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院书法初探——方栋楚书法选
本帖最后由 纪伟 于 2016-8-21 11:44 编辑方栋楚艺术简历
方栋楚，字半渔，号耕墨斋主，师从朱豹卿先生。
西冷印社特约书画（篆刻）家、中国文化艺术发展促进会会员、中国楹联学会会员、浙江省书法家协会会员、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特聘书法教授、浙江省第一届“兰亭奖”中小学生书法大赛省评审委员会专家组成员、绍兴市政协墨华书画院常务副院长、绍兴中山书画院院长。美术报陈振濂书法名家工作室成员。
书法作品多次获奖，并录入大型典藉，被中国美术馆、宋庆龄基金会办公室、《中国文艺》杂志社、中国人才研究会艺术家学部委员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书画百杰邮政明信片编委、台湾禹帝宫、各级档案馆、图书馆永久收藏。
艺术简历光盘《AS-2462》进入国际互联网向全世界公开展示，书法作品由多家拍卖公司拍卖。
撰写并发表的书法理论文章有《浅论书法作品的视觉美》、《中国书法抽象美》、《王羲之书法作品赏析偶得》、《习书举要》、《禅院书法要义初探》。并编著《书法讲习举要》校本教材等。
曾多次随团出访港、澳、台，作品受到广泛欢迎。
成功举办《翰墨颂甲子》个人书法展，西冷印社出版的《方栋楚书法集》由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方氏书法飘逸潇洒、热情奔放、静止的作品中充满生动灵秀之精气，无声的书写间溢出琴瑟悠扬之韵律。 本帖最后由 纪伟 于 2013-6-7 00:29 编辑
灵·正·圆
----禅院书法要義初探 方 栋 楚
习书久了，又任绍兴市佛教协会理事，便有方外友人嘱我为寺庙题联写碑。自此，我的书法研创便与佛寺佛法结了缘，自觉地关注起“书”与“佛”的因缘。书法与佛教的缘分，可谓溯远流长。书法与佛教的关系，前人之述备矣，自然无须我叨叨赘言。只是，禅韵悠悠，墨香淡淡，伴我多年，一点灵犀，让我从中悟出了书法“灵”、“正”、“圆”三字， 又将这三字融入笔端墨迹，镌于禅院佛殿。这一番体悟，似可一一诉来，向诸位同好请益，以求磋磨成器。一、天人合一孕“灵”机“天下名山僧占半”，山林与佛寺似乎有天然的因缘牵系：钟灵毓秀之地，少不了禅院浮屠，僧众在此洗心涤尘；即便不是名山大川，只需有高法大德，在野岭荒山，借得一峰半谷，结庐建寺，久而久之，这一方山水，便也蜕去粗陋、蘊纳灵气。正可谓：山林因佛寺而有了禅性，佛寺因山林而悟了灵机。寺庙的建筑也往往很有意味：依山而建，顺势而延；围墙低矮，中庭坦荡；殿堂高敞，僧居简朴；少了些封闭的门，多了些通透的窗。这样的寺庙，不是山林间圈地自囚的“异物”，而是与山林无痕衔接的浑然天成。南朝吴均诗云：“云从窗里出，鸟向檐上飞”。这样的寺庙山居，不正是“天人合一”的最佳诠释吗？因而，留墨镌刻在寺、殿、塔、亭、碑、壁、柱、楣的书法艺术，也须得一个“灵”字，必须融入这个“天人合一，在行笔走墨之间，体现出自然灵机。仓颉观鸟迹而造字，这虽只是个神话，但正揭示出汉字的本源与本质：作为唯一的一种以形表意的文字，汉字天然具有艺术性。汉字书法的产生是必然的，书法艺术的巅峰必然是“天人合一”，以人心悟“天工”，以手中笔墨，书自然灵机。因而，书法用于佛寺，当仰望行云、俯瞰流水，远眺白云出岫、宿鸟投林，近听春笋破土、群蚁细语……纳天地于胸臆，而后才能运墨挥毫，在纸上再造世界。