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书家评论系列·叶华洲】碑帖互参的奥理——谈叶华洲的碑帖融合关系
【当代书家评论系列】》》》碑帖互参的奥理
——谈叶华洲的碑帖融合关系
文/贺进
在中国书法史中，对于“碑”和“帖”似乎永远有那种若即若离的“暧昧”关系。
到底哪样为“碑”？哪样为“帖”？这是一个有关黑与白的争论焦点。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黑底白字就是碑，白底黑字就是帖，这是黑与白的颜色组合给大家的常态认识。那么对于碑帖的界定只有让颜色去“伯仲”？未免有些牵强。如以上的观点成立，那么对于刻帖到底是碑还是帖呢？这个问题就复杂了，复杂之处就在这是超越黑白关系的界定法则。于是又有人更加以大概念去界定碑帖，以书体去划定关系，无论黑白，无论书写材料，楷体就为碑，行草体就为帖，这样的方式解决了刻帖的问题，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又如此纷繁。关于碑与帖的关系太“暧昧”了，真是“理不断情还乱”！
然而对于更多的书家来说，在实际训练中将碑与帖相融合，这也是一个很难处理的关系，或者说擅于写帖的人能够兼擅写碑吗？问题反之亦然。我们都很清楚，历史上出现碑与帖的分水共有三个时期，一是魏晋，魏晋之前，尤其是秦汉，大多都是碑，大篆体系复杂多变，直至秦统一之后长达多年的统治，留下来的书法作品也是以碑的形式来呈现的，即使蔡伦发明纸之后，我们见到的墨迹作品也是寥寥无几，如果有留下来的墨迹无非也是糊涂乱抹的“戏笔”而已，而且其材料也多以布为主，所以在魏晋之前的几百年都是碑一统天下的时期。魏晋前后，帖开始盛行，直至南北朝之前，大量的手札作品让我们认识了帖的原始魅力，那种以毛笔的刻画所表现的书法艺术至今成为典范。南北朝之后，北夷民族开始以魏碑的形式又将碑发挥到极致，北碑又是碑的一个鼎盛期。此后，碑与帖互参，互相取长补短，鼎盛一时。唐是这一表现的重要时期，有唐碑，也有行草表现的帖，至宋，有刻帖的表现形式，正式刻帖的形式，混淆了碑与帖的关系。此后，至明清，大胆创新的书家开始研究碑与帖的互相学习，常年浸淫于帖学研究的学者开始挖掘碑的独特魅力。这是我们熟知的历史上出现碑帖分水的情况。我们再来回答此段开端提出的问题，对于大家来说，碑与帖兼得真的是很难吗？似乎也未必，对于有天性的书家来说，他能很明晰的去分来两个体系去学习，碑就是碑，帖就是帖，分开去研究、学习。也有将碑融入帖学笔法的，反之亦然，这样的训练方式让书法呈现出一种新的面貌出来。
我们来谈一谈叶华洲的碑帖关系，叶华洲是擅于帖的创作的，我们看他的作品大多以帖为主，尤其是行草书，他深研帖学之奥理，从二王手札到孙过庭《书谱》再到明清行草，他都是有所表现的，这种表现来源于他对帖学的系统学习，他将帖的精华融汇于自己的个人面貌表现中，以正统的帖学笔法来进行深入表现，这是大多数当代书家所采取的形式，这是由于他对帖的理解有了自己的认识，所以在他的笔下有相当自信的表现形式，无论是点画还是章法布局，都很精到，完全深入帖学体系去创作对于叶华洲来说不是难事，以至于他能够更加深入地理解到点画位置关系的表现，我们看他的行草书作品，尤其是单个字组的表现，都能将帖学的粗细表现、长短线关系、墨色变化等关系都能运用自如，从正统的帖学中来，又为我所用，这是熟练的训练达到的效果。所谓熟练，一是原来大量的练习，二是对帖学的深入研究，这两点他都达到了，所以他能以精准入帖，又能以真准出风格。
对于帖学表现他有自己的一套方法，那么对于碑的表现他照样有自己的深入理解，通过他的作品能够看出，他对北碑是有一定的掌握能力的，尤其是《张猛龙碑》、《始平公造像》、《爨龙颜》等北碑，他一定是有过长期训练的，除此之外，他还将唐的褚遂良、欧阳询等碑刻有自己的训练方法，在这两种碑学表现中互相关照，将唐碑之细腻用笔运用在魏碑笔法中，开创出一种既有苍茫又有精准的用笔方式，使得他的作品有几分味道。这种味道还来源于他能将帖学的笔法运用在碑的笔法中，这是难能可贵的。
我们刚才说到他将帖学融入到碑学的学习，那么对于叶华洲来说，他是否能将碑的用笔运用到帖的创作中呢？答案是肯定的，我们看他的行草书作品，当然是以帖的表现来完成的，但是仔细去看的话，他的用笔不仅仅是帖的用笔方式，他能将碑的用笔完全运用在帖的表现中，这种方式让他的帖更加厚重，摒弃了大多数书家写帖的那种浮漂的用笔，也摒弃了单一用笔的表现形式，所以叶华洲在某种程度上深入理解到了碑与帖的用笔与表现，所以在他的作品中有了更加高级的表现。
碑与帖这两种体系，完成了对中国书法的诠释。我们需要理解的只有对这两种体系进行深入体悟，只有深入才能为变，为用。我不敢肯定的说叶华洲在这一点上做到了极致，最起码他明白这两者的关系，他的这种方法不失为其他书家提供了一种学习方式，仅此而已。 {:1_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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