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之谦与李慈铭
浙江绍兴古称山阴，自越王勾践立国以来，二千五百年间，人文荟萃，文教昌隆，出了不少文人艺士，从东晋的王羲之、南宋的陆游，明代的徐文长到近代的章炳麟、秋瑾、鲁迅等。可谓管领风骚、代不乏人。本文介绍的却是清代道光到光绪间两位大文人，一位是大艺术家赵之谦，另一位是大文史学家李慈铭。两人在各自领域里都是独领坛坫，但相互之间却恩恩怨怨几十年未已、沸沸扬扬而又耐人寻味。个中缘由，诚局外人所无法洞悉。本文试从其身世材料及菱的片言只语中索隐探微，还事物之本来面貌。令今之读者明其究竟，孰几二位先辈于九泉之下，欣然含之，谓小子终不谬也。
一、西汉文章、北朝书法
南城仙吏、东浙通人
这条联语是清末文学家张鸣珂在其故友赵之谦逝世时所拟的一条輓联。该联语言简意赅地概述了赵之谦在世人眼里的形象。
赵之谦字益甫，号撝叔，又号铁三、冷君、憨寮、中年以后又号悲庵、无闷、梅庵等。清道光九年己丑（公元1829）生于绍兴城内开元寺东首大坊口赵宅。据赵氏《家乘》记载，赵氏本居浙江嵊县，自明代弘治中迁来绍兴，分住城内大坊口、观音桥、广宁桥三处。其中观音桥赵氏最富、连楹大厦、绮房华轩，人称“赵园”。后经大火，财产付之一炬。而大坊口赵氏，世代业贾，小本经营，自撝叔起，始得为儒，其家原本薄有田产，能勉强维持生计，当撝叔十五岁时，只为仇家所诬，一场官司，竟使其卖田鬻产，从此家道中落。而屋漏更遭连夜雨，咸丰三年癸丑（公元1853），当他24岁时，父亲松筠公弃世，更使家庭生活陷于绝境，撝叔唯有，“终岁奔走，卖衣续食而已。”
尽管家贫局蹐，但如俗话所说：“生活还得继续。” 撝叔十九岁（道光27年丁未——公元1847）那年，娶绍兴道墟章家溇范敬玉为妻。敬玉长撝叔一岁，在家时随其父默庵先生读书，遍读五经四书，喜为诗，写字亦佳，书宗欧体，与撝叔伉俪情深。
为了家庭生计，撝叔不得不开馆授徒，并在20岁那年（道光28年——公元1848）考中秀才，因家贫，竟无力筹措去省城赴乡试之资，幸得族叔曼仙公资助路费十一千九百文，始得成行。未几，落第归。
在此期间，撝叔之父松筠公及其嫂均先后去世，其兄积庵亦因讼累，离家去他乡谋食，家庭生活，濒于绝境。幸有乡人缪承梓代理杭州知府，撝叔被聘入幕，办理文案之事，使生活暂时有了着落。
为寻找自己的前程和出路，咸丰七年丁未（公元1857），撝叔29岁时，曾投笔从戎，参加了淮军。在军中，他认识了皖派印人绩溪胡澍（字荄甫）。使他对皖派印艺产生浓厚兴趣，遂力学皖派宗师邓石如的书法和印艺，使其技艺大进。翌年，他重归于幕府生涯，先后客常山署和江山署。成为职业的“绍兴师爷”。
咸丰九年己未（公元1859），撝叔30岁时，终于中举，心情为之一振，其艺术创作也更加勃发，不仅有更多的书法和印作，而且开始了大量的花卉写意画之作，如为丁文蔚作《花卉图十四帧》、《锦石秋花》数种及“拟意在伯美扶义之间”四条屏等。
然而，和平和安宁的生活又是那么短暂，就在其客杭城的第二年，咸丰十年庚申，撝叔三十一岁时，太平军进军浙江，克杭城，老东家缪承梓死，撝叔避兵辗转回到绍兴，未几，胡澍亦来绍兴访赵，撝叔为之作《喜得胡荄甫书成六百字寄之》诗：
“……余家方播迁，且喜归来看，
君家亦无恙，相见贺湖畔。
