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时空隧道》 邹家驹
《穿越时空隧道》档案数据：
1938年12月16日，云南中国茶叶贸易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成立。
1949年12月，中国茶叶公司正式成立。
1950年9月，云南中国茶叶贸易公司改名为中国茶业公司云南省公司。
1951年9月15日，中国茶叶公司注册“中茶牌”商标，商标注册证号：8071。同月，通知全国国营茶厂统一使用“中茶牌”商标（通俗叫做“八中茶”）。 （一） 杜撰
1995年，云南来了一位魔术大师，在众目睽睽之下让时光倒流，凭空变出一个早期中茶牌红印圆茶和一个早期中茶牌绿印圆茶。看看精彩的魔术表演吧。
邓时海先生着《普洱茶》：
范和钧先生于“1940年在佛海（勐海）搭建临时厂房，收购民间茶菁制造了第一批普洱茶品。其中试制成功的有‘云南红茶’和‘中茶牌圆茶’，而其中有‘红印普洱圆茶’和‘绿印普洱圆茶’等普洱茶品。
顾名思义红印就是红的印记，茶饼的外纸正面，印着‘八中茶’的中茶公司标志，而中间的茶字是红色的，以后俗称为红印普洱茶，或‘红印’。中茶公司所生产的普洱茶品种很多，历年来所制造的茶品，都冠有八中茶标志，而其中‘茶’字是红色的，只专用在红印普洱圆茶和红印云南沱茶的外包纸上，形成独特而空前绝后的标记。
范和钧先生计划创设佛海茶厂时，受到二百多年以前普洱贡茶辉煌历史影响，为了要重现普洱贡茶雄风，设计了红印普洱圆茶。根据唐庆阳先生的说法，这些红色茶字的普洱茶品是准备运送到中茶公司的总公司，作为‘云南省公司’成立时的纪念茶。但由于世局动乱不安，公司未能按时成立。以后因观念变化，贡茶的名词成为了过去，所以没有完成‘进贡’的宿愿，红印普洱圆茶实为‘现代普洱贡茶’。
第一饼红印普洱圆茶，1940年在佛海茶厂临时厂房出厂后，一直到了1950年末期，勐海茶厂陆续还在制造生产。经过了20年，跨过了两个政治时代，从佛海茶厂到了猛海茶厂，由唐庆阳接受了范和钧留下克难厂房，继续压制红印圆茶，形成红印圆茶出生身世的神秘，也留予后世中国茶的传奇。尤其红的颜色，在20世纪50年代以来，属于特别敏感的色彩，因而也增加了红印普洱圆茶的时代性色彩和价值感！”
绿印故事大致相同，择其一段，不再冗述：
“‘绿印圆茶’同红印圆茶一样，因为八中茶标记的茶饼外包纸，其茶字是绿色而得名，也是有分早期茶品和后期茶品两类。。这两类绿印圆茶茶品，同红印圆茶陈期的年代大体相似。因为红印圆茶和绿印圆茶本来就是姊妹产品，也同样分为20世纪40年代生产的早期茶品和1950年以后的后期茶品两类。”
神秘的身世、动人的传奇、忠君的宿愿和预知的时代性色彩及价值感，魔术师营造了一个方方面面吸引观众眼睛的环境，让神奇的“八中字” 空前绝后，得宠于两个政治时代，在两个十年间跳来跳去。
叹服，台湾蒋老爷子的法律，竟有功力保护建国后注册的商标。 （二） 浑浊
神奇的魔术棍横空出世，法力无边，在云南茶叶历史上划出一片虚拟世界：
《方圆之缘——深探紧压茶世界》（作者曾至贤）22页。1938年，云南省中国茶叶公司成立。在云南佛海设立佛海茶厂，开启压制“中茶牌”红印、绿印圆茶之先河。
《普洱茶谱》（发行人黄键亮）56页，佛海茶厂20世纪40年代生产“中茶牌”红印圆茶。59页，勐海茶厂（注：不是佛海茶厂）20世纪40年代生产“中茶牌”早期绿印圆茶（甲级）。60页，，勐海茶厂（注：不是佛海茶厂） 20世纪40年代生产“中茶牌”早期绿印圆茶（乙级）。
《云南普洱茶》（云南科技出版社）64页。范和钧1939年受中茶公司指派筹建佛海茶厂（今勐海茶厂），1940年试制第一批中茶牌圆茶，分红印和绿印两种，是最早的政府制茶品牌。第一批圆茶，用勐腊最好的原料制成红印圆茶，用猛海附近最好的原料制成绿印圆茶。
普洱茶权威邓时海教授为其作序的《普洱茶记》（雷平阳着）：红印圆茶始制于范和钧创办佛海茶厂之时，即1940年或1941年.....
