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龙春 从对“野道”的理解论及王铎与彭而述之交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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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王铎 临阁帖卷(局部) 24.7×109.7cm 纸本 1646年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顺治三年（1646年），王铎（1592～1652年）在张天政《草书杜甫诗》卷后有这样一段识语：
吾书学之四十年，颇有所从来，必有深于爱吾书者。不知者则谓高闲、张旭、怀素野道，吾不服，不服。①
此则资料论者常常加以引用，以说明王铎对于怀素等人草书的不屑。诚然，王铎一直认为晋是书法大源流之一支，而唐宋只不过是小陂土，无论虞、柳还是米、蔡，都发源于二王。在王铎大量的题跋中，他一再声称自己“独宗羲、献”。确实，从他遗存的作品来看，临二王帖（比如《淳化阁帖》、《兰亭序》和《圣教序》）占了相当的成分。而对于自己作品的评价，他也十分自信地以王羲之为参照。《与謖莹》有云：“书二长卷以酬足下，数百年后或有人曰，此王氏换鹅帖也，未可知。”（王铎《拟山园选集》文集，卷五十五。以下凡引用该集文字均随文注出卷数，简称“《拟》文〈诗〉，卷某”）王铎的崇古学古观念，其实就是学习二王法书。
晋代以来的书家中，王铎对米芾也相当推重。在为郭公望所藏米芾《吴江舟中诗》作跋时，他说：
米芾书本羲、献，纵横飘忽，飞仙哉。深得《兰亭》法，不规规摹拟，予为焚香寝卧其下。②
《跋米元章告梦帖》也说：
书于晋人有功，如飞仙御风，得《兰亭》、《圣教》逸意，迈宋一代。……予经见内府米真迹书启约千余字，洒落自得，解脱二王，庄周梦中不知孰是真蝶，玩之令人醉心如此。（《拟》文，卷三十八）
在与董其昌的一封信中，他又说：“米襄阳帖洒脱，无郁噎形屈者。”（《拟》文，卷五十）这不仅因为米芾接绪王羲之、王献之父子古法，且能不受二王羁束，洒脱动人，与那些只能规规模拟者相去奚啻千里。因为米芾不满于张旭、怀素与高闲等人的草书③，故有学者认为，王铎对怀素等唐人草书的批评，或受到米芾的影响④。这一观点为我们理解王铎这番话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认知背景。然而，王铎究竟是从什么样的意义上来斥责怀素“野道”的，似尚可从另外的材料加以探讨。
彭而述（1605～1665年，字子鳊）《破门书怀素帖跋》云：
吾乡王尚书觉斯，书法中龙象也。尝谓我曰：“彼怀素恶道也，不可学。”应之曰：“怀素非恶也，乃学者恶之耳。古今甚大，书法如林，怀素能以一钵传，岂意流毒至此？”尚书曰：“是也，但学怀素无佳者耳，皆怀素罪人也。”⑤（彭而述《读史亭集》，文卷十八。以下凡引用该集文字均随文注出卷数，简称“《读》，文〈诗〉某卷”）
这是一段王铎与彭而述讨论书学的对话，从文义判断，王铎“恶道”所指似乎并非如米芾所批评的那样“不能高古”—这是一个审美判断，而是从学者取法的角度对怀素加以否定。因为在他的经验中，历来学怀素绝无成功者。王铎似乎更是在指责那些学习怀素草书的人，他们都是怀素“罪人”。亦即是说，怀素本身并不“野”、不“恶”，因为人们学不好，学成了“野”和“恶”，所以坏了人们对怀素草书的印象。在这个意义上，怀素是不能学的，与羲、献父子的作品相比，他的作品不具备取法价值。