乱离得欢喜，团聚从患难。
寄居于我室，谈笑恒彻旦。
僦屋更比邻，酒食互相唤。……”
第二年春，撝叔应故人之招，携仆去温州觅食。相继客居于温州、瑞安、福州等地。越年，撝叔尚客闽中，而年仅一岁多的幼女惠榛夭折，使妻范敬玉肚肠寸断，不久遂病殁于绍兴娘家，年仅三十五岁，老屋亦遭焚毁。当“家人死徙，屋室遭焚”的噩耗传来，撝叔悲痛欲绝，乃刻“如今是云散雪消、花残月缺”，“俯仰未能弭、寻念非但一”及“三十岁家破人亡，乃号悲庵”等印，以寄哀思，并从此更号悲庵，刻“悲庵”印及边款“家破人亡，更号作此”，来排遣无尽的忧戚。
同治二年春（公元1863），为近一步寻求发展，撝叔由温州航海至京师，居京都山阴会馆，然而京师米贵，居大不易，撝叔“屡诚皆黜，栖迟逆旅”，只得“煮字为粮”，权以卖字刻印度日。
在京期间，撝叔与一些籍贯南方而流宦北京的文人如吴县潘祖荫（伯寅），绩溪胡澍（荄甫），川沙沈树镛（均初）、人和魏锡曾（稼孙）等时相过从，以宣武门南潘宅为中心，谈文论艺、访碑刻印。使他的艺术活动进入了旺盛期，创作了不少绘画、书法、印章等方面脍炙人口的好作品。
十年之间，撝叔往来于绍兴、杭州、北京之间，数次应礼部试，皆不售，这正是杜甫所言：“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终于在他四十四岁时，获得了“以《国史录》誊录议叙知县”的机会，分发江西，投谒于江西巡抚刘坤一。
在江西，撝叔被委以编纂《江西通志》的工作。他辛辛苦苦地伏案工作达六年之久（从同治十二年癸亥（公元1873）至到光绪四年戊寅（公元1878），每日“覃心钩考，晨纂夕披”。但仍不免遭谤而求罢，最后终于为主持者所“礼遣”。此后，他先后作过鄱阳、奉新、南城等县县令。但莅鄱阳任之初，即逢江西大水，巨浸稽天，水坏民田，历时四月之久。灾潦之区，催科弥拙，致使民不聊生。撝叔虽殚力赈抚，纤细不遗，无赖杯水车薪，难济于事。长期积劳成疾，终于旧病复发。这病，是他早年久咳不愈，发展成肺气肿，终成肺心病。以致终夜危坐，不能一寐，虽药之而弥甚矣。
光绪十年甲申（公元1884），当撝叔56岁时又赋悼亡，其继妻陈氏殁，年仅三十岁。这对他无疑又是一次无比沉重的打击。他在《忆书跋》一文中有“方有继妻之丧，寻念非一，《忆书》适来，枨触中宵，展卷凄绝”等语。万念俱灰，已无任何意念支撑其久病之危躯，遂于该年十月溘然长逝。身后箫条，遗柩由浙江、江西故旧醵金，葬于杭州丁家山。友人张鸣珂为之撰写挽联已为上述。友人程秉钊撰其墓志铭。
撝叔艺术，在不少领域可谓戛戛独造。其书法初学颜真卿，后专意北碑，能以碑法写行书，达到前无古人的地步，且自成一家。其篆刻深入秦权、汉石，近师邓石如、丁敬、黄易等。融古今于一炉，而又自成面目，开启了清末印坛的新风气，黄士陵、吴昌硕、齐白石等一代巨匠均渊源于赵。其所作花卉木石杂画，以书法篆刻线条为骨，配以浓墨重彩，使之宽博淳厚，水墨交溶，合徐渭、南田、石涛、李鱓而又独具风彩，成为晚清写意花卉之开山。
除艺事外，撝叔的最大爱好就是藏书和刻书。撝叔年轻时就嗜书如命，由于家贫，无购书家资，只得假录于藏书之家。若见亲友家有奇书孤本，或先世遗著，必千方百计罗致抄读。曾与藏友孙古徐议取诸家希世藏本汇成巨帙，刻成丛书，五年之间得百三十余种，后因古徐病卒，事不克成。同治初元航海至京，在生活稍安，略有余资后，就大力搜求，虽零笺断楮，必得之而后快。后至晚年，终于聚书有成，爰发愤陈箧，取旧时所得卷帙至简者编为丛书，间附已著，冀匿瑕秽，写副墨板依次付刊。得六集四十余篇，署名为“仰视千七百二十九鹤斋从书”。