台湾大友茶业：『红印』这响亮的名字，在普洱茶界几乎是每个人都听过的『法号』。1940~1950年代中茶牌红印普洱茶、红印圆茶始制于范和钧创办佛海茶厂之时，即1940年冬、1941年春。之所以称其为红印，皆因其茶饼内飞为红色八中印记绿色茶字，且茶饼的外纸正面皆印着「八中茶」这「茶」字为红色字。1941年～1949年佛海实验茶厂的茶品，大都销往印度、泰国、缅甸等地，部分再转运到香港，这时期的茶品也大都没有包纸，但每饼皆放置八字中茶内飞为记，这一批储存在香港各茶楼的普洱茶品，就是现在台湾地区炙手可热的无纸红印的典藏珍品。
网上消息：近期深圳有一个印级茶品褶|，组织者“预计会品红印,?#123;印,黄印,小绿印,这四种茶现在市价约四万元左右”。
网上笑话：“再闹，我拿印级茶当辣椒水灌你！” 三） 历史
既然20世纪40年代“八中字”商标和“中国茶业公司云南省公司”子虚乌有，1951年以前使用什么商标呢？老茶人李钧在大战钢铁时期保留了两片印有“云南中国茶业贸易公司”商标的金属包装材料，我在重走茶马古道途中拍了照。商标呈盾牌型，繁体字，顺序从右至左。李钧老人告诉我，云南中茶公司统一注册商标，安排顺宁茶厂和佛海茶厂使用。范和钧先生的任务同冯绍裘先生一样，发展云南红茶。他于1939年春，偕同张石城先生由昆明出发，经滇缅公路绕道缅甸到佛海，进行茶叶产制调查，工作半年多，冬天回昆明汇报并得到建厂指令。1940年春，他赶赴重庆，请中茶总公司支持技术力量。1941年秋天基本建成厂房，安装好制茶机具，生产了一批滇红，同时还生产了一些绿茶和紧茶圆茶。建厂期间，收购了私商加工的紧茶经缅甸、印度销往西藏（藏销紧茶为心脏型）。1942年4月景栋被炸，日军逼近缅、泰，茶叶出路受阻，7月省里通知停业疏散。这两年里，范和钧先生够辛苦的，他在昆明组织了90多人，包括泥水、竹木、打铁工人，浩浩荡荡、长途跋涉前往佛海筹备建厂。选定厂址，规划设计，从上海聘请电气工程师，动员在上海医院工作的妻子来云南，采购一批机器设备、医药器材、防疟药品、甚至日用百货，海运曼谷，经缅甸景栋转到佛海。他亲自跑曼谷购买制茶机器，去仰光采购水泥、钢筋，忙的得不亦乐乎，不会有时间来替十年后的中国茶业公司构思和设计“八中字”商标，没有心情制作“贡品”，更臆想不出“云南中国茶叶贸易股份有限公司”十年后会变为“中国茶业公司云南省公司”而提前印在“中茶牌圆茶”的外包装纸上。范和钧先生含泪于11月7日率20余职工撤回昆明。1944年，曾一度恢复生产红茶43担，收购当地私商紧茶3268驮。抗战胜利后又告停业，时间长达6年，直至1950年交军事接管。着弄命运的日军战火，没让辛辛苦苦的范和钧先生同冯绍裘先生一道，成为中国茶叶史上的“滇红”之父。
尽管1951年底有了中茶牌商标，我问1953年奉调离开佛海茶厂（1954年改为西双版纳茶厂）到顺宁茶厂工作的黄方文老人商标使用情况。他告诉我当时没有生产，也没有定牌委托私商生产，商标之事无从谈起。他正在写文字材料来澄清事实真相。黄方文老人随谷应、唐庆阳从昆明做火车到蒙自，在屏边住了十天，等护卫的解放军一同赴猛海接收佛海茶厂。另一位汤仁良老人于1950年5月受思普边防军副司令余为民令，武装接收佛海茶厂（后移交唐庆阳）。汤仁良老人说：“***军队败走后，茶厂所有可搬动的东西荡然无存，一时无法全盘筹组生产。”那时茶厂的主要任务是组织恢复生产，收购和调运晒青毛茶。黄方文老人和汤仁良老人还健在。到50年代后期，猛海茶厂的包装都还在普洱县印制。
红印云南沱茶也成了神话。40年代康藏茶厂使用的是“宝焰牌”商标。
