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飞觉得心里乱得很。赵构那么懦弱，不求收复失地，北方的老百姓们在金兵统治下苦
受得大了。如果自己当了皇帝，肯定能把金兵消灭，建立一个富强的中华大帝国。可是
赵构对自己不错，又是自己的亲弟弟，怎么下得了手呢？岳飞越想越痛苦，哎呀，干脆
，老子不干了！于是才有岳飞接连两次撂挑子，什么官也不想当了的故事。
赵构那时还蒙在鼓里，死活不让岳飞辞职。而且金人大兵压境，岳飞不得已，才又带兵
和金人大战起来。
可是，日子长了，秘密总有走露的时候。岳飞有个部下听到了点儿什么风声，马上被岳
飞的老婆抓起来，杀了灭口。渐渐的，赵构也听到点儿什么风声了。
绍兴九年“正月，金宿州守臣赵荣来归。二月，命修《徽宗实录》”估计赵荣应该带来
了宋徽宗的遗物，里面可能也有姚氏给宋徽宗的信。赵构一见大惊，忙派自己的心腹秦
桧以修徽宗实录为名，好好检查一下所有的宫廷文件。这已经是三十多年的旧文件了，
而且在战乱中又丢失了不少。不过秦桧也是个能人，终于把徽宗的起居录找到了，其中
有：崇宁元年Ｘ月Ｘ日，帝幸宫女姚氏之类的话。玉碟上应该也有类似的，崇宁元年Ｘ
月Ｘ日，宫女姚氏有孕，后不知所终什么的。
赵构把日子一对，正是岳飞的年龄！
秦桧又呈上岳飞的一首诗：“宝刀歌·赠吴将军南行
我有一宝刀，
深藏未出韬。
今朝持赠南征使，
紫U万丈干青霄。
......
使君一一试此刀，
能令四海烽尘消，
万姓鼓舞歌唐尧。”
赵构看了更是疑点重重：你岳飞已经是元帅了，怎么还有一把亮未出来的宝刀？莫非这
宝刀就是指他自己的皇子身分？“万姓鼓舞歌唐尧，”这尧虽然是好皇帝，可是他是把
自己的皇位禅让给舜了。你岳飞写这个是什么意思，莫非想让我把皇帝禅让给你不成？
这还得了，赶快杀了他吧！
岳飞有一首更有名的《满江红》：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
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
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估计这句又把赵构吓得够呛，你岳飞收拾金国，那只是从中国
版图的一半来收拾就够了么，你要从头收拾，这是什么意思？连我赵构一起收拾了？
下半阕的“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也很有意思。严格说来，此句对仗不工
。靖康是年号，应该对个人名或地名才工整，臣子二字就对得有点儿牵强了。
岳飞在这里是不是也别有所指，指的是国恨家仇的双重仇恨，为臣之恨，君主被虏，为
子之恨，生父被囚。当然此句的原稿也或许是“君父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
对仗虽然工整，但因痕迹太明显，才该成了靖康耻。
此满江红有人说是后人伪做，理由是贺兰山在当时西夏国，离金国远了去了。岳飞和金
兵大战，怎么会犯这等错误？应该说兴安岭才对。其实，如果真是后人假托岳飞之名所
做，肯定不会有令人一眼看去就起疑的地方。相传老毛也有个替身。如果出来的是红光
满面，神采亦亦，那很可能就是替身了。但是如果出来的走路颤颤微微，目光呆滞，色
迷迷地抱着马科斯夫人不撒手，哈啦子流了人家一身，那肯定是真的老毛，替身哪里敢
玩这种花活？
岳飞此处用了贺兰山绝非笔误，而是这正说明了他的志向远远不止收复宋朝的失地，打
败金兵而已，而且要继承汉唐的疆土，连西夏国也要灭掉。更有意思的是，岳飞在此词
中还提到了匈奴。宋朝时，匈奴早已迁移到欧洲多瑙河一代去了，莫非岳大帅也有心建
