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观音》
十七张铁军就是去了南德。
还有不到一个月，张铁军就满二十八岁了。二十八岁的张铁军，从来都是一帆风顺的。
这首先因为，他有一个那么好的家庭。父母虽然不是什么军国要人，但张家在厂屏，也算是望族名门。张铁军从小丰衣足食，接受的全是正面教育，前后左右，总是包围着无数表扬和赞赏……这有点儿像我这个国有企业厂长的儿子，我们这种人的正义感和优越感都是与生俱来的。
再有就是，不管我们后来怎么学坏，怎么赶时髦，怎么随波逐流，怎么愤世嫉俗，我们的内心，总归还是单纯的，有时单纯得近乎于脆弱和迂腐。
所以，如果在我们的近处及我们的亲人中发生了某些丑闻时，我们的惊愕会来得更加突然和痛苦，我们的羞耻感会更加强烈并且难忍。因为它会真正刺痛甚至摧毁我们藏在心底藏在潜意识藏在思维习惯里的根深蒂固的那种自命不凡的气质。所以我们这种人常常会成为那种最可悲的角色。
在这方面张铁军看上去比我还要严重。也许因为他比我还要正人君子得多，也许我们面临的难堪和遭受的打击程度不同。我可以接受安心和张铁军和毛杰过去的亲密，因为再亲密也是过去，不是同一时空的情敌往往吃不上醋。但是，我不知道假使我和安心恋爱结婚之后，却发现她和别人有染，并且将别人的孩子带到我的家中，我是否还能坦然接受，是否还能心平气和地善待安心和那个别人的孩子。
张铁军不能。
张铁军抱着孩子冲出家门，他不能让这个孩子在自己的家里多呆一分钟。他抱着他直奔火车站，孩子在被抱出摇篮时惊醒并大哭他也不哄。孩子哭完了力气哭哑了嗓子哭到火车站居然复又睡去，他在铁军怀里熟睡着上了从广屏开往南德的火车。
铁军心里的火，把太阳穴都烧得通红，这把火把他思想中的每一个孔道都烧死了。他一心只想，他见了安心第一个动作，就是狠狠抽她一个耳光！他和安心，他们之间所有的恩爱，所有的关系，都要在今天，一刀两断！从此以后，各走各的，谁也别再管谁的死活。
这趟列车有点挤，铁军是买站台票上的车，车过了楚宏他才补票并抢了个座。孩子在他的手上已经沉重得难以承受。坐下来以后铁军细细地看了孩子的面容，除了一个胖字，眉眼口鼻，看哪儿都和自己不像。孩子睡熟后流出的口诞，他也觉得恶心，也不去擦。他出来时也没带什么毛巾手组之类。整个儿事情都让他觉得恶心。他想，这件事也许只有他一个人蒙在鼓里，当然还包括他的母亲。而周围的人，特别是缉毒大队的那些警察们，说不定早就洞悉奸情！
快到南德的时候孩子醒了，醒来发现身置异地，周围喀杂，腹中饥饿，先是惊愕片刻，即而再次哭嚎起来。铁军检查了一下孩子的尿布，发现已经沤屁股了，遂拆下来扔在垃圾筒里，也没有可换的东西，好在南德已经遥遥在望。
孩子依然哭，哭个没完，铁军知道该是喂奶的时候了，可他什么也没带。孩子因无人理会，哭声震天，已经吸了的嗓子很快便刺耳难听。周围乘客见铁军阴着脸，干看着孩子哭嚎而不采取任何措施，不由纷纷侧目而视，继而疑惑地面面相觑。孩子毫无克制的哭喊更加重了铁军对他的厌恶和烦躁，他用手掌拍拍孩子，喊了一声：“别哭了！”那几掌拍得周围乘客无不面露惊异之色。恰在这时，铁军发觉自己的腿上发热发潮，愣了一下，才明白孩子又尿了。那一泡热尿全部浸在了他的裤子上，短暂的热劲过去之后，凉飓陵湿乎乎地糊在了他的腿上。
孩子尿过之后，哭声突然停止，故意挑衅似的，用一双液回的黑眼睛，眨巴眨巴地看着他。铁军气急败坏地用力在孩子的展股上打了一下，吼道：“你，你往哪儿尿！”
孩子的身体被这一击震动了一下，重新大哭起来。这时，有见义勇为者挺身而出了。一对带着个八九岁女孩儿的夫妇站出来批评他：“喂，同志，你不可以这样对孩子的，这么小的孩子这样打要打坏的。”“
男的说完，女的又说：“你应该哄哄他嘛，他是不是要喂啦？
你带奶了没有，我可以帮你去温一下，你这样让他哭要哭出毛病来的。“
铁军像傻子一样，呆呆地看着这一对审视他的夫妇，还有他们的那个八九岁的女孩儿，那女孩儿瞪着一双大大的眼睛直愣愣地看他。
还有周围那些乘客，他们也全都在看他，目光中不乏关切，但更多的是疑问和谴责。见他说不出话来，那位做丈夫的突然问了这么一句。
“喂，这小孩是你的吗，你是他什么人？”
他张了半天嘴，不知该答什么。
那位妻子又问：“你是他的爸爸吗？”
张铁军冲口而出：“我不是！”
他本来就不是，这一问倒把他的委屈和愤懑都问出来了。这孩子不但不是他的儿子，而且，现在在他眼里，几乎代表了他的仇人！
可是，这一句“我不是”更加麻烦了，周围的人几乎都站起来。那你是谁？这孩子跟你是什么关系？你是干什么的？从哪里来，到哪里去？铁军招架不住那么多七嘴八舌的疑问，他觉得自己也没义务回答这些疑问，他抱起还在哑声啼哭的孩子，起身便走，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可他忘了云南人见义勇为和爱管闲事的性格一点也不比北方的天津人差，马上有人拦住他：“喂，你别走，你说清楚这小孩到底是怎么回事！”
铁军突然转身怒目，大吼了一声：“你们走开！”
没人走开，大家反而越围越紧。这时车上的乘警来了，身材魁梧，面目庄严，腰里佩着手枪，还别着一根电警棍。他是一位乘客跑去喊来的。来以后先是上下打量着张铁军，继而板着脸大声发问：“这小孩是你的吗？”
铁军环顾了一下左右，吞了口气，门声说：“是。”
周围的群众马上揭发：“不对嘛，你刚刚还说不是你的，现在怎么又是啦？”
乘警摆摆手让大家停了嘴，又问：“你有身份证吗？”
铁军腾出一只手在身上摸索，摸了半天才狼狈地说：“……我有，忘带了。”
乘警半笑不笑地说：“我看看这小孩，很好看嘛，来，不哭……”他在铁军无措之际顺手接过孩子，转手交给了身边的一位妇女，然后严肃地对铁军说道：“你跟我走！”
在众目睽睽之下，铁军跟着警察走了。“旅客们这才纷纷归位，七嘴八舌地议论说这个人也太不像话了，这世道真是什么人都有啊……
警察把铁军带到餐车里，那妇女也抱着孩子跟到餐车，在餐车里找到牛奶，哄孩子吃，孩子也就不再哭闹。这边乘警开始审问铁军，从哪儿来的、干什么的、户口所在地在哪儿、和小孩什么关系、这孩子叫什么？等等。铁军这才明白，他们是把他当成拐卖儿童的人贩子了。他这才一通解释。首先，他不得不很别扭地承认，这孩子名叫张继志，是自己的儿子，他说自己是带孩亏去南德找孩子他XX的。但警察始终板着脸，对他声称自己是这孩子的父亲，声称自己是广屏市委宣传部的干部，声称这孩子他妈也是干公安的跟你们都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等等，表情上一概不信。听张铁军把词儿都用完了，警察才冷漠地说：“这样吧，你不是说你爱人在南德市公安局工作吗，那很方便，呆会儿到南德你下车，我们就把你交给南德市公安局，你不就能见着你爱人了吗。”铁军眨了半天眼没吭声。他本想到了南德把孩子往安心手上一扔再给安心一个嘴巴子地扭头就走的。这下好了，南德公安局那些人非全知道他回来了不可，弄不好那位潘队长还要来接他请他和安心一起吃饭呢。这饭他是吃还是不吃？
警察没让他再回原来的车厢去，而且，也不让他再碰孩子。
他被命令坐在餐车的一角，看着警察和几个餐车的女乘务员有说有笑。孩子被喂过了奶，情绪好了，被几个女乘务员轮流抱着把玩，咧着小嘴绽开酒窝逗得她们咯咯咯地笑。铁军就这么看着，隔着好几张桌子，看着她们逼孩子玩儿，看她们咬耳朵议论自己。他有点搞不清自己此时的心情，到底是恨这个孩子，还是疼爱这个孩子。他在某一瞬间突然觉得那就是自己的儿子，是从一生下来他就天天抱他，逗他，亲他的乖儿子。他看着孩子那副逗人怜爱的笑靥，再没有人比他更熟悉那副好玩儿的表情了，他有点不相信这竟然不是他的儿子。
南德终于到了。
车到南德时天已黑了。张铁军被带下车，由乘警和南德公安局车站派出所的民警在站台上做了短暂交接。乘警和派出所显然已经通过电话，车站派出所来的那一男一女两位民签，上下打量了一下他，目光冷漠而又厌恶。女的从乘务员手里接了孩子，先走了。男的从腰上取出一只手铐，不由分说就要来铐铁军。铁军大声抗议：“你铐我干什么，我犯什么罪了？你有什么权利铐我！
你问问他我犯罪了吗！“他想让车上的乘警证明自己，但乘警把他交给派出所的人之后便转身走了，此时正踏上列车。列车咣当响了一下，开动起来，继续前行。站台上不知什么地方和什么用途，响了长长的一声电铃。
铃——！
派出所的警察也不跟他多啰嗦，动作麻利地使了个狠招，把他的手硬给托到身后，在他疼得眼冒金星不敢挣扎时就势铐住了他。然后推了他一把：“走！”差点没把他推了一个大跟头，趔趔趄趄垫了好几步才站稳。铁军满腔怒火，恶狠狠地威胁警察：“我告你们去！我看你警号！我非告你们不可。”
警察无所谓似的，又推了他一把，回头还和车站的一个工作人员打招呼，说别的事，好像是在约星期天一起到什么地方去。
他一边约时间一边推着铁军走。那女民警早就不知道抱着孩子到哪儿去了。
警察把铁军带到派出所，关在一间小黑屋里不闻不问，足足过了大半个小时才有人进来把他提到一间放着床像是单人宿舍似的房间里问他：你说你爱人是哪个单位的？公安局？公安局单位多了。缉毒大队？你有她电话吗，她叫什么？他冷冷地说了安心的电话和名字，警察就锁上门出去了，大概是打电话去了，走以前不管信不信，倒是把他手上的铐子给卸了。他在这间又有床又有写字桌的房子里又呆了一个小时左右，一直很静的门外忽然响起了好几个人的说话声，那声音由远而近，很快开锁进了屋。还没进屋之前他已经听出了那是安心。
安心是和几个派出所的民警一起进来的。她今天也穿了一身民警的制服。怀里已经抱了她的儿子。儿子在她怀里乖得不行，才几个月大已会做出一副小鸟依人的娇态。安心见了铁军，口气中说不清是惊讶还是高兴还是埋怨，她说：“铁军你怎么来了？
今天下午是你打电话给我吗，我一接你怎么就挂了？你怎么搞的让人给弄到这儿来了？“
派出所的警察们一看是真的，有点不好意思了，一面向铁军道对不起，一面替自己圆场：“三七五次车打电话就说是抓了一个拐卖儿童的，让我们审查一下。没想到真是你爱人，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不认自家人了，对不起对不起。你们都没吃饭吧？就在这里吃就在这里吃，我们也没吃呢！”
铁军站起来就走，他当然不会在这里吃！尽管他中午就没吃饭，早已饥肠辘辘，但他怎么能在这里吃！怎么能跟安心，跟这帮刚才还凶神恶煞般的警察，坐在一起吃东西！
安心见他怒气冲冲，一头走出去，挺不给人家面子的，连忙向派出所民警们抱歉，谢了人家便急急地抱着孩子追出来。追到街上才追上铁军，她说：“你还来干什么呀，我这两天就要回去了，你还跑一趟干什么呀？”
铁军不说话，只是往前走。安心又追了两步，笑着问：“想我了是吗，还是怕我想孩子了？你也真是。哎，今天下午到底是不是你给我打的电话？”
铁军猛然站住，他盯着安心，恶毒地冷笑着，说：“你在这儿，到底有多少男人总给你打电话，嗯？”
安心以为他又犯了小心眼儿呢，铁军一向有这毛病的。以前连潘队长对安心好他也会酸酸的，说老潘老这么关心你怎么也不怕别人议论他。为这事安心差点和他吵过架。
于是安心嗔怪他道：“在这儿谁给我打电话呀，找谁也不认识。就是今天下午我们同事说有个男的找我，我一接电话，他就给挂了，我还以为是你呢。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啊怎么说来就来啦，孩子你什么时候喂的？”
铁军不想再看安心，他看一眼安心看一眼孩子他就想哭！他转过脸去，粗声喘气，说：“找个地方，我跟你，咱们该说说清楚了！”
安心也站下来，看铁军的脸色，天黑了她看不太清。到现在她仍然以为铁军还是在生那帮警察的气呢。派出所掌戒具铐他是不对，可她和他们都是一个大单位的，她又能说什么？只能息事宁人。
她说：“你还生派出所的气哪？这不能完全怪人家……”
她哪知道铁军根本没想什么乘警和派出所的事，他脸色特别冷酷地打断安心：“你到底有没有地方，没地方上你宿舍去！”
他说完大步向前走，安心跟在他身后问：“你吃饭了吗？要不要先在街上吃点东西？”他不答话。安心想他真是生气了，平白无故让警察铐了那么长时间谁都会生气。所以安心不再吭声，抱着孩子随在铁军身后老老实实往她宿舍这边走。他们中间还乘了几站公共汽车。等车的时候和乘车的时候铁军都不和安心说话，孩子一直是安心抱着，他也不帮忙。安心只知道他还在生气，也不计较，见到铁军和孩子她已经很高兴了。在公共汽车上她不断地运孩子玩儿，她问孩子：我是谁呀？孩子发出简单的声音：妈妈妈妈。安心就笑：对，我是妈妈！又问：他是谁呀？她指着站在一边的铁军。孩子仍然：妈妈妈妈。安心又笑：不是，他是爸爸。爸爸，知道吗？她看见铁军头都不转一下，充耳不闻的样子。她又问儿子：那你是谁呀？孩子咧嘴笑，笑得好玩儿极了，笑得安心疼爱得不行。她说：你是继志啊，张继志，就是你，记住了吗？这时，旁边的铁军侧过头来，目光厌恶地看他们母子。安心也看他一眼，心想等到了家再慢慢哄他。
安心的宿舍离火车站不远不近，连走带坐车十来分钟就到了河边。他们走进吊脚楼，这吊脚楼铁军很久没来了，楼板还是那么吱吱咯咯地响。门也吱吱咯咯地响。一进屋便能听到对面窗下，南勐河轻缓的流水声，闻到屋里隐隐约约残留着的煤油炉的味道。这熟悉的声音熟悉的味道让铁军百感交集，这里毕竟有他一段乐而忘返的温馨。
屋里没什么大变，好像就多了一台十二时的小电视。安心进屋把刚刚睡着的孩子放到床上盖好。然后就打开电视，音量调小。她解释说这电视原来是潘队长家的，老播最近又买了个大的，就把这小的给她了，还能看。她对铁军说：“我给你做点东西吃吧。”铁军说：“你别做了，我不想吃。”安心还是把小煤油炉架好，上面放了一只锅子，说：“下点面吧，很快就好。这儿还有几个鸡蛋呢。”
电视里正在播放一个科学节目，节目的中年女主持人正在采访一位学者模样的老年男子。铁军没看电视，他甚至没有坐下来。尽管，经过几个小时不堪回首的旅途，他已经身心俱疲，但他没有坐下来。他看一眼忙碌着支锅煮水的安心，看一眼床上刮睡的孩子，这些都和以前一样，勾勒出一副小康之家的幸福和温馨，看上去没有任何不同。这情景让他眼眶湿润，让他留恋，让他依依不舍，让他几乎忘了这是一个天大的骗局。这骗局的残酷正是因为它太美好太动人了，所以觉醒时就有挖心剖腹般的疼痛。他想开口，想立即把断绝婚姻的决定开口说出。他想了一路，想怎么才能把话说得更狠，狠得让安心和他一样痛不欲生。
他想去关了电视，电视里那一男一女的絮叨让他神经紊乱。他马上要向安心宣布：他们的爱情、家庭、幸福、一切，全都到此为止，彻底结束！他希望此时四周完全静下来。他动手去关掉那徒做干扰的电视。
这时，他突然听到了一个熟悉的词，是电视里的那位女主持人嘴里蹦出的一个单词，那个单词像针一样刺了一下他疲劳的神经：“基因”！他吓了一跳，去关电视的手停在途中。他让自己安静，随即听出电视里那一男一女没错正在说什么“基因”。他们在讨论建立人类基因库的问题。世纪之未大家都在说基因这事情，时髦似的。铁军是管新闻的，他知道这是很热的话题，有人还把基因问题当作二十一世纪最受关注的科技革命呢。但此时，在他就要和安心决裂的这个时刻，他无意中看到的这个电视节目偏偏是在谈基因！这无论如何给了他一种命中注定的悲剧感。他想，这不是巧，这是命！命运把所有细节都安排好了，已穿不得他有所选择试图抗争，命运都是一环扣着一环慢慢来的。
电视的画面上，那位学者模样的男子正在侃侃而谈。他在说美国，说美国政府准备搞一个基因库，把公民的基因数据储存起来，以方便医疗和缉捕罪犯和其它社会管理。但这件事遭到很多社会团体的反对，理由是基因库侵犯了公民个人的隐私权。那位女主持人做了个辩论的模拟，假装站在美国政府的立场上，列举了建立基因库以后医疗诊断如何精确便捷，缉拿罪犯如何又准又快，还有其它好处等等；那老年学者则模拟着反对派的观点——任何好处都不能以牺牲公民个人的隐私权为代价，公民生活在这个社会上必须有安全感，他的身体状况、疾病、个人嗜好、性取向。家族背景和遗传情况，是他个人的秘密，不应由国家或某一个组织全盘掌握。铁军呆呆地听着，安心看他那模样，一边在一只碗里打着鸡蛋一边好奇地过来想听听电视里说什么。她走近电视，借着电视发出的荧光发现铁军的脸色依然阴冷，便想找话题来调节一下气氛。于是她开口表示赞成那位学者的观点：要我说也是，隐私权其实是社会进步的产物，是一个基本的人权。尤其在中国，要求尊重个人隐私标志着公民权利的觉醒。咱们中国人就喜欢打听议论别人的私事，谁家有点什么丑事传得可快呢，马上给你公之于众，人人都有兴趣，一条巷子的人都能不干别的，光议论你了。在这样的环境里过日子你说有多难受。
