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功：碑和帖没有谁低谁高的不同
这两个字需要解释一下。什么叫碑？碑本来是一个矮的石头，在什么上用呢？是坟墓前面立这么一块石头，原来是为拴绳索好把棺材放到坑里去，这个用途先不管它了。这块石头桩子上刻上字，说明这是谁的坟，就是这么一个意思。后来又扩大了，这人活着给他立个碑，因为他在这儿做过官，拍这个官的马屁，歌颂他这个官怎么怎么有德政，然后是又怎么样，这么一个纪念性质的碑，这上面刻着的字就是碑文。为什么在这上刻字，就是为让过路的人看明白，这是为谁立的碑。这样碑上的字尽力要写得让大家都认得，都是当时通行的大家公认的字。
在最初写这碑的人并不一定是什么名家，什么书法家，什么学者，什么官，把它写清楚了，就行了。如果写出来人都不认识，那就麻烦了，就会发生误会，所以碑上的字呢，都是当时正规的字体。到了唐朝初年，唐太宗爱写字，学王羲之，他就写行书字，他可能不大会写楷书字，或者他写楷书字不是他的拿手好戏。他写了两个碑，一个叫做《温泉铭》，一个叫《晋祠铭》，就用行书字书写。他的儿子李治也用他这个字体给许多大臣写碑，也都是行书字体。唐朝初年，李世民父子都用行书写碑，这是用行书入碑的一个开始。武则天为她的面首（什么叫面首呢？就是她的情人吧）张昌宗立碑，说张昌宗是王子晋的灵魂脱生的，就在东山这地方把传说是王子晋的坟给挖出来了，挖出来一瞧，也不能证明是王子晋，就在那儿立了个碑，叫《升仙太子碑》。是完全用草书写的，被称为草书写碑的开端。从这以后，抄写书，抄写文章，抄写佛经的论，都用草书来写。孙过庭的《书谱》是草书写的，慈恩宗的那个法像那些个论都是草书。虽然有这么一个时代，有这么一个风气，就影响一段时间里的字体。但是，碑还是以楷书为主要的。为什么？他要写了行书草书，就失去了广大读者认识的作用。
后来赵孟頫写楷书总带点行书味道，他不是一笔一画死猫瞪眼的那种楷书字，就是六朝的造像那种方头方脑的字。再后来特别是清朝末年，就特别提倡写碑，这个碑就是方头方脑的字。把写碑的叫碑学。打阮元起，就是道光年间，就有这种提法了。后来像叶昌炽，像杨守敬，一直到康有为，都是讲碑字好，是至高无上的，完美无缺的。其实碑字本身的历史也有变化。原来是楷书字，后来有行书字，有草书字，那碑字并不能纯代表六朝的那些字体。可是他们这些讲碑的，难道碑上字都是标准的吗？那么武则天的“升仙太子碑”他怎么看？《温泉铭》、《晋祠铭》又怎么看呢？所以他叫碑学，这种说法本身就不完备，逻辑就不周密。
什么叫帖？帖本来是一个“字条”。北京话叫便条，随便写的小纸条。我给某人写一个简单的小便条，说我什么时候有工夫，咱们什么时候见个面，就这么几句话，这种东西的名称叫“帖儿”，原是给朋友看的，不是郑重其事的，是很随便的。六朝时，流传下来许多王羲之的字条，三行两行，甚至一行也有。有的“帖儿”甚至是给某人写一封信送去了，他要是个大官呢，就在那信的尾上给你批回话，比如人家说请你来一趟，他批“即刻去”三个字，也就是答复那个意见。这种东西叫“字帖儿”。这种东西本来和碑不是一回事，碑本来是让人认识，起告诉别人作用的。字帖呢，无所谓。咱俩你写给我我写给你，两个人心里明白，心照不宣。多草的字，只要这两人认识不就完了吗？
那么帖流传下来就一张纸片，很容易丢失。唐太宗喜欢王羲之的字，就搜集王羲之的字。其实打梁武帝那儿已经就喜欢搜集了。零七八碎的条给他裱成这么一个卷儿。由于有这么一个帖，一丈多长，是王羲之写给四川一个地方官叫周甫的信，开篇有“十七日”，写的是日子，今儿个几号，后来管它叫《十七帖》，这就不通了。不是十七张字帖，而是十七日写的帖儿，起头一个名就叫做十七帖。这东西是许多小字条儿，两行也有，三行也有，就打那儿起就有好些帖了。到宋朝有《淳化阁帖》，就是把许多的六朝人的字，汉朝人的字，还有仓颉的字编在一起。有的是假的，胡给你凑上的。这个东西原来是淳化年间刻在阁（皇帝秘密藏书的书馆）里的，叫《淳化阁法帖》。后来简称为《阁帖》。这里摹刻了许许多多连真带假的古代人的字迹。《淳化阁帖》刻得既潦草，翻刻的又很多，越来越多，后来就说它没有一个刻得好的、逼真的、表现很美的那种字，都是大路货。所以这个碑和帖的问题，并不是说帖就是低的，碑就是高的；也并不是说王羲之那个时候一定都得写成那个方头方脑的字才是王羲之。说《兰亭序》是假的，前一段时间不是有过辩论吗？有人说它是假的，就是因为它的字不是方头方脑的。这个咱就不谈了。