立一个横垮亚欧两洲的大帝国？既然一百多年以后的成吉斯汗能做得到，为什么岳大帅
做不到呢？岳飞的军事能力不弱于成吉斯汗，而宋朝的人力，财力远胜于蒙古。当然历
史是不允许假设的，但是如果岳飞的大帝国能成功的话，就不会有持续一百多年的天下
大乱。没有乱世的可乘之机，可能也就不会有以后的成吉斯汗蒙古大帝国。
可惜岳飞犹豫尽管犹豫，终究还是下不了决心把政权从赵构手里夺过来。反而被赵构先
下了手。岳飞想来也是后悔得紧，临死之前除了“天日召召”再也说不出什么话来了。
未曾造反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啊。
历史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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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高宗绍兴十一年（1141年），岳家军大败金兀术，进军朱仙镇，距汴京仅四十五里，金兵的败局已定。正在此有利形势下，宋高宗听信秦桧诡计，以一日十二道金牌召回岳飞，诬陷至死。宋金对峙，从此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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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如果岳飞真是皇族，并有证据在手，那么光复汴梁之后，赵构完全有理由猜疑岳飞就此摊牌，如果出现这种局面是赵构无法控制的，因为光复汴梁和当时解放军解放南京的意义一样重大（甚至更大），虽然南边大片领土还有国军，但攻占南京就基本意味着一方质上的胜利了。
呵呵，如果岳飞再能在汴梁的旧宫里找到更加确切的证据，赵构就没戏了。
基本以上的假设，赵构有12道金牌的急迫心情也就不奇怪了。
至于《满江红》的气魄，已经超出大将的所能有的了。
《宋史岳飞传》等节录）——
高宗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金将军韩常欲以五万众内附。（岳）飞大喜，语其下曰：“直抵黄龙府，与诸君痛饮尔！”
方指日渡（黄）河，而（秦）桧欲画淮以北弃之，风台臣请班师。飞奏：“金人锐气沮丧，尽弃辎重，疾走渡河，豪杰向风，士卒用命，时不再来，机难轻失。”桧知飞志锐不可回，乃先请张俊、杨沂中等归，而后言飞孤军不可久留，乞令班师。一日奉十二金字牌，飞愤惋泣下，东向再拜曰：“十年之力，废于一旦。”飞班师，民遮马恸哭，诉曰：“我等戴香盆、运粮草以迎官军，金人悉知之。相公去，我辈无噍类矣。”飞亦悲泣，取诏示之曰：“吾不得擅留。”哭声震野，飞留五日以待其徙，从而南者如市，亟奏以汉上六郡闲田处之。
方兀术弃汴去，有书生叩马曰：“太子毋走，岳少保且退矣。”兀术曰：“岳少保以五百骑破吾十万，京城日夜望其来，何谓可守？”生曰：“自古未有权臣在内，而大将能立功于外者，岳少保且不免，况欲成功乎？”兀术悟，遂留。飞既归，所得州县，旋复失之。飞力请解兵柄，不许，自庐入觐，帝问之，飞拜谢而已……。
次年，高宗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年），十月，飞入狱。十一月，宋称臣与金和。十二月，割地于金，秦桧遂杀岳飞。飞时年三十九岁。高宗绍兴十二年徻， 秦桧封魏国公……
高宗死后，经孝宗、光宗，至宁宗嘉泰四年（公元1204年），始追封岳飞、开禧二年(1206年)四月，才稍稍清算秦桧误国之罪：削其王爵，改谥“谬丑”。
