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可指责的乱“轮”与“不伦不类”
内容提要：
志书以“轮”计，旧志里闻所未闻，新志里也概念模糊。什么是首轮，什么是二轮，即将开始的所谓三轮又是怎么定义的？许多地方从未编纂过“断代志”，他们的志书又该如何论“轮”？各地参差不齐的具体实践使读者对所谓的“轮”更加懵懂！许多地方的新志书编纂，从开始到现在，一直都没有出版过所谓的“断代志”，全部是贯通古今的通纪志，他们又该如何开始全国范围内即将展开的所谓第三轮修志？史志领域“与时俱进、革故鼎新”的时机已经来到，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抓住当前新一轮志书编修启动前这个时机，对以往固有但却有些不合时宜的理念进行调整，已是当务之急迫在眉睫！
关键词：
首轮 通纪志 第三轮 调整 多卷本
“首轮”是什么？“首轮书”又是什么？一轮二轮三轮是如何定义的？权威的解释在哪里？如果不是在史志领域，这些关乎“轮”的词汇会让人瞬间懵圈，但在史志界，大家对此似乎心神领会心知肚明，好像此类问题已经浅显易懂到妇孺皆知家喻户晓！但他的准确定义是什么？哪里能找到最权威的解释？“首轮”也好，“首轮书”也好，《辞海》里没有，最新版的《汉语大词典》里亦踪迹难觅！“但词典里没有，并不意味着现实中不存在”（新华社2021.5.21评论文章语）。2010年12月18日的《人民日报》刊文称“2006年《地方志工作条例》的出台标志着我国的地方志编修工作纳入了法制化轨道，首轮修志已进入扫尾阶段，原规划志书6005部已出版5797.5部，总完成率96.5%。‘每20年左右续修一次’的规定又使地方志的编修在可持续发展上有了法律依据，目前绝大部分省、市、县都已经开始了二轮修志，已经出版志书700部”。2014年1月28日的《海峡都市报》上，时任福建省史志办主任冯志农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从历史上看，持续不断地编纂地方志，是我国独有的、延续两千多年的优良文化传统。从全国看，自1981年我国开始大规模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工作以来，党和国家对这项工作一直非常重视。到目前为止，全国首轮志书已经正式出版了6000余部。2006年5月，国务院颁布施行《地方志工作条例》，这是我国第一部关于地方志工作的行政法规，在我国方志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刘善泳在2021年第一期《中国地方志》上撰文称“起于80年代的此轮修志被认定为新中国首轮修志。”“1980年4月，胡乔木在中国史学会代表大会上倡议新编地方志，在之前零星修志的基础上，全国兴起大规模修志活动，后被称为首轮修志。”《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年）》中也指出，“全面总结第一轮、第二轮修志工作的经验教训，认真研究第三轮修志的组织管理、运作模式、续修方式等，为启动第三轮修志做好资料收集、队伍培训及理论准备等工作。”由此可见，虽然官方没有给“首轮”以及所谓的“第二轮”、“第三轮”确定下来一个权威的定义，但学界基本都认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那次全国性的大规模修志算是我国新志编纂中的“首轮修志”，在那次大规模修志活动中编纂出版的志书叫“首轮志”！而紧接其后纂修的志书叫“第二轮”志书。作为一个学术上的概念，这样认定似乎也无不可，但我国各个地方的实际情况差异太大了，编修新方志的情况更是千差万别相去霄壤！另外，“首轮志”和“第一次修志”又该是个什么关系？如果说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那次全国性大规模修志活动算是“首轮”修志，那么，上世纪五十年代的那次修志以及在那次修志活动中编纂出版的志书该算是那一轮呢？有学者指出，“这两次相隔30年的全国性修志活动都有可用第一次做解释的社会背景。50年代的修志是社会主义制度下新中国开展的第一次，80年代的修志是在‘文革’结束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的第一次。”（郝瑞平：《特殊年代之特殊方志》）这样说也不是没有道理，但谁是所谓的“首轮”呢？