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溯源，书法史论的王羲之批判（上编）
当下，溯源，书法史论的王羲之批判 吴宫（乌扎拉）2019 开篇。当下书法的拓展障碍 汉字的书法艺术在现代主义出现后，伴随着许多困境，虽然各种新的观念依然层出不穷，可是拓展的方向并不明晰，今天的现实表明，无论是市场还是书法领域，如果书法史期望承载当下的精神轨迹，都不会像其它的艺术轨迹那么有机，原因是它的时代语境往往经不起推敲。最早产生的现代书法是在日本，但是没有生态般地长出一根可延伸的藤，受到了启发的中国大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也经历过不同的实验，可惜大部分的语言都不像是由书法基因中内化出来的，只是形式化了的图象。如果书法的现代性与传统对比的只是载体方式，就不可能撬开文化失效的基础，要想获得语境的新生面也很困难。今天解构主义者的话语是通过假想分离文字，目的是不用语言书写，那还不如留着空白更简单：既然不要语言又何必为难语言？类似的，对书法现代问题有很多形形色色的宣言，大都偏向另一种载体的语言，观念随机解释，本身就存在着理解上的障碍，如此对传统的批判也成了一厢情愿。 本人对现代书法的实验有着数十年的观察，如果书法艺术要向前拓展，除了生活里所具有的现代精神，更要解决的是对传统认知存在的障碍，书法史的教育从近代以来错误说教层出不穷，照这种认知下无论服从和背离，均不在同一个本源问题上说事。在当下知识信息重构的环境里看，作为一个科目，传统书法的语言是苛板、保守又不严谨的，原因是没有学术定义的“书法学”基础，不但过去没有论证过，今天也没有系统的建设性提案。王羲之主义依然的昌盛，空泛的学理留给发展的条件极其有限，书法的活性机制始终被压缩着。因此，新的观念试图在形式上与之对话，由于理论对接的失调，语义就非常地牵强附会。过去靠的是西方的抽象艺术嫁接到书法，但那仅仅是图式化心理在起作用，依然与书法本源之不理解有关，从基因看，书法与绘画是不一样的，虽然汉字通过书写可以显现个体精神，但在古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书法都不是被当成艺术品来看待的，书法家这个名目也只是近代才出现，其实就是一种职业性仿书法时代，就是说书法已经结束了书法的古典应用时间，但体制仍在使用古典标准，那么是什么艺术理由在起作用？ 从文化史的理性角度看，书法确实有某种能力称得上是艺术，并且是一个特殊的精神行为，主要原因是它的基因与汉字出生的原逻辑有关；比如意象，那么意象是什么？不但在书法界的认知是凌乱的，与现代科学的抽象定义也不同。意象是汉字符号里的一种主观模拟思维，成为了艺术创作的一个潜在心理。但是书法史没有论辩过这层关系。从王羲之以来，标准化是书法追踪的根本，意象里所包含自由的，纯粹的元素在书写中被其它规则排斥掉了。直到今天的传统书法都将矫饰的设计指称为意象，那是书法史和教育体制给书法披的“艺术外衣”，不仅与自由灵魂不合身，还无意中还把它们剥离掉了。因此当下的书法创作想要重新发见这种机能，便引出一个根本问题，我们没有真正了解过汉字基因或是书法的起因，只是依赖现有的书法史派生的知识，绕开困境靠猜想当作自己的解释，形成与传统对抗的结果就可能是“非书法”，包括理论出现的偏方，经常的例子就是把意象解读成主观意志的强迫性，显示的方法粗暴又不能切中要害。综合历史成绩，在科学维度上去认识，艺术的效率是依附于意识的独特性，其中的微妙关系是超越技能常态的，这是现有书法史写作角度没有注意到的，可能是华夏文化史学长期没有科学思辨能力的遗传。 我认为现状是：书法惯常的语境是被书法史教育所看守的，在现代文化的时间，造就书法的因子没能被随时激活，便成了一项缺乏思想指引的手工活动。由此，本文出发点不是讨论书法如何去中介今天的情境，而是通过回朔来思考，透视书法史里的些许关键问题。