似乎平反的也不是很着急么。
岳飞(1103～1142)，南宋名将。字鹏举。相州汤阴(今属河南)人。幼年家贫，由其母亲自授学。宋徽宗宣和四年(1122)应募敢战士，参加守边。其后在抗金战斗中屡建功勋，历任武安军承宣使，荆南、鄂岳州制置使，检校少保。后进封公，拜太尉，授少保，任枢密副使。宋高宗绍兴十一年岁暮（1142年1月27日）,被主和派权臣秦桧诬陷杀害。孝宗时追谥武穆。后改谥忠武。宁宗时追封鄂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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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宗初年就平反，似乎无庸置疑了，大概60多年后才一路追封到鄂王。
宋代的官制和追封制度不太清楚，但把一个平反的异姓大臣追封为王，似乎比较特例。
●岳飞17（庚辰）乾造：一一○三年二月十五日巳时
印 败 日 财
癸未 乙卯 甲子 己巳
丁乙己 甲乙 壬癸 戊庚丙
伤败财 比败 枭印 才杀食
运星七赤，年星六白，命星七赤；姓名数理十七，数当庚辰，星当八白。巳时生人，九宫动气在时干己土。
中宫“五、八、七、七、六”，命星七赤得令当权，年星六白武曲为辅，与八白相遇主发武贵；庚金七杀，藏于时支巳中，伏而受克，本主夭折，幸得时干己土动来通关，再经庚金（姓名之干）提拔而透出，即与月上羊刃构成杀、刃相显之局。毫无疑问，这是一位武功盖世的将军（难怪有些小说中把岳王爷写成“金翅大鹏转世”了），武途出身，财（时干己土、时支巳中戊土）、官（时支巳中庚金）、禄（时支巳中丙火）兼得。
推算这个八字，关键的地方有两点：① 姓名的天干“庚金”对此命起到了决定作用——将命中七杀提出，否则，巳中庚金焉能凭空透出？可以说，跟岳王爷同时出生的男生，姓名不同，命运决不会相同；②仅就八字本身而言，作为动爻的 时干己土对命造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若非时干己土的发动，以其极弱之身，岂能引动时支巳火相生？若无巳火相生，己土又如何承受满盘旺木之克？此命一生得失皆在此爻！
正是由于“己”土的“动”，才引动“巳”来相生；而巳火之动，又引得乙、卯来相生，因此区区己土才能在至强之木中求得生存，并起到了帮助命主成家、立业乃至显达的成效。由于己土的作用，日元甲木一方面得到年、日印星之生，另一方面又得到时干正财带动财、官、禄及羊刃来合，这样一来，此命想不显达也不可能了。否则，七杀庚金藏于克神之中，有克无生，儿宫极为不利，又怎么会连得两子？岳云又岂能等到辛亥运才去世？
理顺好了这个关系之后，我们可以进入推年运的程序了。
癸丑运戊戌年，“巳”中戊土偏才得流年引出，娶偏室刘氏；戊土与庚金贴身，又与年干癸合，年月主内，日时主外，故为同乡；妻宫坐印，故妻年长；不以正室论者，戊虽长而偏伏，己虽少而正透也。
己亥年生岳云者，庚得己生，经亥冲巳而透出也。
壬寅年，寅、卯、辰（名支）三会，寅刑巳中戊土偏才父星，其父病故；马星值年，又与父刑，故离祖；枭、刃、杀俱现，故从军。行而又返者，甲己之合未破也。
甲辰年，一己争合两甲，破合，年运相冲，庚遭甲冲，七杀动出，故又从军且升偏校。
丁未年，大运冲克流年太岁，伤官透出，故犯上而被贬；但丑未之冲加强了己土正印，贵人出现，故己酉月遇张所并且不久即升为统制。
壬子大运。枭刃相生，对原命局的优势起到了加强的作用，故此十年为命主之辉煌期。一路建功立业，官至太尉。值得一提的是，己酉年正才星值年，故娶李氏为妻，而前妻刘氏改嫁，是正才取代了偏才；丙辰年，庚遭丙克，破坏了乙、庚（名干）之合，离宫有损，故患眼疾；同时，正印癸水失去元神庚金之助而且入墓，母亡故。