书名怪异，令人费解。而据他自己解释，说是在庚辰春，（当他52岁时），咳病突发，药之弥甚，终夜危坐，忽梦出门远行，直一仙人之都的鹤山，当行至半山腰，但闻空中大声猎猎如烈风，仰视，见群鹤翔舞而出，羽翼蔽天。随同的小道士告诉他，这些鹤是去应仙人的超拔，空中已有一千七百二十九支，山外尚不计其数，再看这些“鹤”，从水中倒影视之，则鹳、鹅、鸡、凫、虫遗 、螳、虻、蜣、虫开、螇、虫翳、螉之属，而真鹤则百不得一。归途时守山的老者告诉他几句话：“不鄙非仁，无人斯辱。不媚非智，无智斯卑”。这大概是教他做人的道理，但他终不明白。再问疗疾之术，老人说东壁下有道家的丹篆二十四字，记之当愈。于是悚然梦觉。
这似乎是一个寓言故事，而撝叔的真意何在呢？有人说，是撝叔自比汉朝大儒贾逵，因逵死至赵生恰是一千七百二十九年。当然，这是十足的牵强附会。或渭按汉刘歆《三统历》，一千七百二十八年，为岁星（木星）之岁数，盖撝叔自比东方朔之流，乃星宿下凡，游戏人间。这也是无端臆说。
另有一种说法，认为撝叔暗示世态之语，仰视高天，飞黄腾达之流均凡羽沙虫而已，真具人格者，百不一焉。此言或有道理，然何须举数为千七百二十九，则仍惑之。
二、学承东浙长于史
瓣香秀水肆于文
绍兴，位于浙东大地的中央，东距钱塘江，西距曹娥江，浙东古运河像一条匹练，沿东西向，从城北流过，绍兴城就像是挂在这条匹练上的一颗明珠。城西，是一条从南至北流淌的直河，直河与古运河交于城西北的迎恩桥下。自迎恩桥西至高桥，凡五里，运河的这段称为霞川。高桥以东有一村庄，叫霞头村。李氏世居于村之侧，村左是青田湖，村右为大树港。而迎恩桥之北即横河，桥下谓直河，横直之间有一大宅，那就是李慈铭的祖屋。迄明至清到李慈铭已历十一世之久。五百年间，此地田宅相望，不见兵火。春日登楼俯瞰，只见川之两旁，白墙灰瓦的民居鳞次栉比，居人遍植桃李，春桃乍放，舟行其间，远山映发，烟水爛漫。每至晨霏夕曛之际，层绛间素，迤逦若霞，水边林下，时有歌吹，一遍升平景象。道光十年庚寅（公元1830），霞川花隐李慈铭就生在这里。
李慈铭，初名模，字式侯，更名慈铭，字炁（音气）伯，号莼客，室名“越缦堂”。
炁伯生于道光庚寅之冬，按他自己的说法：“先生秉生于冬，冬气寒，故性冷。得气于秋，秋性肃，故性傲，故多值多阻而命穷，穷则思通。冬者，春之孕也。先生生于冬之末，春气融，结胎于灵根。故其才肆，其情深，其发为文章，华叶布傅，烂然若春桃者，春华之纪首也。月令仲春三月，桃始华。先生于世事一切无所好，而独喜花，于花中独喜桃。这是他对自己一生性格的描述。
炁伯生于一个家境优裕的士宦之家，连楹甲第，广有田产。但这一切并未使他成为一个膏梁子弟。“学而优则仕”的指导思想使他从小享受到一种良好的教育。当他四、五岁时，祖母就教其识字。到六、七岁时，就喜欢做诗，故居景堂有一株小桃树，历年都未着花，炁伯常徘徊其下而抚摩之，而意殊枨枨。后有一年忽然花放，炁伯欣喜过头，竟写了数十句的长诗咏之。从此，出游时不管山行还是水往，遇桃花则神驰遐思。后来干脆移居城西鉴湖以南柯山上的萝庵，因为那里遍种桃树，而炁伯则于晨雾朝霏，夕阳晚霞之际，读书于其下，陶然自乐。