彭而述的这段题跋为我们解读“野道”所指提供了一个颇为新鲜的途径。彭本人并不擅长书法，《书李鉴湖藏孟津先生墨迹后》云：“孟津觉斯先生尝为予言：‘君读书不多，复不好临池，故书不工。文若诗恰好后之。为子鳊桓谭者，无如王痴也。’”（《读》，文卷十八）但他的一个僧人朋友破门酷爱怀素草书，且颇为得法。《赠破门》云：“……云间两佳士，伟哉董与陈。破门与之交，水乳相为亲。历落四十年，一棹洞庭滨。……笔下写怀素，有草不须真。黑蛟搏白绢，百丈复千寻。”（《读》，诗卷三）破门是苏州僧人，与董其昌、陈继儒交善。晚年卜居湖南，栖衡山南之下火场。平生“爱怀素书法”，彭禹峰尝得阅其数纸，以为“居然怀素”（《读》，文卷十五）。彭而述与王铎辩论怀素书法是否“野道”，或有为破门正名的用意在。 前引文中，王铎称自己是彭而述的“桓谭”，桓谭是汉光武帝时的诤臣，光武颇信谶纬，桓谭极言其非。王铎以彭而述的“桓谭”自喻，可知二人乃直谅之友。但是，彭而述何许人？与王铎又有着什么样的交谊？历来似未引起王铎研究者的重视⑥。本文拟对此作简要的梳理，以期有裨于王铎周边关系的研究。
彭而述少王铎13岁，先世自临江徙河南南阳之邓州，居禹山之下，因自号禹峰，州人目曰“楼子彭家先生”。明崇祯十三年成进士，释褐知阳曲县事，然绌于不知己。崇祯甲申（1644年），丁母忧归。入清之后，仕途屡起屡踬，终官广西右布政使。
在人们的记载中，彭而述长身修髯，声若洪钟，一饮酒能尽数升，一食进一彘肩。性情豁达而多雄才大略，目不可一世。少时抱有事功之志，读书不事章句，为诗文操笔立成。曾对身边人说：“丈夫幸而得志，当驰驱边塞，取封侯之印，如前世威宁、靖远两王公之为人，有如不遇则闭户著数十卷书，亦足以豪矣。”⑦又说：“丈夫龙骧虎奋，应策功竹帛。”（《读》，毛奇龄序，集前附）他晓畅戎事，为举子时，曾为督师熊文灿招张献忠，极言擒贼之计，但熊文灿卒不能用，最终导致失败。顺治初，以英王阿济格疏荐督学三楚，补分守永州道。定南王平以荆湘既定，用师川桂，复举荐彭而述为贵州巡抚，予兵三千入靖州，适逢降师陈龙友反叛，彭而述以一旅羁贼数万，相持达岁余。永州失陷，巡按御史以不救永州的过失弹劾他，遂遭落职。顺治十三年（1656年），又得赴经略洪承畴长沙幕府，洪氏表其为衡州兵备道，旋即移桂林，复擢升为贵州按察使。吴三桂征水西土司安坤，彭而述为他出谋划策，吴用其计，得诛杀安坤，于是又迁广西右布政使。其后，吴三桂欲荐为云南左布政使。但彭而述自忖从军二十年，立功立言迄无所就，十分失望，故于康熙四年七月（1665年），请求归老，著书以娱暮年。三桂知其意，挽留不及。恰好这时朝廷有诏召其改调，“遂行，逾省城三十里，一夕无疾卒，年近六十”。⑧
这样一位颇有事功之志的豪士，虽历仕两朝，却未能铭勋疆场。王原序《读史亭集》以为“公之才抱，盖未尽展也”。（《读》，集前附）赵进美也认为他“贯甲鸣镝，万夫皆废。人皆谓班定远、马伏波之俦，而造物者抑之”。（《读》，集前附）然而正如他自己所预期的那样，遇则建功立业，不遇则闭户著书。因为不能如汉楼船暨两伏波故事，他长叹说：“生即逢高帝，而自知骨相不称，不能割茅土，仍不若退为文章，犹得比封君与万户侯等。”彭而述最终“以铅椠显”，毛奇龄直以“文豪”视之，以为“事功未竟，反得藉文章而事功以传”（《读》，毛奇龄序）。中州之地素以王铎与彭而述的诗文并称，张芳《刻禹峰先生文集纪事》：“诗文二集先后告成，海内读公全集，景中州文献，公与觉斯先生媲美。”⑨