缘于篇幅的限制，把主要视点放在扫描书法史关照下的王羲之；作为一个书写样式演变的符号，他集中了所有后代的书法观念导向，基础坚实的王羲之主义因此屏蔽了汉字哲学源头。作为一个艺术实践者，本文的写作是个人一些观点的坦述，目的在于冀望：消散我们在书法概念里固化的问题，这样才会推助于找到书法艺术的时代脉搏。 第一篇。书法史的选择性问题 一，书法史缩略了汉字书写的第二特征 天地的界定和心理的寄托，这是汉字的起肇之由，它是人和自然关系的一种标记，除了仪式和日常生活，是华夏族生存第二维的方式，汉字元素既不是来自口语也不是艺术设置，而是一种思维的符号继承，它是华夏文明对世界主观认识的特殊语言，一个精神尺度。 今天我们对书写作为语言的文本没有异议，这是书法实用目的之第一特征，是文字本身的终极特征。但是在书法艺术的大概率上，这层概念把我们捆绑住了，书写体式本来就是制度文明设计的，掌握共相而成为一种文化手段，是由制度形式完成的一个历史任务。但是书法史在陈述汉文字的意义时没有警示出双重属性，这很关键：除了实用，书法的第二特征正是汉字第二维的表征，就是追随精神的书写选择，加上原始意识的保有。书法史肯定了标准化是终极结果，又竭力鼓吹艺术来自标准规定的手法，即书法被格式所限下的自由。这种缺乏心理对证的、笼统的技术主义对意义的正当解说相当狭窄，因为纯粹精神和标准化在原则上是对立的，各自表现是相反的心理发生。在楷书指令下的书法无论个性如何，意识永远是被制度勒紧着。简单来说：书法史理性里的艺术标尺拿楷书垫底，但它忽略掉的是：1汉字源头的东方式的神性觉察，2工具的中性立场，3意识里自然成分，4对于千变万化自由表现留有余地。可以说隶书之前就是这样的，方法其多。可见推演的逻辑不同，所谓书法的历史档案就会大不相同。下面我们可以通过回考来指看这种界线。 二，书写标准印证的是文化制度 大约在汉魏时期，隶书笔法的丰富性是对前古的飞跃，民间将书法演化到了日常生活里，精神寄意和艺术装饰的程度相当高。之后的政治局面推进了书体的统一，缓慢地对笔法有了约束，书法艺术的历史高峰也悄然结束。从晋代王羲之开始，真书经过磨砺便形成了楷模，中国书法就像有了一个标尺，应从制度需求，一路去丈量书写规格，从官场文件、书籍的馆阁体、现代印刷文字、再由打字机到电脑，至今选用字型都是建立在以王字的信息码的维度上，这是规范书法的现实旅程。 其实王羲之本来算是个体书法，而字型笔画的趋同是社会共同的努力，书法史将两者混为一谈，与现代人将一切书法均看作艺术的认识一样，都是由文化选择的观念附会给文明找认同点，这种平面化的认识，在真正的书法历史时期还没有像现在那样明显，这是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就是书法史没有警示出双重属性，必然简缩了汉字书法的故事。 那么怎么认识双重属性？这里有必要概括一下两者的特征，以及它们是如何被切分的：1，华夏世界观起源的扶持：魏晋之前，汉字缘之于原始比划世界的符号，在很长时间里是书体的精神特征，从甲骨文到隶书均有不同程度地丰硕演示，这是自然的演变并不是简单的摸索期可以一言蔽之，只是书法史写作难以量度其中意识差异。2，对规定的程式构架的默认：国家制度化的人文理性显示，实用语言逐步替换了代义符号，笔划渐进到了书法规定程式，并否定前者的自由度，这是应用文字的最终目的，但不是书法艺术叙事的全部，却是在现有的书法史认知能力范围。 汉魏之际的书法应用方式，就是前古的精神传遗和后代的程式指导，其双重属性完美结合在汉代是高潮。进入楷书后，王字被推选就设定了制约，一些前置被淘汰了出去，汉字原始命题在笔法的程式中被减弱，书法史强化后者是重在文化体制的约定。书法史评特别褒彰王羲之，当然是靠着衔接传统记载，并在文化典籍中加以了追认。我强调检验书法史的态度不是为了否定历史或对抗传统，而是查看书法的生命体征。在不是科举制度的当下，用思想的方式去比较，发现书法史在一味堆积史实，却没有辩证过许多概念，比如第一与第二特征的关系，什么是艺术情节。因此通过讨论王羲之主义学理的功利因素，会发现书法史的艺术观是多么地失重。 