辛亥运。亥冲巳火，庚金根拔；己土失去元神巳火之生，难敌众木之克，大凶之运。
庚申年巳申相合，可以解冲，庚金七杀专旺，达到一生顶峰。
辛酉年冲克羊刃，两强相遇，产生反弹，酉助亥冲破时支巳火；乙卯 羊刃受惊而反德，由帮助己土变为克害己土，庚金内外俱伤，毫无援助，故被害（不论甲木而论庚金，亦姓名使然也）。应其子一同被害者，庚金七杀为子也。
一代名将就这样带着赤胆忠心和复国大志含恨离去了。元代大家赵子昂有诗写到：“岳王坟上草离离，秋日荒凉石兽危；南渡君臣轻社稷，中原父老望谁提？ ”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从命理上看，岳王爷并不是死于秦桧之手，真正杀害岳王爷的，正是那个提拔和重用岳王爷的宋高宗赵构！请看此造，乙木羊刃虽现于月柱，但乙木却通根于年支“未”中！此“桧虽为刃，柄在构手”也。
《满江红》词是否系岳飞所作？各种观点都有，当然也都写道理，砖贴一篇古董：
长期以来，人们都认为《满江红》这首词的作者是宋代著名爱国将领岳飞。他在写作《满江红》词时，正是中原地区遭受女真奴隶主贵族的铁骑践踏和蹂躏的岁月。岳飞矢志抗金，执着地追求收复失地、报仇雪耻的壮志宏图；他一生征战，反对投降，代表了广大人民的愿望；他光明磊落、治学严肃，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杰出的军事家和战略家；他自奉菲薄、廉洁奉公，把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发扬到一个高度，故《满江红》一词，一直作为爱国主义的绝唱和岳飞本人的高风亮节一起在中国神州大地传颂，很少有人怀疑《满江红》是伪作或托名之作。
第一个对此提出怀疑的余嘉锡，他在《四库提要辨证》中提出了两点疑问；岳飞孙子岳珂所编《金伦粹编·家集》中没有收录这首词，而岳珂在收集岳飞的文章时，曾是不遗余力的，此集从编定到重刊，历经31年，为何未收此词？此其一。这首词最早见于明徐阶所编的《岳武穆遗文》，是根据弘治十五年（公元1502年）浙江提学副使赵宽所书岳坟词碑收入的，赵宽亦未说所据何本，来历不明。而且赵宽碑记中提及的岳飞另一首诗《送紫岩张先生北伐》经明人考证是伪作。在此之前，此词亦不 见于宋元人的著述，为什么突然出现在明中叶以后？此其二。作者进一步考证：在明代，北方鞑靼族倒常取道贺兰山入侵甘、凉一带，明代弘治十一年（1498年），明将王越曾在贺兰山抗击鞑靼，打了一个胜仗，因此，“踏破贺兰山阙”，“在明代中叶实在是一句抗战口号，在南宋是决不会有此的。”
继余嘉锡之后，60年代后期，夏承焘也写了一篇《岳飞＜满江红＞词考辨》的文章，他除了赞同余氏的怀疑外，又从词的内容上找出了一个证据，即“贺兰山阙”的地名所指问题。他认为岳飞伐金要直捣的黄龙府，在今吉林省境内，而贺兰山却在今内蒙古河套之西，南宋时属西夏，并非金国土地，此词若真出岳飞之手，不应方向乖背如此？这是一。如果贺兰山不同于前人泛称边塞的“玉门”、“天山”之类，其入于史书，始于北宋。唐宋人以贺兰山入诗，都是实指，明中叶以后也是如此，若以泛指释岳飞的“乖背”，似也不通。此为二。
1980年，海内外又掀起了讨论这个问题的热潮。如台湾《中国时报》发表了孙述宇的文章，再次对《满江红》的词作者提出了疑问。他首先指出《满江红》词中用了自己的事迹和典故，如“三十功名”、“八千里路云和月”等等，是尽人皆知的材料，一个拟作者是很容易写出这样一首词的。其次，他认为《满江红》词的格调，与已证实的岳飞另一词《小重山》风格迥异，前者慷慨激昂，英雄气色横溢，后者则是他多年征战并受掣肘时惆怅心理的反映，相形之下，“《满江红》是一首有事迹、有心志，但没有阅历的词”。