据彭而述自己的记载，他少而孤，训于母氏，十五即好古文辞及诗歌，弱冠之后乃始专家为之，但性情豪侈，嗜骑射，颇欲立功边塞。即便如此，他少年时就以时文名，既以诗名，又既以古文词名，而时文蔑略。彭氏著述颇夥，然多散亡。《南游文集自序》有云：
计有生所作诗文，凡三刻，而两失之矣。一失于泽潞九仙台，在先朝之甲申；一失靖州，在今上之戊子。兹所存者，则数年来此物耳。
聊以Z•W的是，“庾信制作，世所传正是入周以后”（《读》，文卷三）。因而他也没有什么可遗憾的。汪琬称其军中稍暇喜读史书，故发而为诗文“辞气雄浑壮丽”⑩，施闰章亦对其从军之作十分激赏。毛奇龄与彭而述季子彭直上尝同馆官督学两浙，因得尽读其文，为之击节激赏：“浑浑噩噩，几于薟穆，此亦兀卮奇桀。”
（《读》，毛奇龄序）
王铎与彭而述相识于明清鼎革之际，直至王铎去世，交谊长达二十年。崇祯甲申（1644年）正月，王铎避乱南徙，自河南辉县移家浚城（今河南浚县），客寓故友通政参议刘尚信府上。时彭而述丁母忧，李自成破京师，中原大乱，遂麻衣走太行，抵大蔪，与王铎相会，友人张文光与他同行。《读史亭集》文卷十《日记》：
先是国变，甲申春，予自山右抵辉县，流寇渡河，上党、覃怀草木皆兵，予与张（文光，字明）倾盖共城，遂成刎颈，连辔避乱山东。 彭而述《同张云斋避乱南徙，自共城行道二百里寻觉斯先生舟于黎阳，联楫而进，裁诗见投，依韵奉答》诗亦纪其事，其五有云：“失据黄河水，难凭露布言。试看淇卫草，血带马蹄痕。”（《读》，诗卷十）二月的河北，是一副不堪的景象，黄河失据，马蹄溅血，军队败退，但不断传到朝廷的却是自欺欺人的捷报。在浚城与王铎相见之后，彭而述出示所作诗文，王读之大惊。彭而述《王觉斯先生集序》：“尔时述乃出驴背一帙质先生，先生展未终卷，大惊曰：‘不图今日复见钜鹿之战。’”（《拟》文，集前附）彭而述所示或即《崛叶集》，王铎有《读穰地禹峰崛叶集》诗，云：
逢君诗不薄，意内若云流。定使三辰轨，独居百尺楼。飞岑伍苑别，崛树晋三秋。奋力无穷业，舜臣有皂游。（《拟》诗，五言律·卷十四）
因为相互间的欣赏，二人相得甚欢。前揭《同张云斋避乱南徙，自共城行道二百里寻觉斯先生舟于黎阳，联楫而进，裁诗见投，依韵奉答》，其二有云：“东南堪避地，鸥鹭待平墟。”正像彭诗所说的那样，故乡草木皆兵，保全之计只有选择南逃，于是相见次日他们即携手作吴中游。与他们一同买舟南下的还有张文光及其二子张则、张亮，王铎有《贼獗，冒险栖浚，将买楫南下，路苦涩，禹峰彭、云斋张二道友，子伯则、仲亮数百里避山击贼，来订携行，惊喜良深，即鼓螦联进，楫中赋》诗纪事（《拟》诗，五言律·卷十七）。又，彭而述《米明诗序》：
甲申仲春，铁骑渡河，烽传上党，予晤谯明共城，连镳南下。既而孟津少保复聚于蔪。予三人者，旅店晨昏，丛狐跃马，鹤膝犀集，备历险阻，乃达江淮。（《读》，诗卷九）
张文光也曾回忆起与王铎、彭而述一同避难山左的经历，《斗斋诗选》自序：“曩与觉斯、禹峰避寇东行，出没于天雄、清源间，暮霭孤帆，风声鹤唳。”
王铎一行的逃亡路线是先往山东观览泰山，然后自济宁沿京杭运河经江淮至瓜洲，渡江后从京口前往苏州。有良朋作伴，当然可以消释羁旅之苦，一路上，他们或联舫，或并辔，议论今昔上下成败。一方面，他们对明王朝的振兴已经失去了信心，王铎《云斋、禹峰过舟中论海屿》云：“情殷知道胜，兵溃念途穷。拂袖蓬莱阁，飘风海岳鸿。”只有逃避到无人的海屿，日日送汐观潮，才能“军远少惊飚”，从而过上平静的生活（《拟》诗，五言律·卷十四）。王铎是时颇生隐逸之志，《拟山园选集》诗卷六收《詆禹峰用晦义》一诗，卷十四《舟中柬禹峰》其二亦有“把臂入霞林”之句。是年二月，王铎在逃难途中以隶书书近作五律诗六首赠翼隆社兄，其中即有《云斋、禹峰过舟中论海屿》、《期禹峰、云斋海边卜筑》诸诗。