这时铁军歪过头来看她，他嗓子里好像有口痰，发出声音来啦啦作响。这种声音安心过去从未听到过，这声音让她感到奇怪和害怕。
“你有什么丑事吗？你干吗那么怕别人知道你的隐私？你有什么隐私瞒着我吗？”
安心愣了，搅鸡蛋的手都知不觉停下来。她疑惑地看着铁军，铁军的眼睛红红的，直盯着她，这也是她从未看到过的眼神。她问：“铁军，你今天怎么啦，我到底怎么惹你啦？”
铁军的脸开始抖，他的声音也开始抖，抖得有点像要哭出来似的：“我就问你，你有没有瞒着我的丑事，有没有瞒着我的隐私？”
铁军的这句话，这个表情，安心有那么一点明白了，她隐隐地预感到是她和毛杰的关系，终于东窗事发了。但她依然怀着一丝侥幸，强作镇定地、故作气愤地反问：“铁军，你到底怎么啦？
你到底要说什么你就说吧。“
铁军的眼泪流下来了，他本来不想流的，可他一见到安心，一走进这间曾经充满笑声和温情的吊脚楼，他的心就碎了。他知道他人生中最美好的东西再也不可弥合地破碎I，再也不可弥合！他无法设想离开安心没有孩子的生活该怎么过，他无法设想自己能否走出这场痛苦。
他哭着说：“安心，你以为我是在诈你，啊？你以为你做的事天衣无缝没人能知道，啊？你不想想，我这么远的从广屏跑到这儿来，难道就是为了诈你？我这么晚了坐着火车过来，让他妈你们这帮警察铐了一个小时，就是为了诈你？啊！”
安心知道大势已去，她全身都陷入了难以名状的恐惧中。她也哭了：“铁军，我爱你，你是不是觉得我不爱你，你是不是觉得我背叛你了……”
铁军咬牙切齿：“对，你说得对，你背叛我了！”
安心的眼泪连串地往下掉。“……那，那都是以前的事了，我是有对不住你的地方，铁军，你，你能听听我解释吗，你给我个机会好吗？”
铁军摆了一下手，非常绝对地摆了一下手。“我不想听！我不想听你们那点臭事，我不想听！我不想脏了我的耳朵！咱们两个人，从今天开始，没有任何关系了！我不再是你的丈夫，我不再是这个孩子的爸爸，我和你们，从今天起，什么关系都不是！”
安心扔了手里的碗，那碗已经打匀的鸡蛋啪的一声在地上破碎了！她过来抱铁军，铁军说了声滚开，用力甩开她，甩得她一屁股坐在了地上。她爬起来，跪着拽住了铁军。
“铁军，你不要我可以，你怎么连孩子都不要了？孩子不是我一个人的。你看在孩子的面上，你就原谅我吧，孩子不能没有父亲！”
铁军再次甩开了安心，父亲这个字眼刺痛了他！他把他的忿恨、窝囊、委屈，统统从牙缝里，一字一句地挤出来：“你，你带上他，听见了吗，你带上这孩子，去找他的亲爹去吧，他亲爹在哪儿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不知道？好，我告诉你，法院已经判他没罪了，公安局已经把他放了，我想你和他应该都见过面了吧。什么？你说你不知道？你会不知道？你还跟我装什么相！”
安心跪在地上，透过泪眼看铁军：“你是不是疯了铁军，孩子是你的，是你的！你别听别人说三道四，孩子当然是你的！你看哪，他跟你长得一模一样……”
铁军抬起发抖的手，指着那台十二时的小电视，指着那里边还在没完没了辩论着的一对男女，恶狠狠地说：“你知道基因是什么吗，啊？基因！我有这孩子基因测试的证明！你刚才不是都听他们说了吗，基因能把你们这种人的隐私、丑事全都给抖楼出来，你刚才没听见吗！”
安心张皇地瞪着一双眼睛，她明白了他的话，她感到自己要疯了。她泪眼漾漾地看看铁军，看看还在熟睡的孩子。孩子路上哭累了，他们这么吵居然没被吵醒。安心这时有种神魂离窍的感觉，她张着嘴说不出话来，也哭不出声来。她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她明白在自己的人生中，那件最可怕最不该发生的事，终于发生了。她和毛杰一共做过三次，除第一次外，另两次都有避孕措施。这就是安心后来不止一次对我说的，一个女人，一次错误都别犯，犯了就能毁掉你的一生！安心那时候还没有来得及意识到，自己的一生，事业和家庭，未来的一切，都将从此刻开始，从根本上，方向上，转变轨迹，向着一个完全不可知的危途瞒门而去！当她还未及做出这样残酷的预测时，就已经崩溃了。她瘫在地上，身上没有一点力气，她看到铁军的双脚移动了一下，走到床边，在床边停了片刻，她知道他是在最后看一眼那个酣睡的孩子。她听到他用带着哭腔的声音，艰难地说了一句：“这是你的孩子，我还给你！”
安心终于能爬起来了，她从床上抱起孩子，拉开门往外跑去。在抱起孩子的那一瞬间，她泪如雨下。是这孩子使她流泪。
在混乱不堪的意识中，她还能抓住的惟一有生命的东西就只有这个孩子！
她跑出门去，她甚至不知道她为什么要跑出去，要去哪儿。
她在跨出那道门坎时突然哭出了声，她知道她已无家可归！她还知道，她连清绵的老家都不能再回去了，她怎么有脸去见父母，怎么有脸再回队里去见领导和同事！怎么有脸去见昔日的同学、老师、教练和朋友！她推独有脸可以面对的，只有这个完全不懂事的，只属于她自己的孩子
《玉观音》
十八当清晨的太阳还未露出地面，而地面已经感受到它的一缕光芒时，我终于结束了这场始于美国西部的漫长跋涉，到达了整个儿旅途的终点——清绵。
清绵火车站的站台上空荡荡的，在这儿下车的只有我一个人。一个穿着褪色铁路制服的老头儿，睡眼惺汾地挥了一下小旗后，便缩回到站台的小屋里去了。列车开走的振动一经消失，这里便几乎万籁无声。
车站出口，有一家小杂货店。离开门营业的时间显然还早，但老板已经起来站在门口刷牙洗脸。我信步走过，看见里面的货架上摆着饼干和饮料，便掏出钱进去要买。老板见这么早就有生意，脸上现出万般殷勤，嘴边的牙膏沫未及擦掉就过来支应。我喝着饮料，看货架上还有两份当地的旅游指南，便用找回来的钱买了一份。那是个折页性质的东西，已经旧得掉色，不知早在这里摆了几年。
日出之前，天色还有点暗，但可以猜想今天是个晴天。从我的第一只脚踏上清绵车站的站台开始，我的心跳就有些不同，我几乎不敢确信我真的来到了我一直日思夜念的地方。这里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在我眼中，都神交已久，可亲可近，都和我有着命中注定的某种联系。这地方我甚至觉得我以前像是来过，很多细部都给我似曾相识的惊奇。
我猜不出当张铁军与安心热恋的时候，他是否向往清绵。这或许也是一种心理常规，当你深爱一个人的时候，对她的一切，包括她的亲人和故旧，都会产生莫名的好奇和关切。说实在的连对张铁军，我都时常会在心头萌生出一种亲切和悲悯的心情。
张铁军与安心在那间吊脚楼里的分手，让人听了倍觉惨烈，而那个夜晚的结局，更是出人意料。我后来问过安心当时抱着孩子想到哪儿去，她说不知道，她那时只是想离开那间狭小压抑的屋子，带着她的儿子离家出走，哪怕去死。她并没有清楚地想过要到哪儿去，能到哪儿去。她的精神已被悲伤摧毁。如果不是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恰巧发生，这个悲伤也许会要了她的性命。
安心后来对我说过她那时确实有寻死的念头。寻死的人不外都是精神崩溃信念枯死以死为解脱的，安心正往这一步上走的时候却被另一个看似突然而至，实则蓄谋已久的袭击打断了，改变了方向。那个袭击无意中又激活了她求生的本能。本能是一种精神之外的能量，是人的最最原始的反应。当你要自杀的时候，如果突然有人要杀你，你的本能是让他杀呢，还是反抗求生？
这是很少见的情形，很极端的例子，在安心的经历中却恰恰遭遇了一次。那时她抱着孩子跑出她的吊脚楼，在后来的印象中是刚刚跨出门坎的同时就被一个人猛然抱住，她本能地喊叫了一声，喉咙处就压上了一把锋利的傣族腰刀。她从身体感受上知道身后抱她的那人是个体格瘦高的男人，那男人拖着她顶着她强迫她往前走。几乎在她被抱住的同时怀里的孩子大哭起来，哭得惊天动地。她这时看见了前边角落里停着的一辆汽车，她马上认出了那辆并不陌生的汽车！
就是那辆八成新的桑塔纳2000！
那人拉开了车门，把她往车上推，这时她看到身后还有一个入，是一个身材略矮但极粗壮的帮凶。天非常黑，完全看不清他们的脸。她一只手抱着孩子，在他们往车上推她，并把那只腰刀从她脖子上移开的刹那，她用腾出的另一只手突然发力，向后猛击，正击中身后那人的腹部。那人渡想到她有这一手，摔不及防，趔趄了一步跌坐在地上。那个矮壮的帮凶恰好处于安心的正面，尚未反应过来，安心已高高抬起一只腿向下劈去。她已经很久没练跆拳了，但感觉上跨部还是开的，她清楚地看到自己的脚已经高过了那人的肩部，虽然腿踢上去有点发飘，但劈下来依然迅猛。跆拳道尽管不如自由搏击和散打那样力量强劲，但它的速度无人能及，尤其是腿的速度，腿只要往起抬了你就绝对躲不掉的。她那一腿从对方的左肩落下，正劈在他的胸部。那人身体虽然强壮，但可能是万没想到毫无防备的缘故——他怎能想到一个抱着孩子惊恐万状的女人，这时候能把跆拳道中的下劈动作表演得这么迅雷不及掩耳——他一下子被劈翻了。安心练了那么多年跆拳道，一向是腿强于拳的，让她劈上的一般都好受不了。这一腿给了她和孩子一个活命的机会，这个机会只有几秒钟，她就利用了他们一时都没爬起来的这几秒钟，转身往她的房子里跑，同时嘴里嘶声喊叫出来：“铁军——”
铁军显然是听到了她先前的一声尖叫，然后听到了孩子骤然的哭喊，几乎在安心喊出“铁军”两个字的同时，他拉开了房门往外看，恰逢安心迎面冲进屋子，铁军没有看到她身后有什么人，但还是下意识地砰地关上了门。安心把孩子放在床上，然后一把拉过桌子顶住门。铁军意识到发生什么事了，但没想太严重，他还反应不过来。他依然对安心板着脸，一只手还插在裤兜里，冷冷地问：“怎么啦？你要干什么？”安心还没有回答门就被猛然地撞了一下，撞开了一道维。那是木门，又懂一下，那门已经劈了。铁军这才知道事情严重，他是知识分子，没见过这阵势，一下子就慌了。他见安心顶住桌子，他也就过去手忙脚乱地帮她顶住桌子，他刚顶住就听见砰砰两声枪响，他随即往地上一瘫就不起来了。子弹是穿过半开半壁的木门射进来的，木门上的木碴爆裂，弹洞赫然！安心连忙蹲下来用桌子挡住自己，她蹲下来时看到铁军仰卧在地上，肩部和胸部有大片的血迹。安心摸他的脸，他的脸一动不动。她叫了声“铁军”也没有应声。门再一次被撞了一下，一条木板啪的一声掉了下来，整个儿门露出了一条大缝。安心下意识地放弃了固守，她从床上抱起孩子，还是用下劈的动作，一脚劈开后窗，然后手脚并用，也不知怎么就翻过了窗子。她一手抱紧孩子，一手抱住吊脚楼的木往往下滑，木柱粗糙的木碴划过她的手掌，划破她的衣服……往下滑到一半时她的手劲用完，那只手撑不住她和孩子的重量，整个人从半空中跌落下去，摔在南咸河冰冷的水里。大概有几秒钟她失去了知觉，她摔蒙了，但孩子的哭声又让她惊醒。她发现孩子依然抱在她的怀里。她对她和孩子从那么高的木柱上跌落下来而没有死感到惊奇。她听到楼上的门被彻底破坏的劈啪声，她抱着孩子，奋力向南咸河的对岸瞠过去。
河的中流，夜雾封锁，几乎看不清对岸的景物。河上的大雾也掩护了他们，要不然凶手可以轻而易举地开枪将他们母子打死在河里。她把孩子抱在胸前拼命往前走，她用尽全力但在水里没法迈开大步，何况她已端得气如裂帛力将耗尽。水慢慢淹到胸部，她不得不两臂发抖把孩子高高举起。孩子还哭着，除了安心自己的大口的喘息，孩子嘶哑的哭声似乎是夜雾弥漫的南咸河上惟一的声音，因此肯定传得很远很远。
她记不清在冰冷的河水里挣扎前行了多久，当河水终于从胸部退下，退至腰腹时她看见了对面的岸，看见了对岸那一片朦朦胧胧的木棉树。她跌跌撞撞，双脚终于触到了岸边的沙砾，她再也支撑不住像山一样沉重的身子，膝盖一松便软软地瘫下去。她瘫坐于水中的沙砾，用垂死般的呼吸呻吟，怀里的孩子早已哭不出声气。她转身回望，对面那片吊脚楼已被夜雾遮住了全部形状和一切声音。
她张开嘴，眼泪马上流进了嘴里。她拼尽全力向对岸呼喊：“铁军——”
但她仿佛听不见自己的声音。
她找到对岸的派出所时几乎已没有开口说话的气力，派出所找医生来给她打了针并处理了手上的伤口。天快亮时她和潘队长一起回到了吊脚楼。太阳刚刚露面，东方霞光映目，安心看到对岸的远处，山流纵横，南勐河平如镜面，红如血水。脚下她踩着的这块云南特有的赭红色的泥土，在朝阳之下也如同血染。这里的大小路口都已被警察和警车占据。现场勘查和现场调查已近于收尾，有些警察已开始撤离。河上的雾气早蔓延到岸上，所有的面孔在晨雾中都朦朦胧胧。一切远景都呈现出淡黄发旧的色调，惟有尚未撤走的警车上，那一闪一闪红蓝变幻的警灯才显得格外炫目。
安心没有找到铁军。她明明知道铁军不可能还在这里，但她走进那间门倒窗玻的宿舍没有见到铁军时，心头还是一酸。一个负责现场调查的民警走过来问她昨夜的情况，问一些细节。那民警是刑警大队的她不认识，她除了缉毒大队的人之外，和局里其他单位的人很少来往。她没有回答那位刑警的现场调查，而是带着哭腔反问：“我爱人在哪儿？他伤得重不重？”
潘队长和那位刑警低声说了两句，意思是让安心先看人，调查等以后再说。那位刑警点了点头，说人早就送到医院去了，送的是什么医院什么医院。老潘就和安心上了车往那家医院赶去。
在车上老潘不知跟谁打了电话，他们赶到时医院的门口已有缉毒大队的民警在等。民警把他们一直领进去，不是往手术室，不是往病房，是往太平间。
太平间门外的空地上人也不少，有缉毒大队的民警也有其他人。好多人安心不认识，只有一个半熟脸的中年人她隐约记得是《南德日报》的一个什么领导。她弄不清多少只胳膊在扶着她搀着她，把她往里让。她看见里面摆了一只担架床，一只很窄很窄的担架床，上面用白布盖着一个人。没看到人时她的双脚还能机械地移动，当那担架一撞入她的视线就像有把刀伸进了她的心窝，一搅，搅得她全身耸然一缩。她刚刚哭了一下，还没出声就把身体里剩余的最后一点力量彻底耗尽，身子随即往下一沉，在无数只手臂上，她的知觉飘远了。运等她再找到自己的知觉时，已经躺在一张床上，四周阳光名沛。老话，还有队里一位中年女同志，见她醒来便探过身子看她，嘴里说着：醒了醒了！她想坐起来，动了一下便被那女同志按住：躺下躺下，你刚打了针不能动的。
她问：这是什么地方？
那女同志说：这是医院，你得好好休息呀，你的身体要垮了，孩子怎么办，你得为孩子想想。
她愣一会儿，像在努力回想什么，她说：我要孩子……
一个小时以后，孩子抱来了，白白胖胖一脸光鲜。不知一直是谁在照顾。他显然已吃过睡过，刚刚醒来的小脸上还有几分不情愿的表情，也有几分惊悸未定的样子。安心从床上坐起来接过孩子，她紧紧地抱住孩子，当着老潘的面，当着医生、护士和队里其他同志的面，嚎啕大哭！
队里的女同志陪她唏嘘起来，几个男同志眼圈也红了，在场的人无不动容，但没人劝她。这个时候谁都知道，别劝。
铁军的母亲是当天晚上赶到南德的，广屏市妇联的一位办公室主任与她同行。到车站专门去迎接的有南德市政府的一位副秘书长，还有市公安局和《南德日报》的领导。他们隆重而严肃地把她接到医院，前呼后拥地请到了会客室。落座之后，医院还上了茶，然后由那位副秘书长向她报告了噩耗。
铁军母亲来的时候并不知道儿子已经死了。她上午正要到市人大去找邢副主任说铁军的事，还没出门就接到了广屏市妇联办公室的电话，告诉她南德那边有个电话打到妇联，说她儿子张铁军和蒙面抢劫的罪犯英勇搏斗不幸负伤，已送往医院抢救，请她马上去南德探望。铁军母亲这才确认儿子真是去了南德。儿子一跑她就猜到了，只是不敢确认。她在南德下了火车看到市政府有人来接，也没往不好的方面去想。她是广屏的妇联秘书长，平时要是有事到周边地市出差，市里通常也会来个有关方面负责人出一下面的，更何况这回是她的儿子在这里勇斗歹徒光荣负伤，地方上更会加倍礼遇。她一下火车就以平静端庄的态度和那位副秘书长以及来接她的其他干部—一握手，表示感谢，还说了官场上照例该说的客套话。来到医院并且在医院的会客室落座之后她一直是镇定的，举手投足全都瞻前顾后，礼节周到。
