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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蕉亦擅篆刻，取法秦汉印、泥封，又参权、量、诏版文字，有古秀蕴藉之趣，成为他书画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郑逸梅说：“白蕉在艺术上是多面手，复擅铁笔，所刻无论白文、朱文、方印、圆印都各有风格。或如古贤道貌，或如时女靓装，或如王郎拔剑，或如屈子搴芳。”
白蕉夫人金学仪曾撰文怀念白蕉：书法专攻二王，治印由秦汉入，二者均无师承。写兰亦如是。他的一方行楷闲章“不入不出翁写兰”，意思就是他的写兰既未入过、亦非出自哪个门户。先生一直挣扎在贫困线上，故他自镌一方闲章“线上人”，意思是饥饿线上的人。
白蕉（1907-1969），上海金山人。本姓何，名馥，字远香，号旭如，又署复翁、复生、济庐等，别署云间居士、仇纸恩墨废寝忘食人等。曾为上海美协会员、上海中国书法篆刻研究会会员、上海中国画院书画师。出身于书香门第，才情横溢，为海上才子，诗书画印皆允称一代，但生性散澹自然，不慕名利。诗论亦富创见，诗名蛮声文坛，写兰尤享盛誉。书法以“二王”为宗，兼取欧、虞诸家，沙孟海《白蕉题兰杂稿卷跋》云：“白蕉先生题兰杂稿长卷，行草相间，寝馈山阴，深见功夫。造次颠沛，驰不失范。三百年来能为此者寥寥数人”。曾主编《人文月刊》，著有《云间谈艺录》、《济庐诗词稿》、《客去录》、《书法十讲》、《书法学习讲话》等。
白蕉有印曰“晋唐以后无此作”，自负耶？自谦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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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蕉的篆刻艺术李海珉（吴江市柳亚子纪念馆)
白蕉诗书画印皆擅，除诗就学于蒋梅笙，得益于姚鹓雏之外，书法、绘画还有篆刻全凭自学，无师而自通。
笔者研究白蕉多年，一向关心白蕉的篆刻艺术，搜集了不少资料。今年，笔者有幸观赏到了白蕉遗留下来的全部印章，钤拓了两大本印谱，包括部分边款。笔者又在蒋炳昌和奚吉平二先生的《白蕉先生的篆刻艺术》（《书法》2007年第三期）中，看到所附白蕉弱冠前后所刻的一批印章。对白蕉篆刻的取法和艺术特色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于是想奉上此稿，以抛砖引玉，求教于方家。
白蕉为人刻印最早的记录在1924年，那时白蕉17岁，刚刚考入上海英语专修学校。他为高吹万刻了一方藏书章“袖海堂”。高吹万与白蕉同乡，比白蕉年长29岁，得印之后，高兴地回赠了一首七绝：“我是袖中有东海，君真腕底少全牛。此堂此印此诗句，要令同垂一万秋。甲子之秋，旭如何子为我治‘袖海堂’印成，索诗，即题二十八字报之，希笑政，吹万居士贡草。”
高吹万诗中的旭如，是白蕉的别号。白蕉本姓何，初名馥，改名治法、复生，弱冠之年废姓名以白蕉行，字远香、献子；别署极多，有复翁、天下第一兰人、虚室生、北山公、东海生、无闻子、养鼻先生、济庐复生、海曲居士、兰人等，晚号不入不出翁，上海金山县张堰镇人（旧属松江府），松江古称云间，故又自署云间白蕉、云间下士等。补白大王郑逸梅对白蕉的篆刻评价颇高：“白蕉在艺术上是多面手，复擅铁笔，所刻无论白文、朱文、圆印、方印，都各有风格，或如古贤道貌，或如时女靓装，或如春郞拔剑，或如屈子搴茄。”（《郑逸梅笔下的书画名家•记云间白蕉》）
白蕉青少年时期的篆刻，留存已经十分罕见。在他的学生傅式诏先生处尚保存着白蕉二三十岁时的篆刻作品20馀颗，如“共和布衣”、“赤松里人”、“圆通道人”、“俾睨千秋”、“何馥私印”、“旭如二十以后书”和“王右军私淑弟子”等。据观赏过的人说，这些印章主要取法宋元。
南社社员、小说家沈禹钟的《印人杂咏》里，有咏白蕉的诗：“能事工书与画兰，两间灵气入毫端。倾心一见山人刻，敛手甘从壁中观。”对于后两句诗，沈禹钟特附一段小注：“白蕉姓何，废姓不用，松江人，号复翁，又号白云间。工二王书法，画兰为当世第一，印不常作，取径宋元而高古独绝，自见邓散木印，敛手服之，遂不复作。”
说白蕉见到邓散木之后，敛手不再作，这种说法有根据，但是并不完全。
