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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当今书法创作“图画化”弊端产生的原因大约有四方面：一是对书法的本质认识不清，缺乏指向明确、气度纯正的理论支撑和文化诠释。书法是线条艺术，有着极为丰厚、高迈的审判内涵。线条要有厚度、有立体感，线条的运行要有节奏，线条与线条之间要有虚实相应的连贯等等。这些要求是最基本的，如果背离了这个根本，一味争奇斗怪，比拙竞丑，急欲表现自我，或改弦易辙，纵横捭阖，择“时尚”而亮相，那就不是创新而是旁门左道了。二是对书法形式问题上的理解也处于知觉阶段。为破除旧有的形式观念而进行多方面的尝试是无可厚非的，问题在于一些书家肤浅地将创新理解为对旧有形式进行改头换面的表现，而缺乏进一步从书法的本质入手进行深入体认和理性归纳的能力，不知道应该摒弃什么、发扬什么，于是就出现了机械的生搬硬套，把书法的线条孤立地与绘画形式拼凑在一起的做法。要知道书法是写字的艺术，其中两个最基本的要素是“写”和“字”，它必须是“写”，而不是“来”和“制作”，必须是“字”，不要汉字不行。有人凭着自己的情绪在纸面上进行毫无艺术规律可言的涂抹。这种行为其实是对艺术本质的漠视，是虚假矫性的“表现”。三是在当今书坛激烈竞争的氛围中，容易滋生浮躁心态，求新求变的欲望迫切，不能扎扎实实地深研传统。须知传统是创新的基础，创新是传统的生命力，若没有扎实的传基石，又如何能在创新的激流中生态？有的书家面对丰赡玄奥的书法理论和各种碑贴学问，不自觉地产生了避难就易的想法。四是缺乏综合的艺术修养。书法艺术的审判原则是几千年的传统积淀而成的，创新并不是毫无目的地追求怪异，它不仅要符合艺术本身的发展规律，更要体现出深层的民族文化心理和审美意识。创新需要具备历史文化厚度、时代审美广度，个人思想深度相糅合的艺术思想，书法家只有在此基础上进行不断总结、深化，才能不断创造出自我风格。中国书法艺术所体现的“大美”是在追求天人合一的审美理想中逐渐完善的。书法艺术也表现“丑”，但这种丑是不加雕饰、洗去浮华的纯真质朴的流露，并非刻意而为。否则就会堕入到黄庭坚所说的无法可医的“俗”的境地之中。什么是“俗”？过甜、过怪、过丑都属俗格。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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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贴子最后由聊可聊聊在 2005/05/19 10:57am 第 2 次编辑]随想：
读完通篇文章后，心里隐隐浮出一些碎片：
----认知世界、认知自己、认知艺术的过程中，每个人都在探寻着自己的路。而这条路上，能够有多少同伴同行，每个人都不知道、也都想知道；和你同行的人多了，你快乐不孤独；和你同行的人少了，你寂寞同时也要经受着那被冷落的凄苦。---这是在个人方面。
----作为人类的发展，共性多的东西，推动着社会，多数人的需求，总占满着很多空间。而作为个体空间的人，看清自己所需的空间了么？
----若感性是水，那理性就是载水的物；没有水，缺少一种动感和活力；没有载水的物，一泻而出，玩的东西没有了。
----写文字写书法做人做事，都是一样，过分倾倒地，可能就是一堆垃圾；不能喷涌而出的，可能就没有生命；你看到自己载水物有多大么？
----也许我会错过生命中的许多风景，但我一定要至始至终选一件我从心里喜欢做的事；用感性和理性的剑挑动生命的血。
-----心，又能够涨开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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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绘画的商品化问题（作者：华彬）（1）