副秘书长报告了噩耗之后，她一时没有反应过来，整个人处于一种呆掉的状态，脸上的表情全部停止了，眼睛也不转动。副秘书长以为她还算挺住了，小心翼翼地请公安局的一位副局长向她介绍一下案情。公安局副局长刚刚讲了两句，刚说到这是个蓄谋已久的凶杀案，凶手是对前一阶段公安机关对其亲属依法镇压的蓄意报复之类的情况时，铁军的母亲就突然失声痛哭起来。她的哭叫声之哀痛之惨厉，撕碎了屋子里所有人的心。
铁军母亲还没哭起来的时候，安心已经来到了会客室门外。
是潘队长把她从病房带过来的。她白天经过医院的检查，发现身上有多处挫伤，腿部和臂部的肌肉更是严重拉伤。因为那个下劈的动作用力过猛，后脚跟也肿起来了，医生说小腿骨还有轻微的骨裂；右手的手掌在吊脚楼的木柱上也剐掉了一大块皮肉，她跑到南咸河对岸派出所报案时连手中的襁褓都被鲜血染红。现在，她的手上缠了纱布，脚上也敷了药，拄着一支拐杖在老活的扶持下来到会客室门外。老潘声音凝重，说：“安心，我知道你现在很难过，但你得知道你婆婆更难过，她就这么一个儿子，才二十八岁，这个滋味一般人受不了的。你过去，别哭，别再说让你婆婆伤心的话。你就好好安慰她，劝她，你要再一哭，你婆婆就更受不了啦，懂吗？”
安心说了句：“懂。”但眼泪几乎同时随着这个“懂”字，大颗大颗地滚落下来。老潘正要先把她扶到一边让她忍一忍，会客室里恰巧就传出了铁军母亲嘶裂的哭嚎。安心扔了拐杖推门就冲进去了，她连滚带爬膝行着扑向铁军的母亲，她哭喊着：“妈，妈，你让我跟他一起去吧，我想他……”她跪着抱住铁军的母亲，无法抑制的哭泣使五脏六腑都像抽了筋似的疼痛难忍。9军她知道自己真的爱铁军，铁军也对她好，他对她对孩子真的是非常好非常好！在一年之后安心向我谈起铁军之死时，仍然落下眼泪，说明铁军的死是她心上始终没有愈合的伤口！
铁军的母亲也哭得死去活来，但她很清楚很明确地把安心推开了。她用嘶哑的，断续的，含混不清的诅咒，让在场所有人，包括市里的头头和老潘，都惊呆了。
“你这个坏蛋！铁军就是你害死的，你还不放过他吗！你把他害死了！你还要怎么样——！”
这位年届半百，头发已经花白的母亲用尽了最大的力气，拉长了声音把胸中的恶气喊出来，声音大得变形变哑她喊的什么反而让人听不出来。但大家都知道她是在骂她的儿媳妇。安心匍匐在地，浑身颤抖，铁军母亲扑向她，几乎是要拼命的样子，大家这才蜂拥而上，拉住了这婆媳两人。安心马上被人搀出会客室，她已经哭不出声，她的泪水糊住双目，头脑昏昏地被人架着走。
不知谁拖来一辆担架车，大家七手八脚把她抬上去，她平躺着想挣扎但动不了。她左右摇摆着脑袋，胸部像被什么东西重重地压住，她那时意识里堆一的渴望就是能够让自己哭出声来！
她被推到病房后，医生过来检查她，吩咐护士给她打了一针。可能是一针镇静剂。十多分钟后她慢慢停止抽泣，沉入睡眠状态，一直到第二天的上午才苏醒过来。
她苏醒后缉毒大队的一些同志都来看她，《南德日报》铁军的一些朋友也来看她，市公安局的一位领导也来看她，说了慰问、表彰和鼓励的话。对铁军的死，也都向她表示了哀悼，劝她节哀自保。市局刑警大队的人也来了，就在病床前对她进行询问、取证。这案子由刑警大队负责侦办。从他们的言谈话语中，安心能听出来这案子的线索不多。
整整一天，没有任何人跟她谈起铁军母亲的情况，甚至，铁军后事究竟怎么办，也没人跟她谈。
整整一天，潘队长没有来。
第二天潘队长也没来。但依然有一拨一拨的同事和领导涌到医院来看她，几乎每一拨人都要做出同样关切的询问——当时的情况啦，现在的伤势啦，哪里疼哪里不疼啦，医生怎么说啦，等等。大家的脸色都沉痛着，声音都又轻又慢，有女同志来，还和她抱头痛哭一场。缉毒大队有不少人都认识铁军，以前都羡慕他和安心是最幸福的一对。正因为他们幸福，现在的悲惨才更为显著。
一连两天，安心迎来一批又送走一批，不知为什么，她暗暗在心里等着的，是老活。在这个时刻老活在她的感觉上，确实成了兄长和父亲。
第三天一早老潘来到了病房，身后还带来了一男一女两个人。安心一见到那两个人便泪流满面，她万分委屈地叫了一声：“爸，妈！”
安心的父母是这天早上刚刚乘火车赶到的，是潘队长去车站接的他们。安心老实木讷的爸爸一言不发地把给女儿带来的一些吃的和营养药品拿出来放在病床前，她的妈妈则把她抱在怀里，让她哭个痛快。她妈妈流着泪，说：“孩子，跟妈妈回去吧，妈妈疼死你了，咱们再也不分开了。”
她们哭完，安心的爸爸妈妈又说了好多安慰她的话，那些话别人也说过，但从爸爸妈妈嘴里说出，感觉是不同的。这就是亲人的作用，亲人在日常生活中往往不如同事和朋友显得亲密和重要，可一旦发生什么事，一旦灾难临头，只有亲人才能熨平你流血的伤口，让你的心真正得到慰藉，真正安宁下来。
父母为她擦去眼泪，守着她，哝哝低语。在她情绪稍稍平定之后，老潘回到病房，告诉安心的爸爸妈妈，医生已经来了，你们可以找医生了解了解她的伤情去。安心的父母就去了，屋里只留下潘队长一个人。老潘简单地和安心说了一下关于铁军的后事怎么办的问题，说了铁军母亲和南德市有关领导商量的方案。老潘和安心说的时候，口气上并没有征求她意见的意思。
其实老潘当时已经知道了铁军的母亲和南德市委及市公安局领导进行的谈话，这谈话的内容不仅仅是商量铁军的后事如何处理的问题，她还向他们通报了她的儿子与安心以及那个孩子的关系。事到此时这个家丑是不得不外扔了，否则谈铁军的后事怎么可以把他合法的妻子排除在外？怎么可以不征求他妻子的意见？
铁军的母亲认为，她儿子的死，安心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她作为死者的母亲，一辈子也不会原谅安心。她不再承认安心是她的儿媳，不再承认安心是铁军的妻子，尽管在法律上，安心与铁军并没有解除婚姻关系，但铁军的母亲手中握有一张基因测试的证明，还握有其它确凿的证据，完全可以证明这个媳妇对丈夫不忠，而且可以证明铁军在死前已决定和安心断绝夫妻关系，因此她完全有权利不让安心插手和参与铁军的后事。她说这不仅是她，也是铁军本人的意愿。她不能让她死去的儿子受到玷污和灵魂不安。
至于铁军的后事怎么办的问题，她表示不同意在当地火化，希望能将铁军的遗体运到广屏，到广屏由铁军的工作单位为他开过追掉会或者遗体告别仪式之后，再火化。火化后和他的父亲合葬一处。
在铁军母亲和南德市有关领导进行这次谈话之前，广屏市人大的邢副主任已经打电话给南德的市委书记，请他对铁军母亲赴南德奔丧一事给予关照。他告诉南德的书记，铁军母亲也是一位老同志的遗孀，刚刚送走了丈夫，现在又送儿子，确实非常不幸的，所以希望尽量满足她的意愿。这个电话很起作用，铁军母亲的上述要求，参加谈话的市委秘书长代表市委书记，当即应允。
只是出来后私底下建议公安局的头头，对安心那边要注意方法，注意做好工作，不要激化矛盾。毕竟，她现在与死者并未办理过离婚的手续。
所以老潘跟安心讲这些情况时口气非常婉转，关于铁军母亲对她的看法，和那些激烈的言辞，都没有透露给她。他只简要地介绍通报了铁军的遗体将怎么运回广屏，到广屏以后将怎么组织追悼和安葬之类的治丧方案，还通报了广屏市委宣传部的有关同志已经赶到南德负责具体操办工作等情况。他对安心说，这些后事都由组织上按规定处理，你就放心吧，家属方面铁军他妈妈也就代表了。他妈妈对你有些误解，你需要给她时间慢慢冷静，现在索性不要同她见面，以免刺激她的情绪。她白发人送黑发人而且以后生活肯定孤苦伶河也够惨的，你做晚辈的应该同情理解懂道理顾大局。你现在以养伤和调整心情为主，另外还要照顾孩子。说到孩子，潘队长言语简单，不多展开。关于这孩子到底是谁的，铁军死前与安心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其实他从与铁军母亲谈过话的局领导嘴里已经知道个大概了，但他跟安心只字不提，不捅破这层窗户纸。安心和铁军的母亲同样不幸，现在都应该避免刺痛她们敏感脆弱的神经。
安心听完潘队长的话，那些话既是通报情况，也是一番规劝。她态度配合地点了头，表示铁军怎么安葬一听组织上的安排，二看铁军母亲的愿望，她本人不提额外的意见。老潘脸色慈祥，说：好。
第二天早上安心出了医院，她不想在医院住了，不想再花队里的那点医疗费了。公安局本来就很穷，每年的医药费都是按人头包干下发的，她再没完没了地在医院养下去别的同志就别看病了。缉毒大队在市局招待所里为她租了一间房，让她和她父母和她的孩子老少四日临时住住。吊脚楼那间宿舍肯定暂时不能去住了，就是门窗都修好了也不能去住了，因为毛杰知道那地方，要杀她的话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她爸爸妈妈本来是想带她和孩子一起回清绵去的，但这案子还没完，还有些情况需要找她核实取证，刑警队方面希望她最好留一留。而且她想，过几天还要要广屏安葬铁军呢，所以她目前还不能跟父母走。她让爸爸妈妈先回去，她也要搬出市局招待所。她打听了，在这招待所租一间房一天得交三十块钱，她这么花队里一向桔据的公安经费心里不安，大家也都看着。
爸爸妈妈刚来了两天就让安心捧着走，走的那天活队长钱队长都跑来挽留，说这点钱算什么，花得起花得起。爸爸妈妈还是走了，走的时候她妈妈把一尊在清绵有名的圆通寺里开过光的玉石观音挂在了安心的脖子上。说这观音是专门为她求来的，请长老念过经的。安心知道她妈妈一向不信佛的，家里从来不摆佛龛佛像木鱼香炉之类，现在居然给她带来这个。大概做母亲的想保
佑女儿已想不出什么办法了。清绵的圆通寺据说很灵的，清绵人都很信。母亲为女儿去求佛不知算是随了俗还是弃了俗。她给安。
心戴了那颗玉观音，然后抱着遍体鳞伤还一瘸一拐的女儿流泪。
安心的爸爸则把一千元钱悄悄地交给了潘队长，说队长麻烦你转给她吧，让她买点好的吃，我们给她她不要。
这才几天的功夫，安心都瘦得脱了形，脸上都没一点血色了，她确实应该营养营养。她爸爸是个中医，知道年轻女孩子这个时候身心交瘁不赶快调整的话最容易做下病来。
她爸爸妈妈走了，还带走了她的孩子。在她住院这几天，孩子一直是队里一位老大姐帮她带着的。还好这孩子像是突然懂了事，据说一点没闹，一点没让人家烦。那老大姐跟安心这么一说安心就直想掉眼泪，她觉得真是难为孩子了，这孩子现在还不到一岁呢。
送走父母，安心当天就回到队里，队里派人和她一起把铺盖脸盆什么的从宿舍里取出，带到队部办公室。她打算就住在队部的办公室里，这是老潘同意的，钱队长也没意见，还找人帮她把队部办公室里面那间不到五平米的小库房腾了腾，东西重新妈了码，用木板支了一张窄窄的小床，好让安心临时凑合能在这里休息睡觉。
安心回到队里什么话都没说，几乎一夜之间她变得沉默寡言了。在他们帮她架床板时她只是用心地摩拳端详着她母亲送给她的那尊玉观音，摩挲了一会儿突然抬头，说了句：“我晚上睡在这儿就等于值班了，公私兼顾。”老钱看看她那双失了神的眼睛，笑着说：“哪能让你天天值班啊，该谁值班还是谁值，你就好好休息。”钱队长虽然这么说，可还是让人拉了一条线，把队里的报案电话在安心的床头加装了一部分机。刚刚装好还没五分钟，那电话机就响了，老钱接起来，字正腔圆他说道：“喂，缉毒大队！”电话里的人说了句什么，老钱便皱着眉把听筒递给安心，说：“你私人的电话怎么打到这个机子上来了。”
这是缉毒大队向社会公布的报案电话，按规定是不能随便占用的，所以钱队长挂了点脸色，要不是安心丧事在身，他可能还要不客气地批评几句呢。
安心接了电话，电话里是个男人的声音，听着很清楚，就像是从隔壁打来的一样。不仅清楚，而且还挺耳熟，但安心一下子没想起是谁。
那男的说：“喂，你老公的后事办好了么？”
安心拿着电话，愣愣地发不出声。
那人也沉默了一下，接着又问了一句：“我家可是死了两个人，你是不是还欠我一条命啊？”
那人的口气很平静，说家常话似的。但安心全身明显地打起抖来，连老钱都看得出来的。大概安心自己都没有想到，她的声音不知为什么竟也出奇的平静。
“好，你在哪儿，我去找你，我还你这条命！”：老钱，还有另一个帮安心装电话的同志，都看出有点不对劲了，他们眨巴着眼睛看安心。接下来他们不约而同地，听到安心说了电话挂断之前的最后一句话：“好，我一个人去，咱们不见不散户安心挂了电话，老钱问：“你这是跟谁呀，不见不散？“
《玉观音》
十九就在安心送走父母，搬出招待所，回到缉毒大队的这天下午，她接到了毛杰不知从什么地方打来的电话。她猜到铁军带着孩子跑到南德来的那天下午，缉毒大队接到的那个找她的电话，也一定是毛杰打的。
一听到毛杰这两个字，钱队长就愣了，以为自己听错，帮她装电话的那个同志也愣了，外屋还有几个人也都停下了谈话，挤到小仓库的门口看她。
安心没再说话，她推开那几个挤在门口的人，病着腿走到外屋，手哆咦着从身上往外拿钥匙，钥匙拿出来插了半天才插进办公桌抽屉的锁眼儿里……抽屉终于拉开了，但用力过猛，哗啦一下拉到了地上。安心一只手还吊着绷带，她用另一只手，从翻在地上的抽屉里，拿出自己的枪来。
老钱赶紧从里屋出来，抓住安心的手，把枪夺过去，他皱着眉问：“到底怎么回事啊你这是？”老钱也许到现在也不敢相信，那电话真是毛杰打的。
安心红着眼，上前去抢者钱夺走的那把枪，但抢不过他。老钱把她重重地推开，有点恼火地问：“你刚才说谁？是毛杰打的电话，啊？”
安心被老钱推了这一下，身体踉踉跄跄地向一边摔去，要不是桌子挡着，她差点摔在地上。她扶着桌子重重地喘气，回身看老钱，咬着牙说：“他约我见面，他问我敢不敢！”
老钱正要说什么，突然抬眼，视线越过安心，投向队部办公室的门口。安心也抬起头来，他们都看到潘队长像座小山一样出现在那儿，把屋里的光线都遮得一暗。
潘队长用毫无表情的声音问道：“你敢吗？”
安心的眼睛一眨不眨，她一眨都不眨地盯着播队长那张背着光的脸。她说：“敢！”
老潘不动声色，又问：“他约你在哪儿？”
安心说：“在瑞欣百货商场的门口。”
老钱插上来，不知是提醒安心还是提醒老潘，说：“这小子前几天在你宿舍那儿没得上手，现在又想调你去瑞欣百货，那地方人杂路口多，四通八达，是个打黑枪的好地方，打了就走咱们连个脚印都追不上。你要去就等于是给他当靶子啦！”
安心说：“他敢去我就敢去，他有枪我也有枪！”
钱队长张了嘴又要说什么，老潘打断了他们：“他约你什么时候去？”
安心说：“现在！”
潘队长走到屋子当中，站住，稍一停顿，说：“好，我跟你一起去！”
钱队长站在老潘身后，得愣地问了句：“就你们两个？还需要带谁去？”
潘队长转回身，他的回答很轻，但却答得斩钉截铁，没一点犹豫：“全体！”
老钱似是领会了片刻才明白过来，然后四下看一眼都还发着愣的缉毒警们，突然大吼了一声：“全体！”
屋里的人这才如梦方醒地一齐往门口挤去，者潘走到电话机前，极其简短地给局里的头头打电话，电话还没打完，缉毒大队的院子里已经马达轰鸣，老钱带着人驾着车子出发了。车子一辆接一辆快速地开出缉毒大队的院门，车队扬起的征尘遮天蔽日，气势非凡。
老潘桂掉电话，站起来，看了安心一眼，心平气和地说道：“走吧。”
缉毒大队距瑞欣百货商场并不算太近。安心坐着老潘的车子，车子开得不徐不疾。他们一路默然无话，穿过一个街口又一个街口，渐渐接近了瑞欣商场的正门。老活没有让安心在正门下车，甚至没有把车子开到商场门前的停车场去，而是停在了附近的一条小街上，从这条小街的街口，可以看到商场门前熙熙攘攘的情形。
这时，安心发现，包括他们停车的这条马路在内，瑞欣百货的四周，和附近她目光所及的所有路口，都像是平地里冒出来似的，突然布满了武警部队的士兵。士兵们身穿黄绿相杂的斑点迷彩服，手执冲锋枪，压着眉毛的钢盔下，个个面目严肃，在军官们简短快捷的口令声中，迅速封锁了附近的大街小巷。安心还看到，缉毒大队的民警们也散在各条街口，在武警部队的协助下，开始仔细盘查过往路人，尤其是从瑞欣商场方向来的青年男子，一律端详仔细了才予放行。
潘队长就在车里，用手持电话联络几个分队的头头，问他们发现了什么情况。街上的老百姓有不少站在远处看热闹的，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要这样如临大敌。安心想下车，老潘不让。他问：你上哪里去？安心答不出。老潘说：用不着你，你就在车上坐着！安心就只好坐着。她看到远处的一个街口，一群武警扣住了一辆公共汽车，大概和车上的什么人发生了争执，好像还动了手，不过很快就平息了，虚惊一场，没有发生乱子。各分队从不同方向陆陆续续报来的情况，都是没有发现目标。目标是已经溜了还是根本没来还是就藏在附近的某幢房子里，不得而知。