又该如何界定接下来的所谓“第二轮”和“第三轮”呢？如果说“由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那波修志并不普遍，所修志书也多有遗憾”（刘善泳：《新一轮修志编修通纪志的必要性》）就忽略不计或让其自然而然的“笑渐不闻声渐悄”，研究新方志和方志史的同志恐怕都不会答应，但要把那次编修的有限的几本志书算作“首轮”，学界恐怕也应者寥寥！此外，还有两种现象至今学界鲜有提及，一是在50年代的那次“大跃进”修志之后，在胡乔木的讲话发表之前，已经有地方先行开始了志书编修并最终正规出版，这可不是在十年浩劫期间，而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地方上的自觉行动。这一批志书怎么归类呢？二是在80年代的那次全国性的大规模修志活动中编纂的志书在正式出版不久，有的地方出于各种原因各种考量，重新组织人马另起炉灶，很快又编撰出版了一套纵贯古今的“通纪志”，且把下限确定在了2000年之后，这个地方上的志书又该如何区分首轮二轮甚至三轮呢？现在，全国史志界都在为启动第三轮修志摩拳擦掌盘马弯弓，但像贵州省的大方县，二轮书的上下限为“1991-2015”，他还怎么启动第三轮修志呢？还有甘肃省的礼县，第二轮志书的下限是2016年，他的第三轮修志又该如何启动呢？省会城市兰州市刚刚在2019年11月出版了一本上下限为（先秦-2008）的最新版《兰州市志》，他们的首轮二轮如何界定？又如何启动所谓的第三轮修志呢？
兰州不“懒”与华池不“迟”
兰州人真的不懒，首轮志敢“卷分70，字逾千万”，全国有几个？华池人真不算迟，全国大规模的新志编纂起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华池县早在1979年就开始组织人马，“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栉风沐雨，开拓创新”，两年多就拿出了初稿！遗憾的是，无论兰州还是华池，志书修撰都难逃命运多舛！传说中的首轮《兰州市志》至今仍“犹抱琵琶半遮面”，众说纷纭扑朔迷离，很少见有哪个方志馆里有一套完整的首轮《兰州市志》，因为大部分人连它有多少卷都说不清，“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同样欲说还休的还有华池，华池人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宵衣旰食夜以继日拿出的“史上首部”《华池县志》也被后来者迅速遮蔽渐行渐远，慢慢淡出人们的视野！这是怎么回事呢？
2019年11月出版的《兰州市志》，封面上标注的上下限是“先秦-2008”，根据这个时间节点判断，这本志书当然应该是兰州市的第一本新方志或者说是首轮志，因为时任市长张伟文在为这套书所做的序言中说，“《兰州市志》是一本全面、系统记述先秦以来直到2008年兰州市2200多年历史的资料性文献，是全市史志工作者和有关专家学者历经九个春秋艰辛磨砺的结晶，更是一项功在当代、启迪后人的丰硕精神成果，在兰州地方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市长的文章通篇看下来，没有一处提到过兰州市以前的志书编纂，尤其是新志书的编纂出版，况且这套《兰州市志》的上下限是“先秦-2008”，读者没有理由再做其他联想！但是，有资料显示，1996年12月24日，时任兰州市市长朱作勇发表过一个“《兰州市志》首发辞”，文章中说，“《兰州市志》70卷，将全面。系统地记述兰州地区自古至今各行业、各方面的发展、演变和现状，提供兰州市情的基本资料。因此说，这部多卷本的市志将为各级领导从实际出发进行正确决策，提供丰富的历史借鉴和客观依据；为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对广大群众进行热爱兰州、建设兰州、管理兰州的教育提供基本素材；为今后深入、系统的研究兰州市情提供基础资料；同时，也将为今后宣传和介绍兰州提供权威性的依据。”这说明，在张伟文市长做序的这套《兰州市志》之前，还有一套《兰州市志》，不但有，而且多达70卷！这位朱作勇市长在1999年12月出版的《兰州市志》（第一卷）中还有一篇序言，序言的结尾说，“新编《兰州市志》，卷分70，字逾千万，以其观点正确、方法科学、体例严谨、资料详备，为兰州历史上专记地情之煌煌巨作。”