炁伯于书无所不读，但独不喜佛经。家教当然是以四书五经为主，而其父督经课甚严，炁伯就偷偷把诗书、稗说、词曲等杂书秘藏其于私塾所谓：“白华绛附阁”之内。暇则取读，这正好成就了他学问上的淹博。即长，于经史及稗说，梵夹，词曲，无不涉猎而模仿之。其学以史为最，于文则散体文，骈俪文，词，乐府，杂说、杂考、杂志无所不能。当然，最脍炙人口的还是所撰《越缦堂日记》。
道光三十年庚戌（公元1850）炁伯赴科举中秀才，以后应南北试凡十一次，皆屡荐屡报罢，场屋不顺，使他不得不以家财填平前进之路，咸丰九年己未，挟资入都，欲入资为部郎（即花钱买个挂名的小京官）但买官钱却被别人设圈套骗去。于是落魄京师，急报回乡，其母不得不将自己养老田卖去，纾解此难，炁伯方得以挂名京职。而李氏虽为越中巨富，以财力滋殖雄于乡里，但分到炁伯一房名下，已不算丰裕，经过这一风波，遂俨然寒士矣。
同治六年丁卯（公元1867）炁伯受聘为浙省书局编辑，朝铅夕椠，接麈抚尘，埋头于案头工作达十三年之久。
光绪六年庚辰（公元1880）炁伯赴会、殿试，终成进士。其《越缦堂日记》中记此日云：“庚辰四朋二十一日，昧爽赴中右门接卷入殿，辰刻跪受题旨，巳刻对策直书，不起草，首尾俱不同俗例，洒洒二千余言，不落一字，未刻交卷，颇自熹也”。显然，炁伯自认为这篇“对策”为其应试之得意之作。
在这篇“策问”中，主试者提出了以下几个问题：
一、何谓“执中之训，为道统所自归”？
二、何谓“亲民者莫如守，与民最亲者莫如令”？
三、为什么“自古求治之主，罔不躬行节俭，为天下先”。
四、为什么说“整军经武，国之大经”。
这四个问题，问到了治吏、治民、治国、治军等方面，炁伯皆以自己满腹的经纶，作了全面回答。后来读到这篇文章者，则有褒有贬，其褒之者认为“惜其不得三鼎甲”。而贬之者则认为该文“楷法不工，毫无馆阁气”。且“唯策中兵制颇乖舛，只是欺当时无目人耳”。
这篇策问是晚清科场的一则经典之作，原件后为陈垣先生收藏，邓之诚先生的《骨董琐记》续编中曾全文刊载。而炁伯总算凭这块敲门砖敲开了科举制度的大门，中二甲进士，简放山西，累官至山西道监察御史，但他终不愿做那种“世事到前总缄口，但愿肘间印如斗”的官吏，未几，辞官归。
炁伯秉性偏激，易喜易怒，然又简略，胸无城府，但矜尚名节，议论臧否，不轻易苟同，虽顶头上司如枢辅之类，亦尝忤之而不顾。且有时意见不同则面折人过。但对于后进，却常以一言之善而誉之不容口，故及门弟子或尝受其指授者，成名亦夥。
炁伯之学，导源浙东（指黄宗羲一派），长于史学，而文辞典则，则又瓣香秀水（浙西，指朱彝尊一派）所谓“浙西之士秀而文，浙东之士醇而朴”。炁伯可谓兼而得之。其文色泽浓艳，以描绘浙东风物见长。与王闿运并称为“东西两大古文家”。作品有《越缦堂文集》、《湖塘林馆骈体文》等，其诗词兼学唐、宋、直入堂奥，有《白华绛跗阁诗集》、《霞川花隐词》等。其作品最著者为《越缦堂日记》和《日记补》，内容丰富，文笔优美，为后代学人所景仰和推崇。如词学大家夏承焘先生在其所著《天风阁学词日记》的《前言》中就说：“予儿时读李蓴客越缦堂日记，心甚好之，故自十馀岁辄学为日记，迄今已七十年矣”。可见一斑。
炁伯晚年，迭逢八国联军，中法战争、中日战争等大事，国事日绌，忧怀日增，遂于光绪二十年甲午（公元1894）逝世，终年六十五岁。同乡、挚友平步青述其行略为《李君蓴客小传》云云。
