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临习爨宝子碑
奇姿异态的《爨宝子碑》《爨宝子碑》，全称《晋故振威将军建宁太守爨宝子碑》，东晋义熙元年（405年）立，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出土于云南曲靖县南杨旗田，今存曲靖县一中校园内。碑高5尺4寸，宽1尺8寸。碑额书“晋振威将军建宁太守爨府君之墓”15字；正文13行，满行30字，共336字，字径约1寸；下列题名13行，行4字。碑额、正文、题名均为正书，前后风格一致，体在楷、隶之间。正文末行“立”字下刻有清咸丰二年（1852年）曲靖知府邓尔恒隶书跋六行。跋云：“考晋安帝元兴元年壬寅改元大亨，次年仍称元兴二年，乙巳改义熙。碑称‘大亨四年’，殆不知大亨年号未行，故仍遵用之耳。”邓说不虚，“大亨四年”实为义熙元年。旧拓本无邓跋。
《爨宝子碑》的出土地云南，在东晋属“南中”之地，所居少数民族被称为“西南夷”。与中原和江南相比，此地经济文化相对落后，是当年的僻邑荒郡。宝子一族即为当地土著，且为大姓。其祖辈有史可稽者可追溯到爨习，他是诸葛亮南征时所降服的南中俊杰之一，事蜀后，官至领军。其后相继有爨肃仕于曹魏，爨云仕于北魏，宝子则仕东晋，且官至“建宁太守”，可见，爨氏虽为蛮族，但由于与汉政权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从蜀汉之际始，便接受汉文化的薰染。而且，宝子所辖之地在汉代曾一度成为中国西南边陲的国际交通要道，是中外交通东西往来的必经之地。与内地频繁的交往，中土的文化必然通过各种渠道传至南中，其中包括文字与书法。因此，俨然汉制的《爨宝子碑》出现在南中，初看令人匪夷所思，颇生诧异，但从其历史地理背景加以考察，却在情理之中。
魏晋是书法史上新旧书风的转换期，主要是隶书向楷书和行书转换。这里只谈隶楷之变。在“变”的强风吹刮下，新旧书体的点画和形态均呈现出新的面貌：一方面，旧体的隶书旧得不地道常有楷书的写法；另一方面，新体的楷书新得不完善，时见隶书的影子。因此，新旧杂糅，楷隶相参，是这一时期时代书风的显著特点。只不过因年代的先后和实用目的及书者书艺的不同，具体到作品中，楷隶之间的比重有异而己。有的以隶为体，参以楷法，隶多于楷；有的以楷为体，留有隶意，楷多于隶；有的则楷隶参半，实难定其为楷书或者隶书，《爨宝子碑》便是典型。只因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称此碑为隶书，以后的著述皆沿用此说。其实，我以为这未必很恰当。但既已约定俗成，也只好如此了。
那么，《爨宝子碑》为何会出现这种非楷非隶，亦楷亦隶，楷隶参半的面貌呢？裘锡圭先生在《文字学概论》中说，该碑作者“想模仿八分而又学不像，字体显得很不自然”，我觉得很有道理。
我们知道，在汉字书法发展史上，手写体墨书和刻铸铭文是相对独立，自成系统的，同时又相互影响，彼此制约。从时间上看，手写体墨书总要比刻铸铭文转化得早一些。春秋战国时，篆书向隶书的演变是这样，魏晋之际隶书向楷书的演变同样如此。之所以有这种差异，主要是不同的实用目的造成的。手写体墨书多用于日用文书、簿籍之类，因求简便，在赴速急就的书写过程中，用笔往往草化，并使用俗笔，从而解散旧体，产生新法。开始是少数人，后来使用的人渐多，并加以规范定型，便成新体。魏晋时，经钟繇到二王，楷书已经成熟，即新体已成，并广泛地运用于官府文书和日常生活之中，流风波及南中。虽难见实物资料，但可以推断，《爨宝子碑》前后，南中的手写体墨书当与中原、江南相仿佛，即与魏晋写经、敦煌写经以及钟王一脉书迹相似而后可。即使由于南中地处边陲，通讯远阻，其新体楷书不如中土成熟，但也不至于相差太远。也就是说，在当时的南中，楷书（即使尚存隶意）已是社会各层在日用生活中的通用字体。因此，《爨宝子碑》的作者能作楷书是毫无疑问的。