就在这时，一辆小卧车悄无声息地开过来了，安心知道那是局里领导的座驾，老潘马上下车过去，钻进那小卧车里请示汇报去了，三分钟后出来，用手持电话让老钱通知各分队撤回。安心看到，武警部队显然也接到了类似的通知，纷纷上了卡车和吉普车，走得比缉毒大队的人还快。街头出现的紧张局面不过半小时的长短，马上一切如常，恢复了平静。
潘队长也上了车，打着方向盘把车开回队里。和来时一样，一路上他和安心谁都没说什么。
晚上老潘没在队里吃饭，据说是被局里的电话叫走了。第二天一早，他晚来了一会儿，来的时候还带来一位局政治处的干部。这干部四十多岁，安心光是脸熟，叫不出名字，听潘队长称呼他为方主任。这位方主任，还有老潘老钱，。三个人一起进了会议室。五分钟之后，让人把安心也叫过去了。
安心一进会议室就觉得有几分异样，三个领导并排坐在会议桌的左面，她进去以后就坐在右面。这个坐法给人的感觉太正现了，像大学里考学位时的答辩会似的，再加上领导们的面孔都严肃着，尽管那位方主任在她进屋之后便露出些亲切的笑容，但那也是主题严肃的一种笑容，一点都不轻松。
安心在他们对面坐下来，心里知道他们找她一定是要和她谈某个重要的事情。那位方主任先开了口，见她的左手还打着绷带，先是关切地问了问她的伤情。当然紧接着，也关心了她的心情，对她爱人的不幸遇难表示了哀痛，话说得既正统又亲切。短暂的慰问之后，话题就转入了正轨。
“今天，我代表局领导、局政治处，也就是代表组织吧，来和你谈一谈。首先，我们对你大专毕业来南德市局缉毒大队实习这一年多的表现，感到还是满意的。你一个年轻女同志，选择到我们这个边境城市来锻炼，说明确实是树立了为公安献身，为人民服务的崇高理想，而且通过一年多的实践，思想上、业务上、意志品质上，都有提高，都有提高。今天我们找你谈，还是因为这个案子。这个案子你是发挥了很大作用的，对于摧毁这个贩毒据点，摧毁这个团伙，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要不然罪犯也不会这么丧心病狂地报复你。所以，局党委昨天研究了一下，决定给你记个人二等功一次。记功的决定和证书、证章，马上就会发下来，等发的时候再正式宣布。现在我们是提前向你表示祝贺了，啊，表示祝贺！”
方主任说到记功，老潘和老钱也都冲地点头，脸上现出笑意，做出同贺的响应。下面的话依然由那位方主任继续说下去，安心不用问也知道，他们今天找她，这架式、这表倩、这气氛，绝不仅仅是通知并祝贺这桩喜讯。
果然，方主任话锋一转，接着说：“还有一件事，今天我们也要和你商量，考虑到这个案子，目前线索不多，目前只能初步认定是毛杰、毛放兄弟所为，带有明显的仇杀报复性质。现在估计他们已经逃离本地，到什么地方躲起来了。缉毒工作你干了一年多也很了解了，太残酷。现在已经很清楚，毛家大院是境外贩毒组织在境内的一个重要据点，这家人和他们的同伙，都是国际贩毒集团的骨干成员，他们都有藏匿的窝点和逃脱的路线，这两个家伙对你也绝不会善罢甘休的，迟早还会找你。这类事以前咱们这里，还有其它地区，都发生过。我们很多缉毒民警与毒犯之间，都有不共戴天之仇！局党委根据这个情况，也听取了你们缉毒大队领导的意见，昨天又向省公安厅政治处请示了一下，根据请示的结果，决定从今天起，对你实施保护措施。调离公安机关，调离本地，找个远一点的地方，给你换一套姓名档案，安排其它工作，这样可以避免不应有的牺牲。”
安心惊呆了，她知道他们找她肯定有事，但没想到是这个事。她这两天本来一直想，铁军不在了，广屏婆婆家也肯定不能再回去。除了清综父母那里，她只有缉毒大队这个家了。她愣着，扭脸去看潘队长和钱队长，潘队长低头抽烟，钱队长回避不及，让她的目光逮住，只好咳嗽了一下，解释道：“这不是说咱们怕他们，不是咱们胆小害怕了。这是组织b对咱们干缉毒工作的同志的一种爱护，一种关怀。这种保护措施以前对其他同志也使用过，并不是今天才开的先例……”
老钱说了半天，基本上还是重复了刚才方主任已经表达过的意思。安心眼睛湿了，她隐隐感到这一切都已不可更改，这是决定，组织上正式的决定，已经请示过上级的决定，她只能服从。
她眼含着泪水，想自己此时应该说几句感谢的话，感谢组织上对她的关心和保护，但她一开口，不知怎么却问出了这么一句：“以后……我永远都不能再干公安了吗……”
老潘老钱都低头不语，方主任沉吟了一下，也只能再讲大道理：“做其它工作也一样是为人民服务，一样可以干出成绩，作出贡献，跟干公安惟一不同的是，你会比较安全。你是个大学生，有知识，我相信你在任何工作岗位上都能发挥出你的聪明才智来。你不像有些同志，除了有一点公安工作的经验之外，就没有别的知识了，这些同志换什么工作都很难。以前我们转移出去的个别同志，不要说干别的工作，当农民都当不了。我们帮他安排的工作，干几天就干不下去了，最后自己的生活都成问题了。
你的情况跟那些同志完全不同。“
大道理安心都懂，小道理方主任也说得实在，可安心心里一时转不过弯儿来的，不是道理，而是感情。她的泪珠子终于啪啪啪贴地掉下来了，她哽咽了一句：“我也干不了别的，我不想隐姓埋名，我不想离开公安队伍……”
潘队长这时开了口，他说：“安心，组织上让你换个名字换个地方，是经过慎重考虑的。你是女同志，又是大学生，组织上必须考虑你的安全。再说，你还有个孩子，你的孩子长期交给父母带，你长期不和孩子在一起对你对孩子都不好。可你要是留在缉毒大队就不可能带着孩子。现在罪犯是盯上你了，你的安全、孩子的安全，组织上压力太大了，所以采取这个措施也是万不得已，希望你能理解，能配合。”
安心不再说话，地甚至不让自己的眼泪再落下来。屋子里沉默了一会儿，那位方主任语气和蔼地收拢了话题：“怎么样，你好好考虑一下，啊。”
安心没有抬头，没有着他们，声音中依然带着委屈的哭腔，她问：“我只能配合，只能服从吗？”
没有人答复她，他们都沉默不语。
安心把头抬起来，眼睛还红着，她抽了一下鼻子，用伤风一样的鼻音，哝哝地，一句一停地说道：“那好，我服从组织上的决定，组织上让我去哪里都行。”
他们都看她，没人表示高兴。这场谈话就这么结束了，这对安心本来是好事，是组织的好意，可她的心情和她的眼泪，使跟她谈话的这三位头头在走出会议室时，都是一脸的沉重。
那几天安心虽然不会再被安排任何队里的工作，但她始终没能闲着，除了负责侦办铁军被杀案的那几位刑警又找了她两次之外，市局政治处的一位科长也找过她，主要是谈她下一步的工作安排问题。政治处通过和有关方面的联系，初步走下来让她去北邱市。那是一个县级市，在滇东地区，与滇西的南德相隔六百公里，离广屏也不算太近，离清绵就更远。局里有关部门帮她做了一个假档案，和一个假身份证，替她改了名字，那名字挺俗，叫何燕红。她也无所谓，反正她的真名、真档案，都还留在南德市局政治处。其身份证她自己保管，政治处也没说要收回去。
做假档案和假身份证不为别的，只是为了帮她在北邱市落户口和安排工作单位。那几天南德市局政治处的人一直在帮她跑这事合北邱市公安局接了省公安厅和地区公安局的通知，对这事很支持，很快落实了她的户口所在地，并且帮她在北邱市一家建材公司里找到了一份工作。据说这家公司效益不错，工资不低，福利也好，而且，公安局在里边有个熟人管业务，说个话还是管点用的。当然，北邱市局只有一两个负责安排这事的局领导知道这位何燕红的真实来历，下面具体操作落户口和帮她联系工作的干部并不知情，只当是熟人介绍来的关系。
安心对这个地方，对这个工作，都不满意。可能是北邱和什么建材公司都太陌生的缘故。对她来说，离开了铁军、离开了南德、离开了公安队伍、脱下了警装她就什么也不是了，她无论去哪儿，干什么，都是一种无家可归的漂泊。
所以她什么也没说，局政治处的同志办这事挺辛苦，有时一天打好几个电话过来跟她说情况，这她看得见的，人家也不容易。而且老潘他们也劝她先去，说北邱是个富县，乡镇企业搞得挺有名气，听说那份工资比你现在在缉毒大队拿的工资还多呢，这也是个实惠。你现在要养孩子，以后还得结婚，找什么工作确实也得考虑实惠不实惠。安心想想也是，她以后做什么确实要考虑怎么对孩子更有利。说到结婚那是不可能了，她想自己一辈子恐怕不会再结婚了。老潘说：咳，你现在当然这么想啦，可你还年轻，还不满二十二岁，以后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心情会是什么样，都难说呢。
除了安排户口和工作这些事之外，还有铁军的后事。广屏市委宣传部专门到南德来处理铁军后事的两位同志也找过安心，征求她对丧事处理的意见，并且把草拟好的铁军的生平介绍，拿来请她过目。她还是那句话：丧事怎么办，一听组织安排，二听铁军母亲的意愿。她说她会在心里怀念铁军的，至于单位里用什么方式悼念他的死难，用什么辞藻评价他的一生，请组织上按规矩办就行了。安心心里想：铁军真正的优秀之处，那一纸生平是写不清的。那些优秀之处，他作为一个男人的魅力和光芒，只有她这个做妻子的，寸心可感，也不一定—一说得出来的，那是一种共同生活之后的知和爱。对一个女人来说，说不出来的东西往往能让她守一生。
铁军的遗体已经运回广屏了。安心也正式结束了人民警察的职业生涯，悄悄办理了退役的手续。她交出了自己的警服、警徽和警号，还交出了自发给她以后就从未在实战中使用过的武器；然后，领到了二等功的证书、证章和八百元奖金。甚至，还领到了她在公安机关最后一个月的工资，和特别发给她的三千元的安置费以及从南德到北邱的交通费；老潘老钱和队里的其他几位头头也请她出去吃过了送行的饭；她的行李也已经打在一只木箱里托运到北邱市去了。如果不是为了等着广屏方面的电话，通知她铁军遗体告别仪式的日期，她实际上已经可以买张火车票，带上随身的一只箱子，离开南德到北邱的那个建材公司，去开始她新的一段人生了。
在南德的最后这段时间里，安心静下来的时候，除了想起铁军悄悄哭一会儿之外，就是开始想像她的未来。越想，她越留恋过去的生活。正如一位哲人说的：回忆总是美好的。不美好的东西常常也就不回忆了。因此，她在自己的记忆中总是下意识地将一切不愉快的东西省略和避开，甚至有意地，将痛苦和耻辱排斥在外。比如铁军临终前与她的争吵、对她的憎恨，她就不愿多想。尽管她承认，是她对不起铁军，她对不起他给予她的爱和他宝贵的生命。可现在，一切仔梅和补偿都没有意义了，剩下的只有回忆。她宁愿让回忆变得单纯一点，哪怕不那么全面真实。她反复回想的，只是那些美好的情景，无论是她和铁军在医院的相识和初恋，还是铁军来南德下放当记者时和她在一起的那一段新婚的日子，还是孩子出生以后她在广屏和铁军妈妈一起三代同堂的家庭起居，—一在安心眼前活现，挥之不去。她一静下来就想，一静下来就想……往事越是幸福今天越是折磨，越是让她对未来感到特别的无望和无趣。
白天，她不方便总在队部办公室里呆着，办公室和往常一样，不断有人进进出出，大家都在忙碌。她在理论上和编制上，都已不是这个单位的人了。她在办公室里呆着，哪怕是在她睡觉的里屋呆着，一墙之隔也还是觉得不方便。她无事可做就显得手足无措，人家看着也难受，于是她就出去，到南勐山自己去逛。
去了一次就让老钱骂了一通：毛家那两个疯子走没走还不知道呢，你怎么一个人不带枪就这么出去呀，出了事谁负责？你要问了我可以叫几个人陪你一起出去，实在闷了去乡下走走，但一定要跟上两个男同志。你临走了再出事我们向局里没法子交待！
老钱不准她再一个人出去，她也不可能在队里这么忙的时候让领导再派人陪她散心。而且，她出去只是想找个地方独处。一个人独处的时候，想回忆过去就回忆过去，想想像未来就想像未来，想哭了，就哭一会儿，哭一会儿就放松了。可要是领导上派人陪着她，她就没法回忆没法想像了，也没法悲伤，也没法放松。她不再出去就是了。
潘队长那时亲自上了一个案子，几天前就扎到边境上的一个名叫沙仑的小镇里去了。老潘不在也加深了安心的孤独和苦闷。
她原来还担心过两天她离开南德时老潘万一还没回来连互相说声再见都不行了呢。好在这天中午老潘突然风尘仆仆地回来了，一回来马上就到会议室把安心找来谈话。老播传达给她这样一个消息：关于铁军的遗体告别仪式，日期已经定了。就定在明天上午九点钟，就在广屏市人民医院的一号告别室里举行。
安心一听就愣了：明天上午？她疑惑地问老潘：“队长，您怎么知道的，你这几天不是一直呆在沙仑镇吗？”停了一下，她又说：“明天上午举行告别仪式，他们怎么现在才通知我？”
老潘没有如她期望的那样表现出同等的不满，他沉默了一下，说：“电话是昨天就打来的，是广屏市委宣传部直接打给咱们市局政治处的。政治处方主任今天早上打电话给我，让我和你谈谈。我就是为这事专门赶回来的，呆会儿还要赶回去，今天晚上我们和武警部队在沙仑镇有一个联合的行动，所以我必须赶回去。”
安心半懂不懂地听着。她从队长的表情上，猜到又有节外生枝的事情发生。她不知从何而来地突然有股怒火。她觉得在铁军的后事怎么办这个问题上，她一再都是忍让的，她为了顾大局，为了照顾铁军母亲的心情，已经一忍再忍，她从没给组织上找过半点麻烦！可他们对她，却没有起码的尊重，她毕竟是铁军的爱人！是最有权利发表意见的人！她忍不住强硬地冲潘队长问了一句：“他们这么晚才通知我，而且不直接跟我说，要跟局里说，他们到底想干什么？”
潘队长低头，苦于措辞地想了想，再抬头看她，看了半天才说：“他们的意见是，希望我们劝说你，不要去参加遗体告别仪式了。”
安心的脸都白了，她的心像被人使劲往上拽了一下，换到喉咙口便堵在那里不动了。她用了力气，好不容易才从几乎堵死的喉咙里，拼命地挤出了她的愤怒，和她的惊诧！
“什么？”
“因为，铁军的母亲提出来，不同意你站在铁军家属的位置上，她不能接受你在告别仪式上和她站在一起。所以，广屏市委宣传部希望我们局里，做做你的工作。所以方主任让我无论如何赶回来，和你谈一谈。他们可能觉得我的话你一向比较尊重，所以要我来谈。”
安心真想大哭一场，但她没有眼泪，她有点气蒙了，只有喃喃地表示反抗：“……她为什么要这样做？她没有权利这样做……”她也意识到她的反抗脆弱得犹如一片巨大的噪声中几句无用的自言自语。
潘队长能说什么？这是奉命谈话，他只能做安心的劝导工作：“你也知道的，铁军的父母，在广屏都算是高级干部，在市委市政府领导那里，都很熟，又是老同志，所以市里肯定会支持她的。而且，我想她提这意见也不可能完全是蛮不讲理地提，她肯定会讲出些理由的，没有一点理由她也不能随便剥夺你的权利……”
“她有什么理由？她什么理由也没有！”安心的态度几乎是在和潘队长刀兵相争了。
潘队长停了一下，像是要避开安心激动的锋芒，并且依然没有对安心表现出明确的支持和同情，他使用的是一种中立的口气，说：“她有证据说明铁军已经和你决裂，而且责任在你。她有证据说明你的孩子，铁军可以不承担责任。安心，这本来是你的私事，我就是知道了我也不想多管。你们年轻人在男女交往方面和我们这一代人的观念做法都不一样，你们有你们的做法，是对是错你们自己去想，你们也有长大变老的一天，到那时候你们可能也会变成我们现在的观点。至少你们会认识到，在咱们中国，在大多数人心里面，你的行为是不会受到肯定的。所以你就是到广屏去闹，我想上面也不会支持你，大多数群众也不一定同情你，这是咱们这个社会的现实！你不能不考虑这个现实！”
安心站起来，红着眼睛拉开门，想出去。潘队长叫了声：“安心，你上哪儿去？”
安心站住了，抽泣起来：“我要到广屏去，我要找铁军的妈妈去，我自己当面去认错。我跪下来求她让我送一送铁军还不行吗？我爱铁军！”
潘队长走过来，把她从门口拉开，然后关上门。他看着终于哭出声来的安心，沉默了一会儿，让她哭。这些天安心总觉得自己的眼泪已经哭干了，已经不会再哭了，可一有什么事她还是这样控制不住。潘队长站在她的身后，长长地叹了一声，换了一种亲近和知己的口气，说：“你要是真爱铁军，那就让他安静地走吧。他一定不想看到你跟他母亲打起来，你们都是他的亲人。你要爱他在心里记住他就行了。他走以前对你的那些意见如果确实属于误解或者赌气，那他到了阴间自然什么都能明白了，什么都能谅解了。如果真有灵魂不死这类事情的话，铁军的灵魂肯定是会升天的。升到了天上，人间的事情就都能看得清了。”
安心止住了泪水，老潘的每句话，每个字，她都听过去了。
那些话充满了感情，也很实在。让她在这一刻真的相信了灵魂的存在。她想，如果人在现世谁也难免混饨蒙昧的话，那么离世的灵魂总该是透明和居高临下的吧。居高临下，正如潘队长说的，人间的所有事情，包括人的内心，应该都是看得见的。
