艺术特征又是靠民间隶书资源来不断丰富和发展，并经过漫长的积累过程形成的。经典书法的形成过程就是对民间隶书资源的汲取整合过程。民间不但是隶书存在和流通发展的土壤，还是经典书法艺术生成的源泉。民间隶书看似很朴拙、很简淡、很平凡，而实际上却蕴涵着无穷的美学价值。《张迁碑》在八分庄重整饬的基础上汲取了民间隶书的质朴奔放而显得浑厚博大，《曹全碑》在八分典雅华美的基础上汲取了民间隶书的流畅率真而显得俊秀温润。典雅、华美、庄重、整饬都是一种美，但这只是一种完整的、华丽的美。而这种美如果没有民间原始的质朴和简淡元素灌注其中，那么这种美又是虚伪的、造作的、没有感情的。如果在八分书典雅、华美、庄重、整饬的基础上置入民间隶书奔放、流畅、阔大的审美气象，那么书法就会有一种大自然的淳朴和广阔气象。而这种美才是更接近生命本真的美。
《石门颂》《西峡颂》《郙阁颂》属于东汉经典的摩崖刻石文本。整体有着东汉八分书的整饬和大自然的质朴，使我们深信这些刻石文本是由文人和民间工匠共同打造的。特别是《石门颂》潇洒自如的波挑，体现着文人回归大自然书写的开放情怀，加上民间工匠的契刻，又为《石门颂》置入了民间的质朴意味，铸就了《石门颂》既有民间隶书的质朴随意，又有八分书人文情怀的独特艺术魅力，成为历代书家关注和借鉴的经典范本。此外，《通褒斜道刻石》等民间书法所显示出的不拘一格的奔放品格、以及阔大的自然气象，在我们现在看来，仍然具有经典意义。
三、经典成就经典——隶书的蕴藏期
传统意义上的经典基本是由“二王”为正统的、以传统文化为内支撑的“唯美主义”经典体系，具有典型的文人化特色。诚然，魏晋以后的书法家基本都是社会精英和文化精英，他们有着独特的社会价值追求和文化追求，表现在书法上，无论是王羲之的悠闲疏淡，还是颜真卿的庄重淳朴，都体现出一种文人化倾向。他们所创造的经典书法文本历来被视为经典传统，由此构成了以“二王”及其以后的颜、柳、苏、米等为代表的中国书法的经典谱系。从经典传统的创造和延续中，书法艺术始终抒发着书法家的精神实感、悬置着书法家的价值理念、折射着书法家的终极追求、体现着书法家的人文关怀。书法成为书法家担当文化使命和进行文化构建的独特艺术载体。可以说，这是书法文化经典的核心部分。
但是，自晋唐以来的经典书法之所以在明清以前没有实质性突破甚至走向僵化，原因就是以儒释道为内核支撑的、以“二王”为正统的经典意识造成的。那就是以经典为美和以民间为丑；以经典为正统，以民间为非正统；以经典为高雅，以民间为粗俗。这里面固然有其深层次的文化渊源和民族哲学渊源。加之当时的书法家基本上都是文人和上层官僚，固守着经典和文人传统，追求书写的经典性和人文性，对汉字的书写负载了太多的文化色彩。苏东坡有一个重要的论书语，是对文人书法审美评判标准的经典阐述：“古人论书，兼论其人生平。苟非其人，虽工不贵”。可见，当时书法艺术的审美价值是和创作主体的身份价值紧密相连的。在等级森严的时代，民间书法是不可能获得文人关注的。于是，文人成了书法艺术的专擅。这就造成了文人（经典）书法与民间现实生活和民间书法相隔膜，陷入继承经典到创造经典往复循环的宿命怪圈。
经典成就经典是以否定或蔑视民间书法的朴素率真为代价的。它意味着书法艺术缺乏民间现实生活的置入，因而走向忽视民间追求完美的宿命结局也就成为必然。另外，楷书和草书在晋唐已经高度成熟，书法家就是在高度规范的楷书和高度抒情的草书两极中实现实用流通和抒情达意的。而楷书和草书都对书写技巧有着极高的要求，这一特性决定着楷书和草书只有文人和上层官僚经过专门的训练来完成。事实上，行书虽然也是一种书写便利和释读便利最佳结合的一种字体，但是这里的便于书写仅仅局限于文人书法家的便于书写，是文人书法家经过楷书的书写训练后的自然流露。说到底，行书在很大程度上还是文人的、经典的书法文本，和民间没有必然的联系。需要说明的是，这一时期也有隶书的规范化（八分书）书写文本存在。但从历史遗留资料来看，这些隶书整体有着过于规范和僵化的特征，也从另一方面证明了经典成就经典的局限性，以及对书法发展造成的制肘所在。