三、两贤相扼溯端由
同治年间，京师文人社会中盛传赵之谦与李慈铭两贤相扼的故事。沸沸扬扬而又莫衷一是，甚至远在湘潭的王闿运，乍到北京，也感受到这种热闹。同治十年辛未（公元1871）秋，壬秋偶有京辇之游，王凤阳及同郡（指湖南）寓公设酒于法政堂。壬秋为此赋诗一首：
昔我京辇游，龙树会群英。
黄岩应公车，赵李正相倾。
潘徐并兼爱，张李谬铨衡。（王注：浙人赵撝叔、李莼客内外兄弟也，游京互相诋。宾客能往来两人间者唯潘伯寅、徐寿衡及余，而张孝达（指张之洞）独善李）。
余无门户畦，唇舌慕君卿。
以此骖靳间，欢然无妒争。（王注：李日记指（《越缦堂日记》）四十本。其中雌黄万端，于同人并有词例：上等称字，次等名，下者某，所不喜者加以绰号。目赵曰天水狂兽，潘徐与伶人朱均称字，余与孝达名，子裳盖谁某例也）。
从王的这则夹注看出，王并非完全中立，而是贬斥李的，这或许是因为王不屑与李并称所谓两大古文家之故。另外，王进京时赵之谦为他刻了一方精美的印，使自己“铨衡”的天平倾向于一方。
这件事的另一更详细报导见于郑逸梅先生的文章《赵撝叔与李莼客两贤相扼》，兹摘引如下：
“（撝叔）”通籍后，（此处或有误，古时中进士才算“通籍”，撝叔一生未中进士，故不得称“通籍”）游京师，时潘文勤公祖荫居宣武城南，所谓滂喜斋者，鸿儒谈笑，风雅所归，撝叔足迹亦时抵其门。文勤金石考证，辄就商于撝叔，而于诗文，则殊佩越缦主人李莼客为不可及。故文勤于撝叔、莼客，倚为左右手者也。然撝叔与莼客，以学术上之争执，几为水火之不相客。文勤春秋佳日，往往招集名流，觞咏为乐。撝叔知莼客在座，避不来，莼客知撝叔到席亦不至，参商不见者有年。某春，滂喜斋头海棠盛开，如台岭分霞，蜀宫裁锦，意态妩媚，占断风流，文勤设宴于花前，知撝叔、莼客之两贤相扼也，招撝叔谓莼客未之约，招莼客谓撝叔不参与，俾同至后，拟于杯酒之间，以释嫌隙。是日，莼客先莅，既而撝叔来，撝叔既见莼客，返身欲行，文勤力挽之，谓：“既来则安，岂得如此，撝叔不得已而暂留，但默不作声，及席散，两人于堂前破口大骂，经文勤劝解乃罢”。
从上述可见，两人的关系已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其分歧究竟是为什么呢？是像郑先生所说是“学术上的争执”吗？显然不仅如此，因学术观点不同，完全可以互相保留意见，维持君子之风度。何必要破口大骂呢？个中缘由，颇令人费解。在下于百多年前的这段公案，也甚感兴趣，于是钩玄索隐，终于找到一点蛛丝蚂迹。
炁伯在为亡友周雪鸥（名光祖，字锡侯）的文集《耻白集》所作序中写道：
“余人都后（指己未为入资得官事）为负心者所困，而余之交夫己氏实由于君，以是颇迁怒者，见辄谯让之，君避去不较。然君亦以改官大困，意气摧沮，面目枯槁，相见颓然，无复歌呼追逐之乐”。
这段话中，所谓“负心者”是谁，而“己氏”又指谁之姓氏？
遍检《越缦堂日记》及《日记补》，终于在“丙辰三月二十七日”日记，《日记补》（石印本丙集三十页）上，见到大片涂抹，其上有眉批曰：