刻铸铭文则不同，它的主要目的是实用，或是门生故吏为其府主立碑或是子孙后嗣为其祖辈伐石，既欲昭示于众，又望传之久远。因此，为表其敬意，示其庄重，多采用古体字。这是中华民族由长期积淀而成的崇古意识在汉字书法上的反映。故尽管当时楷书新体书风炽烈，此碑却仍沿续汉代以来的传统以隶书作为正规书体。刻铸铭文在字体选择上的保守性，便约束了它向新体转换的速度，而总要比手写体墨书慢一拍。而且《爨宝子碑》前后，旧体隶书既已不再是公私往来文书的通用字体，习者日少，隶法渐趋衰微，故《爨宝子碑》的作者不善隶书，亦不言自明。
因此，《爨宝子碑》的作者以楷书新体之法强为旧体隶书之体，只能状其仿佛，其结果便是不伦不类，非楷非隶，处于一种“两不像”的尴尬境地，字体也就显得很不自然了。当今不谙隶法的学书者开始写隶书时，也往往以楷入隶，字形与此相类。但又有本质的不同；前者在“两不像”的尴尬中蕴含着深沉的艺术魅力，能给人以无限的美感，而后者却是实实在在的不伦不类，除了以楷、隶拼合而成的字形外，别无他物。这种在审美上悬隔千里的差别，是由于历史、哲学、民族、心理造成的，抑或是其它？个中原委，发人深思。
《爨宝子碑》的作者不善隶法而勉强为之，方书之时，一方面怀肃穆之情，慎重为之，一方面功力不济，手不由心，结果事与愿违，欲求工而愈不工。这样便出现了许多不合常法甚至“毫无道理”的用笔和结体。这些不合情理的用笔和结体便构成了该碑最显著的艺术特征——奇姿异态。如果一切都应规入矩，一切都如应该的那样，则何奇之有，何异存焉？
怎样临习爨宝子碑
先看点画。该碑大多数点画是楷与隶的复合体。众所周知，隶书最典型的用笔是波挑，其形态以蚕头雁尾为特征。该碑大部分波画、挑画的收笔与汉隶没有多少区别，但起笔却用楷法，改逆入为切入，变蚕头形成斜方形。这样，波画便成为该碑最具特色的点画：中间平两头翘，俨如一叶小舟。竖撇的起笔亦顺锋斜切，是楷书的写法，而有的撇画则全用楷法，如“吏”、“咸”、“仪”等。钩画有的像隶书，有的像楷书。点也很有特色，均为三角形，但形态、大小、方向、取势多有不同。一些短撇和短竖也写成了三角形，如“集”、“乐”。横、竖、点多为方笔，撇、捺、钩多取圆势。楷隶相参，点画变化丰富，方圆互用，厚重中增加了一些灵动之姿。另值得一提的是，该碑点画中方折锋利的棱角，用毛笔是写不出来的。而是参合了刻手随意发挥的成分，是刻手在书丹原迹基础上强化的结果。二看结体。总体而言，该碑尚具隶书的特征：横平竖直，以保持重心的平稳；撇、捺、长横、戈钩向左右两边伸展，以求横张之势。但远不如汉隶均匀规整，即使在汉隶家族中奇崛一类的作品如《鲜于璜碑》、《张迁碑》、《封龙山颂》等，在《爨宝子碑》面前也显得保守。尤其值得在意的是，该碑有不少字打破了“雁不双飞”的基本原则，而是反其道而行之，横画和捺画的收笔同时作波状，偏来一个“双雁齐飞”，如“得”、“所”、“其”、“吐”、“芳”等不胜枚举，有的则是“三飞”甚至“四飞”，如“海”、“疾”、“庭”、“春”等。撇画也有同时向左下长长掠出的，如“沧”字。而有些横画，特别是左右结构的字左边部分的横画，按隶书常法是不能作波状的，但该碑却写成波画，如“朝”、“野”、“穆”等。此外，该碑结体时，在穿插、避让、聚合关系上也大异常法，极尽变化之能事。总之，《爨宝子碑》在结体上所表现出来的叛逆性格，使人不能不刮目相看。
楷隶互参的用笔，不拘常规的结体，以及由于字形大小参差而形成的整齐中寓错落的章法，这些外在的形式特征共同构建了《爨宝子碑》内在的艺术风格：古拙、肃穆、天真，同时又带有几分滑稽和幽默。如果打一个比喻的话，它颇像一个老顽童，既骨老血浓，又童心未眠，时有天真烂漫之举；或者说，它像一个小大人，走路尚步履蹒跚，却又故作深沉之貌，其言其行，实令人忍俊不浚因此，它是一个多种成分复合而成的综合体，但这种复合却十分自然，各种矛盾对立的因素在豪爽强悍、朴野率真的“蛮夷”“书家”笔下得到了和谐的统一。从不同的角度，在不同的心态下观赏此碑，都会有新的感受。不可否认，该碑作者的书艺是拙陋的，至少是不精隶法。但更不可否认，该碑是奇妙的，奇妙得令人心醉，令人流连忘返。而且，其拙陋处正是该碑的奇妙处，也是最能打动人心的地方。从拙陋到奇妙，是什么因素促成了这两极之间的转换，是审美观念吗？我不得而知，我只知道刘熙载“怪石以丑为美，丑到了极处也就美到了极处”的理论在这里得到了具体的落实和验证，而对《爨宝子碑》，不由自主地便思接千载以上，视通万里之遥，回望起一千五百多年以前，西南边陲少数民族那一段扑朔迷离的历史，情有所动，心亦摇焉。