隶书作为民间书法，在这一时期几乎没有获得过关注，也没有进入正统的书法史料。这势必造成民间书法资源的巨大浪费，这是相当可惜的。然而，历史告诉我们，否定民间，就是否定历史。历史可以改变，政治可以更替，而民间则是永恒的。只有存在于民间的艺术形态才能不随时代变迁而改变，才是产生艺术的土壤。因此，我把这一时期称为隶书发展的蕴藏期。蕴藏不是消失。或许将来，这一时期的民间隶书有可能因区别于生成期的民间隶书而被发掘和重视，从而成为我们书法创新的取法借鉴资源呢！
四、经典改造民间——隶书的发展期
明清时期，随着书家们对书法本体认识的不断深入以及考古资料的丰富，对经典的认识已经不再是传统的经典范畴了。不但有着向民间和远古拓展的倾向，同时也有否定传统经典的意识。首先向传统经典说“不”的是明末清初的傅山，傅山的“四宁四勿”固然有其极端倾向，但也有其时代的合理性与历史的必然性。此后发动的由经典“二王”书风向碑学书风和民间书风拓展的书法运动，使得中国书法审美范式由追求文人化的书卷气向非文人化的金石气和民间气拓展，书法的取法素材也随之由传统经典向民间和远古纵深拓展的倾向。于是，传统的经典有可能不再是经典，而经典以外的、散落民间的有可能成为经典。这不是对传统的颠覆，而是对书法作出的重新审视。它使得传统“二王”经典的垄断性遭到破坏，转向民间回归取法——民间书法被重新加以重视。这是一种经典书法的民间化回归，也是一个取法民间成就经典的的开端。标志着经典书法与民间书法并存格局的逐步形成。
隶书的发展期可以由以傅山“四宁四勿”的提出为标志引发的碑学书法运动延伸至当代。清代出现的郑谷口，金冬心、伊秉绶，何绍基等隶书大家，直追秦汉，创作出代表时代特征的隶书作品。虽然较之唐隶有着明显的民间气与金石气，但由于受当时的资料所限，他们所取法借鉴的还只是两汉的经典八分书。也就是说，清代的隶书创作还只是沿袭着经典成就经典的旧路。这或许不是他们的初衷，实乃考古资料的局限性使然。和魏晋以来的经典成就经典时期相比，它的进步性就在于拓宽了经典范本的视野和取法的民间化倾向。因此，清代的隶书创作比魏晋以来的任何时期都有所提高和突破，彰显出清代隶书在书法史上的独特地位。但由于缺乏真正的民间书法元素置入，使清代隶书还不能和丰富多彩的两汉隶书相提并论。
当今，由于先秦两汉文字留存的大量出土，使得我们在隶书取法借鉴资源上占有明显的时代优势。不但进一步拓宽了经典书法的视野，连散落民间的古代任何文字留存（包括残帛烂纸、刑徒砖文等）都可能被取法和运用——书法的取法资源得到空前的挖掘并运用到隶书的创作中去。加上书法本体研究的深入，使我们对隶书本体及其产生、发展有着更加深入的认识和理解。表现在创作上，形成了经典改造民间的隶书创作趋势。和经典成就经典的隶书蕴藏期相比，经典成就经典是以否定或蔑视民间书法为代价的，而经典改造民间则把民间书法纳入书法范畴了。此可视为书法认识发展的历史性进步。它意味着民间书法在经历了漫长的蕴藏期以后，重新被加以重视和取法，从而为隶书创作带入一个新的高度，形成了隶书创作的多元繁荣格局。