纵观整个古代绘画史，我们在无数的绘画典籍中绝少能发现与经济有直接联系的议论点评和著录，更不用说是肯定性的论述了，究其原因，与中国古代艺术所依托的绘画思想是息息相关的。
中国文人士大向来回避有关经济这一敏感问题，认为牵连到钱这类欲气之物必会玷污他们高洁的品行，文人画家也反复强调自己是不言利的业余爱好者，因此撰写中国绘画史的文人自然极小汲及这类问题，这给研究艺术社会史方面的课题带来不小的困难。
在士大夫看来，绘画只是“笔墨小技”，最为要紧的是“品”的高低，其中，“人品”是第一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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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既然“品”是如此的紧要，而在绘画上对于“财”的态度和处理又直接体现了绘画者“品”的高下，所以古代画家在言“财”时自然都是十分谨慎的，而对于绘画作品与“财”的关系基本持否定和忌讳的态度，其中以士大夫文人画家的态度最为强硬。
绘画作为谋生之道由来已久，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专业的民间画工以为人作画收取银钱度日，其中的优秀者甚至为皇室雇佣而成为宫庭画家。但绘画作品真正成为商品并在市集上出售则应追溯到宋代的风俗画。
虽然说整个宋代是文人画与宫廷画、画工画分野最为重要的时期，奠定了后世整个绘画格局的关键阶段，但在宋代，宫廷画、画工画依然是作为主流画派而存在的，甚至于早期的文人画和宫廷画、画工画之间并不存在势不两立的对立状况，而是互为吸收并存的和平发展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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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帖，好帖，追求“新、奇、怪”的书法家应该认真看看。看书学习----聊可聊聊
中国文人的历史，就是一部虚伪史，透过表象看本质最重要。看书学习----聊可聊聊
（3）宋代“崇文抑武”，这一国策经过近百年的贯彻实施收到极大的成效，社会安定，经济发达，城市繁荣，从而导致了市民阶层的壮大，市民意识的高涨和价值观念的转捩。北宋都城汴京和南宋都城临安更是前后相继的两大繁华中心。据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汴京城市商业之盛，大街小巷，店铺林立，勾栏瓦舍，热闹异常。在新的市民阶层产生之后所引发的是新的生活理想和审美理想，宋代的风俗画便是在这样的文化心理背景下获得健康成长的。
当时在汴京城中的职业画家中，以刘宗道、杜孩儿的婴戏风俗画最为名，市民争相购买，后来甚至出现仿制假冒品，为防伪一次性制作百幅而抛售，可见当时画市的繁荣。杜孩子儿的婴戏图多为画院画工购得“以应宫禁之须”。徵宗时的绛州画工杨威工画《村田乐》，常至汴京卖画，“院中人争出取之，获价必倍”。不难看出，当时宫墙内外并无严格划分，职业画家的水平也并不比宫庭画家差，拥有一种相当宽松自由的环境。宋绘画不仅仅是一种谋生的手段，而且作为一种文化和工艺的结合体，它更多地承担了绘画本身的责任，而不是如元、明、清那样，更多的是文化的成分。