说不完，道不尽的《爨宝子》！
因该碑变化太多，法无常定，初习书法者不宜学。但当有一定基础之后临习此碑，则可医涪滑、雹媚、俗诸玻临习此碑，最须注意的是要透过表象明其内理。我们知道，碑刻都有刻工自我发挥的一面，加以风雨剥蚀，已与书丹原迹有一定的出入。具体到此碑的方笔，固然书丹原迹已定其根本，刻工在此基础上把“方”作了进一步的强化，也是毫无疑问的。因此，我们在临习时，切不可以描填之法画成其方，而应遵循用笔之理得其方意。清末民初书家经亨颐先生写《爨宝子碑》不拘泥于一点一画之细枝末叶，而是从大处着手写其古拙厚重之意，却神气活现，既存有原碑凝重的金石味，又注入了清雅的书卷气，此可谓善学者。若不加分析，依样画葫芦，以柔软之毫翰拟锋利之钢刀，外摹其形，内迷其理，则终难有所获。我的导师徐利明先生在谈到临摹和创作之法时强调：应从精神入手去把握形式特征，从内理着眼去分析点画用笔，若是碑，则要透过刀锋看笔锋，化刀法为笔法，只有这样才能形神俱得，把碑写活写雅。我想，这对于临习《爨宝子碑》的朋友亦有助益。
怎样临习爨宝子碑
《爨宝子碑》的结体特征1．方形块状结构
《爨宝子碑》的用笔以方笔为主，其结字亦多为方形结构，或呈正方形，或呈长方形，或为扁方形。用笔内敛，多处蓄势状态，一般不作长枪大戟似的舒展，更无放纵恣肆之笔意。故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评其“端朴若古佛之容”，形容其字体精神宛若古刹之佛，神采威严，古茂朴厚。
正方形结体。在该碑中有很多左右结构的字呈正方形状，“治”、“枪”等字，形同四角饱满的块状，没有成熟楷书的中宫紧收、四周纵放的体态，显得端整、结实。
长方形结体。该碑中长方形结构的字有左右组合、上下组合、独体字等。
（1）左右组合。在一般隶书中左右结构的字通常写得很开，呈扁方形，以此与“蚕头燕尾”笔法呼应协调。而在此碑中，左右组合的字也有取纵势的。“情”、“弱”等字，取纵势以显陡峭、峻拔。
（2）上下组合的字多取纵势，“素”、“驾”等字自然生动，似山峰林立，给人以阳刚之气。
（3）独体字，“束”、“与”等字，敛多纵少，显得精力内藏。
扁方形结体。由于《爨宝子碑》书法处在由隶向楷过渡的动荡变化时期，因此该碑中有些字结体保留了隶书的横势，呈扁方形状。它不像某些隶书中靠“蚕头燕尾”的主要笔画（或我们常说的字中主笔）横向舒展笔势，而是靠字本身的偏旁部首等组合成扁方形的块状。这种组合方式主要体现在左右或左中右结构的字中。“何”、“如”等字，都是靠左右部件自然组合成扁方形，并没有夸张某些横画，整个字仍然以敛为主，横平竖直，难得之处在于其平而不呆板，直而不僵死，有“中实之妙”，一笔一画都追求力感。
左中有结构的字在该碑中多为扁方形，中“诞”、“湖”等字，结体自然，虽然笔笔收敛，但字势仍是宽博有余，给人以敦厚的感觉。特别是“湖”中“古”的写法，下部“口”写成竖立的长方形，与整个字的扁方形成鲜明对比，扁中有方，妙不可言。
唐代书家孙过庭在《书谱》中说：“至若数画并施，其形各异；众点齐列，为体互乖。一点成一字之规，一字乃终篇之准。违而不犯，和而不同。”《爨宝子碑》的结字朴厚古茂，奇姿百出，皆因其点画、偏旁、部首的丰富变化所致。纵览全碑，很多相同的偏旁、部首呈现出五彩缤纷、绚丽多姿的形象，让人感到没有固定模式，没有划一不变的成规，真可谓浑然天成，包罗万象。
