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青年书法家杨政

杨政发表于 2004-8-17 16:27

著名青年书法家杨政先生，字祺曾，出身农民，师扬再春先生，杨政先生书法作品曾被美国通用电气公司总裁杰克-韦尔奇高价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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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无耻”——读《陈振濂研究》有感
作者：杨政
有一种说法，道是西方文化是“罪感文化”，中国文化是“耻感文化”。的确，中国传统中经常“礼义廉耻”并举。说一个人“寡廉鲜耻”，在中国文化里虽未列入“十恶”，但已是一项十分严重的人格批评。
　　鲁迅先生当年激忿于一些“糟蹋纸墨”、“无论什么都可以闭着眼睛发出去”的文人，称为“无耻群”。鲁迅先生决计料想不到，这“无耻”一群在今天中国学术界人气是何等之旺。“村姑变成的才女，牧童化出的文豪”的奇迹，层出不穷。
　　“无耻”，即不知耻，没有羞耻，所以常常和“厚颜”连用。前些日，朋友给我看一本书，名叫《陈振濂研究》。才翻几页，就不得不赞叹今人脸皮之厚远逾古人。
　　首先赫然入目的是“陈振濂年谱”。说到编年谱，一般是当事人过世以后，后人嘉其学识人品而编写，例如宋代的吕大防编唐代韩愈的年谱。偶尔，也有年高望重、人生多舛的大师，觉得有些事须得向后人交待，才手订一编。今天还活着的学术界大师，很少听说有手订年谱的。而陈振濂，一位四十来岁的人，竟也想到了“后事”，让其校外学生、一位业余书法爱好者编起了年谱，把诸如幼儿园“获全园考试第一名”等鸡毛蒜皮之事，一一郑重记入。
　　考什么并未说明，重要的是“获第一名”，以突出“谱主”从小就特异超群。你看，他才十岁，就能“熟读，以至倒背如流《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庄子》、《史记》、《古文辞类纂》、《阅微草堂笔记》、《两般秋雨庵随笔》、《三国演义》、《水浒传》等”，这是何等的天才？
　　谱主对如此夸张之辞并未觉得有何不妥，照单全收。他完全没有意识到，年谱不是随便什么人可以编的。无耻者无畏，令人开眼界。
　　这本《陈振濂研究》，是用香港的书号（天马图书有限公司），但在国内印行，显示了编者的法律意识和无所不敢的勇气。执行主编彭某是山东沂水人，未见有大学学历。另一位副主编自称“书法副教授”，却未说明在哪一所大学供职。有这样两位可疑兮兮的人抬轿，再有一位自命天才的人来坐轿，此情景颇具喜剧色彩，演示了当代“无耻”一群互相利用、自抬身价的典型场景。
　　陈振濂何许人也？他只在美术学院书法专业读过两年“非典型”的大学，现升为教授博导，官拜浙江某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出版“学术专著三十二种”，“著述”文字超过一千万，如此著述量在全国学界的同辈中可能绝无仅有。你还不叹为观止么？
　　但，这样一位著作等身的书法理论“大师”，在专业书法界并无好评（参阅《书法报》1998年持续大半年对陈的群起而攻）。他更多是在业余书法爱好者和中小学书法活动中有些声闻。
　　这位学术高产大户的“著作”究竟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动力？感谢两位编者，人们可以读到陈博导的坦白：“重要的是我已经做了，我不失为一个有志者。这一叠稿纸上即使写的都是废话，也是根据自己的意愿而成。光凭这一点就是价值，因为我实现了自己。”（334页）
　　原来，陈博导这些年来“废话”书一本接一本，并非为了一种真正的学术追求，给读者有所教益，而只是为了“实现自己”！“光凭”“废话”也“就是价值”。对于这样的“学问”，这样的“学者”，复何言哉，复何言哉。
　　如果有人没有意识到自己行为的无价值而去做了，这还有情可原。问题是陈振濂明知自己的东西无价值：“这些（著述）好像已是明日黄花，连我都不知它们究竟会有什么价值”（同上），但还是抑制不住地又编又写。管它是“明日黄花”还是“今日黄花”，只要出来就是“价值”。
　　二十几岁时，他“常常叹惜少了我这匹千里马，地球会不会停转！”（335页）人们不知是要赞佩他的坦诚呢，还是要惊异他的不知羞耻？这很让人想象，人的脸皮居然可以与不怕开水烫的死猪皮比厚度与硬度。
　　这里有一种极其膨胀的成名欲望。他在饱受退稿终于发表第一篇文章之前，“每天会写几十遍‘陈振濂’三个字”（334页）！差不多是一个神经质、“成名偏执症”患者的形象，离精神病医院的大门已经不远。
　　于是一旦有地方发表，这些“今日黄花”和“废话”就一泻不止。如今这年头，出书发文章早已失去了当年那一份严肃和神圣感。各学校和学术机构评职称都与你是否出书、出多少书挂钩，而对书的学术质量却无明确的评价标准，为泡沫学术和学术垃圾的泛滥推波助澜。
　　陈振濂躬逢盛世，好不得意：“我的一篇篇论文、一本本书鱼贯而出。”（332页）“鱼贯而出”一词活现出“我”的得意忘形。如此厚颜，斯文尽失，为学术界罕见。人们还可以继续欣赏他不可抑制的自吹自擂：