三， 艺术的动机 艺术这个词在书法史里几乎都是指技能，在没有艺术自觉的历史情境下，传统的技能观念和今天的艺术中介手段，与可能的广度相比，不但有差别，而且非常狭窄。技能动机借托王羲之时代，是传统书法史的理性主题，是为书法的学习建立逻辑。然而书法史面对书法参与者;艺术定义却从来没有出现过，历来书论所描述的笔法精神都由无差别法规来解释，面对的艺术概念是先验的，不假思索地陪衬着书法。书法简史的序言开宗明义说： “从文字起源到书法的演进发展，书法艺术也从不断的自觉逐步建立起规范走到后来的异彩纷呈”（王墉主编）。这里传达了几乎是所有书法史的宣言，“演进”、“异彩纷呈”等词性介入充满了幻觉，让人有很多期待，但一开始我们还没有清晰的概念，书法就被艺术打包了，对“演进”的叙述并不是经过模拟先人时间，通过思想的田野察勘和追问，只是黏贴拼接有限史料后的自觉，所以也就将“异彩纷呈”表述在标准化之后，这是秉承了知识因袭的语言。其实不同的书法史在这点上是一致的：开篇托举艺术概念在高位，汉字系统便因着这样的概念在推进，而推进的准则最终却是手工技能的标准化。没有定义的书法艺术无时不被某种的定式裹挟着，汉字的原动力，包含着深层的人与社会发展的检视过程，可能就变得无足轻重，用艺术先维去衬托一种文化体面，知识周期性程序就被反推了。书法史论对王羲之的出现是充满期待的，因此对重要的叙事逻辑把握很有分寸感，最适宜词不会出现在王羲之手书之前；书法史将标准化视为书法艺术进化的峰顶，不知觉地与天然多样审美渐行渐远。 艺术背景应当是随着不同的情感发生，映照人性的存在感，而把基本守则当作一切，把艺术放在标准化的空间里，这哪里还能体察书法在勾勒语言之外的意境。而且文字在脱离了模拟自然形态之后，楷书体系还在鼓吹象形文化，则完全罔顾审美在时间上的对立面。书法史找不到开智凭证，只能不停地打量史料堆，从封闭的笔法里琢磨表征艺术的技能，将一个特殊文化里基因突变的疑证轻轻应付过去了。 我质疑书法和艺术认知针对的是书法史的逻辑，不在于割裂这两个词之间的互滲关系，而是预示不要迷信艺术属性的自明。艺术不是一个形容词可以为设计历史做陪衬，艺术是另外一些有着复杂信念的体验。在中华文库里这个词大都指向技艺，书法仅仅是身体物能书写方式，是否与华汉历来的不质疑文化有关呢？书法史家一定不同意，因为书法史也描写到了精神作力对书法的影响，但没有思想源头充分的信证和生命密码，华夏古人如何从自然世界获得自觉的精神附加呢？这一跟踪在书法史里也没有较好的解释。 因此,先放下这个诱人的前置，书法史观念之前应当是书法素性的进化史，即便文字，书写和书法是附体连带关系，也可以用学术方法做出类分，大体的路径是：a语言文字史，b文字进化史，c书法艺术史，这是三条可以独立拓展研究的线路，是否能为书法学开辟一条研究途径，我们暂时不考虑，但是它们的史学作用是无法分开的，各自都具备主次论证方法。它们附体关系存在着各自伸延的条件，成为文化辩证体系里的选项，它们之间相互缠绕又相互否定，离开了相互关系，其实就看不清书法之复杂多义才是“艺术”可能的聚焦视点，其丰富内涵今天依然维系着在方法层面的展望。书法艺术史的知性原则缺乏的是开拓意识，所以从一开始就比较含糊。基于这些疑问，本文试着讲述多年研究的议题，不能不回溯书法意义杂多之前的汉字开创最基本元素。 第二篇书法二维的精神命题 一，汉字的原生逻辑 我特别提到与语音文字不同，汉字不是由读音而来，是华夏先人为了观察天地，通过画符以象征自然作为记号而起肇。八卦，是上古社会的经验到了相对成熟期，并开始自悟世界的一套原逻辑系统，在八卦构架天地形态成立后，人的智慧发生了根本性的跃进，对客体的映像引带出了主体表象的自觉。所谓记号———就是原始画符，它们是分散的、任意的，经由群体辨识认定后形成了固定化共识，进入第二阶段演变成文符。文符，通过演示八卦使得先人主体意识有了表决方法，八卦就是华夏的第一个文案，在思想推送中产生出勾画卦象的中介内容，出现了组织性的分列、带表征的增值符号———表意符号，经过梳理进而逐步形成第三阶段，就是文字的起源。 