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世鸿: 论现代书法的内向开拓
本文摘选自《中国现代书法20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论现代书法的内向开拓
邱世鸿
内容摘要:现代书法在外向开拓（如形式，笔墨，色彩等）已达到一定高度，而在内向开拓（如心性，哲学智慧，情感等）方面还待提高。现代性书法的创作应立足于中国文化现有的资源如儒道禅三教，注重内在的修炼•培养新感性，获得新的发展。
关键词: 人生心性 内向开拓
现代人所写的书法决不就是现代书法，大家已有定论。
从当前现代书法创作理念和实绩来看，“现代书法”具有模糊性和泛化特征。
本文将“现代书法”定义于现代性较强的书法品类.或曰“书法性现代艺术”更为合理，就是把书法资源－笔墨，文字及其象形与抽象性，结体与章法规律、韵律节奏、趣味境界等，加以开发与利用，把它们作为基因，转移到西方现代艺术观念培植出来的中国现代、后现代艺术中，生成一种像是书法，但实质不是书法的视觉艺术【1】。但因范围过广，难以有稳定的外延指向。从目前的书法资源品类看，主要有抽象主义、构成主义、制作主义，综合主义，装置主义等，尽管分类并非科学，但基本上如此。沈伟对此作出界定：“书法艺术的当代性含义，也就是书法艺术的现实性内容，它首先要针对的，就是当今那些仍然普遍存在着的，把书法还只是单纯看着一门古老艺术形式的国粹主义观念”【2】。可见，书法的现代性比现代书法的含义更为确切。
我们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真正从事西方艺术和中国画的人，对书法的现代性变革更为关注，并有些矫枉过正的对传统书法进行解剖、移位和重构，其热情和精神令人感动，在艺术的视野里无疑引起了划时代的巨大震撼。不过，大浪冲击之后，留下令人回味的东西似乎还不多。人们对五花八门的所谓“主义”，“学派”等名目渐渐淡忘，印象模糊，一时还难以激发起冲动和想象，怎不叫人反思呢？
时代的车轮很快轧过21世纪的大门，人们在深思和反省上个世纪的风云变幻。检点现代书法的潮起潮落，我们发现，对形式，构成，装置等外向性开拓的成绩不可小视，而真正能对支撑中华民族心理－精神的儒释道哲学的关注－我称为“内向开拓”的却很少。比较具有现代思维的理论家们似乎忘记了传统经典作品的生存价值和哲学底蕴，过多将书法的改造定位于笔墨形式，冲击力，色彩，构成的外在形式上，而对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和审美情趣较没有作较为深入的思考。儒家的中和和狂狷，道家的虚静和无为，佛教的空寂和妙悟，对文人的精神提升作用，造成了华夏文明的繁荣。在***的背后蕴藏着深刻的理性内容，在抽象的真实面前呈现出多彩的感性形象。我们并不歌颂“温柔敦厚”，“不激不厉”等类型的书法审美导向，而是更关注主体“人”即艺术家的心理真实和生存状态。即使象宋代文人的“自适”、“自乐”和“平淡”， “雅趣”，仍然在平静的外表下也掩饰不住“奇逸”、“神骏”、“独创”的本质，文人的矛盾心态往往是创作的源泉。
综观现代书法的历史进程，我们能发现它的主要缺陷有：
一， 在艺术观念上，前卫性大于实践功夫，经常出现理论大于实践的现象；没有太多令人信服的经典文本；或许不要经典，人人都是经典的观念无疑消解了经典；
二， 在创作实践上，存在美术化倾向，甚至“西化”痕迹过重，有些远离了了书法本体的倾向；在外在形式开拓上过分依恋西方现代艺术，难有自己的定位；
三， 在人生态度上，存在世俗化倾向，受商业意识和功利主义影响，没有超脱的韵趣和不俗的气节，人之“心”四处瓢泊，作品自然无雅远之境界。
所以，我们提倡书法资源的“内向开拓”，就是要从人自身，人本质，人的精神境界开始。这自然也不违背“书如其人”的古训。21世纪的艺术在反省中“回归自身”，本是就是一种理性的抉择。因此，要现代书法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还必须作到：