碑和帖的作用就是这样的。并不一定写碑就是高尚的，就是正统的。有人把碑上字拿来写信，写便条，那非常可笑，一笔一画地写，写了半天，人说你怎么这么费劲呀？还有清朝有个人叫江声，他干脆给人写信都用篆书。给他的一个听差写个条，让听差的买东西去，他用隶书来写；让大师傅去买菜，开个菜单，大师傅说你这是什么菜呀，我不认识。他说隶书呀，就是给你们奴隶们看的字，你们连隶书都不认得，那你不配给我做奴隶、做大师傅。江声就有这样一个笑话。你说我写个便条“请你来一趟”，这五个字都要写得跟六朝造像碑一个样，那算干什么呢？帖本来就是两个人认识，朋友之间，熟人之间互相写，我写得再草，写成密码，只要他认识不就完了吗？当然，写这种帖的草书便条也还有一个共同认识的标准、习惯。
所以碑和帖没有谁低谁高的不同，只有用途上的不同。
实用跟个人爱好，跟个人偏好，那是两回事。比如字，我们现在说写美术字，写招牌，我写美术字，那更有自由了，你爱什么写什么，但是写美术字我得先拿尺子、铅笔画出道道来，哪一笔怎样，得画出美术字体的效果。反正我给别人写个信，写个便条，我不能用美术字，用美术字太费时间了。我不反对个人对艺术风格的爱好，我也不反对对于某个古代的某种不成熟的，或者在成熟过程中所经过的某种字体的偏爱，但是我们不能拿我所爱好的一种东西强加于人，说你必须这样才高级，那样就低级。
启功先生乘公交：“太挤了！”
据启功弟子们所编《想念启功》中的《启功老爷子如是说》，启功去世前两年，两次提到自己的“白话诗”（指旧体诗词）可以传世。他说“我最得意的八篇是‘挤车’”。这是指《鹧鸪天·乘公共交通车》。这八首词早在刊布之前就在诗词爱好者之间广为流传了，我仍记得初读时捧腹大笑的情景。这组词的成功，来源于他把普罗大众都有的体验用形象、生动、幽默的语言表达出来，这类题材在新诗中是很难表现的。
——摘自王学泰 《鄙人也有驴肝肺》
组词中有位腿脚不济和心急火燎等待回家的北京老人，八首诗都是从他的视角来写的。
其一（写在车站等车不至）
乘客纷纷一字排，
巴头探脑费疑猜。
东西南北车多少，
不靠咱们这站台。
坐不上，我活该，
愿知究竟几时来。
有人说得真精确，
零点之前总会开。
其二（写许多车一起来，老人无所适从）
远见车来一串连，
从头至尾距离宽。
车门无数齐开闭，
百米飞奔去复还。
原地站，靠标竿，
手招口喊嗓音干。
司机心似车门铁，
手把轮盘眼望天。
其三（写车上人多，车门刚开即闭）
这次车来更可愁，
窗中人比站前稠。
阶梯一露刚伸脚，
门扇双关已碰头。
长叹息，小勾留，
他车未卜此车休。
明朝誓练飞毛腿，
纸马风轮任意游。
其四、其五（写上车后对拥挤的感受）
铁打车箱肉做身，
上班散会最艰辛。
有穷弹力无穷挤，
一寸空间一寸金。
头屡动，手频伸，
可怜无补费精神。
当时我是孙行者，
变个驴皮影戏人。
挤进车门勇莫当，
前呼后拥甚堂皇。
身成板鸭干而扁，
可惜无人下箸尝。
头尾嵌，四边镶，
千冲万撞不曾伤。
并非铁肋铜筋骨，
匣里磁瓶厚布囊。
其六（写到站了，老人着急，越挤越下不了车）
车站分明在路旁，
车中腹背变城墙。
心雄志壮钻空隙，
舌敞唇焦喊借光。
下不去，莫慌张，
再呆两站又何妨。
这回好比笼中鸟，
暂作番邦杨四郎。
其七（写老人被人推挤下车）
入站之前挤到门，
前回经验要重温。
谁知背后彪形汉，
直撞横冲往外奔。
门有缝，脚无跟，
四肢著地眼全昏。
行人问我寻何物，
近视先生看草根。
其八（写车站站牌挪位，老人近视找不到站牌）
昨日墙边有站牌，
今朝移向哪方栽。
皱眉瞪眼搜寻遍，
地北天南不易猜。
开步走，别徘徊，
至多下站两相挨。
居然到了新车站，
火箭航天又一回。
尊碑抑帖是阮元、康氏人等不知书的又一个例证。 拜读启功老的---。颇像当年的332路。 启功又不懂碑，他不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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