书者理应保持一种超然状态：超然于物外，摆脱羁累，去掉壁障，顺乎万物自然之性，而不加以人工矫饰之力的返朴归真。佛寺中的书艺，究其本质，是书者主体对自然客体的本能天真的反照和至情至性的重构。《老子》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法如是，佛法如是，书法亦复如是。佛寺书法，讲究笔随意走，用墨翩然，气韵灵动。它不强求扑拙，不矫尚张扬。如果以书法名帖为例，王羲之的《兰亭集序》自然是清丽流动，但谈玄放诞的魏晋风气，不免使王羲之过于专注自我内心，对自然的观照便少了份天真烂漫。《兰亭集序》固然是书法圣物，但其书意与佛寺庙宇并不契合。时代嬗变，进入工业文明时代，近代科技的发展，使得人类社会以几何层级的速度发生巨变。人类的智慧使人类发明出足以开天辟地、移山填海的利器，但可悲的是，人类的智慧并不足以控制自身日益膨胀的贪欲野心。于是人类昂昂然自封为“万物之灵”，肆无忌惮地向自然予取予求。其后果，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并深受其害：资源枯竭、物种灭绝、环境污染、灾害频仍……人类走上了与自然背道而驰的不归之路。人类本是自然的生灵，现在却成了自然的叛徒。这是“人”的“异化” ！这种“异化”最具代表性的产物，就是人类城市。城市是人类文明的主要组成部分，城市也是伴随人类文明与进步发展起来的。城市的出现，是人类走向成熟和文明的标志，也是人类群居生活的高级形式。然而时至今日，越来越膨胀拥挤、过度扩张的城市，正在与“自然”背道而驰，正逐渐将城市本身以及城市人类“异化”为自然的敌人。当潜藏于人类基因深处的对于“自然”的本能渴求勃勃生发时，人类就会逃离城市，即使只是暂时的“偷得浮生半日闲”。逃往何处去呢？逃往荒原、逃往野地、逃往山间禅院……佛寺便以“天人合一”的慈悲，包容了这些“城市叛逃者”抑或“自然回归者”；而留存于庙宇各处的佛教书法，也将以其独特的“灵”机，打动人心、孕育善果。唐代诗人常建《题破山寺后禅院》诗云：“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正可书于此时此景。二、明心见性守“正”道刚说到佛家书法的“灵”，这个“灵”，是灵动的生机，是活泼的天真，不能将其误解为飘忽或奇诡。因为，佛家书法还重一个“正”字：文思正、笔意正、间架正。这个“正”，根源于佛法禅心的“正道”。近些年来，有一种观点颇有市场，也曾几番在各种媒体上引发热议，似乎渐成共识，这种观点就是“中国人没有信仰”。在当今物质文明快速发展的时代，人类的物质欲望被无限扩大和极大满足，精神信仰似乎确实“退居二线”、渐趋落寞。近来的一些社会现象、热点事件也似乎正成为这种观点的有力佐证和最佳注脚。于是，忧国忧民之士痛心疾首，大声疾呼要“重建中国人的信仰”；愤世嫉俗之人则将一切社会问题都归咎于此，大呼“礼崩乐坏”、“国将不国”。连国外媒体都来凑热闹，有美国智库之称的兰德公司抛出了《兰德公司报告：2020年中国将成为世界最穷国家》的报告，妄言“中国人是世界上少数没有信仰的可怕国家之一”，“中国人的价值观建立在私欲之中”，“中国人的生活思想还停留在专注于动物本能对性和食物那点贪婪可怜的欲望上”等等，更由此断言：中国必将很快衰落，沦为最穷的国家。是“醒世警言”还是“危言耸听”？没有信仰当真这样可怕吗？确实，没有信仰就没有敬畏之心；没有敬畏就是不知自律、没有原则；普遍性、社会性的信仰缺失，就会导致社会的无序化。但是，中国社会真的是一个信仰缺失的社会吗？我们能因为一些负面现象就断言“中国人没有信仰”吗？