《普洱茶》里唐庆阳亲口对作者说“打从范和钧时期开始，那种红色茶字的普洱圆茶，一直都是选用猛腊最好茶菁做的，而在猛海一带产的茶菁是作成绿色茶字的普洱圆茶。”这段有悖历史的话于1995年浮现，可惜唐庆阳老先生于1994年去世，有无亲口对作者说过，已死无对证。好在档案馆数据还在，浑浊尚可澄清。 四）尾声
事物的发展，总是一分为二的。邓时海先生对普洱茶的发展起了明显的推动作用，但也应对普洱茶界思想和市场的混乱承担责任。有人说过，写文化的东西，要留得下来，要站在历史的角度，民族的角度，要用专业的态度实事求是仔细地记录。可惜，《普洱茶》一书错误百出，有的甚至是原则性的错误。
银毫沱茶73年出世一节，我认为邓先生找了不该找的人，信息有误。1927年有熟紧茶并于1993年4月4日于云南思茅举行的中国普洱茶国际研讨会上送予参会的美国代表杨丹桂女士，或许只是“做秀”。随便用一张图来替代“班禅紧茶”，或许只是不够严谨。片面强调干仓，一味贬低熟茶，虽误导消费者浪费时间，却只是专业知识问题。写铁饼时，我不想针对邓时海先生的《普洱茶》，我选择《普洱茶谱》（发行人黄键亮），但茶友总是引用邓先生的文章来反驳，看来问题的源都出在《普洱茶》上。研究中不慎走入歧途是常有的事，应该原谅、谅解。在印级茶历史问题上，我改变了看法。邓时海先生初到云南，到办公室相会过，我让秘书科送上一本我在任期间编撰的《云南省茶叶进出口公司志》。邓先生在《普洱茶》中大量引用了“公司志”的资料。“公司志”29页和30页列有本文开头提到的档案数据。邓时海先生明明拥有40年代和50年代“省茶司”名称变化的信息，却生生杜撰出一段历史，是“误入歧途”了。十年过去，《普洱茶》一版再版，今年四月又在云南科技出版社首版，个中的错误只字未改。台湾的贯致駺先生感叹，“误人子弟啊！”范和钧先生在佛海时间很短，1942年就离开了，今天40年代的印级茶铺天盖地，谁之过错？
“省茶司”退休职工、原审检科科长送来十八本工作日记，内中详细记载了各时段各茶号的身世。我还将继续对邓时海先生书中的谬误，如50年代初委托私商加工印级茶、73厚砖茶，7562砖茶和70年代用熟普洱供应藏区等逐一进行澄清。 继续
云南茶叶外来和尚会念经
最近几年，尽管拥有“普洱”这样的中国名茶，云南茶叶企业在与其它地区和国家的贸易竞争中正日益失去市场。
“现在，云南本地的茶叶企业效益都不行了，情况很令我们担心。”2004年4月，云南省茶叶协会会长邹家驹说，“但是有一种很奇怪的现象，在我们手上很平常的普洱茶一旦被台湾、香港商人买走后，无论价格还是名声很快就翻番了。”
买茶好像买玉石
对于外界茶商大量进入思茅，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参与茶叶活动，人们意见不一。思茅市一名茶商说：“他们太喜欢沽名钓誉了，许多被他们拿到外面销售的普洱茶，经常是以次充好，改变生产日期，甚至用出茶书来提高价格，欺骗消费者。”
邹家驹说：“台湾普洱茶书的功利意识太强，出书人自己有什么存货就编造什么历史，往往都是以介绍、爱护普洱茶的名义，但目的都是为了卖高价。”
有人从2004年春的广交会上给邹家驹带来一张《普洱茶图谱》。图上的凤凰沱茶，标明是20世纪70～80年代生产的。无独有偶，他不久前看到台湾2000年出版的《普洱茶谱》一书上也标明早期凤凰沱茶产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凤凰沱茶产于20世纪80年代。
邹家驹说：“这些图谱太离谱了，南涧生产凤凰沱茶是20世纪90年代的事。我听说在上海、广州等不少地方凤凰沱茶图案上的凤凰都贵得分单眼皮双眼皮了。真好笑，印刷上的问题都有文章做。”
