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人拙著：智慧的灯/第六章*第六节-1
第六节宋元明清时期佛教（一）宋朝佛教概况北宋、南宋前后历时320年，是秦汉统一后历代王朝中维持时间最长的一个朝代。宋太祖有鉴于周世宗限佛给予佛教的打击，影响许多地区安定，下令禁止毁佛，并普度行童8000余人，以重开佛教作为稳定北方局势和取得南方吴越等奉佛诸国拥戴的重要措施。乾德四年（公元966年），派遣僧人行勤等157人游历西域。开宝四年（公元971年），敕令高品、张从信到益州刻雕中国有史以来第一部汉文木版印刷大藏经。至宋太宗太平兴国七年（公元982年），由国家建立译经院，并组成译经集团，开展由官方直接管理控制的译经活动。至景佑二年（公元1035年），仅由五天竺来汴京贡奉梵经的僧侣就有80人。截止到政和（1111—1118年）初，前后共有译家15人，所译佛教典籍284部758卷，其中密教占大部分。宋太宗时，僧尼有了突发性的发展，太平兴国元年（公元976年），全国一次普度行童17万人。至宋真宗时，真宗亲著《崇释论》，设想奉佛“十力”，辅俗“五常”，以达到劝善禁恶目的。在全国设戒坛72所，广度僧尼。至天禧五年（公元1021年），计有僧397615人，尼61240人，寺院近4万所，成为全宋史上佛教最发达的年代。但此后，佛教发展日渐受到严格限制，僧尼人数开始下降，至神宗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全国僧人仅有220660人，尼3430人。南渡以后，宋高宗采取“不使其大盛耳”的态度，以停止发放度牒，征收僧道“免丁钱”，限制寺院招收新人。但到了宋孝宗，情况就有些变化。孝宗乾道四年（公元1168年）召上竺寺若衲法师入内观堂行“护国金光明三昧”，淳熙二年（公元1175年），便诏建“护国金光明道场”，僧人高诵“保国护圣，国清万年”，佛教又受到朝廷的重视，对佛教的限制有所放开。总之，南宋各代帝王，出于同一的王权的需要，往往施行一代限制、一代放开的政策，使得佛教的发展趋向平稳。山西五台山的文殊菩萨、四川峨眉山的普贤菩萨，特别是浙江普陀山的观音菩萨，也都在宋王朝的直接崇奉下，愈益受到广大民众的尊仰。（二）元朝佛教概况1206年，原分布额尔古纳河流域的蒙古人，在成吉思汗的率领下，统一了大漠南北，建立了蒙古汗国。1260年，忽必烈即帝位，1271年定都大都（今北京），国号“大元”。1279年灭南宋，征服全国，建立元朝。西藏归顺后，忽必烈支持萨迦派发展，并以八思巴以国师，统领释教，从而促进了喇嘛教在藏、蒙和北方汉民地区的传布。此后历朝都以喇嘛为国师。国师不仅是喇嘛教和西藏地方的领袖，而且也是全国佛教的首脑，因此，元朝是喇嘛教统治着全国佛教，喇嘛僧享有各种政治和经济特权。元朝虽以藏传佛教为国教，但对汉地佛教、儒教、道教，以及外来的回教、基督教等也不排弃，取包容态度。因汉地佛教与藏传佛教有许多共同点，作为佛教，一般都为帝王所崇尚。元世祖忽必烈就带头崇尚佛教，如1261年建大乾元寺和龙光华严寺；1285年又“发诸卫军六千八百人，给护国寺修道”；1285年，于西京普恩寺集全国僧侣4万众举行资戒会7天；1287年，命西藏僧侣在宫廷和万寿山、五台山等地举行佛事33会，等等。此后几代帝王，也都依世主的范例崇佛，营造大寺院和大规模赐田赐钞成为一种风气，令两宋以来逐渐有所衰退的佛教，又有了新气象。元朝内地佛教以禅宗为主流。北方有万松行秀、雪庭福裕一系的曹洞宗和海云印简一系的临济宗；南方有云峰高妙、雪岩祖钦、高峰原妙、山峰明本、元叟行端等所传的临济宗。元朝华严宗仍然主要传播于五台山。仲华文才为五台山佑国寺住持，弟子有五台山晋宁寺的大林了性等，有一定的影响。天台宗在杭州、天台一带继续传播。活动于杭州的湛堂性澄，在英宗至治二年（公元1321年）应召入京校大藏经，其弟子玉岗蒙润住杭州下天竺寺，著有《天台四教仪集注》，是天台宗的普及性著作。性澄弟子绝宗善继住天台山，晚年专修净土。（三）明朝佛教概况明太祖朱元璋17岁在濠州（今安徽凤阳）皇觉寺出家，25岁投白莲教郭子兴部下，加入打着佛教旗号的农民起义行列。因他目睹了元代崇尚喇嘛教产生的许多流弊，加之他对佛教内幕及其与社会政治的关系有所了解，尤其他有参与白莲教起义的经历，所以，即位后即对佛教采取既利用又整顿政策（着重是控制发展、强化管理）。因此，明王朝建立之初，便推崇理学，强化理学专制思想统治。朱元璋对佛教强化管理的目的，在于切断佛教与民众的组织联系，防止惑众滋事，以至成为造反起义的手段。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颁诏，把寺院分为三类，即禅、讲、教等，要求寺院僧众必须分别专业。“禅”指禅宗；“讲”指华严、天台、法相诸宗；“教”是取代以前的律寺，从事瑜伽显密法事仪式，举办为死者追善供养，为生者祈祷求福等活动。并对僧侣的服饰颜色也作规定，不得混穿。又诏令禁止寺田买卖，在济经上加强对寺院的管制；同时又废除了喇嘛教在内地的特权。明成祖朱棣对佛教却有所偏护，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亲自为《法华经》作序，颂扬佛教功绩；又亲撰《神僧传》，树立僧人形象。他对西藏喇嘛教特别重视，永乐年间（公元1403年—1424年），受封的藏族喇嘛有五王、二法王、二西天佛子、九大灌顶国师、十八灌顶国师等。但明成祖对内地的统治依然以儒家思想为指导。总之，明王朝的佛教政策，由前两代奠基，此后没有多大变化，但时有小波动。据《大明会典》统计，成化十七年前，京城内外的官立寺院多至639所；成化十二年度僧10万，成化二十二年又度僧20万，至此全国约有僧众50万。从总体上看，明朝佛教仍然以禅宗和净土宗为最流行，但思想理论上少有创新。自元代强调教禅一致、禅净合一，鼓励禅僧念佛发愿往生净土，至明初，禅宗有楚石梵琦被誉为“本朝第一宗师”也提倡净土修持，著有《净土诗》：“一寸光阴一寸金，劝君念佛早回心；尘尘刹刹虽清净，独有弥陀愿力深”——这也是宋元明禅僧的一般趋势。明清居土也多修念佛净土，连一些大文豪也在跟风，其影响直至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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