“此处涂抹之字，乃某人姓名也。此人十年来为予挚友，常以道义性命之交自命，而含沙射影，极力挤予，致予□□困苦，屡濒于死，又□□老母绐（绐：欺诈、诱骗之意，该字应在老母二字之前）寿田金三百饼。□□呜呼，古来交道之不□□□矣。或势力相轧，或意见相忤，若予于此人，骨肉倚之，惟命是听，而计陷之若是，真禽兽不食其肉者矣。予见其姓名，辄痛愤欲绝。而年来踪迹甚密，日记中无一二页不见其名者。不能尽去，随见随抹而已。呜呼，以予之深于友朋，惟恐伤交道者，而至于如此。天下后世，可以想见其人矣。李生而终贫贱则已，如其否也，以直报怨，岂无其时乎。特识于此，时辛酉冬十一月初七日”（□处系书已缺损）。
后面又有一段话：“此一段皆载某人规予多情之言，谓甚累学问，而此人真口密腹剑、虺蜮不若者矣。姑尽涂去之。”
以上足见炁伯对其“负心者”的深恶痛绝。而此“负心者”骗取炁伯老母的寿田金三百饼，显然就是指炁伯己未入都，入资得官的资金。而此人是谁。谢国桢先生在其所著《平景孙事辑》一文中认为是指祥符周季贶兄弟。（按：周季贶名星诒，其兄周畇叔名星誉，都是炁伯平生挚友，其事迹详见俞樾所著《五周先生传》）显然有误，因按炁伯的这段眉批，其名已被“随见随抹”，在《越缦堂日记》及《日记补》中难觅其踪迹，而翻开《日记》，周氏兄弟之名随处可见，显然不是其所指之“负心者”。那么又是谁呢？那就是《耻白集·序》中所说的所谓“己氏”。《百家姓》中，大概找不到“己”姓。因此，所谓“己氏”是暗指某人的生庚八字。再查，撝叔生于道光九年己丑（公元1829），则“负心人”之暗示撝叔，已无疑矣。再检《日记》确实不见撝叔姓名，无疑已被“随见随抹”了。
撝叔与炁伯为内外兄弟（即表兄弟）之说，当有不确，因从《耻白集·序》中所言，炁伯是通过周雪鸥之中介而认识“己氏”的，且仅十年，而如其为表兄弟，则必从小认识，或通过长辈介绍，断无由旁人介绍之理。
那么，撝叔为炁伯所指斥，并大张罚挞，为何不正面回答呢？撝叔或有权衡，若正面回答，一旦为好事者谬传，岂不越描越黑，于是只婉转地作了回答。在撝叔42岁（公元1870）时，其朋友杨恬亭为撝叔作的肖像画上有一段撝叔自己的题识：
“群毁之，未毁我也，我不报也；或誉之，非誉我也，我不好也。不如画我者，能似我貌也。有疑我者，谓我侧耳听开口笑也”。郑重而巧妙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所谓“群”当指炁伯及其友人（与炁伯持相同立场者）。
绐老母寿田金之事，应发生在咸丰己未之后，辛酉冬月《日记》眉批之前。最可能的是辛酉九月，其时太平军克绍兴，炁伯老屋遭焚，其母奉佛之“白华绛跗阁”亦毁，藏于阁中的“困学楼书”万卷无一存者。其家被迫迁于鉴湖南柯山之萝庵。而炁伯方羁旅京师，家中唯一可变卖的就是老母的养老田了。卖田所得寿田金又被人骗去，炁伯之悲愤，可想而知，此时或有流言，认为是撝叔所为，于是迁怒撝叔。但按撝叔行迹，此时正客温州，投止苍黄，实无“作案”之时机。炁伯的误会，明矣。
此事距今，已百四十年，逝者的纠葛渊源，已无辨清之必要，而以上叙述，当可概见于一斑矣。
赵之谦与李慈铭
撝叔妻女及一部分亲属是遭太平军杀害的，撝叔一生痛恨太平军。这是老宫在92年于先师处见到的一本撝叔印谱的原拓的序中写到的，不知楼主以上所说是否演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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