但另一方面，乱世的北方颇不太平，王铎的《甲申，与禹峰、伯则、仲亮仗剑走东南旷野中，赵邢警报时至，路遇强寇驰走，不无嗟及》、《阻舟行，避寇入清源，忽修闸阻舟，时同禹峰》等诗都真实记述了旅途中不断出现的险情。（《拟》诗，七言古·卷八）《期禹峰、云斋海边卜筑》更述说着身心的疲惫：
发白无方改，浮生病后身。随舸皆客子，透骨是酸辛。土锉蛮同种，霜畦蜃作邻。薄才今得所，幽眷岂能陈。（《拟》诗，卷十四） 满腹酸辛的客子们一边南下，一边还在关注北方的形势，然而，焦灼的期待最终却是失望，彭而述《湖心寺步觉斯先生韵（甲申）》其二云：“不见北来信，空余南下情。”（《读》，诗卷十）其时彭而述数向王铎言其梦，王因之颇忧时事（《禹峰数言梦，予忧及时事》，《拟》诗，五言律·卷十四）。在颠沛的乱世，即使是寻求避隐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王铎《柬云斋、禹峰》发出了“诋刀休望岁，恐负采莲期”的浩叹。（《拟》诗，五言律·卷十四）
从山东转道江南，张氏父子未再同行，另一位友人朱五溪加入进来。《夏镇录》记载是年二月王铎一家与彭而述、朱五溪走汶上，至济宁，买舟南下，到达夏镇时，为数千贼下闸围困，但终得放行：
不知何贼数千下闸，周之以大炮，旗戟四塞，不令行矣。予谓彭、朱二君曰：是岂第困辱汉使者而已哉。予占之曰：先震后吉，不逾时也。岸贼卒持矛相向，舟中人面如土，后二十舟皆暗泣，无敢出气者。……忽一骑持小红旗曰：此真尚书王君也，勿击，开闸纵之行。忽北风大作，鼓帆饱风而南。……偕者朱五溪、彭子鳊。（《拟》文，卷四十二）
他们的船刚刚离开，忽闻后二十舟绵哭震天，于是王铎又帮助其他受阻的船只脱险。三月间，王铎一行抵达瓜州，渡江至镇江，登金山寺（《偕石平、子鳊、素臣、五溪登金山寺》，《拟》诗，五言古·卷六）。有二朋际就，王铎虽得寻访仙茅（《谢禹峰、五溪言其所处》，《拟》诗，五言律·卷十五），然终究“停舟无可语，泪堕故园春”，在悲歌纵酒中，彼此眼中看到的都是“憔悴人”（《禹峰、五溪共饮》，《拟》诗，五言律·卷十五）。在丰、沛舟中，王铎曾为朱五溪作隶书长卷，后刻入《拟山园帖》卷四。多年以后，朱五溪给彭而述的来信还让他回想起甲申逃亡途中的伤心旧事。
逃亡途中朝夕相处，彭而述对王铎的性格有着深刻的了解。在他的印象中，王铎“负夙慧，能言前世事，读书一过辄上口，乃孜孜如下学，焚膏继晷，宵昼不辍”。二人避地青徐之时，王铎十五乘鹿车蓬蓬然装的都是图书，其中有许多是彭禹峰生平所未见者。每到旅店，王铎蓐食趺坐，手持一编，稍无倦怠。要不就磨墨吮毫，作诗作文，诗起码要作40首，若是写文章，也不下三五篇。每天日上三竿，王铎才开始接谈宾客与外事，或者为友人作书，刺刺不休。在与王铎的交往中，彭而述觉得他与人交无城府，不喜深中，取人之长而弃其短。有时他们两人也会因观点不同发生龃龉，王铎反而因此“喜其不阿”。按照彭而述的说法，他之所以为海内所知，与王铎的提携有很大的关系：“于是先生从此私有一禹峰，海内亦颹颹有一禹峰矣。”（《拟》文，前附彭而述序）除了提携，王铎这位直谅之友还经常对彭而述的作为进行适时的规劝。因此，在王铎逝后，彭而述唁其里，哭之恸，并感叹地说：“此以后谁复规予者？”（《书李鉴湖藏孟津先生墨迹后》，《读》，文卷十八）