值得注意的是，隶书的生成期和发展期都有所创新和突破，但它们有着本质的不同。隶书的生成期主要是取法当时现实生活的民间，是对民间文字书写的审美改造，具有“以时为新”的创作倾向；而隶书的发展期主要是取法古代的民间和古代的经典，是对古代经典书法和古代民间书法的审美改造，具有“以古为新”的创作倾向。也就是说，隶书生成期的书法发展是和当时现实生活水乳交融的结果。这种汉字书写和社会发展的同步性才为隶书的发展注入了原创性冲动，进而生成新的经典书法。如今，我们是站在创造经典的立场来关照古代民间书法的。相比之下，我们有着取法范本多元和跨越时空进行资源整合的时代优势。但是，古代的民间书法和古代的经典书法一样，取法资源毕竟是有限的。靠取法古代经典书法和古代民间书法，虽然在新世纪有着某种创新和突破，实则是考古资料的异常丰富和书法本体认识的深入使然。试想，如果考古资料没有了，今后书法的创新和突破还从何谈起呢？其实，这里面隐藏着一个潜在的危机，那就是经典改造民间徘徊不前的宿命结局。
五、余论：关注当代民间隶书、为创作补充源泉
隶书发展史已经证明，离开民间现实生活和民间书法的置入，书法发展将无从谈起。因此，我们很有必要涉及民间书法的当代问题。从目前的书法史著述来看，无论古代的穷乡儿女造像、残帛烂纸、残砖烂瓦等都可以写进书法史，成为民间书法，表现出当代书法史家对民间书法的重视和包容心态。但我要说的是：既然古代的穷乡儿女造像、残帛烂纸、残砖烂瓦等都可以写进书法史，成为民间书法，凭什么我自己六岁儿子的潦草作业、农村半文盲的随意性书写不能属于民间书法呢？这并非无稽之谈，而是一个严肃的学术话题，它关乎书法的未来发展命运。从理论上来讲，当代民间的随意性书写和古代穷乡儿女造像、残帛烂纸等民间书法一样，同样蕴涵着书法艺术的审美特质，同样应该属于民间书法。此外，从隶书本体的逻辑发展来看，当下民间的随意性书写在很大程度上还是隶书。因为隶书本体告诉我们，隶书有着书写的随意性、合理性倾向，书写的运动态势符合人的生理运动轨迹。一个人在没有接受传统规范标本的描摹锻炼时，他的书写是随意的，是符合人的生理运动轨迹的，这些看似不经意的随意挥洒，实际上却是主体真情的自然流露，展示的是质朴纯真的美学特质。而这，才是接近生命本真的艺术样式，才是产生艺术的原始审美形态，才是我们完成书法发展和现代化转换的取法源泉。
中国书法要想走出徘徊不前的宿命结局，在书法发展的持续过程中有着持续的突破，必须把取法眼光转向当代民间。因为当代民间书法不但蕴涵着代表时代民间审美旨趣的风格特征，同时因其反映着当下民间社会的现实生活，存在于当下民间现实生活的土壤里，蕴涵着无穷的艺术源泉。而这里的当代民间书法，既不是随处可见的招牌美术字，因为美术字不属于书法范畴；也不是民间书法家的临摹古代之作，因为临摹不具备书写的时代性。它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当代民间自由书写的隶书。当代民间书法和古代民间书法相比，不但取法资源极其富性，而且具有审美的时代性。不仅随处可见的“此处禁止倒垃圾”、 “高价收废品” 注10等随意性书写，就连自己儿子的潦草作业，都可能蕴涵着书法的原始审美元素。当代民间隶书和古代民间隶书一样，不仅是当代隶书书法创新的取法资源，它还应该是当代其它书体形式创新的取法素材。其它任何书体形式的创新都可能在当今丰富多彩的民间隶书中找到创作灵感。我们只有关注当代民间书写，投入到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中去，寻找创作灵感，才能完成区别于古代的、真正意义上的书法创新。因此，我不得不这样说：书法要关注当代民间隶书，为创作经典书法补充源泉。