“广州芳村卖的云南《普洱茶图谱》谬误太多了，这样使浑水摸鱼者宰客会更加得心应手。”邹家驹说，“现在市场上卖的所谓陈年普洱茶，绝大部分都不是真的。普洱茶消费者，特别是普洱茶经营者，买茶时不能只靠耳风、只靠眼里诱人的标贴，还要充分使用自己的嗅觉和味觉，运用头脑和知识，品评出岁月，品评出历史。”
云南农业大学教授周红杰说：“这些问题可以说是现在普洱茶‘商文化’的重要内容，这种文化的出现对普洱茶的发展短时间内表现出推进作用。然而，负面的影响将是对云南茶叶的重大损害。最大的悲哀是云南的茶人不懂云南茶叶，而追随外来‘名人’，盲目崇拜，并相互利用过分炒作，使普洱茶失去了本来面目，进入了神秘的文化行业。”
周教授认为目前市场上以香港、台湾为主流的普洱茶已经成为看包装、讲年代、视陈旧、比名气、寻来源等玄学体系。而真正讲科学、讲客观、讲真实需要花很多的时间。
“这些问题需要引起茶学界、云南省政府的重视了。”他说，“我们从事茶叶教学的人时常无法解释，为什么许多人要去把学气功的或是看大门的、做小生意的外来人都奉为‘茶王’，而不愿学习一点科学的知识。” 邹家驹有一名酷爱普洱茶的朋友，前些日子在昆明一家茶馆喝了一壶据说是50年的普洱砖茶，消费2000多元。邹问他味道如何，他却不知道如何回答。邹告诉这名朋友肯定上当了，云南大学外语系毕业的一名女导游兴奋地告诉过他，不久前她带了一名印度人到那家茶馆买茶，三筒茶的价格3000多元。印度人前脚走，店主后脚主动跟上给了她1000多元的回扣。 “现在对于许多不懂普洱茶的人来说，其价格的离奇变化完全可以用买卖玉石来比喻了。”邹家驹感慨地说，“什么都可以作假，但岁月假不了，沧桑岁月流失在普洱茶上的陈香和滋味假不了。”
谁来整合普洱茶
但是也有人对各种各样炒作普洱茶价格的情况持乐观态度。
“茶叶价格的内外有别，往往在于营销手段，而普洱茶本身的质量并不差，现在最为缺乏的就是营销。”思茅市茶产业发展办公室副主任夏兵说，“如果市场能接受，就说明普洱茶具备这样的价值，只是以前人们没有重视；如果市场不接受，则怎么努力、吹嘘也没有用。” 夏兵认为：“现在思茅所有茶企业的效益都不行，根本没有力量去和别人竞争。本来上海、湖北等许多专家已经发现普洱茶有良好的保健作用，并且已经从中提取出有效成分，但是目前一直没有争取到国家权威部门的科学认定。”由此他遗憾地认为：“普洱茶的茶文化和茶品位一直没有被营销出来，所以想争取更高的经济利益，想大规模扩展高端市场明显底气不足。”
目前，思茅本地的茶企业基本上还处于卖茶叶原料的境地，很多连生存都成问题，根本谈不上获取高利润。思茅的茶叶效益在云南省内已经是最好的，所以可以想象云南全省茶叶行业的低迷状态。而作为每年有近10亿元财政赤字的思茅地方政府已经没有能力“自己建设自己，自己发展普洱茶”。
“我认为引进外资是最好的办法，包括引进一些先进的管理和营销方法，不仅仅是普洱茶，整个云南的茶叶行业都需要这样的整合和变革了。”夏兵说，“我不反对外面的茶商们千里迢迢来思茅投资、认养，或者承包茶园经营，不管是名义上还是资金上的，因为他们在外面为了赚钱，努力宣传的都是普洱茶、云南茶的好处。只要我们政府的管理、服务工作跟上了，都可以给云南茶叶带来良好的影响和结果，成为我们发展的机遇。”
夏兵还说：“我一直在和许多人说，如果我们的茶产业要发展，就必须做好让别人先发财的思想准备；如果我们一开始就太多考虑得失，提前去讨价还价，那么就我们现在的茶叶条件很难吸引来最好的合作伙伴。”
“现在，如果有人能够从种植、加工和销售上整合云南普洱茶，即全部垄断云南普洱茶市场，将形成一个巨大的利益空间。”思茅市的一名茶叶官员说。
