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点江山·吴又华眼中的书画家和书画理论家们
三言两语说“书法”与“书写”□亚木
我认为，书法自有其道。倘不习“书法”，不识“书法”之道，自己瞎来一泡，乱涂一下，张挂出来便称“书法”，这不行，所以当涂改的字迹一发表，立即有了反响。有一位书画教学工作者发言，他没有把“涂钦书法”一棍子打煞，留有余地，说是这“不等于书法”。那么，涂钦这样的字迹，该叫什么，不妨由作者自己去取名。看来，对“涂钦书法”大加赞赏的那位评论家，想必一定关心。评论不可信口开河，摇旗呐喊要有分寸，倘使不负责任地胡说，无益于人，反损自己的名。
目前，类似涂钦这样书写的人还有，他们之中，可能有一种好心，想“创新”，或者有一种雄心，想别开生面在书坛造奇迹，如果只怀着名利之心，一味标新立异，必定不堪设想。
学书法，与学戏，学弹琴，以至与搞科研一样，先有基础，后有成果。书法有深厚的传统，有扎实的文化内涵，你要创新，决不可以从“零”开始。学书法，如做人，要踏实，要讲道理，要一步一个脚印，当然，可以有个“飞跃”，但“飞跃”，不能只凭一点冲动，要有基础和必要条件。写了这几句，也作为自勉。
就赵明篆刻的
难释说开去
□徐正濂
翻看赵明的资料，读到一则石开先生1997年的批语，不禁莞尔。批语曰：“篆刻文字以‘易识’为选字原则。君所刻印，若没有你自己的‘释文’，愧我这位‘专家’也无法猜度。‘专家’不能看懂，群众更奈其何?”
姑且不论以“易识”为选字原则是否合理，赵明印文的难释，确是一大特点：首先要肯定的是，难识不是错误。其实就篆刻而言，难识、读不出的生僻字形，一般都是作者费心思翻检出来的，大抵有来历，不会错。篆刻的错误，一般倒是在易识的简单字上，以为就是这样，恰恰错了。前些年中国书协在安徽办一个展览，有个安徽作者用篆书写了“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已经评上了一等奖，有位评委说他写了错字，将“担”字写成了单人旁，结果被拉下来了。其实谁都知道“担”字是提手旁，作者却写成了单人旁，则一定是有道理的，不懂篆书的人根据常识也可判断而慎下结论。而懂篆书的人更明白，“担”字在篆书中就是单人旁，写成了提手旁倒反而是错字。后来作者知道了，也申诉，但没有结果，几万元奖金没有了。
扯远了，还是回到赵明。赵明所用的文字当然都是考证出来的，他在古文字上花了很大的功夫，而这个功夫没有白花，奇古难释的文字确实强化了他的作品魅力。我觉得我们在审美感觉上是存在喜新厌旧的“误区”的，我们见惯了的文字形态，比较不容易引起我们的兴趣；我们没见过的文字形态，我们释不出倒反而生出敬意来。近些年对黄宾虹篆书的评价似乎在吴昌硕之上了，而黄氏篆书除了线条、墨色上的造诣外，我觉得其文字的奇古难释也占了便宜，就是这个道理。赵明未必进修过审美心理学，但他的篆刻除了线条的老辣、印面的苍浑、章法的开合、走刀的恣肆等等之外。结字的古奥难释也是构成其作品尤其是古玺类作品特色的一个方面，甚至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这么说决没有贬低赵明篆刻的意思，我们从来就是讲究“印从书出”的，只不过有的作者的“书”时代近一些，范围窄一些，理解上表面一些，而赵明的“书”则时代远一些，范围大一些，不仅有秦汉文字，有籀书、甲骨，还有大量的不太经见的陶文，而在理解上也比较深刻，因此在表达上更能凸显古文字的神韵。合理地运用文字的魅力，正是赵明的聪明所在，也是其篆刻的功力所在。“专家”虽然释不出，却无法抵抗“难释”的审美诱惑。
我很有兴趣地看到，正有越来越多的作者悟到了这种“奥秘”。近期读到的好些作品，我这个也搞篆刻的人释不出。而且我一直是主张“唯观神采，不见字形”的，现在想来，释不出而感到新奇可能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对此件作品的判断。
所以，赵明作品的难释在一定程度上是当代篆刻特别是中青年篆刻的一种创作倾向，如果说赵明还不是领先风潮者，至少也可以肯定，赵明是其中实践得比较成功的一位。在这个角度上看，赵明篆刻能得到业内的承认，是融合于时代的结果，是与时俱进的结果——虽然从作品的表象上看，是“倒退”，是越刻越“旧”了。
我觉得值得补充一点的是，文字奇崛古奥固然可以提高作品的审美效果，但作品仅有(我说的是“仅有”)文字的奇崛古奥是远远不够的，并不能上升到精神境界的层次。正如有的人文章很幽默，妙语连珠，能够吸引读者，但并不能成为伟大的文学作品。伟大的文学作品毕竟需要内涵，需要深刻，需要力量，需要人文精神。因此，完全可以将文字难释的特殊效果作为篆刻创作的特殊追求，但完全不可以将其作为全部的追求和唯一的寄托。当然，这是就一种创作倾向而言，跟赵明的篆刻无关，赵明篆刻还是有着许多其他审美内涵。