“凌”、“浪”、“流”等字皆有水旁，虽然水旁只由三点组成，但各点之间的顾盼呼应关系不同，用笔的轻重不同，点的大小形状也不尽相同，真是造型各异，变化多端，正如汤临初《书指》中所说的“真书点，笔笔皆须著意，所贵修短合度、意态完足……但能各就本体，尽其形势。虽复字字形异，行行殊致，乃能极其自然，令人有意外之想”。
“守”、“宁”、“宗”、“宫”等字，同为上下结构，都有宝盖头，然宝盖头写得或大或小，“守”、“宫”二字同样是宝盖头覆盖着下部，但其写法笔笔不同，点画搭配关系亦不同。“宗”、“宁”的宝盖头和下部有机融为一体，大小适宜，各显美姿。
“建”、“庭”、“道”、“遐”等宇中，“建”的“廴”旁写得端庄，末笔与上面的横画形成呼应，写得稳健而凝重。“庭”的“廴”旁则以行书笔意写出，显得洒脱而飘逸。“道”的“辶”三点堆砌，取静态美，最后一笔平捺笔势较放纵，取动态美，动静结合，收到了较好的艺术效果。“遐”的“辶”两点略重，势若坠石，竖折则轻描淡写，似不经意为之，但却劲健有力，把上面左右两部连在一起，构成结实的整体。
“终”、“紫”、“维”、“绊”等字，“终”的“纟”旁用笔圆浑遒劲，“紫”的“糹”部像一塔形。顶部支撑着“此”字，以险取胜。“此”的最后一笔处理成捺状，起平衡重心的作用，同时体现了收与放、疏与密的关系，可谓神来之笔。“维”的“纟”古拙收敛，与右部构成四角饱满的块形，“绊”的“纟”端庄大方，“斜的两点与右侧“半”的两点遥相呼应，活泼生动。
姜夔《续书谱》曾言：“真书以平正为善，此世俗之论、唐人之失也。古今真书之神妙，无出钟元常，其次则王逸少。今观二家之书，皆潇洒纵横，何拘平正……且字之长短、大小、斜正、疏密，天然不齐，孰能一之？谓如‘东’字之长，‘西’字之短，‘口’字之小，‘体’字之大，‘朋’字之斜，‘党’字之正，‘千’字之疏，‘万’字之密，画多者宜瘦，少者宜肥。魏晋书法之高，良由各尽字之真态，不以私意参之耳。”楷书发展到明清，“馆阁体”盛行，平直相似，状如算子，板滞僵死。故清代有识之士大力提倡碑学，弘扬书艺。《爨宝子碑》结体大小错落，各尽其态，可谓天然不齐，有些字大小悬殊极大。“显”字、“遵”字写得特别大，周围的字较小，这样以小映大，如众星拱月，使这些字显得十分突出。
“显”字虽为左右结构，但用笔大胆果断，左右两部均写得高大，各取纵势，气魄宏大，雄强朴茂。四周的“于”、“相”、“穆”等字则显得小巧玲珑，天真活泼。
“遵”字本为半包围结构，但其中“尊”写得开张、高大，已经大出周围字许多，又加之“辶”旁的尽力舒展，想极力包围装尊”，故整个字势愈显雄强高大，如解缙《春雨杂谈》中所说：“一篇之中，虽欲皆善，必有一二字登峰造极，如鱼鸟之有麟凤，以为之主。”
相反，该碑中有些字“在”、“羽”等字与周围相比，则处理得较小。然而字形虽小，却笔力不弱，筋骨相连，也具有大字的气势。同时我们在临习过程中，不能孤立地看待一个字，应该和其周围的字联系起来，这样才能从有笔墨处求法度，从无笔墨处求神理。计白当黑，奇趣乃出。蒋骥在《续书法论》中曾说：“篇幅以章法为先运实为虚，实处俱灵；以虚为实，断处俱续。观古人书，字外有笔、有意、有势、有力，此章法之妙也。”《爨宝子碑》可谓正当此论。
总之，《爨宝子碑》在方正、朴实、肃穆、浑厚的格调中，既有险峻恣肆之处，也有天真奇妙之态，在中国数以百计的碑志中，是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
老子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所谓自然，简言之即为客观事物本来的样子及其自身的发展规律。《爨宝子碑》的结体或大或小，或正或欹，或疏或密，或简或繁，一切都自然而然，自由自在，毫无雕琢安排之痕迹。纵观全碑，异态横生，天真烂漫，美不胜收。
怎样临习爨宝子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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