对此，我不敢苟同。狭义来看，信仰可以认为是宗教信仰。“举头三尺有神明”，中国人的信仰观包罗万象，天、地、君、亲、师、佛、道、儒、祖先以及各司其职的众多鬼神，都是中国人的信仰对象。既有有“子不语怪力乱神”、“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的远神者无神者，又有“见庙烧香、见山拜山”的多神者实用者……我们是世界上宗教信仰最不偏执的民族，但也是宗教信仰的最大宽容者。那些认为“中国人没有信仰”的人，其实是受某些排他性强的“一神教”宗教思想的影响，从而将中国人的“泛信仰”等同于“无信仰”。事实上，中国人的“泛信仰”恰恰是华夏文明优越性的体现，至少，可以让人们大感欣慰的是，中华民族及其信仰文化的这种罕见包容性，决定了它不会产生出“狂信徒”、“ 原教旨主义”、“宗教极端者”。中华文化这块宽厚博大的土地上，不会生长出扭曲畸形的果树。广义而言，信仰可以被认为是个人所认同和奉行的一种行为准则，是人的价值核心。这种信仰没有仪式，没有典章，它是内化在每个中国人的言行中的。我这里随口说出几个道德价值概念，估计每个中国人都知道，比如：“慈悲”、“报应”、“作孽”、“罪过”等等。即便是一个目不识丁的老太太，她没听过什么叫“宗教信仰”，也不懂什么是“道德价值”，但她会说“菩萨在看着呢”，她会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她还会据此评判是非、取舍利弊。这就是每个中国人的道德信仰。中国人是有信仰的。中国人的信仰，是生活化的、世俗化的、大众化的，是充满“人间烟火味”。华夏文明的信仰之河浩浩汤汤、源远流长，我们可以上溯到汇入其中的每一条支流。刚才举例的那几个词语，就来自其中一条思想支流——佛教。佛教东传中国，犹如河流汇入大海，与华夏本土文化互相碰撞互相影响，经过互斥互融，博大厚实的华夏文明以“海纳百川”的气度，最终吸纳包容了佛教思想。原本繁琐的佛教理论、严格的佛教戒律，最终被自由度高、本土性强的中国世俗化佛教文化所代替。在摒除其政治性和极端性后，佛教思想保留了“真”与“善”，成为中国大众道德信仰的一部分。历经历史的动荡、时代的变迁、社会的发展、文明的冲突，必须承认，当今中国，社会道德体系、个人价值取向，确实处于一个困惑、失焦、混乱的“胎动期”。在这个特殊时期，具有扎实广泛的根基的民间信仰，就是孕育出新时代道德核心的肥沃土壤。尚真、崇善、守正的佛教戒律，就是“法”，就是“道”。“ 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就是每一个人的立身自持之道。佛寺山门广开，人们虔诚叩拜，是善祷善祝，，更是扪心自省。佛法守正道，书法也自当如此。我曾反复研习寺庙楹联，比如：“多闻正法，以广目光；增长善根，而持国土”、“天下事了犹未了何妨以不了了之； 世外人法无定法然后知佛法法也”、“ 尔来礼拜乎？须摩着心头，干过多少罪行，向此处鞠躬叩首； 谁是讲经者？必破出情面，说些警赫话语，好叫人入耳悚神”、“ 一屋一橼，一粥一饭，檀樾膏脂，行人血汗，尔戒不持，尔事不办，可惧可忧可嗟可叹；一时一日，一月一年，流光易渡，幻影非坚，凡心未尽，圣虹未圆，可惊可怕可悲可怜”……细品联语，亦庄亦谐、或讽或劝，怎样的书法方堪匹配？反复琢磨，非 “正”不可。山有钢骨，水添柔性；松有铁干，风送柔韵。天地有灵机，人心守正道，刚柔相济，才是佛教书法之道。唐代著名书法家虞世南练书法时讲究“收视返听，绝虑凝神，心正气和”。