网传这套由朱作勇市长做序的《兰州市志》最终出版了63卷，但细心的人发现，第一卷的出版时间是1999年12月，而第六十三卷的出版时间是1999年1月。这倒也不算奇怪，因为时任市长朱作勇在1996年12月24日所作的“《兰州市志》首发辞”中说过，“第22卷《邮政志》和第49卷《人事志》率先印刷出书”。那么，该如何评价这套“卷分70，字逾千万”的志书呢？时任甘肃省委副书记、兰州市委书记的陆浩在为这套书所做的序言中说，这套书是“由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精心组织、各级修志机构和人员同心协力编纂而成的。百余个编纂单位、数百名工作人员在统一的指导思想、统一的编纂原则、统一的编纂程序、统一的体例结构、统一的行文规范、统一的审定出版要求下，第一次全面、深入地搜集和整理自古至今，从文字到实物的各方面资料，并加以科学编排，从而完成了兰州历史上第一部参编人员数百人、投入资金上百万、搜集资料数亿字、卷分总数达70、使用字数逾千万的市情文献，这无疑是兰州文化建设史上的一个创举。”如此兴师动众的一个创举，怎么会在21年后的新版《兰州市志》的“序言”中一字为提呢？按照常规，志书的序言一般都会提及前志，即便不是如数家珍，最起码也是点到为止，朱作勇在为这套“99版”《兰州市志》做序言时还说过，“清代兰州志业兴盛，传至民国未衰。数百年间，得官署倡言，各界襄助，学者勤勉，竟成就府志、州志、市志、县志数十种之多，现存者即有33种，旧世资料因之得以传留。”同样是市长做序，“2019版《兰州市志》”却对前志只字未提，不要说旧志，即便是这部墨迹未干墨香犹在余温未退的“99版《兰州市志》”也未曾提及，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刚刚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编纂了一套“卷分70，字逾千万”的新志书，立马又重新组织人马另起炉灶？“99版《兰州市志》”究有何错？最终到底出了几卷？甘肃省2008年第6期《史志简报》上称，2008年4月22日，甘肃省地方志办公室主任金庆礼在和兰州市相关领导座谈时，“《兰州市志》规划编修68卷，已经完成52卷，剩余16卷”，并称“就目前形势看，难度还相当大。”诡异的是，4月份还“剩余16卷”没完成编纂工作的兰州市史志办在当年7月就向兰州市委市政府上报了一个“《兰州通志》编纂方案”，要求另起炉灶，重新编纂一套新的《兰州市志》，也就是后来的“99版《兰州市志》”。笔者曾就此问题询问过相关负责人，不是顾左右而言他，就是三缄其口，我不由想起王蒙自传中的一个标题：或有忧思未敢言！不过，草蛇灰线，伏脉千里，细心的读者还是从“99版《兰州市志》”的“编后记”中了解到一丝信息，这篇“编后记”中说，“2008年，由58卷册专业志组成、下限为1990年的首轮《兰州市志》编修、出版工作已近尾声。按照国家和甘肃省的统一部署，全市第二轮修志工作也开始启动。同时，兰州市也把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列为全市的重点工作。社会各界也亟需一部贯通古今的通史类志书，以更便捷的了解、宣传兰州的历史，揭示其发展过程，特别是系统体现兰州在改革开放30年间取得的新成就。”就这几句话，就把当初那“百余个编纂单位、数百名工作人员”给打发了？笔者不是当事人，亦觉欲哭无泪！“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从当初心雄万夫气吞山河的“卷分70，字逾千万”，到后来的虎头蛇尾不了了之，这中间该有多少人五味杂陈欲说还休？怎么能“三缄其口”？史志工作者最喜欢拿“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居高临下，怎么到了该自己“三省吾身”的时候就王顾左右而言他了呢？撇开与此相关的是是非非不说，兰州市的志书该如何划分首轮二轮？谁算首轮？谁是二轮？有没有二轮？接下来再编纂的《兰州市志》算是第几轮？