明日黄花忆最亲
□刘贤斌
当我决定刊行此册《困惑中的当代书法》的时候，当代书法展事中的诸多弊端仿佛历历在目……
近年来，批评全国各类大展的文章已成“式微”之势，其中原因不是展览没有问题了，而是通过书法官们的有效“运作”，写这类文章的作者少了，发这类文章的媒体“收敛”了，还有就是因为大展“一以贯之”的错误，书坛对存在的“遗憾”已见怪不怪，甚至不以为然了。我不知道这是否也应算作当代书法的困惑，但我知道这些都是“正常”的。
记得曾经的一位全国展评委笑着问我：“你什么时候被‘招安’?”当时，我有过瞬间的恍然，那是一丝惆怅的情绪，后来似乎想清楚了：被“封赏”的感觉一定不错，但我的情性似不在此。
好友张玉波兄从事文化传播事业成就卓著，其视觉艺术成果在业界享有盛誉，他同时也是一位在当代书法大展中多次获奖入展的青年书法家。这一册《困惑中的当代书法》即是在玉波兄的编辑思想下完成的。我们之间关于当代书坛展览及与之相关的人文话题常有交流。当他提议将我10多年来所撰此类文章集于一册时，我曾犹豫过，我认为这些批评文章已是明日黄花，因其时效性，必将影响读者的阅读兴趣，所以其可读性或已大不如前。但玉波兄却坚持认为“一篇旧时的评论文章，既是一段历史的见证，更可作今日之镜鉴，”他说：“如果没有如你刘兄们的这类‘抨击’，不知今日之展事何以能逐渐趋于‘合理’与‘科学’。”虽是笑谈，我亦觉得他所言至少是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窃又想，自周秦以降，昔时诸文或谏或讽、或赋或说，皆一时之论，而我们诵读之时，仍能欣欣然，陶陶然，当是此中情境吧……
此书虽是我关于“国展”和书坛现象的批评文集，但仅从我已发表的此类文章的数量上看就是不完整的。我在这期间先后撰写了此类文章50多篇，因为“展览”本身存在的问题，致使其中批评内容也有雷同。还有就是有些文章的附图太多或点名批评作者的“打击”程度太重，及本书容量等原因而未能收入。我对当代书坛展览及相关艺术创作的态度和观点在这些文章中已有阐述，此不再赘，亦盼同道赐教。
（此文系《困惑中的当代书法》后记）
写在前面
□吴又华
依稀记得，10多年前，翻阅《中国书画报》，看到过朱关田先生写的一篇名为《指点江山要讲资格》的文章，篇幅不长，读后却深表赞同。今天，我将自己过去几年笔下的书画家及书画理论家们的描绘文字结集出版，取名《指点江山》，本意不在指手画脚，只是觉得这么做，一可将自己前些年做过的部分针对业界关注的书画家和书画理论家们的个案研究整理，好对自己有个交代；二是可以从中深刻地反思一下自己曾经说过的一些话。当然，到今天，过去说过的话是对是错都已经不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想通过今天的反思，能够令自己的头脑更加地清醒……
也记得，2001年，在我的《中国书法二十年》(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后不久，在我与海上名宿邵洛羊先生的一次通话中，邵老先生针对拙著第七章“点将篇”说过的一番话至今犹在耳际。是时，邵老如是说：“小吴哇，写书画家个案研究最要紧的，是要负责任的哟……做书画家的个案研究，对我们这些搞理论的来说，必须做到客观公正，不讲私情，要辩证地去看问题，要用思辩的眼光去鉴赏书画艺术，绝不随波逐流，人云亦云，要有自己独到的眼光和主见，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不用给面子嘛。”至今日，我是越来越明了当时先生说这番话的含义和用意了。
还记得，与人不止一次谈论过“当今的书画理论家为书画家们写文章大多用溢美之辞”的话题。面对这，过去多年，身为既搞创作实践又写理论研究的我，曾不止一次地说过“理论家难当，毕竟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更何况，眼下社会，好人难做，真话难说。如此，面对理论家写评论文章一事，我便发出了“替人作嫁，言不由衷”的感叹。现实大多往往如此，面对过去10多年来撞击人们眼球的那些所谓的批评文章，我常想，那大致不过是我们理论家们在“无可奈何”的人情大潮冲击之下“口是心非”的杰作罢了，聪明的读者朋友，你我不可太当真哟……哈哈。
（此文系《指点江山·吴又华眼中的书画家和书画理论家们》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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