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人拙著：智慧的灯/第六章*第四节
第四节南北朝时期佛经译介概况 上节说到，南北朝时期，计从公元420—589年，即169年间译经750部1750卷。其中就有《大般涅槃经》《华严经》《胜曼经》《楞伽经》《深密解脱经》等的大乘经典相继译出，并由此开辟佛性论和唯识论这一新的佛学领域，成为南北朝以至隋唐的热门话题。同时，又从南北两个方向传进无著和世亲开创的瑜伽行派的系列经典，如《十地经论》《摄大乘论》等，也影响了几代佛学思潮。小乘经论的传译，日趋完备。自符秦开译《增一阿含》以来，至南朝宋译出《杂阿含》，即“四阿含”全部译成。小乘不同部派的论著也大规模涌现进来，如上座说一切有部的《杂阿毗昙心论》《阿毗昙毗婆沙论》《俱舍论》等；还有正量部的《三弥底部论》；还有上座部的《解脱道论》等；《那先比丘经》也在这期间译出。由于“阿毗昙”是采取论辩和解释名相的方式，来阐发佛教思想的一种文体，容易吸引一批循文求义的知识僧侣。净土思想的佛经也有了新译，其中《观弥勒菩萨生兜率天经》《观世音授记经》《观普贤菩萨行法经》《观无量寿佛经等》影响最大。净土信仰到南北朝已经有了群众基础。密宗虽是唐代兴起的一个宗派，但它的早期经典自东晋就有译本流传，到南北朝时则明显增多。从这时期译出的《孔雀王陀罗尼经》《八吉祥咒》《七佛神咒》《十一面观音咒》《护法童子陀罗尼咒》等经咒来看，咒术渗入佛教已经形成专门经典，并在南北朝占有一定的势力。佛教的戒律在南北朝的传译也相当显著：属于小乘的有上座说一切有部的《十诵律》、法藏部的《四分律》、大众部的《摩诃僧祗律》、化地部的《五化律》、上座部的《善见律毗婆沙》、犊子部的《律二十二明了论》等；属于大乘的如《菩萨戒本》《优婆塞戒经》等，也开始传译进来。戒律的传译，从一侧面可以看出，随着佛教的发展，僧侣队伍的壮大，而僧侣成分日趋复杂，极需拿戒律来整顿和约束这一情形。佛教逻辑性的专著，大乘的空、有两宗开始传入，如《方便心论》《回诤论》《如实论》等。有关天竺佛教史料的译介也在加强，如《十八部论》《部执异论》《付法藏因缘传》等。继鸠摩逻什的《马鸣传》《龙树传》《提婆传》之后，还有《诃梨跋摩传》和《婆薮盘豆传》译出。其它如数论师的名著《金七十论》，介绍天竺历法的《婆罗门天文》、介绍天竺多学科的《五明论》也有所译。还有西游归来的僧侣竟相撰写旅途纪事，有法显的《佛国记》、智猛的《游行外国记》、宝云的《外国传记》、宋云的《家记》、惠生的《行记》等等。晋宋之际和南北朝的译经事业勃兴，离不开诸多译经团体努力。现按地理分布，对四大译经集团译经情况作粗略介绍：（一）凉州的昙无谶译经集团——昙无谶，原籍天竺，西域号称“大神咒师”。他译佛籍《出三藏记集》系列19部131卷，内容大致为“涅槃”、“大集”、“菩萨戒”等三类。显著特点是强化鬼神系统和禁术咒语，把万物有灵和多神主义引进佛教，这在相当程度上反映西域各族的土著信仰。但昙无谶也是瑜伽行派的最早译介者，在佛学思想上影响重大的是《大般涅槃经》，认为一切众生都有佛性，而且人人都可以成佛。这一说法立刻风靡全国。此经在南北朝的流行程度，堪比《般若》在魏晋的流行程度，几乎没有一个知识僧侣不加以研习的。时在凉州的还有法显、浮陀跋摩、慧嵩、道朗、道泰和道挺等。法显译出《大般泥洹经》、浮陀跋摩译出《阿毗昙毗婆沙》100卷。共参与译经的僧侣计有300多人。（二）南朝的佛驮跋陀罗和求那跋陀罗译经集团——据《开元录》记载，在南朝宋的60年（公元420--479年）中，共有译者22人，译出佛典465部717卷。先是北天竺（北印度）沙门佛驮跋陀罗（觉贤），应秦僧智严的邀请到长安传禅法，与鸠摩罗什门下僧众发生冲突（鸠摩罗什已于公元413年去世），约于411年被排斥出境。后与慧观等40余人南投庐山慧远，着手译经，先后译出佛典13部，125卷。其中他与法显等共译的《泥洹经》10卷（系《大般涅槃经》的前分），而《泥洹经》的“泥洹不灭，佛有真我，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基本观点，让长期困惑于般若空观的学僧豁然开朗。