无独有偶，甘肃省史志界喜欢紧接“首轮志”另起炉灶的还不止兰州一家，数百公里之外的华池县亦有不凡之举！这个县不大，也就十几万人口，它的特别之处在于史上无志。自西魏立县，迄今千余年之历史，除沿革、地與可散见于二十四史外，其余往迹、时宜、风俗等均湮没无闻！1979年4月，当时的华池县革命委员会决定编写一部《华池县志》，并随即成立了“华池县志编写领导小组”，同时从各个单位和离退休干部教师中抽调了数十名工作人员，马不停蹄夜以继日的开展工作，于1982年元月拿出了初稿，1984年2月由甘肃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印数4000册！全志共计五编二十章七十八节，约二十万字，以语体文撰写，辅以表格图片。时间上溯或至先秦以前，下限为1979年底。那个时候的县志没有那么多讲究，没有前言序言体例之类，领导小组的组长执笔写了一个“编写缘起”，然后就是正文。后面也没有“后记”之类，就是把领导小组成员名单和工作人员名单印了上去，其他就没什么了，如此而已！现在再拿起这本看上去朴实无华的32开本志书，依然觉得亲切、真实、自然！和首轮《兰州市志》的遭遇不同，十几年后重新组织人马编纂的新版《华池县志》没有忘记这本薄薄的32开本的华池县史上首本县志，时任县委书记陈广锦在为新版《华池县志》所做的序言中说：“1979年至1984年编纂付梓的《华池县志》，是我国最早的社会主义地方志之一，填补了华池县无志的空白，其编修者功不可没。对于他们这一开创性工作，我们谁都不会忘记，并深深的感谢他们。”但书记话锋一转，“由于当时条件的限制，又为首编，成书十余年间，各界人士倍感该志过简，且重大之事有所疏漏，于是，重修县志的呼声日高。为顺应盛世修志的时代要求和华池人民的意愿，1998年6月，县委县政府决定成立编修机构，组建编修队伍，重修《华池县志》，以钩沉探微，拾遗补缺，正偏纠错，成就宏愿。”相比“84版《华池县志》”，新版《华池县志》确实亮点纷呈！陈广锦之后的县委书记李银在为新版《华池县志》做序时说：“新修《华池县志》上溯远古，下限至2000年底，世纪之交，确实为巧，较之当前诸新志之下限，此为时距最近者。修志者复于编末列《限外辑要》，补叙2001年至2002年两年大事，既完备政事，又见今日华池人民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之举，是为两全其美。修志者用心之良苦，于此可见。”
新版《华池县志》出版于2004年元月，156万字，印数5000册。甘肃是个经济相对落后的省份，华池县又是一个人口不足二十万的小县，一本156万字的县志印刷5000册，这在经济相对好一点的省份也不多，这是怎么回事呢？甘肃的许多县市区，都有一个省直单位蹲点帮扶，在华池县蹲点帮扶的是甘肃人民出版社。有一次，华池县的领导去出版社汇报工作，出版社的领导问他们：你们看看我们能帮你们点什么？县里的领导不好意思的说：县志编好了，还没钱出呢！省出版社的领导一听就哈哈大笑，说：这样吧，县志的出版印刷，我们都包了！这个令人莞尔一笑的结局当然皆大欢喜，但人们亦不免困惑：谁算是首轮《华池县志》？谁又是二轮《华池县志》？华池县马上启动的新一轮志书编纂算是第几轮修志呢？
登封的“登峰造极”与金溪的“今非昔比”
与兰州华池情形类似的还有河南省的登封市。登封原来也普普通通，不说是名不见经传，也谈不上声名远播。电影《少林寺》上演以后，一切都匪夷所思了！不但少林寺和他所在的嵩山一夜之间炙手可热，一直默默无闻的登封县（当时还叫县）也瞬间红遍大江南北！似乎是为了呼应这个节奏，登封县的志书也走了这么一条由平淡无奇到“登峰造极”的路线！1990年6月，登封县首轮志书《登封县志》闪亮登场，上限至远古，下限至1985年底，印数2500册。时任县委书记县长联合署名做序，表面上看，这一切都是照章办事循规蹈矩，没有什么特别离奇之处。多少有点怪怪的是，县委书记和县长的序言里，点评了几句旧志，其中说到旧志的不足时，文章是这样表述的：“旧志观点陈旧，资料亦有缺误，记载很不全面。比如对帝王将相事功宦绩歌颂的多，对劳动人民和能工巧匠记载甚少；形胜和艺文方面篇幅过大，经济和科技方面几乎没提，而且文内还夹杂有大量的封建糟粕和迷信色彩，特别是对历史上的农民起义领袖，动辄称匪称贼，严重歪曲了史实。”说来也算是“正叹他人命不长，谁知自己归来丧”，这套被当时的县委县政府领导高度肯定的登封县的新编首轮志书，很快就被后来者诟病，并最终下决心重新为登封编纂一部贯通古今的《登封市志》！登封市所在的郑州市官方网站“郑州市地方史志办公室”2015年5月14日发布消息称，“2002年底，登封市启动第二轮修志工作，开始编纂登封的第二轮志书——《登封市志》。2004年完成资料收集整理，2008年定稿，2008年10月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第二轮修志一般为续志，从上一部志书的下限写起。