老潘中午没顾上吃饭就行色匆匆地开车赶回那个边境小镇去了。从他的只言片语中安心知道今天夜里在那小镇附近将有一场战斗发生。她刚刚脱下警服便已经在心理感受到和这种激动人心的生活明显地隔了一层，无意中带有了旁观者的心情。她看着老潘的车子扯着老牛发怒似的轰鸣声加着油门，离开了缉毒大队的院子，她站在会议室门前的走廊上，恍然自己是今天才刚刚到此的一个大学生，对这里的一切都还陌生。她在这一年多时间里经历的每件事，每个错综复杂的案子，每个你死我活的行动，仿佛从来都未曾体验过，这里的生活对她来说，好像还从来都没有发生过。
老潘的车开走了，院子里没有一个人影。安心退回到队部办公室，大概人们都吃饭去了，办公室里也同样空空的。她走到里间，从她的床下，拿出她要带走的那只箱子。打开来，里面已经整装待发地塞满了她要带走的东西。她把一些散在外面这两天还在用的零碎物品也—一装进箱子，然后走到外间，趴在桌子上给缉毒大队，这个她曾经打算在此奋斗一生的集体，写下了她最后的留言。
潘队长、钱队长：我走了。我今天就到北邱市去投奔那个新的工作了。在此向你们，向缉毒大队，向与我朝夕相伴的每一个人告别。
我是一个不懂事的孩子，被你们收留。你们教我学会怎么工作，怎么生活，我一直在你们的庇护下过得很好。我喜欢你们，喜欢缉毒大队，喜欢南德，我曾经想把这里当成我永远的家。我没想到我会这么早就离开这里，离开你们去独自生活。我和你们在一起像小妹妹一样受照顾都习惯了，我真不知道以后一个人在外面会碰到多少难处。
写到这里，她想哭，但强忍住了。笔尖发着抖，难以工整地，写完了最后一句：我会想你们的，因为你们都是我心目中的英雄！
祝你们一切都好！
安心她写完，心里一下子空了。她本想再写几句具体祝福的话，保重的话，但想了半天还是决定不写了。她知道不管写什么都会意犹未尽。
她提着箱子走出办公室，从后门走出缉毒大队的院子。中午的阳光热辣辣的，院子里依然没有人，谁也没有看见她。她在后门外面的小街上拦住了一辆出租摩托卡车，人和箱子都上去，摩托卡车砰砰砰地叫着开动起来。她看着她平时早晚经常进出的那个后门，在视野中渐渐变远变小，车子转了一个弯，就什么也看不见了，她这才转过了头。
她就这样，悄无声息地走了。
车子把她拉到了南德市火车站，从售票厅的显示屏上可以看到，省内的短线火车车次很多，随时可以买到票的。她在售票窗口递进钱去，售票员懒做地问道：“要哪趟车，去哪里呀？”她不假犹豫地回答道：“要三七六次，去广屏！”
《玉观音》
二十晚上九点十九分，三七六次列车准点到达广屏。
安心从车站出来，一看到那些熟悉的街道，看到站前广场四周建筑物上那些鳞次杯比争奇斗艳的霓虹灯，心里就有点凄凉。
她从上大学开始就在这里生活，她在心理上早已把自己划归为这个城市中永久的一员。所以她此时的凄凉似乎包含了一种被抛弃的主题——这个城市中熟悉和热闹的一切，都离她很远了。她拎着那只不大的箱子，沿着站前广场右侧的马路走了好一段，竟没有找到那个本来闭目塞听也能找到的汽车站。她离开广屏不过半个多月的时间，不知为什么竟有隔世之感。
她顾着马路走了一站地，才找到了下一个汽车站。上车后，要打车票时才发现她本来是想去人民医院的，但在下意识的引导下上的这趟车，却是开往铁军家的。过去那也是她的家，现在不是了，以后也不会是了。
想起这个家她有些难过，眼里有些潮湿，但车上这么多人，不是哭的地方。她克制着不让自己去想这个家，但这个家的每间屋子，每个角落，每件家具，连厨房厕所和阳台上的每个东西，每个摆设，都—一地涌在眼前。她犹豫了一下，还是像往常一样打了回家的票，到站之后下了车，像往常一样往家里走。从公共汽车站到家要穿过楼群中的一条干净的林阴路，路两面栽着高大成材的香叶树，路边的便道上，还种着喷红吐艳的山茶花。绿树和红花使这条路有了浪漫的情调，浪漫使这里一到晚上就蝴蝶般地出现一对一对的情侣，在花木间和路灯下款款而行，俄味低语。此情此景，无论冬夏。
这时正是晚上九点多钟，正是年轻人寻找浪漫的时间。安心提着箱子，看着那些热恋中的男女花前月下，柔情蜜意，心里不禁有几分酸楚。那些在男人的臂弯中扭捏羞涩的女子们，大多数年纪比她还大呢，可她们的样子好像才刚刚尝到了异性相吸的神秘和美好。而她呢，她还不到二十二岁，就什么都经历了，什么都过去了。
现在，她提着箱子，穿过这条林阴路，往家走，那感觉有点像往常每次从南德回广屏，下了火车提着箱子往家走的模样。那感觉越逼真、越强烈，她越要告诫自己：都过去了。
到了家，她站在楼门前往上看，她家住五楼，她找了一会儿，找到了那个曾经属于她和铁军的窗口。不知是家里没人还是拉着窗帘，那窗子黑着。楼门口很清静，无人进出。她站在暗影里仰着脸看了好一会儿，才低了头，又拖着箱子往回走，依然沿着那条风花雪月的林阴路，往公共汽车站那边走回去。
她倒了两趟公共汽车，在晚上十点半钟左右，到了广屏市人民医院。
广屏市人民医院是她非常熟悉的地方，两年以前她在这里陪护她的老校长直至他人土为安。两年前也是在这里，她开始了她的初恋。而两年后的今天，在这个孤单的夜晚，还是在这里，她要和她的爱人张铁军见上最后的一面，她要向始于此地的这场爱情做最后的告别。
她走到医院那熟悉的大门前，从大门进去，进了夜间急诊的楼区。楼区里散落着不少夜间就诊的病人，而医护人员看上去却寥寥无几。她穿过急诊部的一个隐蔽的小门继续往里面走，一路穿门过扉熟如自家的后院。终于，她找到了一幢独立的小楼，小楼的门前灯黑着，无人把守。她走进去，从安全楼梯往地下室走。两年以前她就来过这里，这地下室就是广屏市人民医院的太平间。
下到地下室看到了一个正在一把椅子上瞌睡的警卫，她摇醒那个年轻人，问他管太平间的李师傅在不在。小伙子醒来吓了一跳，大张着O型的嘴半天说不出话来。大概再胆大的人在太平间这种地方值更守夜都免不了做一些阴风惨惨的鬼梦，这小伙子一睁眼迷迷糊糊看见一位妙龄女子飘然而至站在面前，想必当做了梦中的女鬼，他那目瞪口呆的样子看上去已魂飞魄散。安心两年前认识的那位李师傅，因为在太平间工作了三十年，自称已不怕鬼了，和鬼相安无事三十年。有一次他在医院的食堂里和安心同桌吃饭，就告诉安心鬼魂并不可怕。鬼魂其实都是最善良的，夜里出来也是因为多愁善感，你不怕、不理，便没事的。
那值更的小伙子可能是新来的，还未具备敬鬼神而远之的修养，目瞪口呆了好一会儿，才颤巍巍地透出一口气来，问道：“……你是谁？”
安心重复了一句：“李师傅在吗，我找他有事。”
小子战战抖抖地说：“他不在，他明天早上来。”
安心问：“早上几点？”
小伙子喘了口气，有了些镇定，声音也平稳多了，他说：“你真把我吓死了，你怎么进来的？”又说：“李师傅早上六点以后才来呢，明天七点就有家属要来穿衣服了，画妆师要来画妆的。”
安心点了头，谢了那小伙子，离开这里又回到了夜间急诊部。她看表，十一点了，离第二天早上六点只有七个小时的时间，她不知道附近多远能找到便宜些的旅馆。想了想，索性就在候诊的走廊上找了个空着的长椅，把箱子放在长椅上，然后她坐下来，闭上眼，等着天明。
周围都是自顾不暇的病人，医护人员少得见不到面，她半睡半醒地坐在这里，反正也没人管。
七个小时之后她再次来到后面的那幢小楼，在太平间门口见到了那位李师傅。李师傅认了一会儿才认出她来，他还记得她，也知道张铁军就是三年前公安专科张校长的儿子。老头儿说：“记得记得，怎么不记得，咱们还在一起吃饭聊过天呢，那你现在和张铁军是什么关系？爱人？”老头儿有点惊奇。接着做出同情的神态：“啊，你们结婚啦，啊，啊……今天遗体告别对吧。
你来得这么早，就来你一个人？“
安心说：“我今天有急事要走，遗体告别参加不上了。我走以前想最后再看看他，和他告个别，行吗？”
安心说告别两个字时眼圈已经红了。李师傅于这种与死人为伴的工作很多年了，善心是第一位的。他看看安心手上的箱子，连忙说行的行的，然后马上掏钥匙打开了太平间的门。安心终于见到铁军了，刚刚从冷藏室里拉出来，人的样子有点变形。但安心还是抱了他，这是她的爱人。她的几滴滚热的眼泪，滴在铁军冰冷的脸上，她知道这几滴微不足道的热泪已经化不开那冰冷的面容。眼泪只是她的忏悔，铁军是因为她的错误而死的，她必须为此忏悔一生。
除了忏悔，那眼泪还代表了她此时的孤独！她知道，在和铁军就此永别之后，她就成了一个孤苦伶仃的人。她要独自去一个陌生的地方，投奔一群陌生的人，再也没有铁军的关切、惦念和叮咛，而这些关切、惦念和叮咛，是以前时时都在身边的东西，现在对她来说竟是那样的遥不可及。
她轻轻地摸着铁军的面孔，她有很多话想跟他说，她觉得铁军仍然是能够和她交流的。她用只有自己听得见的声音向他轻声耳语：“铁军，我走了，我现在只有一个人了，我有点害怕！你能再为我祝福一次吗？你还愿意再为我祝福一次吗？”她静下来倾听着，她心里果真听到了铁军的声音，那声音让她哭出声来。
她哭着说：“我听见了，我也祝福你，铁军！”
她把她胸前挂着的那尊玉石观音摘下来，放到了铁军的枕边。那是母亲对她的保佑，也是她对铁军的保佑，她想就让那块玉石代表她，代表她永远地留在铁军的身边，保佑他的灵魂，安然升天吧。
放好玉石，她轻吻了铁军紧闭的嘴唇，那嘴唇像铁一样坚硬，像铁一样冰冷。那坚硬冰冷的感觉后来很久很久，一直还留在安心的唇上。
安心直起身来，她的目光和站在一边的李师傅相遇，李师傅的脸上，惊奇和感动都有。他在这里工作了三十年，大概从未见过这样的诀别，一时有些发愣，直到安心说谢谢你了李师傅，才如梦方醒。他走过来，动手帮安心把铁军的遗体推回到冷冻格内。这时他看到了铁军枕边安放着的那只五观音。
“李师傅，我想拜托您一件事，等一会儿他们给他穿完衣服，您把这个放在他的衣服里，行吗？”
李师傅的目光在那玉观音上摩拳了一下，移向安心，他冲安心点了一下头：“你放心好了。”
安心向他深深地鞠了一躬。
天已大白。
安心提着箱子离开医院，没再盘桓，没再逗留，她知道从现在起，她已经不属于广屏。她乘了一部公共汽车，直接去了广屏火车站，买了广屏至北邱的车票。当一列火车载着她开出广屏的时候，红彤彤的太阳才刚刚在这个城市的无数高楼大厦之间，升了起来。
在她离开医院也许不到十分钟的功夫，广屏市委宣传部铁军治丧小组的几个工作人员和铁军家的两个亲戚，就扶着铁军的母亲来到人民医院的太平间。和他们一起来的还有专门从广屏革命公墓请来的化妆师。铁军母亲带着她为儿子买的一套崭新的西服和衬衫，她说她要向儿子小时候每天起床那样，亲手为他穿上衣服。
上午九点，张铁军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广屏市人民医院第一告别室举行。据说到场的人非常多，单从人数上看，不亚于一个局长的规模；据说前来表示悼念的领导人物也不算少，级别最高的是广屏市人大的邢副主任和他的夫人；据说铁军的母亲克制了自己的哭泣表现得相当坚强，令在场的所有人对这位母亲的人格意志都感到无比的惊讶和由衷的钦佩。
告别仪式之后，铁军的遗体被送到广屏革命公墓，在熊熊炉火中化为一捧青灰。铁军的母亲不顾大家劝阻，一直到火化结束她亲眼看到和亲手摸到了儿子的骨灰之后，才离开公墓回家。她对送她回来的人说她很累了要睡一会儿，赶走了本来执意要陪着她的两位亲戚。等到家里只剩下她一个人了，她才走进自己的卧室，关好门，伏在床上，出声地激哭起来。这时候，从时间上算，安心乘坐的火车已经接近于到达北邱。
所有这些关于安心、铁军、他们各自的父母、他们各自的工作以及他们的同事和仇敌的故事，先是出自安心本人的叙述，再经过我后来的耳闻及目睹，最终完成于我的想像和推测。故事的细节和人物的心迹通常是不难想像和推测的，何况我后来跟安心一起去过北邱和南德，我亲眼看到并且亲身游历了这个故事发生的那些地点，感受了历史和人文的背景。这背景表面上在这地方平淡无奇，甚至无影无形，但对故事发生的原因和它的结局意义深远。
在这些地点中，我以前惟独没有去过的，便是清绵。清绵不是那些情节演绎的主要空间，它在这些故事中的作用，更像我刚刚说到的背景。对，它是背景，是这段故事的主人公灵魂中的气质之源。
安心和我说得最多的，也是清绵。每个人都会对自己的故乡和童年保留着人本主义的偏爱和思恋。清绵作为古哀字国的后屏，历史上也是一个人杰地灵、兵家必争的要冲，历经了千年的沧桑变化，如今反倒相对闭塞起来。我在那张从火车站前的杂货店里买来的旅游指南上，看到清绵悠久的历史被几句话简单地概括，更加深了我对这里怀有的神秘感。旅游指南上重点介绍的名胜，是一段古城遗址，是清绵推一残存的汉唐古迹。而文字简介中只说到清绵拓城于汉，汉武帝徙吕不韦宗族后代之于此，设不韦县，以“彰其先人恶”。到明代才改称青铜，民国时再改为清绵，如此而且。
我向火车站前那位小店的老板打听了方向，去安心家正好要穿过那段残存的城郭。去那城郭先要走一条数十米长的索桥，涉过激流滚滚的清绵江。在穿越索桥时我举目四望，四周的山和脚下的水仿佛都没有声响。见不到一个人迹。天上有一团棉花般的白云，闲散地浮搁在对面的山头。这里真是一个幽静的仙境，感觉上离外界凡尘的喧嚣已经很远很远。
过了桥再走一刻钟，就看到清绵县的街市了。街市上以古旧建筑居多，但看上去只有把口的那座城门才是真正的古迹。这古城残址比我先前的预想还要完整，虽然大部分城墙已不复存在，但城门和箭楼仍然临风而立，岁月依稀，风韵宛然，成为这清绵县的一处最为显目的标志。
清绵的县城实际上是两块巨岩夹峙的一个隘口，太阳这时早已升起，但形同深谷的县城还笼罩在一片深沉的阴影之中。这阴影使整个县城尚未苏醒，商店大都没有开张，街上少有行人。我走近古城的城门，看到前设一碑，上有古城简介，显为今人所书：“此城建于西汉元封二年，城周七里，高三文五尺，深一丈，设六门，……改建于清乾隆五年，知县袁宏野就地取材，修残补闹……”我穿过城门时，果然发现每块城砖之上，都隐约饶有“乾隆甲午知县袁造”字样。这些墨迹犹存的字体让我体味到整个清绵文化历史的丰富姿彩，进而也对生自于斯的安心增添了某些微妙的了解。
除清绵以外，安心的所到之处，我后来大都走遍了。连最不重要的北邱，这个从情节上说即使忽略也无伤梗概的县级城市，我都做过短暂的逗留。安心在这里工作生活总共不过百日，她就住在建材公司的一间集体宿舍里，和几个专司切割大理石的女工住在一起。那些女工只知道这位何燕红是从保山那边调过来的，大概是公司里一个头头的朋友的孩子。她们都拿她当小孩子。公司里的人都以为她是个小孩子，就像我当初在京师跆拳道馆训练厅里见到她时一样。她的形象给人的感觉就是一个刚刚离开父母还迷恋于追星和吃零食的少女。在周围人的眼里，她和那种少女惟一不同的是，不爱说笑，不太合群，每天只是独自一人低头往返于宿舍与办公室之间，生活单调，兴趣枯燥。这样自我封闭的女孩子，无论是她对别人还是别人对她，都不会有任何飞短流长的口舌是非和闲言碎语。
她上班的地方就在宿舍前边的一座百米之遥的小院内，她的工作是在公司的销售部里当统计员。没错，正如南德市公安局政治处的同志告诉她的那样，这个公司效益好，工资高，她每月挣的钱连工资带奖金带饭费，据说每人都会有年终分红，比她在缉毒大队当实习警司还要多个一百多块呢。
工作简单，生活安定，收入不错，尽管，有些寂寞，但此时的安心和一年多以前刚到南德时的安心相比，完全不同了。她刚刚经历了一场生死搏杀和生离死别，她需要孤独，需要安静，她不想和任何人过从密切，不需要向任何人倾诉，不需要任何娱乐和朋友。她只想这样静静地生活，这样生活挺好。但是，这段安静得在外人看来几乎过于枯燥的生活并没有持续太久，在安心来到北邱落户刚满三个月零六天的那个早晨，她向她所在的建材公司销售部递交了一份内容简单的辞职报告，并且在当天晚上就悄悄地离开了北邱。
走得这样仓促，这样悄无声息，这当然是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了。这种事情说是特别，其实在那些小地方大概很常见，很普通，不值得大惊小怪。那就是：这家建材公司新上任的经理，也就是刚刚禅让了经理职务退身当董事长的公司老板的儿子，在向安心做出多次暗示之后，终于公开地，而且是强硬地，向她求爱了。