一， 创造经典性作品，克服随意的偶然性，不能将拼凑、解贴、复制等作为终极目标。经典作品必须是大家认可的，有着“美的价值“，而不仅仅是具有“美学的价值的“东西。对传统书法的良性品质作很好的承接，加以利用，充实作品的本体内涵，而不是将书法改造成另一品类的艺术，毕竟书法的概念不能随便改变，改变了有时意味着取消。现代书法家最好是在传统书法家中产生，而不要被一些专攻西画的“业余”作手所包办。传统书家不屑于现代书家为伍的态度也应有所改进，在功力坚实的情况下思索书法的现代性变革，使作品更有一种心理震撼和视觉张力。美术化倾向对文字的随意颠覆盖，打破了书法创作的一般规律，而沦为偶发性艺术，消解了各部分的有机联系，缺乏涵盖整体的理性精神。作品停留在“器”的层面（只为人欣赏形式），而不能进入到“道”（启示人心的层面）。或者说，情绪化很浓的感性喷射有余而思致性严密的理性聚集不足，缺乏哲学智慧的作品，很难获得千古同赏的美誉。检验中国艺术美丑，优劣的标准自然是中国的美学法则，即内在的韵趣，境界，格调，气息等，而不是西方的审美法则。不论是书象，书道，书艺还是书法，评判的标准是以中国哲学美学作为参照的。如邢士珍《作品－268》纯粹是水墨作品，而不是书法作品，完全消解了文字形态，不过意境倒是真正中国笔墨所创造的。朱以撒先生在《在探索中开拓新的语音境界》评价曰：“这种语态－心态的语音结构方法，舍弃了复杂、变形的激烈，体现了作者特定情境下的心态－纯净不染于尘的心态”。这种境界并不多，可惜与书法没有多少关系。艺术形式的中介作用不可忽视，但其精神指向更应有的放矢。内向开拓也必须与外向开拓结合起来，才能获得完美的价值体现。美国最著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和批评家F.詹姆森提出了“内在形式”一词，指出“形式上的任何风格化和抽象化最终必须表达出内容中的某些深刻的内在逻辑，其自身最终也只能依赖这些社会素材的结构本身而存在”【4】。
书法经典不仅式形式上的经典，自然也是内容上的经典，更是形式于内容相契合相依赖的化合体。当代书家创造的精品应不会远离开这个目标。任何剥离和分裂都只会走进艺术的死胡同。经典代表着权威性，表现着内容与形式结合的成功，而不是一切批评的绝对标准，它只作为特定时期的观念象征，体现出书法家的精神价值和创造品性。当代新儒学关注的式如何由内圣开出“新外王”问题，现代书法自然应关心如何在自己的心性世界中融合中西艺术的精华，吸收异质文化的优点，维护中国艺术之本位，创造新的作品范式（而不是另类艺术），以体现华夏民族的美学精神。所谓建立“新的经典”，不过是为了更好地建立新的书法文本，浓缩时代审美精神而已。
一， 现代书法很快吸收了西方现代，后现代艺术的综合、渗透、互补等特点，反对单一，平庸，雷同；自然是顺应现代艺术的要求，但将具有中国特色的书法作了过大的手术，不懂中国自有的造型特点，自有抽象的型能，站在西方艺术看问题，务必会对书法产生误解。如果研究历史，20世纪20年代，欧美画家来到日本和中国学习中国书法，欣赏中国书法的抽象特征和简炼的韵味，充满禅意的点线组合规律，回去后创造出中西结合的“书法画”抽象表现主义艺术，是值得大家深思的事件。现代书法家们在中西结合的创作中，西方艺术所占比例过重，中国文化和艺术的比例所占较少。因为，他们最容易忽略的是，中国书画是中国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奇葩，中国哲学是他们持之以恒的养料。中国书画的形式与内容结合是相当完美的，有时简直不能分开。
现代书法在形式的拓展方面功不可没，超越了古典艺术的界限，对美的多种形态进行了探索，对书法表现力进行了最大的试验。
中国艺术形式和内容都巧妙融合在一起，有时内容就是形式，形式就是内容。不象西方艺术那样注重形式的独立性。“美术化”倾向主要在视觉冲击力方面有巨大的进展，而在震撼心灵方面没有多少令人咀嚼的东西。宗白华先生在《略论艺术的“价值结构”》中认为有三种价值：形式的价值即美的价值；描象的价值即真的价值和生命的价值；启示的价值即“心灵”的价值【5】。
最深最后的价值是“心灵”启迪的价值，心灵深度的感动，有异于生命的刺激。这是中国艺术的特点，没有相应的文化积累是很难理解的。中国书画是文人的艺术，形而上的“道”很玄妙，又很实在。中国人追求“三才”－天、地、人的贯通，道一以贯之，就有生命力，就有美感，其实，西方艺术的最高境界也是如此。不过因为他们所表达的方式不同罢了。中国人“心”的文化更具有魅力，徐复观先生在《中国艺术精神》一书中有详细的论述。宋代是“内圣”之学特别发达的时期，文艺理论的老熟之境应与这种“内圣”之学的发达有关。原因有二：中古时期的“宋”不仅是中国历史上远古与近古的交接点，也是人类文化发展的中转期，宋代虽国力较弱，但经济与文化已是发展到了顶峰阶段，哲学上的理学的崛起，三教融合，振兴儒学，发展义理，增强思辨，学派众多，百家争鸣的状态可谓是洋洋壮观，文艺理论更是辉煌灿烂。