2004年4月初，一家北京企业自己找到思茅市，表示经过调查研究，认为思茅的普洱茶具有很大的开发价值，他们希望能够进行合作。具体的做法是：由政府出面做工作，让思茅市所有的茶叶企业通过合同的方式全部卖给北京公司，然后由他们进行统一营销。这家公司还表示：“如果一切顺利，下一步将考虑在思茅投入巨资，建立专门的生产基地。” 我们应该欢迎更多这样的合作者，甚至竞争者。”夏兵说。
中国拥有世界23%的茶叶品种，但茶叶的世界生产份额却只有6%。以产大叶茶为主的云南省目前茶叶产量每年约160万担，为中国第三产茶大省，但是云南的茶文化在中国处于低水平状态，远远落后于沿海地区。张顺高教授说：“虽然云南是产茶大省，并且在喝茶方面有着悠久历史，但是云南几乎没有什么中国知名的茶叶品牌，当然中国在国际上也没有什么知名的茶叶品牌。”
现在，包括云南省在内的中国生产、加工茶叶的地点极其分散，而且制茶技术很少更新改良。大部分中国茶叶出口是散装，而不是像国际通行的那样，用精心包装的集装箱出口。
谁更重视云南茶产业？
20世纪80年代初，香港港九茶叶商会会长郭宏廉就在广州交易会上告诉邹家驹：香港民众在长期的普洱茶饮用中发现，用越南、泰国乃至大陆广西、广东原料生产的普洱茶，应市可以，但不宜长期存放；而用云南大叶种原料生产的普洱茶，耐放耐泡，如加工得当，在长期自然陈化中去掉较为强烈的苦涩味，滑口陈香，必定成为普洱茶之极品。 邹家驹说：“那些年在交易会上，广东、四川和贵州的普洱茶摊位上门可罗雀，我的身边却时时挤满了港澳茶商。云南普洱茶得以传播发展，在众多的竞争者中独树一帜，与云南普洱茶产区内丰富的古生和栽培型大茶树有着密切的关系。”
对比下来，目前作为生产普洱茶的云南人好像都不如外地人懂普洱茶，“这是可笑又可气的事情”。云南农业大学教授周红杰说：“历史上所指的普洱茶，实际上是以云南大叶种茶制成的晒青毛茶为原料、经加工整理而成各种云南茶叶的统称。现代的普洱茶是将晒青毛茶后发酵处理精制而成。有人不懂茶叶历史，将两者混淆起来，搞出什么普洱红茶、普洱绿茶、普洱……等等，令人发笑。”
前些年，为了追求经济利益，云南许多地方片面强调高产，强调低产茶园改造，致使大片古生茶园消失。国家茶叶质量检测中心主任骆少君认为：“万亩成片集中的良种茶园不是好事。生态环境没有了，病虫害发生频繁，不得不大量使用农药，而使茶叶农残超标，严重影响了销售和出口。”
20世纪70年代中，销往西藏的云南紧压茶出了问题。藏民反映饮后出现头昏、腹痛、腹泻等症状。国家民委专门派人下来调查发现：那时茶叶产量有限，云南省茶叶公司文件规定可以收购一部分荒野茶(开始叫丛茶)拼入边销茶。不知是拼配比例出了问题，是销区不对路，还是采摘不认真，误采误收了类似野生茶叶的其它植物。总之，云南紧压茶从此大批退出了西藏市场。
云南大学茶学系教授蔡新说：“我们的祖先在长期接触野生茶树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知道哪些树种可食用，哪些树种不可食用。盲目笼统地说食用野生茶叶好是会出问题的。猛海巴达大茶树也属大理种，但不能食用。在茶叶拼配中使用过多的伊洛瓦底种(也叫滇缅种)，同样是有害无益的。
目前，对比外界对云南茶叶的积极关注，云南省内的一些状况却令人不解。对外自称“世界茶乡、普洱茶都”的思茅直到2003年8月才成立了专门的政府管理机构，10月才开始工作。而在思茅市所有的领导中，对茶叶工作历来只有“分管的领导，没有专管的领导”。
2004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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