在安心眼里，那位董事长的继承人是个典型的花花公于，整日身边美女如云，对那种穷人乍富式的挥霍沾沾自喜。他见了安心之后便发誓从此不近女色，并且，他让安心看见，他说到做到。他已三十多岁，这点毅力至少短期内是拿得出的。就像当初我追安心时那样，他不断地邀她出去吃饭，关心和改善地生活起居的种种条件；比我追安心更方便的是，在遭到谢绝后，他可以用公司领导的身份居高临下地关心她的思想和业务表现，常把她单独叫到经理室去“谈工作”什么的……安心摆脱不开，无处可躲，她惟一的办法，是打电话给老潘。可老潘又能怎么样呢，除了在电话里教她一些办法让她妥善处理之外，别无良策。
老潘教的那些办法太常现了，不过是一般女人拒绝男人的那些语言和方式，或者说，是一般女下属拒绝男上司的一些过时的技巧。这对那位上头上脑如粮似虎以为有钱就有一切的小地方的大款来说，没用。有用的方法或许只有一个，那就是安心向他坦白自己的身世——结过婚，有孩子，她不是什么保山来的小家碧玉河燕红，而是隐姓埋名被人追杀的缉毒警官安心。只有这样才能把那位阅历浅薄没见过世面的经理吓住，但这方法老潘绝对禁止她用。
这位民营企业的经理是靠君位世袭财产继承而拥有权力的，这样上台的人一般的特点不外是喜欢大吹大擂大手大脚而且滥用职权。特别是在人事方面，肯定是个人说了算。在这种私营公司内部，权力的自由度本来就是相当高的。他一句话，就决定把安心从销售部调到总经理室，当公关秘书，负责协助经理应酬客户，并通知她近几天就陪他到大理和昆明出差。私下里还许诺马上任命她担任公司的经理助理，还给她另外找了一处独立的单元住房。就在他把这套两房一厅的住房钥匙放到安心办公桌上的第二天，安心决定辞职并在当天离开了北邱。
她回到了清绵。
她这时心里只想回家，她只想着她的爸爸妈妈和她孩子都在家里等她。
她的家，安心向我描述过，是一幢漂亮的北方宅院式的民居，这是安心的爸爸开作坊最挣钱的时候，加上以前多年行医卖药的积蓄，在原来她家的老屋基址上翻盖的。灰墙青瓦，前廊后厦，重檐藻井，砖雕彩绘……蛮是那么回事的。因为安心的母亲是从山西插队过来的，所以这房子盖得多少有点像祁家大院和乔家大院的风格。当然不是说规模，而是说样式。住在这种古老的宅院里，有一种特别世俗的生活情绪和乐趣。院子里还可养些鸡犬之类，和一般农民经济实用的房子功能不同，安心家养的鸡鸭狗兔，是宠物，是家里的一个气氛。安心常常乐于向我描绘她家小院的这种表面乡俗实则高世的气氛，这种气氛让这幢宅院在我的灵魂深处已经成为了一个天境的象征，一个避难的象征，一个世外桃源的象征。那灰调的大房檐，天井般的院落，饱满的月亮门和威严中透露着喜庆的石狮子，统统汇入我的冥想——这座北方的宅院，在一片雄山秀水的背景前，在夕阳的衬托下，在周围传统的云南民居特有的暗红里，在我想像的视线中，如一片海市蜃楼那样，习习生烟。
我就是以这样的情怀想像了安心回家的画面——她在山雾蒙蒙的清晨扛着自己的行李，走进了那个和雾和清晨同样颜色的院落。她看到了黎明即起正在院子里喂鸡的母亲，母亲在惊异地凝视之后，默默无言地拥抱了她，刚刚起来的父亲恰在这时披衣走出房门，看到了终于归来的女儿……
和父母及儿子的团聚对安心来说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尤其是隔了三个多月之后再见到她幸存的儿子，说不出来那是一种什么感觉。如果没有这个孩子，她也许不会有那么悲伤的心情，那种悲伤实际上是对孩子的怜悯。现在，孩子只是她一个人的，没有父亲——她在心理上从未把毛杰当成孩子的父亲。她总是猜测没有父亲的孩子该是多么可怜。怜悯常常能唤起巨大的爱心，她觉得孩子在这个世界上只有她能负起责任。
她给孩子重新起了一个名字，这名字是她母亲的主意，叫安雄。母亲觉得安这个姓的形象就像屋里呆着一个女人，男人姓这个姓很容易给人沉闷软弱的感觉，就像安心的父亲。如果在安姓之后单设一个雄字，便有了阳刚之气。安心也觉得这名字很好，简单，有力。而且，她可以小熊小熊地叫她的儿子，小熊成了儿子的小名。小熊这两个字给她的感觉是既勇敢又憨态可掬，很适合儿子的样子。后来很久她才听说东北人说熊其实是指蠢笨和胆小没用的意思。
因为这个孩子，安心尽量不再去想铁军，铁军和孩子已经无法联结在一起。她发觉这种不能联结在一起甚至还有点对立的爱，对她来说是一种说不出来的痛苦，她现在的神经已经过度疲劳非常脆弱，这种痛苦她心灵上已承载不起。
她和孩子一起，住在父母身边，让心情慢慢平静。这座院子盖好以后她只是偶尔回来住过，还有几分陌生。现在，她每天足不出户，细细地品味着这院子里的每一个角落，摩擎着每一样东西，寻找着自己有家的感觉。更多的时间是陪孩子玩儿，孩子睡了她就守在他的身边，看他睡觉时微皱的眉头。那皱眉的样子使儿子小小的面孔显得心事重重。那表情很像铁军，但五官的形态，还是更像毛杰，尤其是那张小嘴和腮边的酒窝，越看越像毛杰。
其实毛杰的形象在安心的记忆中应该早就变了，变成了毫无表情的一具行尸走肉，那就是她在法庭上最后见到的那个毛杰。
这张脸如果毫无表情，再加上他带着毛放半夜突袭枪杀铁军这样一个事实，不用说安心，连我都可以想像，那将是一个多么凶残的面容。
安心在家里住了半个多月，她开始思考自己的未来。尽管她爸爸的中药加工厂早就关门停业，她妈妈的工资收入也微不足道，但家里的生活依然是优越的。这优越是一种感觉，是晨昏起居无不受到关怀呵护的娇惯和安逸，这种娇惯和安逸是自她多年以前离家练道求学和工作之后，就很少享受的。可她一旦享受到父母羽翼下的温暖，她又产生出另外一种焦灼，那就是对未来的茫然。
安心从小的个性、志向，都不可能这么永远地清闲和享乐下去。她爸爸曾劝她留下来跟他学医，把祖传的那点本事传下去。
现在这个时代连最传统的中医世家也不再固执那种传儿不传女的陋俗家现了。而且，中医是一个永远的饭碗，这世界再发展，再变化，再不可思议，就算到了农民种地都只用在计算机上敲敲键盘的那一天，中医也不会过时！早晚有一天连外国人也会迷信丹膏丸散，望闻问切！安心的爸爸就坚信，早晚有这么一天的！中医本来就是一门最深的科学。
但母亲不愿意安心留在家里学医。女孩子学医的很少，学出来病人也不信任。母亲也是看多了人文社科一类的书籍，骨子里还是有些理想和抱负的，希望自己的子女能走出家庭，走出闭塞，出门远行。她想让后代走出去倒不是非要她济世达人，只是觉得年轻人总归应该出去见见世面，即便事业无成，也算受了磨练。母亲坚信，一个青年受没受过磨练，将来做人的质量肯定是不同的。另外，母亲也想，安心一个人在家带着个孩子，时间长了，左邻右舍乡里乡亲，总不免闲言碎语。她和安心，母女俩都是要面子的人。
再说，女儿痛定之后，总还要择婿嫁人。且不说这小地方的小卜冒母亲没有一个看上的，就是看上了，安心拖着个孩子二婚再嫁，人家要不要呢？凡是小地方的风俗思想，对女人的贞操节烈之事，都看得很重，尤其是云南人，要面子胜于要命。
所以母亲对安心说：“妈妈舍不得你走，你在家呆一辈子妈妈也养得住你。可你是个大学生，这样呆一辈子你会觉得好吗？
你还想不想再到广屏这种大城市去？“
母亲问这话时安心默不作声。母亲说：“小熊你放心，我可以帮你带着，你别担心孩子拖累你。”
安心依然默不作声。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她才对母亲说：“妈，我要是走，就离开云南，到更远的地方去，而且，我要带上孩子，孩子应该和妈妈在一起。”
在母女进行这场沟通的第七天，安心背上了简单的行囊，揣上爸爸妈妈手中能够拼凑出来的全部三千五百元现钱，怀抱着睡熟后便一脸心事的儿子，登上了一列半夜在清绵短暂停靠的火车。这列火车在第二天的上午，拉着安心母子，开进了雾气弥漫的广屏。
安心在广屏下了火车。她从车站直接去了广屏革命公墓。她不知道她此生何时还能再来广屏，她此番出门远行也许将一去不返，所以她要再来看一眼铁军。
她在公墓工作人员的引领下，很快找到了存放在这里的铁军的骨灰。她在公墓的管理处买了两束鲜花，放进铁军的骨灰安放柜里，心里默默地说了辞行的话。她没有哭。尽管，这是第一个给予她幸福家庭的人，是她曾寄托了自己未来梦想的人。尽管由于这个人的离去，她的生活将变得孤单无助，前途也渺茫难料，但她只能一个人接着往前走，因为她还要养大她的孩子。
所以她不能让悲伤压倒，她不能永远哭哭啼啼！
她离开公墓的时候，一位工作人员查问了她的姓名，之后给了她一个电话号码，说有个人请他们在安心来扫墓的时候把这电话号码转交给她，希望安心和他联系。
安心看了那个电话号码，和写在那号码下面的一个名字，那名字叫李全富，从字到音都很陌生。
一个小时之后，在市区一个僻静的小吃店里，在一壶清茶的两边，她和这位李全富见了面。一见面她就认识了，这是在人民医院太平间工作的李师傅。
他们面对面坐下来，没有太多寒暄，李师傅从怀里拿出一样东西，摆在桌面。安心一看，什么都明白了。刚才与铁军告别时没有掉下的眼泪，这时扑簌簌地掉下来了。
是那颗工观音。
李师傅喝了一口茶，只说了一句：“他家里人，不同意他带这个走。”
安心拿起那颗玉观音，放在手里抚摸，那上面一根细细的红绳，依然崭新如初。她说：“麻烦您了，李师傅。”
李师傅看看她怀里的孩子，放在地上的箱子，问道：“你这是要出门去？”
安心说：“对，我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我再也不会回到广屏来了。”
安心确实是这样想的：她再也不会回到广屏来了。
这一天的下午，在小吃店和那位好心负责的李师傅分了手，安心再次登上一列北上的火车，开始了她执意经历的真正的旅途。在三天三夜拥挤嘈杂和疲惫不眠的跋涉之后，在一个阴雨连绵的清晨，她到达了北京。
北京，一个令她向往、仰慕和印象深刻的城市，这里曾经有她永远不会忘掉的蜜月之旅。她不奢望北京能给她什么成就和事业，像她这样一个身份不详，来历不清，学无专长，拖儿带女的外地人，即便能在这种人才济济的国际化大都会里勉强安身，也肯定无法立命。她来北京只是因为北京和她之间的距离，无论从哪方面说，都足够遥远。她只要在这里有个立锥之地，生存一时，她相信自己就会忘掉过去，就会得到脱胎换骨的蜕变。所以，北京对她的意义是一种大隐于市的躲避，同时，北京也能让她改头换面，也能重新给她另一种生活的***。
她来北京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她突然想起在这儿还有一个熟人。这个熟人是武警跆拳道队的一位按摩师，以前在保山地区体校跆拳道队当过她的体能教练的那个老头儿。
她上次来北京度蜜月时到武警贻拳道训练队的驻地去看望过她的这位老师，她还有印象那地方在西单附近的一条街上。她到北京之后先在丰台区一个半城半乡的河边上找了一处六七平米的农民房，每月八百元钱还包括房东帮她看孩子。安顿了住处和孩子之后，她就跑到西单那一带去找，地址丢了但记忆还在。可她到了西单以后没想到西单全变了，有了很多新建筑，有了过去没有的大片的绿地，路也变宽了。她站在街口，有点找不着北。她三找两找到处打听，终于打听到那个训练馆早就搬了，搬得不知去向。她又辗转找了三天，快绝望的时候才找到武警跆拳道队的新址。她在那幢崭新的训练馆里找到了一位认识这位老教练的年轻教练，年轻教练告诉她她要找的那个按摩师已经不在这儿干了，他得了癌症让他儿子接走了，现在可能还住在安贞医院呢。
安贞医院就在安贞桥那边你坐出租车的话司机都知道。其实安心肯定是坐不起出租车的，她打听了路线连步行带坐公共汽车走了将近两个小时才找到了安贞医院，在三楼拐角的一间拥挤的病房里看到了那位垂死的老教练。她跑到医院来显然已经不可能再求老教练帮她找什么工作，她来仅仅是为了看望他一眼，为了尽一点师徒的情分。
老教练的状况还好，还能跟她说话。甚至，还能用手写字。
他居然颤巍巍地为安心写了一封短信。信是写给他一个学生的，他的学生也在一个跆拳道馆当按摩师。信上说他快死了，临死前再托他一事，就是帮他一个干孙女找份工作。他把这信叠好交给安心的时候安心掉了眼泪，她这一刻突然觉得她还是很幸运的，她这一生中遇到了太多的好人。
安心走出医院，站在街边，在连天阴雨后猛然露面的炫目的阳光下，展开了那封说不定将成为绝笔的恳托信。那信的底部写着一个歪歪扭扭笔划变形的地址，还写着可以抵达那个地址的公共汽车的线路。
她乘了那路公共汽车，找到了那个地方。那是一个用大铁门关起的大院子，院子里还有楼。铁门的一倒挂着一个竖匾，上书：京师业余体育运动学校；还挂着一个方牌，上书：京师跆拳道俱乐部。
两个月之后，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安心拎着一把墩布在京师跆拳道俱乐部训练厅的窗下走过，从高高的窗外斜射进来的日光像雾一样笼罩了她的全身，渲染出一片幻境般的股俄。在窗户的对面，刚刚集合列队的一批初来乍到的学员，用快意的目光追随着她的形影，其中就包括我和刘明浩肆无忌惮的眼睛。
《玉观音》
二十一我第一次在京师体校跆拳道馆的训练大厅里看到安心的一年之后，也就是在我和钟宁分道扬镇的一周之后，我把安心以及她可爱的儿子小熊接到了我的家里，开始了我们的同居生活。
这次和安心同居与上次我崴了脚无赖似的硬逼她住下来伺候我的那次完全不同，这次和安心正式地住在一起，几乎像是我们的一个共同的宣言，是我们双方都经过深思熟虑的一个自觉的选择，是一个舍此便得不到更有力表达的对对方的承认，是一个能让我们得到彼此的安慰、爱抚和依靠的方式。这样的生活让我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和义务，让我突然间变得像一个大人那样老成起来。
每天早上，安心会早早地起床，为我们做饭，我起来帮小熊穿衣服，和他咿呀学语地说话。然后，我们一起吃早饭，吃完早饭先不收拾桌子，把锅碗瓢盆和残渣余孽留到晚上再说。安心匆匆赶到三环家具城去上班，我和她同路，带着小熊到家具城附近的一个居民楼里，把孩子交给他的“奶奶”——一个儿女在外膝下荒凉特别慈善的老太太。那老太太为我们看孩子收费低廉，主要是图个孩子和她做伴儿得些晚年的快乐，就是我们不给钱让她白看她都愿意，但不给钱我们心里也过意不去。
每天送完孩子，我就出去找工作。我必须工作！因为我要养活安心和她的孩子。当一个你爱的人需要你时你会觉得非常充实和带劲儿，那是一件能让你激动不已的事情。这和我过去对工作的看法和心情截然不同。过去我曾习惯于无所事事，也曾渴望过出类拔萃，但无论哪一种都不及现在的感觉来很高尚。
开始时我并不知道找工作从心理上说就是一个自尊心被反复折磨摧残的过程。我的相貌英俊，有大学文凭，口才经过一些锻炼，也见过一点世面，求职面试时基本上能做到落落大方，举止有度，不会有脸红见生口齿木油的情形发生。我原以为，以我这种条件，即便不是商家必争之才，也不会没人待见找不到事做，因此不免踌躇满志。跑了几家公司才知道，现在缺的只是计算机软件工程师、高级财务、金融工商管理等屈指可数的那几类专业人才。哪儿都缺。像我这种专业不热，空有一张文凭的大学生只能算一般性人才。一般性人才可就太多了，哪儿都淤了。如果没有熟人提携，我自以为得意的那点学历和优点，在人家眼里，其实狗屁都不是。
在找工作的过程中，我不断降格以求，甚至还到一家电脑公司去干了几天“蓝领”，就是整天搬运那些死沉死沉的电脑。对外说起来是这家电脑公司供应部的管理员，但每天干的都是纯体力活儿。后来我发现搬电脑和搬白菜授大米搬木头之类的工作其实差不多，性质上没什么区别。我干了三天看出来他们需要的也就是一个劳动力，便当机立断把这家公司给炒了。时代变了，前些年总说槁导弹的不如卖鸡蛋的挣钱多，学电脑的不如着猪头的发很快，现在被颠倒的历史终于被颠倒过来了，实体力的怎么也不如卖脑力的更来钱！
我不得不去找过去在国宁公司工作时认识的一些关系，找了两家马上停下来。这些公司都是拿国宁当大客户捧着的，都知道我跟钟家之间发生了怎样的恩怨纠葛，都知道我是傍了钟家小妹又跟另一个女人偷情瞎搞结果让钟家给一脚踢出来的傻X.我在这些人眼里的形象是个活该倒霉的可怜虫，不值得同情。而且对我这种是是非非不清不法的人物大家避之惟恐不及，我倒贴钱白干人家都不一定要我。
我找不到任何可以帮助我的人。包括刘明浩，也包括我爸。