对此持不同意见的邓广铭、王起、李安等则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辩驳。邓广铭于1981年5月初著文指出，岳飞的《满江红》不是伪作。他认为：第一，岳霖、岳珂两代人没有搜集到此词，只能说明岳飞的后代在这方面有遗漏。据现有的史料看，岳霖父子也确有遗漏的实证。如《宾退录》记载的岳飞的“雄气堂堂贯斗牛，誓将直节报君仇。斩除顽恶还车驾，不问登坛万户侯”一诗，就不见于岳珂编的《家集》中，如果排除他们父子当时没有收集到的可能性就断定是假的，那么，这首诗如果又因为《宾退录》的失传后而出现在明人的著作中，就能对此怀疑吗？此外，从《满江红》反映的思想内容来看，与岳飞其它诗文的内容是一致的。如“誓将直节报君仇，斩除顽恶还车驾”，正是“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的写照，“不问登坛万户侯”，不就是“三十功名尘与土”的注脚吗？又如《家集》中的一些题记，都是岳飞行军作战时随时随地记下来的，应是他当时真实内心的记录。岳飞既然有《满江红》中体现的思想，又有作诗填词的本事，为什么不能填词抒怀呢？第二，关于《满江红》词中“踏破贺兰山阙”的地理位置所指问题，他认为“贺兰山阙”是泛指而不是实指，与词中的“胡虏肉”、“匈奴血”是指女真，而不是实指匈奴一样，即指广义的敌人。第三，如果《满江红》一词的作者是王越，那为什么要嫁名于岳飞，而不夸耀自己的战功呢？他写的“踏破贺兰山阙”是实写，那么词中的“靖康耻，犹未雪”句是可以泛写的吗？如果是“反映明人的地理形势和时代意识”，那么，这样的亡国事件是影射明朝的什么事体呢？如果撇开《满江红》一词反映的整体思想，而纠缠在“贺兰山阙”的地理位置上，似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李安则针对孙述宇的文章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从史实和词的内容对照看，“三十功名尘与土”，可知是在岳飞30岁或30岁前后有感而作。岳飞30岁时，正掌朝廷方面大权（公元1133年），“因责任重大，身被殊荣，感动深切，乃作成此 壮怀述志的《满江红》词”；而岳飞20多岁从军、30多岁时从九江奉旨入朝，“计其行程，足逾八千里”。与词中“八千里路云和月”之句同。岳飞30岁置司江州时“适逢秋季，当地多雨，故在词中有‘潇潇雨歇’之句”。因此，《满江红》是岳飞“表达其本人真实感受于公元1133年秋季9月下旬作于九江”。他还就《满江红》与《小重山》两词的格调问题作了探讨，认为两词作于不同的时间，格调自然不同，不能以此非议作者。综上所说，《满江红》词到底是不是岳飞作的？论争双方都持之有据，很难统一。这场争论还可能继续深入下去。不过，争论的双方都比较一致地肯定这首词的思想价值和历史作用。
当年的平反诏书：
“三省同奉以旨：故岳飞起自行伍，不逾数年，位至将相，而能事上以忠，御众有法，屡立功效、不自矜夸。余烈遗风，至今不泯。去冬戎鄂渚之众，师行不扰、动有纪律，道路之人，归功于飞。飞虽坐事以殁，而太上皇帝念之不忘。今可仰承圣意，与迫复原官，以礼改葬；访求其后，特与录用”。
邓广铭先生不认为岳飞是被母亲抱着坐水缸逃生的：
“飞孙岳珂在《行实编年》中说，岳飞生未满月，黄河应内黄以西的地方决了口，洪流突然到了永和乡，姚氏仓皇抱起婴儿，坐到一个大瓮中，任洪流冲漂下去。但没多时就被冲到岸边，母子都安全上岸。实际上这个故事全部是由岳珂虚构的。因为：一则北宋末年的黄河，并不经行内黄县境之内；二则夏历的二三月内，也决非黄河可能决口之时；三则在许多种记述北宋一代水旱灾情的史书中，全都没有说黄河在这一年曾在河北地区决口的事。这就足可以把这一故事断然加以否定了。”