一因登封历史悠久、文化丰厚，续志会人为隔断文化的连续性；二因1990年版《登封县志》编写时缺乏经验，志书重点和地方特色不够突出；三因本次修志须对第一部志书的失误之处进行勘误，而《登封县志》确有许多需要补正的地方；四是根据志书用途及登封用志的现实，续志的实用性相对较差；五是《登封县志》印数少、需求量大，广大读者迫切需要包容古今的通志。由此，本次修志仍选择了通志”。此前的2009年3月26日，《河南日报》就刊登消息说，“《登封市志》由15位专家耗时6年多编纂完成，全文由410多万字和上千幅图片组成，包含32卷、5000多条内容，涵盖了登封自然、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个方面，被业界人士誉为‘登封百科全书’。《登封市志》是我省第二届修志活动中唯一出版的一部纵贯古今的通志，也是目前我省县及县级市最大的一部鸿篇巨制。”登封的“登峰造极”，于此可略见一斑。最大归最大，这登封市的志书该怎么计算“轮”呢？“1990版《登封县志》”是纵贯古今的，“2008版《登封市志》”还是纵贯古今的，这两套书往你面前一摆，首轮是谁？二轮是谁？接下来要开展的这轮志书编纂算是第几轮呢？
同样对“前志”心生不满并最终决定另起炉灶重修一部贯通古今的志书的还有江西省的金溪县！金溪县史志办的陈笑涛在谈到金溪县的首轮《金溪县志》（1992版）时说，“在用志的过程中，经常感到这套志书内容空泛，像块鸡肋。如：查不到古地名，使寻根游子无法找到祖籍地；建国后，县委的重大决策实施过程无从查找，那些给人印象很深的历史事件，没有留下文字记录；遍布全县的古村、名村，无资料可寻；县人对陆象山的研究状况茫然；县内人口的迁徙流动是一片空白；县人创造历史的活动只知其事，不见其人；图片单调呆板，且数量少，缺乏形象展示。”2007年8月，新版《金溪县志》由三秦出版社出版发行，此志为最新重修。相比1992年版《金溪县志》，内容增多，印刷更为精美。全志316万字，有彩色图片400余幅，黑白图片600余幅，并带有电子图书光盘（豪华版），是全国第二轮修志中少有的重修通志，既具新时期特征，又彰显千年古县深厚文化底蕴。新版《金溪县志》，采用板块式结构，条理更为清晰。全志以“修志为用”为原则，展示金溪独有的人文历史，浓墨重彩地记述改革开放后金溪经济建设的成就。在表述方式上，不拘泥于传统的方志文体约束，尽可能用最适合表达内容的体裁来记述历史。重修志是前志分量的三倍，无论体量还是内涵，均今非昔比！这部最新版的《金溪县志》在“后记”中这样谈及“前志”：“第一次所修《金溪县志》于1992年出版，总字数92万字。10余年的用志过程中，深感其资料的缺漏。因此，在这10余年中，我们不断地搜集资料存之待用。同时，又不断地研究方志理论，探索方志的表述方式，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方志理念。虽然省、市提出的要求是编修续志，但根据金溪的实际情况，编修一本续志，无法弥补过去的不足，也无法将10余年来所搜集到的资料补充到新志中去，故确定重修县志。虽明知工程浩繁，亦乐而为之”。这个最新版的《金溪县志》的上限设置和“92版《金溪县志》”一样，下限为2005年，如果按“轮”划分，这个最新版的《金溪县志》算第几轮呢？即将展开的新一轮修志，该算作是第几轮呢？
另起炉灶恰逢其时，政令畅通势在必行
志书编纂上有个词汇叫“续修”，这个词汇《辞海》中也没有。忽然觉得，《辞海》或者《现代汉语词典》中，地方志编纂方面的常用词汇收录的太少太少了！中华文化博大精深而兼容并蓄，语言和文字也是如此。就以《现代汉语词典》为例，“巴士”“的士”“买单”“宅男”等新词汇不断被收录进来，体现了语言文字发展的开放性，但为什么始终少有对方志文化的关注呢？说来可乐，《辞海》里没有“续修”这个词汇，但却有“续弦”，和民间的“续弦”相比，方志的“续修”又有太多的条条框框，不像“续弦”，是一个重新开始！传统意义上的方志续修，包含以下三种说法：一是“不变不记”，即如果上一届志书已经记过了，至今没有发生变化的事物，下届志书就不必记述，理由是志书不能炒冷饭。二是“适当上溯”或者“搭接”，即在规定的上限基线上适当上溯，把续修的志书与前志结合起来，把一件事物的前因后果讲清楚，既要重点记述限内事物，又不割断历史，既不重复前志，又能把前志的核心内容顺下来。三是新记与复载相结合，即有些内容必须重复记载，有些内容则要详记“限内”略记“限前”。但在实际操作中，这些条条框框很难把握，同时也十分不利于读者对志书的使用！读者希望的是“一卷在手便知古今”，而不是时而翻阅首轮，时而查找二轮，如果面对的是“卷分70”的《兰州市志》，读者只有望洋兴叹望而生畏望而却步了！反观《美国年鉴》（实际上是《美国通志》的简易版），“它记述了美国自然与社会、历史与现状方方面面的资料，每一事物都追溯到事物的发端，下限则尽其所能截止到印刷之前。当然，每一项信息都很简要。他们脑子里想的更多的是读者，是实用，所以每年发行量达150万册。每年出版之后，争相购买，不到两个月，就能卖光。”（孙其海：《续修方志的模式和编纂构想》《中国地方志》2000.6）。而我们的地方志，一般仅印三五千册，年鉴更少，三五百本的多的是，即便是这样，有的书出版很多年了，还在史志办的仓库里束之高阁无人问津！