如此说来，整个宋代大量存在着画家出售作品的现象。（包括一部分文人绘画）而且在理论上也不存在大面积攻击这一现象的观点和思潮，经济和绘画以十分融洽的状态互惠互存，这一点直到文人画的崛起才被逐渐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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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的《默》读完一堆从各处寄来的新刊物后，仿佛看完了一场连台大戏，留下种热闹和寂寞混和的感觉。为一个无固定含义的名词争论的文章，占去刊物篇幅不少，留给我的印象却不深。
我沉默了两年，这沉默显得近于有点自弃，有点衰老。是的。古人说，“玩物丧志”，两年来我似乎就在用某种癖好系住自己。我的癖好近于压制性灵的碇石，铰残理想的剪子。需要它，我的存在才能够贴近地面，不至于转入虚无。我们平时见什么作家搁笔略久时，必以为“这人笔下枯窘，因为心头业已一无所有”。我这支笔一搁下就是两年。我并不枯窘。泉水潜伏在地底流动，炉火闷在灰里燃烧，我不过不曾继续使用它到那个固有工作上罢了。一个人想证明他的存在，有两个方法：其一从事功上由另一人承认而证明；其一从内省上由自己感觉而证明。我用的是第二种方法。我走了一条近于一般中年人生活内敛以后所走的僻路。寂寞一点，冷落一点，然而同别人一样是“生存”。或者这种生存从别人看来叫作“落后”，那无关系。两千年前的庄周，仿佛比当时多少人都落后一点。那些善于辩论的策士，长于杀人的将帅，人早死尽了，到如今，你和我读《秋水》、《马蹄》时，仿佛面前还站有那个落后的衣着敝旧，神气落拓，面貌平常的中年人。
我不写作，却在思索写作对于我们生命的意义，以及对于这个社会明天可能产生的意义。我想起三千年来许多人，想起这些人如何使用他那一只手。有些人经过一千年或三千年，那只手还依然有力量能揪住多数人的神经或感情，屈抑它，松弛它，绷紧它，完全是一只有魔力的手。每个人都是同样的一只手，五个指头，尖端缀覆个淡红色指甲，关节处有一些微涡和小皱，背面还萦绕着一点隐伏在皮肤下的青色筋络。然而有些人的手却似乎特有魔力。是不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把自己的手变成一只魔手？是不是只要我们愿意，就可以把自己一只手成为光荣的手？
我知道我们的手不过是人类一颗心走向另一颗心的一道桥梁，作成这桥梁取材不一，也可以用金玉木石（建筑或雕刻），也可以用颜色线条（绘画），也可以用看来简单用来复杂的符号（音乐），也可以用文字，用各种不同的文字。也可以单纯进取，譬如说，当你同一个青年女子在一处，相互用沉默和微笑代替语言犹有所不足时，它的小小活动就能够使一颗心更靠近一颗心。既然是一道桥梁，借此通过的自然就贵贱不一。将军凯旋由此通过，小贩贸易也由此通过，既有人用它雕凿大同的石窟，和阗的碧玉，也就有人用它编织芦席，削刮小挖耳子。故宫所藏宋人的《雪山图》、《洞天山堂》等等伟大画幅，是用手作成的。《史记》是一个人写的。《肉蒲团》也是一个人写的。既然是一道桥梁，通过的当然有各种各色的人性，道德可能通过，罪恶也无从拒绝。只看那个人如何使用它，如何善于用心使用它。
提起道德和罪恶，使我感到一点迷惑。我不注意我这只手是否能够拒绝罪恶。倒是对于罪恶或道德两个名词想仔细把它弄清楚些，平时以于这两个名词显得异常关心的人，照例却是不甚追究这两个名词意义的人。我们想认识它；如制造米焦饼人认识米焦饼，到具体认识它的无固定性时，这两个名词在我们个人生活上，实已等于消灭无多意义了。文学艺术历史总是在“言志”和“载道”意义上，人人都说艺术应当有一个道德的要求，这观念假定容许它存在，创作最低的效果，应当是给自己与他人以把握得住共通的人性达到交流的满足，由满足而感觉愉快，有所启发，形成一种向前进取的勇气和信心。这效果的获得，可以说是道德的。但对照时下风气，造一点点小谣言，装张为幻，通常认为不道德，然而倘若它也能给某种人以满足，也间或被一些人当作“战略运用”，看来又好像是道德的了。道德既随人随事而有变化，它即或与罪恶是两个名词，事实上就无时不可以对调或混淆。一个牧师对于道德有特殊敏感，为道德的理由，终日手持一本《圣经》，到同夫人勃谿，这勃谿且起源于两人生理上某种缺陷时，对于他最道德的书，他不能不承认，求解决问题，倒是一本讨论关于两性心理如何调整的书。