岳飞生年河决内黄不是虚构
——与邓广铭先生商榷
当代宋史专家、北京大学历史系知名教授邓广铭先生，半个多世纪以来从事岳飞的研究。为补正有关岳飞史传中的缺失，早在1944年就出版《岳飞》一书，1954年对该书经订正后改名《岳飞传》出版，1983年又在大部分改写后出版《岳飞传》增订本。邓先生在增订本序言里表明他撰写该书的愿望是：“通过这本书，能把岳飞生活的时代轮廓钩画出来，把他一生的事迹，他的形象和风采、思想和情操都能如实地、真切地描绘、表述出来，并对这一彪炳史册的历史人物作出正确的和公允的评价。”笔者作为岳飞的裔孙，满怀兴至地、反复地拜读了该书，不少篇章受其感染与吸引。并认为：该书基本上是能满足作者与读者愿望的，她使人们从史学角度，看到了岳飞一生的功绩、形象、丰采、思想和情况，看到了一个接近历史真实的岳飞。但也正如邓先生自己所说的那样，其中也有和其愿望不相符处。笔者认为对岳珂著《行实编年》中关于岳飞生年“河决内黄”的否定就是一例，特与邓广铭先生商榷。
邓先生说：“飞孙岳珂在《行实编年》中说，岳飞生未满月，黄河应内黄以西的地方决了口，洪流突然到了永和乡，姚氏仓皇抱起婴儿，坐到一个大瓮中，任洪流冲漂下去。但没多时就被冲到岸边，母子都安全上岸。实际上这个故事全部是由岳珂虚构的。因为：一则北宋末年的黄河，并不经行内黄县境之内；二则夏历的二三月内，也决非黄河可能决口之时；三则在许多种记述北宋一代水旱灾情的史书中，全都没有说黄河在这一年曾在河北地区决口的事。这就足可以把这一故事断然加以否定了。”
现就邓广铭先生否定“河决内黄”的三点理由考证辩析如下：
一、“北宋末年的黄河”是“经行内黄县境之内”的。
黄河的下游是中国大地上流经地域最不稳定的一条大河，有史可查的大改道达26次。今天黄河下游的位置比北宋时期东移60多公里。因此，不能以今天的黄河位置否定北宋时期黄河流经内黄的史实。
按中国地图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简明中国历史地图集》，北宋时期的黄河下游呈北东走向，流经河南的淇县（卫州）、濮阳北、到河北的大名，再继续向东北方向流去。内黄县恰恰处于这段河道之上。
《辞海》（1979年版）的相关词条称：大名，“治所在今河北大名县东”，“宋时为黄河所经，故历为河防要地。庆历初建号北京”；濮阳，宋“移澶州治所于此，州城濒黄河”；滑县，“北临古黄河，北宋时称滑州”。既然在北宋时期，大名为黄河“所经”，濮阳“州城濒黄河”，滑县“北临”黄河，那么，位于大名、濮阳、滑县正中间的内黄又怎么可能远离黄河呢？
因此，北宋时期内黄受黄河水灾频繁就不足为怪了。据《宋史·五行上·水上》载，“元丰五年（1082年）河溢北京内黄埽”；“元佑八年（1093年）五月水涨”，“南犯德清，西决内黄，东淤梁村，北出阚村”；“元符二年（1099年）六月末，河决内黄口，东流遂断绝”。这些不止一次的“河决内黄”的史实，进一步明确无误地说明，北宋末年间，黄河确确实实是“经行内黄县境之内”的。
二、“夏历的二三月内”也是“黄河可能决口之时”
宋史记载有许多北宋时期夏历二三月豫冀鲁地区黄河决口的史实。据《宋史·五行上·水上》载，“太平兴国四年（1979年）三月，河南洛水涨七尺，坏民舍”，“卫州河决汲县”；“瑞拱元年（998年）二月，博州（今山东聊城）水害民田”；“皇佑元年（1049年）二月甲戌，河北黄、御二河决”。
