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人拙著：智慧的灯/第六章*第六节-2
明朝万历年间，佛教义学有一定的发展，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云栖朱宏、紫柏真可、憨山德清、藕益智旭等“四大高僧”：(1)云栖朱宏（1535—1615），号莲池，俗姓沈，杭州人。他的思想，继宋、明以来教禅并重、三教合一的主张，而以净土为归趣。他认为：“参禅者借口教外别传，不知离教而参是邪因也，离教而悟是邪解也…是故学佛者必以三藏十二部为模楷”。念佛才是求得解脱的最好方式。关于三教（释、儒、道），他认为佛教可阴助王化，儒教可显助佛法，两者可相资而用。原因是三教“理无二致，而深浅历然；深浅虽殊，而同归一理。此所以为三教一家也”。他一生的著作有30多种，后人集为《云栖法汇》。(2)紫柏真可（1543—1603），俗姓沈，江苏吴江人。他的思想与朱宏大师相同。他认为禅家只讲机缘，佛徒只知念佛求生净土，各是一种片面，唯有文字经教才是学佛的根底。说般若学者历来认为，不通文字般若即不得观照般若，更不会契入实相般若。(3)憨山德清（1546—1623），俗姓蔡，安徽全椒人。少习儒书，19岁出家，初从摄山栖霞寺法会学禅，再从明信学华严，后北游参学，听讲天台、法相。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赴今青岛崂山结庐安居。期间得到皇太后资助，多用于施救孤儿和建修寺院。万历二十三年（公元1595年），因私立寺院罪充军雷州，常在广州着罪服为民众说法。遇赦后，辗转于衡阳、九江、庐山、径州、杭州、苏州、常州等地，老终于曹溪。他的论疏有多种，后人集为《憨山老人梦游集》。对于禅，德清大师认为：“禅乃心之异名，若了心体寂灭，本自不动”，完全可以不拘是坐是行、是入是出。但他在教人上，仍然重视念佛净土法门。认为修念佛三昧，足以统摄三根，圆收顿渐，一生取办，无越此者。对于三教合一的主张，是要求对三者都有专门的探究，他说：“为学者有三要，所谓不知《春秋》不能涉世，不精老庄不能忘世，不参禅不能出世”。(4)藕益智旭（1599—1655）俗姓钟，江苏吴县（今苏州）人。24岁从德清大师弟子雪岭出家。先阅律藏，后学法相、禅、华严、天台、净土诸宗。他认为：“若律、若教、若禅，无不从净土法门流出，无不还归净土法门”。他的思想被后人概括为“融会诸宗，归极净土”。智旭大师少事理学，进入佛门后仍崇尚理学，他提倡“以禅入儒，诱儒知禅”，著《周易禅解》、《四书藕益解》。他把“孝”作为二者调和的依据，说：“世出世法，皆以孝为宗…儒以孝为百行之本，佛以孝为至道之宗”。他由儒佛调和进而达到三教一致，所谓“道无一，安得执一以为道？道无三，安得分三教以求道？”。（四）清朝佛教概况1644年，满洲贵族（北方金国）爱新觉罗氏攻取北京，替代明王朝入主中原，建立了多民族统一的大清帝国。至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清王室丧权辱国，使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后被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满族原来信仰萨满教，对天神地祗的崇拜相当流行。但满洲对佛教也并不陌生，入关前曾与西藏喇嘛教发生联系。入关后，对内地佛教则采取利用与从严控管的政策；对喇嘛教则当作控制蒙藏上层、巩固中央统治的手段。《大清律例》规定，不许私建或增置寺院，不许私度僧尼，严格执行出家条件，严厉制裁淫乱僧尼等等。但清代帝王对佛教表示好感的君主也不少。例如清世祖顺治帝，在宠妃董氏死后，就曾考虑过弃位出家。康熙帝六下江南，凡至名山大寺，往往书赐匾额。雍正帝对禅颇有研究，自号“圆明居士”，曾辑《御选语录》19卷。乾隆帝曾组织人力将汉文大藏经译成满文。他说翻译满文经藏的目的，不在于要人们懂得佛教的哲理，而是使他们“皆知尊君亲上，去恶从善”——这个态度代表了清代各帝的共同意向。自明末政治腐败，士大夫多趋于背离道学而向佛的倾向。至明亡，抗清复明有识之士，大多归于佛教，如戒显、澹归、药地、蘖庵、担当、大错，以及明宗室八大山人、石涛等，均出家为僧；未出家的，也借佛教义理阐发自己思想，其中较为突出的有方以智、黄宗羲等。清代内地佛教主要是禅宗和净土宗。而清初时禅宗比较活跃，其间临济宗分出天童系和盘山系，曹洞宗分出寿昌系和云门系，由此形成清代禅宗的基本格局。清初以后，禅宗的地位逐渐被净土宗所取代，这跟雍正帝提倡“禅净合一，念佛净土”有一定的关系。其后，乾隆帝便大力扶植士大夫学佛运动，使念佛净土在社会深入推广，在家学佛居士辈出。在清代僧侣中宣扬净土最得力的有行策、省庵、瑞安、印光等大师。行策师著《起一心精进念佛七期规定》，是为近代“打念佛七”之始；印光师则是近代净土宗的主要代表。在家居士较为著名的有周梦颜、彭绍升、杨文会等，他们都是以净土为学佛之归趣。其中周梦颜著有《西归直指》、《欲海回狂》，提倡净土念佛，以求人生解脱；彭绍升撰有《行居集》、《二林居集》、《居士传》等念佛净土方面著作多种。清初，据《大清会典》统计，全国官建大寺6073处，小寺6409所；私建大寺8458处，小寺58682所；有僧110292人，尼8615人。其后，大小寺院及僧尼均有所发展。至晚清，情况就不同了，随着国力衰弱寺院荒废日甚，加之战火破坏，佛教已经处于全国衰退阶段。晚清，殖民主义的侵略正唤起民族的觉悟，一批先进文士依持佛教的义理，发出了“天地人所造，众人自造，非圣人所造”的呐喊。龚时珍、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等，极力宣传悲天悯人的忧国忧民思想，激发民众团结奋进的宗教热情。与之相适应的居士教佛，对于佛典的搜集整理和义理的探究也有新的发展。刻印佛经蔚然成风，其时就有郑学川在苏州、常州、杭州等地开设刻经处；杨文会捐出私宅，在金陵创办“金陵刻经处”等。杨文会不仅刻经流通，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4年），在上海会晤来自斯里兰卡的达摩波罗时，受其“印度摩诃菩提会”发起的复兴佛教运动启发影响，便着手在中国实施振兴佛教计划，包括编纂佛教教材、创办佛教学校、开办佛学研究会、搜集和刻印佛经等，影响巨大。随其学者，欧阳竟无居士创建“支那内学院”，发展佛教义学，以法相唯识影响着当时的思想界；太虚大师与陈元白、章太炎等居士创立“菩提觉社”，成为中国佛教复兴运动的主力军。在清代王朝的扶植下，喇嘛教在全国，尤其在蒙、藏和北方地区有相当大的发展。清王朝扶植喇嘛教是出于“除逆抚顺，绥众兴教”的目的，支持藏地佛教是他们整个统治政策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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