一个律师对于道德有它一定的提法，当家中孩子被沸水烫伤时，对于他最道德的书，倒是一本新旧合刊的《丹方大全》。若说道德邻于人类向上的需要，有人需要一本《圣经》，有人需要一本《太上感应篇》，但我的一个密友，却需要我写一封甜蜜蜜充满了温情与一点轻微忧郁的来信，因为他等待着这个信，我知道！如没多数需要是道德的，事实上多数需要的却照例是一个作家所不可能照需要而给与的。大多数伟大作品，是因为它“存在”，成为多数需要。并不是因为多数“需要”，它因之“产生”。我的手是来照需要写一本《圣经》，或一本《太上感应篇》，还是好好的回我那个朋友一封信，很明显的是我可以在三者之间随意选择。我在选择。但当我能够下笔时，我一定已经忘掉了道德和罪恶，也同时忘了那个多数。我始终不了解一个作者把“作品”与为“多数”连缀起来，努力使作品庸俗，雷同，无个性，无特性，却又希望它长久存在，以为它因此就能够长久存在，这一个观念如何能够成立。溪面群飞的蜻蜓够多了，倘若有那么一匹小生物，倦于骚扰，独自休息有一个岩石上或一片芦叶上，这休息，且是准备看一种更有意义的振翅，这休息不十分坏。我想，沉默两年不是一段长久的时间，若果事情能照我愿意作的作去，我还必需把这分沉默延长一点。
这也许近于逃遁，一种对于多数骚扰的逃遁。人到底比蜻蜓不同，生活复杂得多，神经发达得多。也必然有反应，被刺激过后的反应。也必然有直觉，基于动物求生的直觉。但自然既使人脑子进化得特别大，好像就是凡事多想一想，许可人向深处走，向远处走，向高处走。思索是人的权利，也是人其所能生存能进步的工具。什么人自愿抛弃这种权利，那是个人的自由，正如一个酒徒用剧烈酒精燃烧自己的血液，是酒徒的自由。可是如果他放下了那个生存进步的工具，以为用另外一种简单方式可以生存，尤其是一个作者，一个企图用手作为桥梁，通过一种理想，希望作品存在，与肉体脱离而还能独立存在若干年，与事实似乎不
合。自杀不是求生的方式，谐俗其实也不尽是求生的方式。作品能存在，仰赖读者，然对读者在乎启发，不在乎媚悦。通俗作品能够在读者间存在的事实正多，然“通俗”与“庸俗”却又稍稍不同。无思索的一唱百和，内容与外形的一致摹仿，不可避免必陷于庸俗，庸俗既不能增人气力，也不能益人智慧。在行为上一个人若带着教训神气向旁人说：人应当用手足同时走路，因为它合乎大多数的动物本性或习惯。说这种话的人，很少不被人当作疯子。然而在文学创作上，类似的教训对作家却居然大有影响。原因简单，就是大多数人知道要出路，不知道要脑子。随波逐流容易见好，独立逆风需要魄力。
我觉得我应当努力来写一本《圣经》，这经典的完成，不在增加多数人对于天国的迷信，却在说明人力的可信，使一些有志从事写作者，对于作品之生长，多有一分知识。希望个人作品成为推进历史的工具，这工具必需如何造作，方能结实牢靠，像一个理想的工具。我预备那么写下去，第一件事每个作家先得有一个能客观看世界的脑子。可是当我想起不是这世界每个人都自愿有一个凡事能独立思考的脑子，都觉得必需有个这样脑子，进行写作才不必依靠任何权势而依旧能存在时，我依然把笔搁下了。人间广泛，万汇难齐。沮洳是水作成的，江河也是水作成的；桔抽宜于南国，枣梨生长北方。万物各适其性，各有其宜。应沉
默处得沉默，古人名为“顺天体道”。雄鹰只偶尔一鸣，麻雀却长日叽喳，效果不同，容易明白。各适其性，各取所需，如果在当前还许可时，我的沉默是不会妨碍他人进步，或许正有助于别一些伟大成就的。
一九三六年十月六日北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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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得住那种寂寞一定非常的强大
走得出那种寂寞
一定非常的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