《新元史·志第十·五行上》记载，从1322年至1338年的16年间，也是夏历十二月至次年二月，黄河下游发生决口或大水竟达6次之多。它们是：“至治二年（1322年）二月，濮州大水”；“泰定三年（1326年）正月，恩州（今山东夏津、武城一带）水”；同年“二月，归德府（今商丘）河决”；“泰定四年（1327年）十二月，汴梁中牟、开封、陈留三县雨水”；“元统二年（1334年）正月，东平须城县、济宁济州、曹州济阳水灾”；“至元四年（1338年）正月，河决曹州，又决汴梁”。
在当代，每年二三月间，在河套至山东的黄河地段多次发生凌汛。黄河解冻时形成的冰凌，往往积成冰坝，拦截上游流下来的冰水混合物，致使某些局部地区水位上涨，甚至决堤漫溢。这种凌汛造成的淹没农田和村庄的水灾，与史书记载冬末春初发生决口或水灾的状况和原因是完全相同的。
这里不厌其烦地详列这些资料，一是想从历史记录和当今事实来说明，“夏历的二三月内”也是“黄河可能决口之时”；二是想说明，研究历史事件时，从概念或想像出发提出问题固属重要，但是，历史上看似有悖常理的事情时有发生，当我们用历史的记录去明辩真伪，用今天的事实去探寻原因的时候，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
三、“许多记述北宋一代水旱灾情的史书中，全都没有说黄河在这一年曾在河北地区决口的事”，这也不能否定“黄河决内黄西”的史实。
1103年3月“黄河内黄西”，很可能是由凌汛引发的局部事件。凌汛引发的水灾面积一般是几平方公里，地域较小。如果真是大面积汹涌的洪患，岳飞母子“坐巨瓮中”也是不会时间很短就能“及岸得免”的。在当时的通讯、交通条件和官制的影响下，这种局部灾害不为官家所知所奏所录，是不难理解的。
事实上，记述北宋水旱灾情的史书并不能保证所有发生的水旱灾情都有记载。如元符三年（1100年）四月“河决苏村”，并未见于《宋史》中专记灾异的《五行·水》中。据《宋史·河渠·黄河》记载，黄河水灾“恒被其寄存器，宋为特盛”；苏辙在元佑三年（1088年）八月说，黄河“暴涨出岸，盖每岁常事”。可见，当时是黄河水患频发之年，偶有漏录，也是不足为怪的。
岳珂的《行实编年》等材料也是一种史实记述，而且是最真实的记述。它虽然奏呈于岳飞诞辰100年，但它是由岳珂之父，岳飞之子岳霖主修，后由岳珂辑成的。其主要的事实采录和文字记述，当由岳霖撰修，决非当时只有20岁的岳珂所能全部完成的。岳霖撰文距岳飞出生时间不过几十年，活着的见证人很多，不可能虚构杜撰。而且岳珂呈送的这组材料，包括《行实编年》六卷，《吁天辩正》五卷等，是上呈当朝宁宗皇帝，以求完全撤销给岳飞定罪的大理寺状，为岳飞彻底平反昭雪的申诉奏章，这是决不可能虚构事实的法律文书。如果稍有不实，一经举报或查出，不仅岳飞得不到彻底昭雪，岳珂自己也将冒犯欺君之罪而遭杀身之祸。身为承务郎的岳珂自然深谙此中成败祸福，决不会因小失大，自投罗网的。事实确实如此。据李安的《岳飞行实与岳珂事迹》（台湾商务印馆，1970年）称，当年“宁宗对岳珂所呈上述各件”，就是交“中书、门下、尚书三省”“详加审阅”的。当三省审查得出共同结论“采摭精详，用志可加”之后，宁宗才于次年5月据此降旨：“岳飞忠义殉国，风烈犹在，虽已追复原官，未尽褒嘉之典”，并于6月颁诏追封岳飞为鄂王的。在这种背景下写成，经过这样严格审查的《行实编年》等史料，说它的真实性胜过任何其他史书的记载，实不为过。因此，《行实编年》中关于“黄河决内黄西”的记述，无疑是完全真实，可以信赖的客观史实。
总之，岳飞出生的那年，即宋徽宗崇宁二年的二三月，确实发生过“河决内黄”事，邓广铭先生对当时“河决内黄”的否定论据不足，而在否定“河决内黄”的基础上，进而对“未弥月，河决内黄西，水暴至，母姚仓皇襁抱坐巨瓮中，乘流灭没，俄及岸得免”这一脍炙人口、流传近九百年的故事的“断然否定”自然不能成立，故撰此文加以澄清，还历史以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