佛家书写时，书者更将就“入禅”、“入定”，切断感官对外界的联系，以排除来自外在和内在的干扰，使意识集中到一种单纯的、空明的“本心”状态，让“本心”的领悟归复到清净的佛性中，而后通过参差错落、救差补缺、调轻配重、浓淡相间等艺术手段的运用，使笔下书艺达到“中”、“和”、“正”的平衡。欣赏这类书法的人，亦可以书法沟通禅意，明心见性，反躬自省，持戒守正。如果以书法名帖为例，颜真卿、柳公权之书，以刚健遒劲著称，它们的“正”意，来源于“力”，多了份倔强不屈之气，与佛教书法不相协调。佛教书法的“正”，来源于“善”，多了份从容坚定之意。三、与世和合证“圆”满除了“灵”与“正”，佛教书法还须有一个“圆”字。佛教书法的“圆”，取意与佛法禅心的 “圆”。欲说“圆”，先明“正”。千百年来，儒、释、道三种哲学思想互相影响、和合化生，成为每一个中国人的思想之源。儒家更重视道德的自我修养和厉行，儒家的“正”，是耿介不阿，是矫矫于世，不苟且不媚俗。孔子用“二元论”的思考方式，将世界一分为二：非白即黑、非正即邪、非君子即小人。这种高标准的“正”，令人肃然起敬，又不免敬而远之。道家的“正”，则是辩证唯心的，往往不理会现实社会的普遍价值。某种意义上说，道家不讲正邪与是非，而论“生”与“死”、“我”与“非我”，它上求“天道”，而弃绝“人道”。《老子》云：“ 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此三者，以为文不足。故令有所属，见素抱朴少私寡欲。”这样看来，道家对于社会秩序、法理人情往往存有蔑视的态度。而佛教的“正”，与儒家、道家不同。上面说过：佛教的“正”，来源于“善”，来源于“大慈”“大悲”之心。佛家广开善门，慈航普济，讲求“天下无不可渡之人”、“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佛家的“正”，是与世和合，是圆融不弃，是内方而外圆。受此禅意的影响，佛教书法也同样应具有内方外圆的风格。它须得体现出从容庄严的气度，不倔强、不决绝、不凛冽、不瘦硬。书者运笔宛转、走墨圆滑；观者平心静气、怡然自得。佛教与佛教书法，相辅相携走到今天，时代赋予它们更多的意味。从佛教来讲，慈航普济的弘法修持被赋予了社会慈善公益功能。佛教参与社会公益慈善是由来已久，古时有佛教门下的“悲田院”、“福田院”、“孤独园”、“无尽藏”、“长生库”、“解典库”、“功德林”等慈善公益专门机构，为社会养老、孤儿、救灾、济贫、收容难民、赈灾等情况提供救助的。今日佛教各种慈善功德会、基金会应运而生，积极参与社会慈善公益事业，形成国家社会慈善的有益补充，并被社会所肯定、所认可。慈悲济世，以“出世”为心，以“入世”为行，佛教是圆融世间与出世间的重要途径。因而佛教书法也必然少了几分出尘清逸之气，多了几分和合圆润之意。“上善若水，厚德载物”，深厚圆润，平和自然，才是佛教书法的气质。再进一步思考，在众多信徒的精神世界里留下书家文化思想的足迹，也是以文化人推进社会和谐的实践之举。当代书法家赵朴初先生，是一位佛家居士，他的佛教思想是“人间佛教”，讲“慈悲”， “上求佛道”， “下化众生”。他的书法就是当代佛教书法的代表：：方正郁茂，宽博厚重，如泰山后土；深厚圆润，舒展平和，又如浩荡大江。正是我辈学习的典范。二O一二年七月 方栋楚书法 方栋楚书法 方栋楚书法 方栋楚书法 方栋楚书法 方栋楚书法 方栋楚书法 方栋楚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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