白蕉和散木相识于20世纪20年代后期。笔者看到过一方名章“白蕉”，所落边款是：“十七年二月偶然高兴，为白蕉兄拟汉半通印，粪翁”。十七年，即1928年。与邓散木相交之后，白蕉逐渐了解到“散木治印，骖靳秦汉，杂以封泥古陶，有睥睨千古之势”，他觉得“老铁刻划深得阳刚之美，然议者遂以老铁所造，纯属阳刚，则又非也。昔人评东坡词，一以‘关西大汉唱大江东去’为口舌，是不知‘惊起欲回头，有恨无人省’之类者也。欲以豪放概坡词，正复皮相耳”，于是登报声明：“白蕉摩挲金石，少时刻画，世多俗手，遂长其傲，谓天下无英雄，王天下者当我。”“及识钝铁，观其致力甚深，益用自弃。”“昔南田草衣作山水，及见石谷之画，乃弃去，专力于花卉。盖不欲第二人也，则白蕉焉能不搁笔？”事实是，30年代之前，白蕉在沪上崭露头角，一时请刻求印者很多。白蕉的学生蒋炳昌先生会同上海金山区博物馆奚吉平馆长共同撰写的《白蕉先生的篆刻艺术》一文，附有白蕉早期手治的印章22枚，其中就有为沈恩孚、陈定山、秦瘦鸥、胡泽等人所刻的印章。
30年代白蕉仍然操刀，只是不大为人镌刻。为了摒挡过多的求印者，白蕉在30年代初，特地写了一幅篆刻润例：“白蕉刻直例，此例为亲故订，外间仍不应，系诗一首。两年一动笔，此事我尤懒。有价非初心，亲知亮悃款。急切不可得，迫促岂相爱。怨言若见寻，我本不肯卖。”这份润例，主要为亲故所订，不再答理外间。参看白蕉自评艺术的顺序，诗第一，书法第二，写兰第三，不提刻印。由此也可见白蕉的艺术专注。40年****始，白蕉书法与写兰名声大振，篆刻更加少作，偶尔操刀，只为自用印章。60年代，目力日差，彻底放弃铁笔。此后，书画上的钤印，有些是以前的自制印，多数是朋友和学生所刻。笔者见到的白蕉遗印中有32颗为白蕉亲手镌刻，其馀的由邓散木、方去疾、陈巨来、叶潞渊、唐云、来楚生、钱瘦铁和单孝天等人所治。
白蕉的篆刻，完全靠自学与苦练。
白蕉在《云间谈艺录》中谈到自己早年学习篆刻的经历和心得：“入手觉难，要不怕，在用功时觉难，此即是过关矣，尤其要不怕。同一怕字，程度不同。书画篆刻诸艺事，大概均须过三关。过得一关，便是进得一程、登高一级。其程甚远，其级无数。我谓三关，非谓过尽即达。此阳关三叠之后，遂谓无离情耶。昔年初治篆刻，觉白文甚易，朱文较难，继以为反是。既又以为反是，终又以为均不易。如此颠倒，竟不知次数。然三关既透，总觉多坦途云尔。”“古人论书有云：‘作真若草，作草若真’，诚千古不传之秘。初学所不能悟到之一境也。余谓篆刻亦然，作阴若阳，作阳若阴，妙语斯者，自可横绝一世。”
金学仪夫人处的白蕉手治印章，笔者仔细观赏后，觉得白蕉犹如蜜蜂众采百花，学习有广度也有深度。主要取法秦汉古玺及诏版文字，也师承宋元及邓石如，如：
“江左白蕉之印”（3厘米见方）、“白蕉”、“法天者”（3厘米见方）、“复老章”（宽2.4厘米，高2.3厘米）、“白蕉私印”（2.3厘米见方）、“浅白”（1.6厘米见方）、“白蕉之鉩”等，秦印汉风勃郁满纸，字体小篆居多，多白文，方正平直，布局严谨，雄浑劲健。其中“白蕉之鉩”，用“田”字界格，是典型的秦印苍秀之貌；“浅白”一印，拟秦诏版，折多转少，结字错落参差，深蕴草篆韵味。
“云间之印”和“东海生”，朱白相间。前者3.6厘米见方，二白二朱；后者4厘米见方，二白一朱。笔画多的“云间”二字作白文，笔划粗壮，刻成满白，“之印”二字笔划较少，安排为朱文，朱白各适其宜，整方印章融洽调和。“东海生”，在汉印的基本风格之中，融入宋元的九叠篆官印法，“东”字下方左右两笔，折叠均匀，使白文满填了大半个印面。分朱布白，整个印面的疏密、屈伸、长短、挪让、承应、肥瘦，安排得妥妥帖帖。
“管领清芬五百年”，朱文，宽1.2厘米，高5.5厘米，颇有汉半通印的味道。
白蕉曾搜罗过邓石如手治印章，作为学习的范例，至今保藏着圆朱文风格的“鼻观”一印。在白蕉手治的印章中，圆朱文“小草”一印，宽1.5厘米，高1.3厘米，还有圆形小玺“丁未”，也是圆朱文，此二印白蕉拟邓石如法，采用小篆和碑额文字，线条刚健，姿态婀娜。
还有一些印章，如联珠印“心心”、“白蕉”，吉语印“大吉”等，以及四套铜铸的子母印，都深含汉代风韵。子母印中三件为二套印，其中一件母印是白文“白蕉私印”，子印为朱文“洲庐”，这“洲庐”，白蕉家人也不知出处，估计是白蕉使用过的书斋名；有一件三套印，最大的母印是白文“景玉”，中间朱文“云间印信”，最小的子印朱文是“白”字。这些铜铸印，都是先铸印坯，再刻凿文字，印文精巧工整，特具汉韵。
白蕉对艺术的追求可谓坚持不懈，奋发精进，他常常利用一切机遇向高手学习。白蕉1935年参加南社纪念会，结识了南社的一批书画、篆刻高手，像黄宾虹之类的大家，白蕉总是找机会请教、讨论。黄宾虹有信专门谈到白蕉的刻印：“大作篆刻深厚，不落纤巧家数，‘万年’二字小玺，駸駸周秦之域，不徒以汉魏为宗。‘海曲印记’又得唐人名印之趣。馀亦有妙处，迥非时贤所能企及。”（王中秀编《黄宾虹年谱》第512页）
篆刻作为白蕉的艺术创作，虽然不能与他的书法和写兰相提并论，但是格调高古，富有情趣，特别是他偶然兴至，随手刃石，辄成佳构，往往别出心裁而不同凡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