甲申三月，朝廷擢王铎为礼部尚书，王时在杭州。五月三日，福王朱由崧称监国于南京，推王铎为东阁大学士，王于六月十三日到任。是年夏天，王铎向他的挚友、苏州巡抚祁彪佳推荐彭而述，希望能给他一官半职，但彭氏以读先慈礼谢去。
入清之后，王铎从朋友那里得到彭而述因被弹劾而落职的消息，对他的现状深感不安，他在《（许）香岩言禹峰近况》一诗中写道：
闻汝长沙返，萧条寄首丘。乱山红叶寺，孤杖白苹州。万死奔驰哭，千秋著作酬。情期飞念远，大海纵神虬。（《拟》诗，五言律·卷二十）
于是他再次向朝廷举荐彭而述，彭氏因得以赴经略洪承畴长沙幕府。数年之后，王铎、彭而述、张云孙在葵庵总戎席上再次相遇，此时的王铎已是“颓然自放”，他写道：“不期还聚合，百战有周旋。深笑如前梦，相看异少年。灯明羞痋带，妓舞媚花钿。未定扶身醉，月光几时圆。”（《同禹峰、云孙饮葵庵总戎席上》，《拟》诗，五言律·卷二十四）迁逝之悲与感伤情怀跃然纸上。
顺治辛卯春，皇帝遣诸大臣祭告天下名山大川、古先帝陵墓，王铎得秦蜀。是年十一月，游华山，作记并诗数首寄长安。回到孟津后，王铎曾过访彭而述，时王铎已病甚，分手之时，彭而述令楚医徐陵虚随北。其《吊王文安公》云：
归来一棹沧浪岸，访我双扉白水陲。短发频催烛武老，久游今见长卿疲。邮亭萧□深相念，杯酒殷勤不忍辞。药里犹临少伯寺，星轺好付大堤医。谁知一别马南郡，何处更寻萧望之。（《读》，诗卷十四）
王铎的好友汤若望善天官家言，壬辰（1652年）岁正月，语所知曰：“文星匿耀，当王文人不禄。”是年三月十八日，王铎卒于孟津里第。彭闻讯往哭之恸，三月二十日，有《哭孟津诗》五首，诗中回忆起瓜洲避乱之行：“流血江中欠一死，至今犹忆甲申年。”由于自己情性疏狂，久与尘世相嗔，只有王铎爱己，时时提携。知音的去世对彭而述打击很大，他甚至因此“笔砚欲焚还戒酒”（《读》，诗卷十五）。癸巳（1653年）三月，彭禹峰遣子往孟津，儿子回来后细述王铎葬处的情景，彭而述情不能禁，又作《再哭王孟津》三首。（《读》，诗卷十五）
先是，王铎辛卯（1651年）冬奉使蜀道的途中，经新野尝哭康庄、九逵二公于其第，回到孟津后，于次年正月以诗四章寄给与他有四世交谊的张冢君、云孙二公，诗后跋有“禹峰知必属和，共成一卷，悬之祠中”云云（《拟》诗，五言律·卷十四）。王铎逝后，彭而述吊唁归来，张云孙即寄王铎诗索和。彭因和之，哭二公兼哭王铎，其四云：
如公亦复死，枉自哭诗魂。散矣长安雨，伤哉白水村。攀藤来鸟道，策杖过龙门。岂意中台拆，华堂酒未温。《读》，诗卷十） 顺治乙未（1655年），彭而述前往北京，与周亮工等相聚（《乙未冬燕晤周元亮》，《读》，诗卷十二）。时王铎次子王无咎正督石工为王铎镌所为诗歌尺牍之类，都是先生流传旧交家者，他花了数年时间征集，并付刻石。彭而述读之再三，掩袂黯然。他再次回想起自己从王铎游20年，受其奖拔不遗余力。而今铩羽日久，泥途莫振，倘使先生尚在人间，有他的呵护，自己怎么会郁郁久居？在萧寺的孤灯下，彭而述更作长歌《吊王文安公》，“爰谱平生，潸然流涕”。（前揭《吊王文安公》序）
在清理王铎交游圈时，我们发现他有着浓重的乡邦意识，他的很多至契都是河南人或是宦游河南的人，在弘光朝他举荐官员也往往是首先考虑自己的同乡，并因此受到非议。王铎与彭而述的交谊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二人的乡邦关系及类似的气质与经历上。在彭而述的笔下，王铎也是“伟貌修髯，望若神人，能弯弓数百石，常有封狼居胥之志，而困于珥笔”，二人的志趣和“不遇”十分相似。彭而述认为，明祚不永，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崇祯不能用王铎之言。譬如，与杨嗣昌廷争用兵，王铎疏凡数十上，“欲借尚方宝剑，斩张禹之头”。亲知皆摇首丧魄，恐旦夕不测，但崇祯帝知其忠心，王铎并未因此获罪。然而他的建议也始终没有得到皇上的采纳。倘若王铎之言有效，那么也许事态的发展又会是另外一种样子了。不能见重于朝廷，王铎退而为诗文，乃是不得已而有言也，他自己认为是件很不幸的事（《拟》文，前附彭而述序）。这段关于王铎心理的阐述又几乎是彭而述的夫子自道。