刘明浩我呼过他三次，不回；打他手机，接电话的是一女的，外地口音，我一听就是刘明洁廉价雇的那个小秘书，问了半天你是谁，我说了我是谁她马上就说刘总不在，出差去了。我知道刘明浩就在边上，能感觉到的。我本来想说：你叫他回来呼我。但想想还是算了，何必呢。
我去找我爸，可我一看我爸那丧魂落魄的样儿我什么也不能说了。我爸在我辞职不久，也被国宁公司解聘，理由是江苏籍民工和河南籍民工在工地上打架。打架的事儿其实根本扯不上我爸一点责任，说管理不严也该找那帮建筑公司的人说去。但我爸没有申诉，谁不明找这不过是欲加之罪，反正是要炒了你说什么都成。我爸虽然老了但这点眼神儿还是有的。他一点不恨钟宁和钟国庆，他根的是我。
安心也找不到任何可以帮助她的人，她在北京推一的故旧，她的那位启蒙教练得了癌症，半年前终于不治，死在医院里了。
她每月从家具厂拿两百元底薪，其余的就全靠销售提成。卖得好到月底能提个八九百，最高一个月提了两千六，卖不好报个三五百就不错了。提两千六那个月安心还寄了一千五百块钱给潘队长。上次小熊得急病高烧不退，者潘恰巧到北京出差，把随身带的一千元差旅费全垫上才勉强让孩子先住上了医院，这也就是我在京师体校路口看到安心向老潘掉眼泪那个晚上的事儿。后来老潘又寄了五千元给我，还了安心向我借去的那笔医药费。那五千元中有三千元是缉毒大队给局里打报告为安心申请特批的补助，另两千元是治活、老钱，还有队里其他一些同志凑的。安心一直就没还上。
我和安心的同居生活，从一开始就充满了坎坷与艰难，而这也是我们共同度过的最快乐最***的一段日子。在那些日子里，我们从相爱中得到力量，感受幸福。无论多么不顺，从不抱怨对方。每天早上分手时，都被此鼓励，我们的信念就是我们都为对方而活着，而努力，因而精神上倍加充实。白天，我们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和不快，都会想到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家，都会盼望夜慕降临早早回到自己的小窝中。每天晚上，我们彼此依靠着，坐在沙发前的地毯上，看着在沙发上睡去的孩子。为了节省电费我们关了灯，不开电视，就这样坐着轻声交谈。有时什么话都不说，只是默默地坐着，安心把头枕在我的腿上，我们互相触摸着对方的身体，心里就充满了幸福和安宁，充满了以前从来没有感受过的高尚和纯洁，还有那么一点点悲壮。
如果不算孩子的花费，那一段我们一个月的伙食费总是控制在两百元以内，我们常常靠吃咸菜度日。安心说这种苦日子她反正过惯了，可杨瑞你吃惯了山珍海味一下子没营养了怎么能行。
我说没事儿我身体底子好，我以前就这么瘦跟营养没关系。那一段粗茶淡饭我倒没觉得营养跟不上，晚上几乎天天不拉地和安心做爱。我以前要是喜欢哪个女孩儿，那肯定是还没跟她上过床呢，一旦上过床了对这人也就谈了，甚至就颁了。我不知为什么竟能对安心的身体有如此经久不衰的迷恋。
我们每天做爱，我们的做爱因为彼此已经完全了解所以能够尽情尽兴，每次都特别和谐完美充分满足质量极高，只是需要压抑着声音尽量不吵醒孩子。我充分体会和理解到精神快感在性爱中的独特作用，我明白了没有爱的性交所得到的那种快感与我们现在每夜所感受到的高潮简直无法比拟。这种心灵的享受是我过去在花花公子的时期绝对体验不到的。
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我因为总也找不到比较适合的工作，只好拉下脸面再去干一些体力活儿。后来连搬运电脑这种工作都过这村没这店了。我后来到出版社搬过书，到副食品批发站搬过饮料和啤酒，到供电局搬过电缆……总之我需要挣钱！我需要每天精疲力尽面色苍白一身灰土地回到家让安心从心眼儿里疼我！
那时候我心里头如果没有疼，没有爱，没有被疼和被爱的感动，我肯定不会在这样的苦难中坚持。脏和果还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那种因为工作无着无落的焦急不安和外地民工似的低贱感。有一次我往一个名叫“星期五”的餐厅送啤酒，在门口碰上了过去追过我的一个女孩儿，她正～身名牌地和一帮时髦男女过来吃饭，见了我这样子都认不出来了。“哟，这不是杨瑞吗，你怎么这德行了？”我都听不出她的口气是属于真诚还是调侃，“我听说你辞职了，怎么着，是不是现在做上啤酒的生意了，还是在这儿体验生活呢？”
我笑笑，毫不回避地接应着她和她那帮朋友上下打量的目光，我说：“没有，是生活体验我呢。”
没错，是生活体验我呢，看我还有什么不能承受的，是累，饥饿，失落感，还是面子。这些我都度过来了。尽管我和安心对待这种生活心理上还是不同的，她比较自然，安贫乐道，没有受难感，有一点好事便真的觉得开心幸福，而我始终觉得这一切都是暂时的，我还有出头之日。这一切不能预料也从未经历的苦难和艰辛，都是上帝对我们这场爱情的磨碉和考验！
在这段刻骨铭心的生活中，最难度过的一个关口就是孩子病了，和上次一样，又是高烧不退。我们半夜三更抱着他去医院急诊，诊断出高烧的原因也和上次一样，是先天性的胸膜炎发作。
医生说孩子得住院治疗。和上次一样，住院押金最少三千，少了不收。我和安心束手无策，情急之下，万般无奈，我～跺脚，拉着安心抱着孩子就坐车到团结湖找我爸去了。
我和钟才分手之后，我和我爸只见过一次，吵了一架之后不欢而散。我爸那欢喝了几D闷酒气急败坏说了些伤我人格的话，还辱骂安心，我当时差点发誓从此再也不来见他。可现在安心的孩子病成这样，安心急得光剩下掉泪的份儿，我作为她的男人，只有放下脸面放下自尊屈膝俯首再次去敲我爸的家门。
我们坐车到了团结湖，我本想让安心和孩子在外面等我，但那天下了雨，他们在外面没地方呆。再说我也担心我爸就是有钱也不借我，索性让安心抱着小熊一起上楼，我想让我爸看看这孩子都病成什么样了。
但是一敲开门我的心就寒了一半，我爸又喝酒了，半醉不醉的。这是他第一次见到安心，先是发了愣，没反应过来这个抱着孩子的女人是谁。我说：“爸，这是安心，她孩子病得不行了，您能不能帮帮我们。”
我爸脸涨红了，他不知是气坏了还是喝多了，那张脸不仅红着而且歪着，他的口齿含混不清但声音特大，发泄着积蓄已久的恶气。
“我帮你们，谁帮我呀？杨瑞你还是我儿子吗？你爸爸现在没工作没饭吃了你管不管，我就这么一点退休金我连窝头都快吃不上了你年轻力壮的还来吓唬我，你让街坊四邻听见还不得把你骂死！”
我压着火，我忍着气，我说：“爸，这孩子得了急性胸膜炎，要不赶紧治有生命危险，您就帮帮我们，救救他吧。”
我爸看也不看孩子一眼，也不着安心一眼，但他指着他们，冲我嚷嚷：“这是谁的孩子，是你的吗？是咱们老杨家的孩子吗？
啊！连你现在都不像是老杨家的人了，老杨家的人干不出你这种事儿来！“
我终于急了，也抬起了嗓门儿：“我干什么事儿了？我干的事没什么丢人的！”
“你不觉得丢人是吧，你不觉得丢人我觉得丢人，我丢死人啦我！人家都说这女的不是正经东西不是正经东西，你不是不信吗，不信怎么就冒出这么一个孩子来？你说不是你的，不是你的你整天抱着到处转悠什么！你是越腥越往身上蹭，蹭了一身还往家里给我带。那孩子不是你的你也有脸往家里带，你真是不觉得丢人啊？我都丢死人啦！我他妈丢不起这份人！你赶快领着他们给我滚！”
我真是气急了，冲上去揪住我爸，我那样子大概像是要拼命了，但我除了喊叫一声“你说什么你”之外，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安心一手抱着孩子，一手拽我，她急得直喊：“杨瑞，你松手！他是你爸，你松手杨瑞广我松了手，我爸顺势一巴掌过来，抽在我的脸上，同时大喊大叫：“你他妈不是我的儿子，你为个女人你敢打你爸爸！你这是畜牲！“
我的眼泪夺眶而出，我全身颤抖地扭身跑出了门，跑出了这个我从小在这儿长大的屋子。
安心跟着我跑出来，我们的身后还响着我爸失去理智的叫喊：“你有骨气就别回来，我不认你这个儿子，你也没我这个爸爸，算他妈我白养了你二十年，白养了你二十年！”
我跑到了街上，雨水把脸上的眼泪打散了，但眼泪还是不断地涌上来，糊住了我的视线。雨中的街道、车辆和行人，全都像罩在厚厚的玻璃罩子里，影影绰绰，模糊不清。安心追出来了，她一手撑着雨伞，一手抱着孩子，在雨中艰难地追过来。我站在403路公共汽车站空无一人的遮阳篷下，全身湿透地抒着头，不想让她看见我的眼泪。安心过来了，依然机械地撑着那只红色的布伞，她说：“杨瑞，你为我跟你爸爸这样，我心里特别难受，要知道他是你爸爸，生你养你二十年了，可我，我什么都不是。
我和这孩子，我们什么都不是……“
我转过身，抱住她，我抱住她和她怀里两眼无神身子发烫的小熊。那红红的雨伞从我们的头上一歪，滑落下来，我们谁也没去拾它。我紧紧地抱着他们，不说任何话。一辆403路公共汽车进了站，从上面下来几个人，然后车门关上，开走了。我仍然紧紧地抱着安心和孩子，我把我的脸贴在她的肩头上，我能感到她肩头上微微的抽搐：“我早说过，我是一只狐狸精，无论哪个男人要了我，都要倒霉的。”
我用力地搂着她，在越来越大的暴雨中，我说：“我就是要你，我也要这孩子，我不会倒霉的，我们都不会倒霉的！我们以后一定会幸福的！比他们过得都幸福！”
这也是一个小时后，我在医院里向医生表达的意思——孩子是我的！我把我的身份证和安心的身份证都拿出来交给医生，我说：，“孩子也是国家的，你们不能见死不救。我把证件都压在这儿，你们先让孩子住院行不行，我会把押金给你们送来的厂医生是个三十多岁的女的，她看看我，又看看安心，大概我们的样子还都不像个大人，不像是父母。她怀疑地问：“你是孩子的爸爸？你姓杨，小孩儿怎么姓安？……噢，是跟妈妈的姓。“
她看一眼安心，安心和孩子挺像的。她说：“按说我们是无权押你们身份证的。这样吧，我去跟住院部商量一下，你们先带孩子到治疗室打点滴去，能不能住院呆一会儿再说。打点滴的钱你们先交上吧。”
我和安心互相看看，我对安心说：“先让孩子打吧，我马上取钱去。”
我转身向门外走去，安心叫住我，她当着医生不敢放大声音，茫然地问道：“杨瑞，你到哪儿去取？”
我也不知道我到哪儿去取，我说：“找人吧。”
医生开了单子，并亲自带着安心和孩子，到治疗室去，交待治疗室的人先把针打上。因为按规定单子上没有“现金收讫”的图章那针治疗室不给打。
我又回到了雨里，我打着那把旧得掉了色的红伞，站在雨里发呆，我想不出我能到哪儿去！
我还是去找了刘明浩。
我没打电话，直接到了方庄，找到他家去了。我想他要不在家，我就在门口等他。
和我希望的一样，刘明浩在家呢。我希望他是昨天晚上泡吧晚了这会儿正在家里睡觉呢。刘明浩以前说过，刮大风下大雨的时候捂着被子睡大觉最舒服了，要是外面下冰雹就更好！
我敲门，他不开，不知是真没醒还是懒得起来，还是从猫眼儿里看见我了装不在家。我耐着心一直敲下去，敲了十分钟之久，敲得周围邻居都打开门看我，敲得我自己都觉得实在没脸了，正要灰心下楼的时候，门开了。
刘明浩衣冠不整，睡眼惺松，看我全身湿着站在门口，有点尴尬也有点过意不去地愣了。
“杨瑞？你怎么这么早就来了，哟，都快十一点啦，瞧我这一觉睡的……来来来，快进来，你这一阵儿到哪儿发财去了，大家都找不着你了。”
我进了屋，屋里新铺了地毯，我站在门口，不敢进去。就像一个满身是水的乡下人怕弄脏了主人的房间。刘明浩帮我拿拖鞋，说：“外面而这么大，你要换换衣服吗？”我就站在门厅，把身上的湿衣服都脱下来，穿上刘明浩扔过来的一条又肥又大的裤衩和一件套头衫，才走进他的客厅。
刘明浩也穿上了一件睡衣，头发睡得歪歪的，和我面对面地在沙发上坐下来，问：“怎么样这一段，你是一个人过呢还是和……”
我说：“还和安心一块儿呢。”
刘明浩的惊讶一向是表演性的，其实他心里未必惊讶：“好家伙，傍的时间不短啦，有四个多月了吧，你和钟宁不是春节后吹的么？哎哟，有小半年了吧。”
我说：“老刘，我现在有个难事，你能借我点钱吗？”
刘明浩大概早就猜出我的来愈了，他整天和各路朋友在酒吧和饭馆里混，谁怎么样了他不会不知道的。他说：“你急吗，我最近刚做了一笔生意，钱全都压进去了，我现在还借着别人的钱呢。”
我低头，说：“挺急的，今天就得要，安心的孩子病了。”
刘明浩顿了一下，说：“你跟大哥说个实话，那孩子到底是你的吗？他们都说是我怎么不信啊，安心是我带你认识的，这也不够月份呀，怎么就出一孩子了？”
我说：“不是我的。”
“那你干吗这么上心？”
我半天答不出话来，半天我才说：“我爱他们。”
刘明浩直愣，这确实不太像我，不太像他熟悉的那个到处泡妞到处找乐几只要自己开心就好的男孩杨瑞。他看了我一会儿，说：“生什么病了，你要多少？”
我说：“住院押金是三千……”
他说：“你现在在哪儿子呢，你们单位总有工会吧，不能帮你预支一点吗？”
我说：“现在工作不好找，我现在干的都是临时的事……”
刘明浩叹口气，说：“我早劝过你杨瑞，你别以为你长得漂亮就能挣着钱，就算你漂亮，能碰上钟宁这样的女人概率也不是那么高，你非不听我的。我早说过，人不能什么都要，要这个就别要那个。你有了钱，有了事业，就别再要什么爱情，别再贪那口虚的。安心是漂亮，我也喜欢，可好多东西，没有是福！我早说过，英国王妃戴安娜牛X不牛X？名誉、地位、金钱什么都有了，可她偏偏还想要爱情，结果……”
我没等他说完就站起来，一声不响地往门口走。刘明洁在我身后叫了声：“杨瑞！”我没有应声。他看我沉着面孔在门厅换上我扔在那儿的湿衣服，跟过来，笑笑，说：“你他妈真是人穷志不短啊……”
我换回我的湿衣服，拉开门，刘明浩说：“在哪个医院附，我呆会儿去。”
刘明浩是下午三点多钟赶到医院的，他替我交了三千元的押金，还塞了一千元在我手上。他说：“告诉你，我这可是等于借你八千，我为你把我那股票扔出去了。现在都套牢了，这时候往外扔等于赔了一半儿，我也没别的辙了。你可记着！”
我接了钱。我从心里头，感到我真低践！
刘明浩看看治疗室里的安心，没和她说话。他拍拍我的肩，说：“我先走了，过几天我呼你。”
几天之后刘明浩美的呼了我，他约我到团结湖那儿的鹭鹭酒家吃上海菜去。
我就去了。
这家有名的上海菜馆我以前常来，环境不错，菜也便宜。我到的时候刘明浩还没来，我里里外外找了一圈没见着人就站在门口等他。等了半个小时他才打着一辆夏利姗姗而来，见我在门口傻站还埋怨我：“你怎么不先进去点上菜站这儿干什么？”我没说话，跟着他往里走，刘明浩可能忘了我现在身上顶多带二十块钱，我怎么敢在这种地方一个人坐下来点菜！我点了菜万一他不来了可怎么办！
我们进去找了个座儿，刘明浩从小姐手里接过菜单，递给我，说：“我最烦点菜了。”
我把菜单又推回去，说：“还是你点吧。”我已经很久很久没在外面吃饭了，对点菜也不太习惯。
小姐见我们互相推，趁机给推荐了两个贵菜。刘明浩没要，说那俩菜地都吃过，不好吃。他自己点了几样菜，有红烧狮子头、响油鳝糊、拆烩鱼头什么的，然后又要了啤酒，叫小姐快点儿上，然后，就开始和我聊天。
“我今天找你，还真有个事儿呢。”他说，“你现在还有别的地方住吗？”
我一时没听明白：“没有啊，我就住我们家。”
刘明浩有些难于启齿似的：“咳，是你爸找我，让我找你，想让你从那房子里搬出去。那不是你爸分的房吗，他现在准备把那房租出去，已经跟下家谈好了。”
我的脸一下子就僵住了，我不是说我爸心太狠，我是觉得在刘明浩面前我已经狼狈得没有了任何尊严——连你亲爹都要把你扫地出门你还有什么险面！
刘明浩还替我爸解释：“你爸也不容易，他现在要找个挣钱的事儿比你还难呢。不是事儿看不上他，就是他看不上事儿。像什么厂长，项目副总这类事儿，哪儿找去，可找个地方看车守门之类的他又不干，跌不起那个份。他以后也就只能靠他那点退休金过日子了，也是够苦的，如果有个房子能租出去，至少还能维持着正常开支。你爸那人你也知道，小保姆一走生活上也没人照顾他了，他平时又爱喝个酒，钱肯定不够花。”
我压住心里的愤怒和凄凉，这是我亲爹我无法在外人面前发作。我慢慢地说：“老刘，你说，我住哪儿去？”
刘明浩的手指头在桌子上敲着，不说话，敲了一会儿才摇摇头，叹口气，说：“也是，你也是没地方去，再说你还有个安心呢，还有个孩子呢。那我回头儿怎么跟依爸说呢？就说你现在一时搬不了？”
我闷头喝着啤酒，说：“随你吧，你怎么说都行。你跟他说，他当初跟厂里要这套房也是打着我的名义要的，要是不给我住，他应该把房交回去。”