此经的译出，是我国佛教思潮由般若学转到佛性论的重要标志。佛驮跋陀罗又应慧远之请译出《达摩多罗禅经》，此经与主张苦行的头陀行接近，在我国早期禅思想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又在众多知识学僧的配合下，译出《大方广佛华严经》，开创了全国研习华严的新阶段。435年，中天竺经师求那跋陀罗来到建康。宋文帝敕慧严、慧观接待，并着手译经。据《开元录》载，所译佛籍达52部，134卷。后来求那跋陀罗来到荆州，在荆州着手传译杂咒和净土类典籍。求那跋陀罗最主要的译籍是《杂阿含经》，还有慧观笔受的《胜曼经》。《胜曼经》跟《维摩诂经》一样，成为居士佛教最重要的典籍，对我国佛学影响极大，由此形成所谓“如来藏缘起”的理论体系，成为中国佛教义学的主流。求那跋陀罗又译出《楞伽经》和《十二头陀经》等典籍。（三）北朝的菩提流支译经集团——自鸠摩罗什去世后，北方诸国再无重要译事。北魏自迁都平城，佛教陆续兴隆，但主要着力于兴办佛教福事。至孝文帝时（公元417--499年），加强了佛教义学研究；宣武帝时（公元500--515年）更“笃信佛理”，译事有较大起色。据《开元录》载，魏一代155年间，共有译者12人，译经83部274卷，大都是菩提流支集团所译。菩提流支，北天竺人，魏永平（公元508--512年）初年来洛阳译经，为魏帝所重，后随迁至邺城，不知所终。他共译佛籍30部101卷，笔受者有僧朗、昙林等；他又重译4卷的《楞伽经》为10卷的《入楞伽经》，解释“如来藏缘起”，此同后来所传的《大乘起信论》的思想接近。后有佛陀扇多，北天竺人，自525--539年，译出佛籍10部11卷，昙林等笔受；勒那摩提，中天竺人，508年来洛阳，译经3部9卷，僧朗等笔受；瞿昙般若流支，中天竺人，516年来洛阳随迁邺城后译经18部92卷，昙林、李希义等笔受；毗目智仙，北天竺人，于邺城译经5部5卷，昙林笔受。以上五僧所译经籍的种类虽不尽相同，但大都是无著、世亲的瑜伽行派的经论。（四）南朝的真谛译经集团——刘宋之后，南朝译事相对沉寂，自齐至陈（公元479--589年）的110年中，译者15人，译籍92部260卷。其中梁陈之际的真谛（公元499--569年）是译经史上的一颗明星，是位知识渊博的佛教学者。真谛，优禅尼国人。梁大同（公元535--546年）时受命抵梁，公元548年到京邑，梁武帝请他译经。同年秋，侯景叛乱，南朝陷入战乱，真谛由此过起颠沛流离生活。后于562年来到广州，在这里形成以慧恺为主，有法忍、僧宗、法泰，法准等学僧参与的民间译场。 据《续高僧传》记，真谛来华23年，共译经论记传64部278卷，所撰义疏19部134卷。所译介和注疏的，大都是瑜伽行派无著、世亲和陈那等人的论著，因与陈那推崇“三论”和《成实》的空宗学说相抵触，受到建康官方僧侣排斥，不得不终生浪迹天涯。真谛代表性的译籍是《摄大乘论》和《俱舍论》，还有《大乘唯识论》、《无相思尘论》、《十八空论》、《佛性论》、《三无性论》等。真谛传播的思想是瑜伽行派的共同命题：“唯识无尘”。但他把这一命题分解成两重内容：一是“方便唯识”，二是“正观唯识”，用“阿黎耶识”（后人译为“阿赖耶识”）说明客观对象的虚妄，从而也说明阿黎耶识的不实；同时，在阿黎耶识上另立一个“阿摩罗识”（无垢识），或称“自性清净识”或“第九识”。把这“无垢识”作为世出世间的“本原”，为一切凡圣、一切众生所共有。真谛所译的这些论说，同《大般涅槃经》的佛性论说遥相呼应，成为后来中国佛学思潮的主流。佛教在南北朝时期，由于译籍多渠道、多种类大量地通过译介进来，佛教对社会的影响逐渐形成多角度的态势，从而在义学理论上形成多种“师说”。所谓“师说”，即一些有代表性的佛典得到出家学僧或在家学者研习发挥，他们所发挥的思想叫作“师说”或“师学”，而这些学者则称为“师”（按：这些内容放后专章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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