仕清之后，王铎老承明庐，优游卒岁，但他自己又以为是不幸的。不管出于什么样的考虑，他的降清在同年进士倪元璐、黄道周的殉国守节面前，都是不折不扣的道德上的侏儒。王铎深知自己必将背负的骂名，因此尽管新朝给他待遇优厚，自己却于心未安，晚岁寄情于声色，颓然自放。同为历仕两朝的贰臣，钱谦益颇为王铎的变节讳，《故宫保大学士孟津王公墓志铭》：“既入北廷，颓然自放。粉黛横陈，二八递代，按旧曲，度新歌，宵旦不分，悲欢间作。为叔孙昭子耶？为魏公子无忌耶？”叔孙昭子与魏公子无忌是春秋与战国时的贤人，皆因不得其志，饮酒作乐而死。同为贰臣的彭而述，也处处为王铎（同时也为自己）辩解，《祭孟津王觉斯先生文》：
迨夫皇舆败绩，仓皇江左，司马云亡，管夷吾其何补？赵氏中绝，文信国以难支。以故与道污隆，一时明太公之志；随时消长，九畴见箕子之心。
过殷墟而作麦秀之歌的箕子，虽身在周朝，却深怀故国感伤。彭而述称誉王铎的箕子之心，其意昭昭。在《吊王文安公》中，彭而述更将王铎比于忠心耿耿、历艰险而不言功的介子推：“不谓大行皇帝去，忽叫天末老臣悲。清谈旧薄王夷甫，险阻还遗介子推。”
因为王铎与彭而述不寻常的患难之交，在王铎逝后不久，王无咎即写信给彭而述，称“先大人存日，与君善且二十年，漂泊东南，流离江左，死生患难，唯禹峰与俱”。王无咎以为父亲虽然知交遍天下，但每与人言，独篼篼道禹峰不置，将彭而述视为李梦阳、何景明一流人物。因此，在《拟山园集》梓行之际，特倩彭而述为作弁言（《拟》文，前附彭而述序）。在彭而述的序言中，除了历叙王铎与自己的交往，对其诗文书法占地之高亦十分赞赏：
于周秦以上，不专一家，而断断以唐以下戒学者勿读。（文）
诗以少陵为宗，而别将李白，余子碌碌矣。（诗）
海内之知先生者，止知其工书，以为掩晋人而上之，真行草三百年书法之大成，而篆籀八分则上蔡中郎犹且为难，第世鲜知之者。（书）
王铎诗文皆取法唐以上，书法则自晋上溯篆隶，取径高邈，与时人尖薄琐琐之风气有很大差别。尽管彭而述对王铎诗文评价甚高，以为星宿，“海内仰之不减昌黎。”《读》，文卷二）。但是王铎为后世敬重的还是他的好书数行。在彭而述当时的记载中，已经是“四十年来，荐绅士大夫绮疏，无先生一字，则以为其人鄙不足道，琬琰照耀，光被四远”。而他虽不以画名，但“至其溢而为山川禽鱼怪石枯卉之类，政有专家之士所不能到，云林、大痴诸人方之篾如也。”（《拟》文，前附彭而述序）。评价虽不无溢美，但却是对王铎所奉行的文以载道观念的认同，王铎一向认为，专家之画只有趣味，而画中寓“道”，才真正有了可观处。
彭而述是追随王铎达20年之久的重要友人，尽管他本人并不以书法见长，所记述者亦并非都关书学，但是，对于其与王铎交谊始末之清理，无疑会丰盈有关王铎品格、行迹、心态、志趣、文艺观念诸方面的史料，对于全面深入地研究王铎，或有所裨益。
（作者为南京艺术学院艺术学研究所副教授） 注释