文字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推进中，每一阶段都由客体观察归向主体认知的过程，它伴生出华夏原始逻辑的主观哲学影子，但在很长的早期文明经历中不是急于直接对接日常语言的应用，而是高于日常语言的升格，主要是映证为了生存的自然关系，这是一种特殊的开智过程。文明开始后，文字语境一直在托升日常思维的高度，古代文言就是，它是理想化的叙事伦理。拿日本接受汉字后举例，文字在很长时间不能对接本地口语，就是汉文字意象符号高位孤立的情景，就像移栽的花种被单独护理着。汉字语言学的符号张开意义繁复，途径很多。（这个专门课题就不在这里演绎了，我在《汉字诞生的思想形式》专文里有详尽叙述）。但我们明白汉字升格为一种文化观态，除了实物和仪式相互依存是为认识世界第一维之外，符号文字的起肇可以看作是华夏观察世界的第二维，（在之后的书法角度就是第二特征）一直在起着内化思想对形式的指导作用：包括了原始科学布局，巫术心境，对自然的命从，意念产生，升格到假设天地到默认权威到整治国邦，无一不是汉字本身进化过程的散射，它服从八卦历法诱发出对物质世界的臆想，在回归日常、融合口语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因此文字语意早期是不定性的指代，重叠掺合了复杂的精神含义，这样的元文字是多义的。在造型艺术观念还没有出现的时候，汉字那种八爪鱼般的肢体除了代义自然，一笔一划都有原始记号的默许，还带有个体组织空间规律的认识，投射了原始情感的决定，因此汉字结构每一次刻画都有即时的推理性，在书写上不会定标准而路径重复。我们从甲骨文的体征里可以读出思维形式的生态观念布局，同一文字位置和路径在不同的篇幅里都是有区别的，所谓章法就是从这时产生的一种华夏主观拟代自然的思考布局，设置着有臆想的空间，它对整个今天的汉文化概念是溯源的表记。 二，书法的意识先导 要真实地认识汉字到书法的生长过程，我们先要洗一下脑子，将文明教化下的书法观念先放一放，从原始形态去寻看这个标记，是如何由华夏族演化文字的过程。首先强调“演化”不是今天学界描述社会进化使用的语义，而是跟随前古人对创造和改进的推力方法，需要注意那些节点的必由性。 不管与前文符，文字的演化间距有多长，甲骨文的语言和字体定位，就是符号推进后的主动思想，那些独立的文字首先不是成结构性语句的，而是排列当时世界认识的模糊性字符，字符含有多种特殊背景下的原始含义，包括主观学识和经验连结。由于初期文字少，因此转移多途也极为频繁，我们认读贞卜文化时代的字符与文言成熟时期之限定性有着差异性，因此不能用后继文明去反哺，以为是那样的理解。汉学至今之所以解读典籍众所分云，根子上就是既缺乏源本剖析又不想彻底科学探索。原始的模糊作用正是为了适应考察世界的有限能力留的后路，这在当时是非常现实的，但给华夏文明留下可观的，又充满悬疑的情境。 所以在文字书写的即时性上，古人对于没有标准的刻度的笔划赋予了多种个体想象，因着文本内容而营造的活性机制。我们知道符号始于一笔一划，代表着自然心里的寄语，由此汉字所有组织构件都具有原始思维的元素，当时并没有书法概念和意志，但是确有纯粹摹写世界的自觉，存在“绘”的感性在其中，虽然那时画图的智慧尚未开启，但字符具有绘的动机自汉字初肇一直随附，其主观值能直接影响到了后来的中国式绘画形制，因此有了书法规则后汉字的绘心意识也从未停止，笔划之中始终赋予点滴的意象过程。 当然文字致用性是不可否认的，调整文字的语义与体式也在不断进行。篆书是一种下律令的方法，从组织社会程序上对原初字符进行了增长内容和缩减原始性的规划，开始由外向型的自然印迹转入为内固型的守势，但是绝没有划一的钩织戒律，它之所以很容易的从草写到隶变，也是实用性目的，但是不能忽略书写人自由心律的促使是个很重要的条件，草写在书法意义上人的主观自动性起着很大的作用，草写时间虽然与源头摹法自然观作了告别，但意象被转换到人的个体精神，在书法观念产生时一刻也没有失去。