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走出“以古为新”的认识窠臼，进而以更加包容的姿态关照当代民间书法。挖掘出当代民间随意性书写存在的时代审美元素。建立当代和古代双重取法的时代审美坐标，多元汲取并注入到我们的书法创作中去，从而完成区别于传统的、“以时为新”的书法创新。
注释：
注1张同印《说“隶变”》，载《书法研究》2001年第5期第63页。
注2裘锡圭《古文字学概要》第40页，商务印书馆，1988年。
注3转引《历代书法论文选》，第553页，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
注4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辨证发展》，载《奴隶制时代》，人民出版社，1973年。
注5李大白《文字学概论》，第105页，开明书店，1933年。
注6见《辞海》缩印本，第205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
注7《通褒斜道刻石》从历史事实来看虽然有官方的介入和参与，或者说不属于纯粹的民间事件。但如果从文字规范或书法的立场来关照的话，还是看不到官方的规范迹象和文人书写情结。因此，本文还是把这一类书法文本归类到民间书法范畴。
注8东汉武威简牍（图1）显然已经蕴涵着楷书的某些书写特征。它和三国（吴）太上玄元道德经（图2）有着明显的前后延续关系，而太上玄元道德经已经基本上是成熟的楷书了。事实上，西汉的《马王堆老子帛书》（图3）中就已经存在着楷书的原始雏形，说明楷书在成熟以前也有着相当长时间的酝酿形成过程。
注9为了能够比较直观地构列出一个民间隶书前后贯穿的发展延续链条。我把战国（齐）《左关同》铭文（图4）、秦《诏版》（图5）、西汉《五凤刻石》（图6）、东汉早期《通褒斜道刻石（图7）》、东汉《刑徒砖文》（图8）、西晋《元康元年买地券》（图9）、北魏《太和元年买地券》（图10）和当代民间随意性书写作一纽带式链接，从中可以浏览并梳理出隶书从产生到当今清晰的延续发展脉络。
注10“禁止倒垃圾” （图11）作为书法素材，拍摄于京郊某村庄。整体显示出一派自由书写意味，展现出民间书法朴拙、简淡、奔放、流畅的审美意韵。有趣的是，这几个字书写在电线杆子上，线条流畅而有节奏、结体没有任何刻意安排而显得轻松自然。特别是“圾”的最后一笔，真有一种简书的挥洒浪漫； “回收废品” （图12） 拍摄于同一村庄，几个字书写在粗糙的纤维版上。方折果断的运动笔势和自如收放的形体构成，显示出民间隶书朴实无华的自由属性和不拘一格的奔放品格；尤其是“回收”两字的大小悬殊对比，又折射出书写者随意、自然的平和心态。这些才是没有任何雕琢的、简淡的、朴素的美，同时也是接近自然和生命本真的、而且又具有时代性特色的美。我们应该站在书法艺术的本体立场，来审视这些民间隶书流露的原始审美形态，思考这些民间随意性书写在人的生命系统中存在的美学价值，以认清书法艺术的本质所在。 对隶书剖析的全面、精辟，透彻，好文章！！！
[ 本帖最后由 陈洁尘 于 2007-1-10 14:57 编辑 ] 应本文作者冯先生的要求,将文中所涉及到的相关图片一并发布如下,请大家参照着阅读!请大家可以参与讨论! 1 2 3 4 2 1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