①王铎《草书杜甫诗》卷，上海博物馆藏，《中国古代书画图目》（文物出版社1991～2003年版）第四册178页著录。张天政为张鼎延（字玉调）子，王铎次女王相幼年许配给张天政，但她于崇祯戊寅（1638年）“将归张氏子而夭”，年十六。参见王铎《女相墓志铭》，《拟山园选集》文集（影清顺治十年王镛王?刻本，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111册，书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卷六十七。
②米芾《吴江舟中诗》卷前王铎题，现藏日本。
③米芾《论草书帖》：“草书若不入晋人格，聊徒成下品。张颠俗子，变乱古法，惊诸凡夫，自有识者。怀素少加平淡，稍到天成，而时代压之，不能高古。高闲而下，但可悬之酒肆。光尤可恶也。”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④白谦慎《傅山的世界—十七世纪中国书法的嬗变》（台北石头出版社2005年版），第122页。
⑤彭而述《读史亭集》，影清康熙四十七年彭始搏刻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200～201页，齐鲁书社1997年版。
⑥有王铎研究学者甚至不知彭而述（禹峰）其人，将王铎的《柬彭禹峰》误读为《东彭禹峰》，更将诗题解释为“彭禹山峰的东面”。见Zhang，Yiguo，“The Meaning of Wang Duo’s Line：A Study of A Scroll of The “Tang Poem”（Ph.D.dissertation of Columbia University,2001）第三章注132：“东彭禹峰（East Pengyu Peak），1429。”第75页。
⑦汪琬《彭公子鳊传》，《钝翁前后类稿》（影清康熙刻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227页），卷二十。
⑧⑩《彭公子鳊传》。又见《清史稿》（中华书局，1998年版），卷二百四十七，第2487页。
⑨彭而述撰，张缙彦、夏嘉瑞评《禹峰先生文集》（清顺治十六年张芳刻本胶片），集前附。
《与彭禹峰》有云：“先生行矣，潇湘云梦之间波涛拍天，鼓角动地，风悲马鸣，极目万里，于此时横书磨盾，短歌见志，即不及曹氏父子，当虎视王粲从军诸什。”施闰章《愚山全集》（清康熙刻本），卷二十七。
《拟山园选集》诗集，七言古·卷八《甲申行》：“甲申春月离辉州，东行避寇夜啾啾。”五言律·卷十三《居浚》小序：“甲申闻寇警，降兵复叛，移家浚城，多难仓皇，不暇安居。”文集卷十八《诘甲申事》：“甲申之春，河北乱，予自苏门山走浚，买舟而南，复入吴越。”清熊象阶修、武穆淳纂《嘉庆浚县志》（清嘉庆七年刻本）卷十六《人物》：“刘尚信，字还朴，（刘）荣子，明神宗四十四年进士，官徽州知府，迁通政使参议。……顺治初，官通政使，年七十余卒。”
张文光，字谯明，祥符（今河南开封）人。崇祯元年举进士，任曲阿县知县，迁丹徒县知县。入清，任吏科给事中，顺治末年出为江南池太道副使。见清李桓《国朝耆献类徵初编》（台北明文书局1985年版），卷一百三十四。
关于当时的军队通报朝廷的虚假捷报，樊树志曾作过细致的研究，《晚明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十三章《“无可奈何花落去”：明朝的覆亡》。
王铎，《投素臣、子鳊》：“江乡欣此会，相遇一轩渠。”《拟山园选集》诗集，五言律·卷十五。
张文光《斗斋诗选》（清乾隆二十七年刻本），自序。