以苏轼、黄庭坚为首的“蜀学”重视人生实践，敢于创新，但与时代的大趋势是合拍的，重视“平淡”，“自然”，“韵趣”等，对文人书画的贡献尤大。他们在形式和内容方面都处理得很好，所谓“文道并重”（这儿“文”包括“艺”），反对道学家程颢程颐等人的“重道轻文”倾向。这也是“洛蜀之争”的焦点之一。在两宋时期，“文道”关系的论战很厉害，反映了文艺家与道学家的人生态度。以二程合朱熹为首的理学家们虽重道轻文，但并不排斥文艺创作，如诗词，书法的水平还很高，只不过为维护儒家道统的地位而采取了这种态度。 这种学院派的东东，不适合全盘地拿到这里来。
我是咬紧牙齿看了三分之一不到。我觉得楼主如果真心想做好事，还是缩写一下，弄成三五百字的短文。这可是见功夫哟！
如果不会，可以学学缩写的写作技巧去。 过于学术化，回头细看 续：
我们的现代书法自然属于现代艺术，虽然可以有独立的审美价值，但也不能忽略“道”（包括天道，人道）的重要性。历来真正伟大的作品（如梵高，毕加索）还是注重作品的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统一的。我们倡导书法的当代性，就是要求书法能“艺术化“地渗透到当代社会文化地共同思考，并赋予其形式以真正“有意味“地负载。中国当代火热地变革，形了当下地文化语境而不是西方语境，即如石涛所谓”笔墨当随时代“言，我们也应建立民族自信心，中国意象生成的美感，情景交融之意境，仍然难以企及地高度，所以现代书法的情韵，还必须在此基础上生成和升华。
当前部分现代书法创作并未认识到这一点，在文字和文意（内容）的不断隐退和书意（形式）的强化中，书法的本位性面临危机，所以理论家要加已挞伐:
“‘现代’,‘后现代’的‘书法创作’虽然在艺术这个方面有可取之处，但它恰恰丧失了书法的本位性。它把书法变成已个可以随意根据需要改扮的对象，把它改扮了抽象画或前卫派艺术，以欧美的或日本的标准来取代中国书法固有的特征，其结果识书法不再是书法，书法基因大量丧失，书法成为某一种西方哲学流派的试验品。“【6】
我们的现代书法产生的土壤应在中国哲学的基础上，这是毫无疑问的。
二， 当今改革开放的步伐越来越快，在商品化，信息化，学科化等人文环境中成长起来的艺术家，知识结构，审美趣味，人生阅历都与古人不同，都市的奇光异彩，充满种种诱惑或陷阱。我们的艺术家没有多余的时间来自我修为，而是在匆忙和紧迫的刺激中“早熟”，思想的复杂、迷离或“假老练”式的自信，“快餐文化”的影响，一方面使我们有成群结对的艺术大军，一方面又出现鱼目混珠现象，什么人都来稿现代书法。由于可用后现代艺术作参照，降低技术品位和技法难度，将现代书法“泛化”过多，如行为艺术，装置艺术等，完全式以西方意识嫁接中国艺术，形式虽新，但并为获得长久的效应。
商业化操作虽突出了书法的现代性，但并非真正的时代感；又因功利观念作祟，很难有从容、完美、静穆的表现，缺乏深思熟虑，思想的深度自然难以达到，而为表现主题而刻意的安排，使形式大于内容，而难以统率和融合思想。如果书法只有躁动的线条、狼藉的点画和混乱的构图，肯定不是优秀的艺术。 仅仅把现代书法作为一种情绪表达，一种自说自话的精神试验，是难以打动观众的心，难以沟通公众的情感。若为了某种名利而展览，不过是为了迎合收藏者的某些趣味而创作，决不是心灵的自然流露。现在很难看到为艺术艰苦奋斗的“士”了，大多是鱼龙混杂的人物，以卖出书画作为自豪之本，通俗的说，人们关心是“价格”，而不是“价值”。价值的东西需要沉淀一段时期才能被人理解。而最大的问题是我们的现代书法家，很难克服物资质的诱惑力而抱着坚定的信念，很难有“千秋之想”，对画廊、展厅的热情甚于“心斋”，“坐忘”的修炼，耐不住寂寞，对学养、知识、才情没有多少关注，而对评委、获奖、价格等非艺术的东西更有“嗜痂之癖”，变本加厉，更不要说“心性”的修为。现代艺术的短，平，快的创作方式，大大削减了人心吸摄外界万象的消化功能。
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哲学资源非常丰富。无论寻求诗意的栖息或是哲理的思辨，都需要内在的理性智慧。现代新儒学所谓“心量”，所谓理性而超理性的特征，反映一种新理学的崛起。当代新儒学的几个特征：一，儒家本位主义的特征；二，道德中心主义的特征；三，内在生命主义的特征；四，理性而超理性主义的特征，都足以借鉴。【7】牟宗三将一个民族的智慧分位三层：一是自证慧，二是共命慧，三是宗主共命慧。自证慧依于个人天才，共命慧依于民族天才，而宗主共命慧则是全民族文与哲学之宗主，是共命慧之大统。儒家的道德中心主义是文化往日的事实，今日能否促进现代书法尚待观察，但绝对会产生影响。