　　“说它（这套书）具有‘学术性’与‘尖端性’，应该是不为过分”（326页）“倘若此，这套《大学书法教材集成》，就可以说是立于不败之地了。”（329页）“看看当时我的覆盖面，说是‘（陈）旋风’却也不过分。”（280页）这里没有一点中国文人素有的那份谦虚，那种自知之明。当然，也不会有那种“文章千古事”的做学问的态度，倒是活脱一个鲁迅在《文坛三户》中描写的“暴发户”形象。
　　陈博导写书奇快，经常两三个月“搞”出一本书，真是人有多大胆，书有多高产。然而，“学术专著”毕竟不是畅销小说。这么高速高产，其中水分自不待言。
　　陈博导的“著述”写得滥，连他的吹捧者也不得不承认：“陈先生写文章渐渐滥了，欠推敲、难深入也是可想而知，”“就其本身质量而言，难免过滥之讥。”（134页）因为陈博导都是以罗嗦繁复的口语写记录到纸上，所以不仅“欠推敲、难深入”，而且语无伦次，前言不搭后语的自相矛盾随处可见：“本书在引用资料和进行评价时……有时针对某一个人的某一种观点，前章中表示肯定，而后章中提出疑义，凡此种种，并非著作的疏忽或不慎。我以为，任何一条资料或任何一种评价，只有放在一定的环节即‘链’中才有意义。”（《书法美学》第279页）反正“我”这样讲有理，那样说也有理，“墨索里尼总是有理。”
　　大量重复自己的东西，自我抄袭，是“增产”窍门。他的《历代书法欣赏》的一半文字，原封不动搬进《书法学综论》。《书法的未来》几乎全部文字又重新出现在《大学书法创作教程》。还有大量拿别人的东西，但他的高明之处是不注明拿谁的：“本书引用参考了大量近人今人的文章与回忆录，无法一一列目，特此说明并向作者致以谢忱。”（279页）又如：“……为不掠美别人的研究成果，在此特作说明，并向原编者表示感谢。”（293页）这种道谢，颇有点像一位小偷对不在场的被偷者的道谢。
　　以“编著”充“专著”也是“高产”法宝。他自称“学术专著三十二种”，里面相当数量的是编著。如《现代日本书法大典》，本是工具书，但他在申报学术成果时，都称“专著”。离奇的是，他的书上会同时出现“著”和“编著”的字样，如上面这本和《书法美学》等，耐人寻味。他不愧为一位剪刀浆糊的高手，在编纂堆砌资料方面用了一些功夫，但态度实在欠认真：“疏漏在所难免，希望读者在引用时注意。”（279页）
　　书确是写了几十本。但要这个人拿出一两本象样的、有学术创见和深度的代表作，这恐怕要太难为他了。
　　因为陈博导的东西要么是没有学术深度的泛泛常识（被浙江大学一位教授斥为“跟屁虫”，见《书法研究》1994.2），要么是立论轻狂“欠推敲”：
　　如：“一部近现代书法史的‘含金量’，丝毫不亚于一部古代书法史的‘含质量’，尽管近现代书法史不过百年，而古代书法史至少三千年也罢。”（254页）就是说，近代一百年的书法可以与此前三千年的书法“对等”，这种见解实在是高。
　　又如：“一个王羲之，一个褚遂良，一个颜真卿，一个苏东坡，仅仅是他们自身的成果，再高也是有限的。中国书法史研究的侧重点应放在‘流派史’的研究上。一切创作成果或传记研究只有纳入流派史……才会显示出真正价值。”（《大学书法创作教程》第266页）如果一个艺术家不从属任何流派，超然独立，那陈博导该怎么办？
　　尤其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位著作等身的“大学问家”，连最基本的汉语表达和语句常识也很不过关，用词错误、文句不同比比皆是。试举：
　　“阮元以经学大家问鼎书法，本来应该是颇带学究气的”（《中国书法批评史》，第446页）“问鼎”是图谋篡位之意。显然，陈博导把初中生都懂的“问鼎”，误作“从事”之意来用了。
　　“在汹涌澎湃的大潮冲刷激荡下，我们既看到了炙手可热、群情激奋，也看到鱼龙混杂。”（《大学书法创作教程》第387页）“炙手可热”是指某人气焰权势之盛。这里显然是把这个词理解成“热火朝天”或“如火如荼”了。
　　“尚未有有力者出来承担这一历史重责并纠集一批同道来完成这一项大规模的系统工程”（206页） “纠集”是个贬义词，一般用在“纠集”一帮坏人啸聚闹事的情境，无论如何也不能“纠集”同道，而只能用“召集”。
　　“有了这样一部书，我们对日本书法历史的情况至少可以说是了然于心了。”（《现代日本书法大典》后记）“至少”后面只能跟“有初步了解”的意思。这里陈博导开始想谦虚一下（“至少”），但忍不住又自吹自擂起来。
　　“主题性是指它的强调着重点所在与区别于其他书法创作模式的特征所在。”（258页）这里不仅是故弄玄虚，而是一例谁也读不懂的病句。
　　“文且未亨，理将安托，穷乡僻壤的中学生的成绩，恐怕也不至于此的了。”鲁迅当年的这段话，用来移评陈振濂的“著述”，非常合适。
　　十多年时间出“学术专著三十二种”，以这样的速度如无意外，陈博导有生之年出一百种“学术专著”肯定不在话下。但为了避免“糟蹋纸墨”既污染生态环境又污染学术环境，我希望这样的“学术专著”还是不出为好。

青蛙老人 发表于 2004-8-17 16:42

著名青年书法家杨政

杨再春的写的够烂的。

飞刀发表于 2004-8-18 08: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