彭而述《悔赋》：“亡何北堂既颓兮，既泪洒于潘舆，度羊与孟门兮，浮母氏之一坯。逢相国于大蔪兮，且决职与岱宗。”《禹峰先生文集》卷一。又，《拟山园选集》文集前附彭而述序有“东望岱宗，南达淮泗”之语。
齐渊《王铎书画编年图目》（文物出版社2004年版），第93页。
王铎《拟山园帖》（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59～181页。
彭而述《读朱五溪来书忆及旧事》：“底事伤心问甲申，元黄战血腻征尘。江东王气天心去，惹得儿童说孟津。”《读史亭集》诗集，卷十六。
《清史列传》（中华书局1987年版），卷七十九：“十七年三月，擢礼部尚书，未赴。”
彭而述《仕楚记》：“崇祯先皇帝之甲申，北都构变，予时丁先慈艰，避乱姑苏、武林间。是年夏，金陵拥戴弘光，粗具文物，朝士邻集。孟津尚书王铎推予于苏抚祁彪佳前，欲官之。予以读先慈礼谢去。”《禹峰先生文集》，卷一。
清蒋光祖修、姚之琅纂《（乾隆）邓州志》（清乾隆二十年刊本），卷十五《人物》：“尚书王铎荐其可大用，时洪承畴开府长沙，命而述赴军前补衡州兵备副使管云南右布政事。”但《清史稿》彭而述传及《读史亭集》毛奇龄序、王原序皆以为彭而述此行乃尚书王文通公（永吉）荐。
清张凤祥《王文安公墓表》，据扈耕田先生提供原刻手抄本。
有关王铎与汤若望的交往，参见黄一农《王铎书赠汤若望诗翰研究—兼论清初贰臣与耶酥会士的交往》，台北《故宫学术季刊》，第十二卷第一期，第1～30页。
《王文安公墓表》。
《世祖章皇帝实录》，卷六三“顺治九年三月己丑条”。
《彭公子鳊传》亦称其“性落落难合”。
检讨王铎的友人圈，在他去世后，所作悼念诗文最夥的就是彭而述。除了上述诸诗，《读史亭集》诗卷十六还有《尹村再看王孟津画石》六首。
关于王铎自以为不幸的心理，参见《觉斯长兄家报》：“若夫生不逢时，无论在朝在野，皆不得谓之达，皆不得谓之不穷。”可资佐证。清王?《大愚集》（影清康熙四年王允明刻本，《四库未收书辑刊》第七辑24册，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卷二十附《诸同人尺牍》。
清钱谦益《牧斋有学集》卷三十，见《钱牧斋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103～1105页。
《禹峰先生文集》卷十九。关于入清后王铎耽于声色之娱，还有较多记载。清张镜心《王文安公神道碑》：“间召青楼姬，奏琵琶月下，其声噪唳凉婉，辄凄凄以悲。”氏著《云隐堂文集》（康熙十二年序刊本）卷十四，与扈耕田先生提供原刻手抄本略有差异。《王文安公墓表》：“出则召歌儿环侍，设粉糟蟹都酒，唱吴骚而和之，忽歌忽泣，卜夜为常。……归或呼青楼，杂沓桐阴梧月间，琵琶声噪唳凉婉。”
彭而述与王铎的子辈也有交往，参见彭而述《王藉茅诗序》，《读史亭集》文卷二。
关于王铎的载道思想，在其题跋中比比可见。如《跋吴道子佛像》：“夫书画之淫巧者，徒荡心散朴，无益也。画出语言不用之秘，能令人沉冥有会，……如以画论，千古第一绝技，其可窥者，止足顶礼，至于无像无形无语言，而精神生动，在其下矣。画之可摹，可思议者，又其下矣，况于荡心散朴者乎？”又《跋米海岳山水图》：“即海岳一画而道存也，但以画视画，恶足以知之。”《拟山园选集》文集，卷三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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