如唐君毅先生所说，我们之主张发展中国之科学，便完全是从中国文化中之仁教自身上立根，决非出自流俗之向外欣羡之情，或追赶世界潮流之意【8】。不过，道德与生命的关系更为紧密。由唐君毅起草的中国文化《宣言》则明确提出了历史文化生命论。当代新儒学所高扬的“生命”，是哲学意义上的关乎人的道德心性之生命，熊十力、方东美、牟宗三、唐君毅等更加凸现生命的意义。熊十力将心分为“习心”和“本心”。习心向外追逐，形成知识，也产生妄见；本心向内自证，认识宇宙本体【9】。他又分量智和性智：量智即理智是思维和推度，它是一种向外求理的工具，可掌握科学知识；性智即是真的自己的觉悟，就是本体，可把握玄学真理。熊十力之一切哲学都凸显人在宇宙中的主体地位，盛赞健动、进取、奋然向上的入世精神，突出了人的尊严和价值。实际上当代新儒学并不反对吸纳西方的合理内核，而是关注如何“内化”加以协调的问题。
我们提倡“内向拓展”，并不否定审美形式的独特价值。我们关心的应是如何是内在的心性，情感，理念与外在形式，色彩，笔墨等的相互融合，这是一种生存的智慧。所以马尔库塞宣称：“一件艺术作品的真诚或真实与否，并不取决于它的内容（即是否‘正确地’表现了社会环境），也不取决于它地纯粹形式，而是取决于它业已成为形式的内容。”【10】
这里所谓“业已成为形式的内容”非常概括，就在于二者的统一。
所以，在当今科技进步，人的“异化”严重，物欲横流的情势下，如何把握自己的“内心”，作一调整，虽然“法书”的经典作品将成为现代性艺术的创作资源，但精神渊源还在于中国文化精神。虽然我们不必向梁澍溟那样认为“独能深入孔教最内在的生命与智慧”【11】，但却可象徐复观那样“要求从生命，生活中深透进去作重新的发现”【12】。对中国所谓的哲学智慧却是可以加以采撷的，如道家，禅宗，墨家，纵横家等的心性智慧必能大启后学，复现本心，反求诸己，明心见性，在“书道”的高度来把握书法创作的“道心”，虽然我们的思想意识，艺术修养经历着前所未有的置换与扩充，但只有向内开拓，才能拨开层层迷雾，稳定心性，在浮嚣热闹的表面下找到自己的本我，培养出时代的“新感性”【13】，厚积薄发，将生命情感与哲学智慧结合起来，创造出新的艺术形式，以不负于我们伟大的民族和伟大的时代。
参考文献
洪惠镇《书法资源的现代开发与利用》，洛齐主编《书法与当代艺术》67页，中国美术学院2001年第1版
【2】沈伟《中国当代书法思潮》12页，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1年第1版。
【3】《西方形式美学》49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版。
【4】《书法与当代艺术》，179页。
【5】宗白华《美学与意境》124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版。
【6】沈伟《中国当代书法思潮》，130页。
【7】颜炳罡《当代新儒学引论》70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第1版。
【8】同上76页。
【9】同上216页。
【10】赵宪章主编《西方形式美学》442页。
【11】《当代新儒学引论》，20页。
【12】《当代新儒学引论》20页；
【13】李泽厚《美学四讲》，见《李泽厚十年集－美的历程》493页，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1版。原文曰，从主体实践哲学或人类学本体论来看美感，这是一个“建立新感性”的问题，所谓“建立新感性”也就是建立起人类心理本体，又特别是其中的情感本体。
作者简介： 邱世鸿， 南京艺术学院美术学（书法史论）博士生、南京航天航空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江苏省青年书协理事。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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