志书以“轮”计，旧志中闻所未闻，新志中也模糊不清，况且从一开始，就没有划分明显的时间节点，也没有谁给出准确且权威的定义。“历代方志皆以通纪为常态，以断代为例外”（刘善泳：《新一轮修志编修通纪志的必要性》《中国地方志》2021.1）自地方志出现以来，人们眼中的地方志皆为通博之书，“一方全史”和“一地百科全书”成为人们普遍接受和认同的“方志印象”。尽管官方也曾在很正规的文本中出现和使用过“首轮”、“第二轮”、“第三轮”这样的词汇，但各地千差万别的志书编纂情况很难与之吻合，这类词汇最终也就和“生不立传”一样，仅仅是一种“传说”而已。史志领域“各行其是”的地方太多太多，多年鉴，志书的字数和上下限，入志人物的门槛设定，编纂周期等等，均存在“百花齐放春满园”的奇特景观，尽管中指组也不断地根据新情况及时出台“通知”或者“暂行规定”，但总给人一种亡羊补牢或穷于应付的感觉，缺乏应有的预判和通盘考虑！如果出于照顾各地千差万别的“具体情况”而对目前这种“百花齐放”听之任之的话，史志领域将很难再“全国一盘棋”或者“政令畅通”，各行其是将成为常态！目前这种编纂周期上的乱“轮”虽然无可指责，但也需要在适当的时机予以调整，使全国的志书编纂逐步达到“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现在，全国很多地方正在为“第三轮修志”厉兵秣马，这正是对全国的修志工作做出战略性调整的大好时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首先，按照学者魏桥先生的设定，新一轮修志不必再冠以“续修”、“重修”、“新修”之类，因为“续志”以后还要有新的“续志”，“新志”以后又会成为“旧志”。可采用《XX市（县）志（XXXX年版）》的标识。其次，无论各地的志书最新版的下限为何时，这次各地统一编修纵贯古今的通纪志，下限全国统一，为了把全国这场声势浩大史无前例的“抗疫”收录其中，下限可全国统一确定为2020年底。志书的标识统一为《XX市（县）志（XXXX年版）》（为了读者将来查阅方便和收藏家编号方便，书名中“XXXX年版”中的“XXXX”统一为志书的下限年份，比如《XX市（县）志（2020年版）》），下一次的志书修撰时间亦全国统一，志书从此不再以“轮”计！第三，汲取兰州市首轮书“卷分70”导致的虎头蛇尾的教训，此次志书的“体量”要全国统一，除省志外，省会城市及以下市县，均不允许以“分志”的形式“分头编纂、陆续出版”，提倡单卷本（比如兰州市的这本最新版的《兰州市志（先秦-2008）》，就一本。），也可分上下卷或者上中下卷，不准再多，但字数上可以存在差异。第四，所耗时间全国要基本统一，出版时间虽不至于精确到月份，但必须在规定的年份全部出齐。第五，既然志书的发行单位都在版权栏里标明为“新华书店”，那就必须在志书出版以后，在当地新华书店做公开宣传，并放一部分书在新华书店，使读者能够自由购买。
参考文献：
1、郝瑞平：《特殊年代之特殊方志》，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编：《第二届地方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刘善泳：《新一轮修志编修通纪志的必要性》，《中国地方志》2021年第1期。
3、魏桥：《广义的续修是传统方志的主要形式》，《中国地方志》2000年第6期。
4、《华池县志》，1984年2月第一版；《华池县志》，2004年1月第一版。
5、《兰州市志（第一卷）》，1999年12月第一版；《兰州市志（先秦-2008）》，2019年11月第一版。
6、《金溪县志》，1992年9月第一版；《金溪县志》，2007年8月第一版。
【河南省长葛市鸿鹄方志馆 张海成 13903996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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