如果说今草也有脱放于楷书约束的精神自由，但是草隶时代不同的是，没有对路径进行强行规定，也未对笔性进行度量（我为什么不说章草，这是一个语言理由，章草是实用标准）。草篆为隶的结果文字不再是“绘”了，而是“写”了，正是脱胎换骨之际，这很不一样，进入隶书是所谓书法意识的起动，那时有无限的可能性去表达书法的精神世界，大到摩崖小在简牍，笔性的丰富多彩叹为观止。后来的书法史或隶书教育显然没有充分理解到那种开放性，对于蚕头的逆笔和燕尾的收起给予太多的笔法规定，，有两点说明这种看法多么地不求甚解：其一，隶书并不是发明了笔法而成为定式的，与刀契不同，毛笔的软性物质具有非常多的使用选择，所谓蚕头“逆笔”的看法是拿楷书为准则，而之前没有“准则”，逆笔是对刀契起始厚实的仿制，这种取法适应不同的人的性格和表现，没有标准。其二，书法在原意上指字型和物性的双重度量，隶书之所以转正，既是简化了篆，又因毛笔的表演特点而致结字方式重新转换，解开了篆体锁型构造，然而刀契书体一但简化，收笔成了问题，字型就很单薄，为了强化字体力量，也是毛笔本身需要有“止”的意思，大头雁尾就出现了。这是从自发惯性发展到有意设计结束，活生生的隶书就被标准化了，而真正理解书法源头的书者基本不会听信这样的规则。隶书使古文字由“绘”转型到“写”，汉字这两个心理差异，在此时有了分别，后期碑文隶书当成定式选择是法度的工具理性前兆。 从遗迹看文案，隶书纸笔几乎没有雷同的人物和笔迹，章法多是天然意外，个体独立性非常明显，如果我们具有严格的精神分析方法，可以看出书法有无尽的自由。但比较楷书之后的草写，只要你进入首笔循入便能顺势猜到下行的路径，全是预先设计的。而隶书不是，除了松弛就是步步意外，这在楷书教育后就基本做不到了，尤其在今天书法熟练的草书均缺少空间独特性，这与思想有没有物外情景有着极大的关系。 如果懂得这种早期哲学和演化守势，不仅能理解中国造型艺术的源头，并且可以参悟到整个民族文化任何物质样式，甚至制度设计，作为基因，它从中枝长出思想启导，在随着民族文明的漫长过程中，转换了自然和人文限定的位置，渐渐成了设定世界的观看，从自由摸索到社会合作趋向，它本身从思维描摹语言导向为纯工具性，命定书法就成为必然。这是语言文字史的考察线路，书法的意象应当是在这样的前因里考察的，而书法艺术内由的审视评判无论在哪个时代，如果脱离这个基本前因，很难在精神高位上欣赏书法里潜藏着的灵魂和躯壳脱变的流程。 归结来说，汉字书法历史的双重属性的转变方向，就是先由意识主宰笔划，再到笔画规定意识这样反转，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反转，属于汉字书写要了解的进化史的线路。至于书法艺术史线路分辨：书法艺术是否同时具有双重复杂交织的命题，应当结合汉字起因带入推想，尤其在当下的现代性里可以自由论争，书法本身就是东方式的命题，东方有现代，书法也有现代，这是逻辑。从甲骨文到隶书这些辉煌的不同代际，我们可以参考，他们是汉文化原先生动的思想史所产生的，本文无意再多去描述，供读者一起自己去想象，但是可以肯定它们体现的自由与约束是超越现象理解的，远比楷书之后的书法更加崇高。我在《书法现存观念质疑》一文里提到：现代书法第一层理由是脱离了古代制度命题，标准化就消失了，今天作为仿书法时代，社会的内生需求及其微弱，书法就需要从本质上去调整语言时态观。我揭示汉字出生的运动生长，不是宣扬回到原始书写图腾，而是揭发基因催发着时代生态性的可能，理解这层关系对书法艺术精神复现具有启发的意义，我将在另一个当代艺术专题里讨论。 现在我们看出王羲之时期已经消失了汉字的前因，因而在史际交接成功地将笔法彻底标准化，这是书法史的进化意识，维从对知识教诲所需要的框架里去定位，以因循的方法铺设文化路径，然而对华夏思想缘起断断续续的陌生感，对磨练的过程轻描淡写，避讳对矛盾的潜在元素作解释，是中古玄学以来养成的知识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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