刘明浩说：“现在国有企业也都停止福利分房了，已经分的房子也得由个人买下来。这房你爸要是买了，就是他个人的财产，他有权让你住，也有权让你搬。你又不是未成年人法律必须特别保护你。我看，你还是自己回家跟你爸说几句软话去，人上了岁数，都是吃软不吃硬的。”
我说：“你告诉他，他有他的权利，他要行使就行使去。他就是把房子硬收了，打官司法院判我搬出来，我也不会活不下去，我住桥洞住马路也不会去求他！你告诉他，我和安心，还有小熊，我们都会好好活下去！”
刘明浩见我激动，顺着我的话接了一句：“没错，咱们且活呢……”他只接了一句“且活呢”就突然刹住了，我估计他本来想说：“先死的是他。”可还好他刹住了。不管怎么说，我毕竟是我爸的儿子，不管他怎么对待我，他还是我爸。我觉得我以后一旦有钱了我还是会帮助他赡养他的，安心也会。到那时候看他心里难受不难受！
刘明浩举了杯，跟我碰，调和地说：“我回头儿再去做做你爸的工作，你爸对你肯定还是心疼的，主要是不能接受安心和那孩子。”接下来他转移话题，“哎，你现在要真没事儿干的话我倒认识一哥们儿，是龙都大饭店洗衣厂的厂长，他们那儿要招个机修工。你不是学矿山机械的吗，你愿意不愿意到他们那儿当个机修工去？机械常识我看大同小异吧。”
那顿饭我们没再说我爸的事，刘明浩也一句不问安心不问小熊，仿佛他们都是不洁之物似的。那顿饭我干下去三碗大米饭，吃得很抱，但有意少吃菜。结账的时候我问刘明浩这么多剩菜可以不可以让我打包带回去。说实话我已经很久没有享受到这样的美味，我特别想让安心和小熊也能分享，人到穷困时的想法往往就是如此的简单和直白。刘明洁连忙说没问题没问题，并且主动招呼服务员拿打包盒来。还问我要不要再点两个菜一块儿带上，我说不用不用。
那天晚上我兴高采烈带着那些剩菜回家，满心希望安心下了班还没吃饭。我到家时安心已经回来了，她说她已经吃过了，是在下班去医院看小熊的路上吃了一个馒头已经饱了。我到厨房看了一下，还有半个剩馒头，我坚持把菜热了让她再吃一点，她就吃了。我坐在她对面看她吃菜时那认真咀嚼的样子我心里好舒服。我说：“你还记得我以前请你吃饭你老跟我装孙子吗？”她塞了一口菜抬头冲我眨巴眼：“我怎么装孙子啦？”我说：“那时候你可拿搪呢，装着不沾男人一点便宜的样子你忘啦。”她不知是真忘了还是装傻，说：“什么呀，我记得我一上来就是跟你借钱你还挺不愿意的，你当时说的那些话我听了差点没跳河去。”我笑着问：“怎么没跳啊？”安心又严肃起来，说：“我跳河了小熊怎么办？”
我沉默了一会儿，说：“你吃不完的话，明天要不要给小熊也带点去？”见她马上放筷子，我又说：“你吃你吃，小熊那么小能吃多少。”
安心还是把菜都收起来了，并且小心地并在一个铝制的饭盒里。我们因为省电早把冰箱停了。安心在厨房放了半盆冷水，把那铝饭盒放进去镇上。她说：“我这辈子对孩子再好也还是亏欠了他，我永远都是亏欠他的。”
我说：“你一点都不亏欠他，你都救了他好几次了，你还欠他什么？”
安心半天没说话，突然说：“他这么小，就没父亲。他长大了问我，我怎么说？”
我说：“你就照实说呗，那有什么。”
安心叹口气，她那张还是小女孩一样的脸上，仿佛已有了些老气横秋的皱纹，她说：“那他肯定恨我！”
我走进厨房，站在安心身后。我不知怎么突然就说了句：“那我们结婚吧，我来当这个父亲。”
这是我们之间，第一次说到结婚这个字眼儿。安心低头洗碗，她没有应声。
“你不想谈这个是吗？”我问。
安心依旧低着头，洗碗。
我说：“那就算我没说。”
安心的动作停下来，她突然转身，用湿淋淋的手用力地抱住了我，全身抽动，哭了起来。
“杨瑞……我怎么有脸跟你谈结婚，我是个有孩子的人，我在你面前一钱不值。你对我好，收留我，我一辈子都报答不了啦……我已经毁了铁军我不能再委屈你。我真的没想，从来就没想让你和我结婚！我都想过，你什么时候找到合适的女孩我就走！”
我也抱住安心，用手抚摸她的背，让她的抽泣平伏下来。我说：“你想哪儿去了，你就最合适了。在我眼里你就是最优秀的女人，从里到外，我都喜欢，我还觉得我配不上你呢。我一直没提结婚是怕你还没忘记以前的那些事，我是想等等再提的，反正我们都还年轻。”
安心不哭了，她依然抱着我，在这间狭窄得无法转身的厨房里，我们长久地拥抱着。安心抽着鼻子，说：“我不骗你杨瑞，我从没想过我还会再和什么人结婚，我只想等我把孩子拉扯大了，我还当警察去。我不愿意像现在这样没有组织没有同事没有集体，为了生活一个人要饭似的这么活着！可我没办法，我现在东躲西藏不能回家不能回队里我就怕我死了小熊怎么办，我现在不为了孩子我一点都不怕死。真的杨瑞，你别对我这么好了，我以后，以后真的没法报答你！”
我抱着安心，我抱着她，抱着这个改变了我，让我几乎脱胎换骨的女人，我用有力的抚摸来传达我的爱意。然后我贴在她的耳边，特别轻特别轻地对她说道：“我对你好，是因为我需要你，是因为我想和你在一起。你就等着吧，早晚有一天，我会娶了你！”
《玉观音》
二十二那时候我常常梦见我和安心结婚。我们乘坐宽大的轿车穿过宽阔的长安大道，车上披着红绸还洒满花花绿绿的纸屑，两侧的车门上还有气球迎风摆动。在我们的身后，是浩浩荡荡的亲友车队，车队里坐着我的爸爸和我的妈妈，我妈妈还是年轻时的样子，她那样子让我感到格外的温暖和依恋。在这支望不见头尾的车队里，还坐着安心的爸爸和妈妈，他们在我梦中的形象来自于安心给我看过的照片。还有我从小到大的一些朋友、同学，还有刘明浩。居然，不知怎么搞的，还有钟宁和她的哥哥钟国庆，他们也夹在送亲的人群中有说有笑。大概我把我所有认识的人，过去曾经跟我不错的人，都拉进来了。这类梦和这些人一再地出现在我的梦里，让我心里说不清快乐还是抑郁。后来一位路边算命的阴阳先生帮我解过这梦，他说我是一个绝顶善良的人，不记沈，渴望大团圆的结局，对任何人都有包容心……他这样用梦来评价我的性格人品让我很高兴，不管我有没有他说的那么好但我觉得自己确实挺不容易的。关于这结婚的梦只有一点我至今搞不明白，那就是不知为什么总会看到一些身穿制服的警察。梦到他们我非常迷惑，他们面目模糊让我无从辨识，不知道他们到底是谁。算命的对这几个莫名其妙出现的警察也大感惶惑，他面色犹疑地问我以前是不是犯过什么事儿或者犯过什么人，总之不是吉兆，让我自己小心行事好自为之。我把这算命的话告诉了安心，她笑笑说警察有什么可怕的我就是警察。我说你早不是了。她说，那就是潘队长他们，我要是结婚肯定要请他们来呀。不过我也不可能结婚，要不然我怎么就从来梦不到这种好事？
其实我也就是做梦，在梦中提前过痛，那时候我们也确实不可能结婚。我们囊中羞涩，两手空空，还有一个生病的孩子，我们那时面对的最严峻的问题，是生存。
为了治小熊的病，我背着安心，卖掉了我那台二十九时的松下彩电，卖给了我一中学同学的大爷。五千多块钱买的彩电看了一年多只卖了一千二，绝对是吐血了。原来那老家伙只出一千的，我们同学像“托儿”似的帮我推销了半天，再加上我又主动搭上了一个健伍牌的电咖啡壶，老头儿才算动了心。他说一千二就一千二吧，不过我这么大岁数喝不惯咖啡那玩意儿，你换这搅拌机得了。我就知道他想要那搅拌机，他从一进厨房就盯上那台搅拌机了，那搅拌机八成新，也是健伍的。我顺势说：索性连咖啡壶带搅拌机一起了，一千四，怎么样？老头儿一点不傻地笑了笑：一千四？您呀，趁早洗洗睡吧，也甭卖了，这么值钱的东西留着以后还能涨呢。我说：那您老人家再给个价。老头儿说：我说一千二就一千二，要不然搅拌机我也不要了，就一千。我们同学见我们已经说到头了，便站出来说了终止的话：这样吧，咖啡壶我要了，那两百我出！这才成交。
那天正巧是元宵节，安心晚上在回家的路上买了几个元宵，还买了棵大白菜说要包饺子，想用搅拌机搅白菜馅的时候搅拌机找不着了。她找了半天问我看见没有，我说，啊，我给卖了。她有点意外，愣着说，干吗卖了？我说，过几天接小熊出院，不是还差点钱吗，咱不至于再找刘明浩了吧。安心呆呆地，站了半天，情绪低落。我说，怎么啦？她说，杨瑞，你卖东西我心里难受。我说，咳，又不是卖儿卖女。我也是看有你这么个劳动力不用白不用，不能让你闲着。以后你就自己用菜刀剁馅吧，用搅拌机费那个电干什么。
安心这才苦笑了一下，说：“卖了多少钱？”
我说：“一千四。”
安心吓一跳：“一千四，不可能！”
我说：“还搭一个咖啡壶，反正咱们也不喝咖啡了。”
她说：“那也不可能吧？”
我说：“还搭一电视。”
她马上转脸，果然看到电视没了。她走过来，抱住我，哭了。她在我的胸膛上无声地流泪，眼泪弄湿了我的衬衣，她轻轻地说：“杨瑞，我怎么能让你这么苦。”
后来我又卖了家里一些其它的东西，像以前好多人送的工艺品、摆设之类，还有地毯和灯，还有我的BP机。能卖出点钱的或有人要的都卖。刘明浩买了我一套挺牛X的邮票。他那时已经开始和贝贝的表姐李佳勾搭上了，正在穷追不舍阶段。李佳爱好集邮，刘明浩就投其所好，到处搜集珍品。我乘机好好敲了刘明浩一笔，要了他八百块钱，刘明浩二话没说当场现付。后来我才听说我那套邮票至少可以卖到千元以上。在做生意方面，我当然不是刘明浩的对手。
刘明浩后来得了便宜还跟我卖乖：“你不知道现在邮票都跌了呀，人家还都说我给多了呢。你觉得值你就卖，我觉得值我就买，别人的话听不得。”
刘明浩见我不吭声了，知道我对邮票也不内行，笑笑说：“你还是得找个工作，这么卖东西也不是个事儿。你看你们家还有什么？再下去就该卖你自己啦。”
刘明浩后来还真给我介绍了一份工作，在龙都大酒店洗衣厂当机修工。他说这工作不错，每月工资一千左右，管一早一午两顿饭，一般小病可以在饭店的医务室拿药，还发工作服……再说你不是学矿山机械的吗，机械原理大同小异，你去也算专业对口。在一个单位你要是有专业就不受欺负。
我挺高兴，就回家银安心说了这事儿。安心说这事儿也是委屈你的，你要愿意去的话就临时干干吧，像你这种条件我相信迟早一天会有一番事业的。我说什么事业不事业的，我现在可现实呢，我就想养活你，养活孩子，再把自己也养活了。
我那几天就催刘明浩赶快帮我联系，他说那洗衣厂的厂长跟他关系没得说，可厂里进机修工这种事儿还得跟酒店人事部报，让我别急。于是我就等。因为没了BP机，整天也不敢离开家，怕刘明浩来找我我不在。等了将近一个星期，等得我心烦意乱的，而且这一个星期当中还出了一件让我特窝火的事。
这天早上安心上班刚刚走，我还没起床呢就有人敲门。我本来以为是安心忘了带钥匙回来拿的，于是衣冠不整地下床开门，开门一看是一男一女两个陌生人，连忙退回去手忙脚乱地穿衣服。等我穿好衣服再看时，才发现那两个人都戴着大盖帽，帽子上还有一颗通红的国徽呢。我吓了一跳，想到梦里的警察和算命先生的危言，觉得大早上的看见这俩大盖帽颇不吉利。再一细看原来并不是警察，不知是工商的还是税务的还是保安公司的，直到他们坐下来自我介绍，我才知道这身衣服原来是检察院的。
那女的比那男的年纪大点，大概有四十多岁了，反正是我可以叫她阿姨的那种年龄。她先开口，说：“我们今天来，是想找你了解一个事情，希望你能如实反映情况，有什么说什么，好不好？”
她这套言辞有点像办案子审查当事人似的，但口气上处理得比较慈善，所以并没让我产生抵触。我说：“行啊，你们想了解什么事儿？”
男的拿出本子，做记录，女的问：“你记不记得你以前在国宁公司上班的时候负责过一个基建工程，就是盖国宁跆拳道馆那个工程，是你负责的吗？”
我说：“是啊，我是工程副总指挥，总指挥是边晓军，边疆的边，拂晓的晓，军队的军。我们俩搭班。”
“你分工抓什么？”
“我们俩也没明确分工，反正每天就那些事儿。他是总负责人，他让我干什么我干什么。因为以前我没干过基建工程，我不懂。”
“后来这个工程是包给哪家公司做的？”
“后来，是包给龙华建筑装饰工程公司做的。”
“决定由这家公司承包工程，通过招标了吗？”
“没有，国宁公司也不是国有企业，所以没有通过市里的招标办公室进行社会招标，而是内部议标，找了两家公司比比资质，比比价，就定了。”
“由谁来定呢？”
“由国宁公司的董事长钟国庆定。当然，因为这项目是跟京师体校合资办的，所以程序上还要通过俱乐部的董事会，实际上就是跟体校派到董事会的一个副校长打个招呼。”
“那钟国庆根据什么来定这家公司呢，这家公司以前跟国宁公司有过合作吗？”
“没有。这家公司是我们筹建指挥部报上去的，具体工作是我们做，我们报材料，给钟国庆批。”
“那么可不可以说，用这家公司实际上是你们定的。”
“定是钟国庆定，我们提供情况，也起一点作用吧。”
“你说的我们是指谁呢，你和边晓军？”
“主要是边晓军吧，怎么了，他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你认为在选定工程承包商的过程中，出没出过什么事儿？
比如：有没有发生过什么F•B现象？“
我想了想，一时想不出什么，就说：“我们这工程，总的还行。现在土建方面也完工了，听说质量还不错。要有事儿也是边晓军的事儿，总不会是钟国庆F•B吧，这公司就是他自己的。”
女的看了那男的一眼，然后冲我问道：“你怎么肯定除了钟国庆之外，就只有边晓军有可能F•B呢，别人就不可能了吗？”
我笑笑：“别人，别人可能想F•B，轮不上。但凡想搞点F•B的人，多少总得有点权吧。”
那女检察官也笑笑：“你想F•B吗？”
我一愣，知道她是开玩笑。不过他们这种司法人员开玩笑都开得阴森森的。我说：“我也犯不着F•B。”
“为什么？你和边晓军有什么不同吗？”
“当然不同啦。”
“怎么不同？”
我一时语塞，不知该不该说我那时候是钟国庆的驸马爷，我是国宁家族中的一名准成员。而迈晓军只是一打工的，别着他是我的头儿。
“你们不同在哪儿？”
那女的不知为什么盯住这个话题，非要问到底似的，我不想再说我和钟家的旧事，便敷衍道：“F•B的事儿，别找我，我还没到那个档次。”
两位检察官都不作声，沉默了一会儿，女的说：“好，咱们今天先谈到这儿。你也再想想我刚才问的那些问题，你要想起什么感到需要找我们主动谈一谈的，就找我们。我们给你留个电话。”
我听着这话有点别扭，好像我真有什么问题得老实交代似的。我想这大概是公检法人员的职业病，看什么人都觉得有问题，有话不会好好说。我没作声，看着那女的写了个电话号码留在茶几上，他们告辞的时候，我也挺冷淡的。
这事过了之后的第二天，我和安心接小熊出了医院。小熊见到我比见到安心还要亲。这孩子高兴时满脸的乖乖相说不出有多么的打动人，手钩着你，脸贴。我以前从来不喜欢孩子的，现在也不喜欢，只有小熊除外。
接小熊回家家里就显得热闹起来，充满了生气。我的心情也随之好转，工作的事也不多操心了，反正能不能成全都听天由命。往往不去想的事情反而来得更快，两天之后刘明浩路过三环家具城的时候就进去告诉安心，我那事成了，让我星期一带上身份证和学历证明什么的上龙都大酒店人事部面试去。
星期一上午八点一过我就到了龙都大酒店的人事部，面试很简单，问了几句话，看了我带去的一应证件证书证明，然后就让我填表。又过了两天，通知我去报到上班。洗衣厂厂长一看我长得挺顺眼，跟我认真聊了聊，就决定不让我做机修工了，改做业务推销员。他们那洗衣厂特别大，员工有将近一百人。龙都大酒店内部的活儿也就够吃个半他，他们还得拉社会上的活儿，有好多大使馆，外国商社都在他们这儿洗衣服，洗窗帘，还请他们上门洗地毯什么的。他们原来有一个业务推销员，但形象太寒掺，而且外语不行，外国人的生意一直拉不住。
于是我就在龙都洗衣厂干上了。跟刘明浩当初说的差不多，每月工资奖金一千挂零，管两顿饭，可以在单位里洗澡，上下班还有班车。而且，我是搞推销的，还给我配了一台汉显的BP机，还发我一身不太合体的西服，我没穿。每天出去都穿自己原来的西服，我的西服有“都革”的，有“华伦天奴”的，最次也是“皮尔。卡丹”的，穿上去特贴身。我们厂长还同意免费给我洗烫。这西服一穿厂里的师傅都说这小伙子真是漂亮，有个老师傅还想把她的因女介绍给我谈恋爱呢。
上班的头一个月我就拉来四个新客户，其中一个是一家自己没设洗衣厂的小宾馆。一下子给厂里增加了近五万元的营业额。
按厂里的销售奖励办法我个人提成九百多块钱，我和安心的生活一下子显得宽裕起来。那个月我挣的加上她挣的，一共有三千多块，我们一到晚上上了床就讨论钱多了怎么办，该给小熊买些什么东西，该拿出多少钱还给刘明浩和潘队长他们，等等。
我在龙都大酒店洗衣厂工作了一个多月，心情很好。也许是经历了生活的磨练，也许是体会了工作机会的难得，我的表现有时好得连我自己都能惊讶起来。我不出去推销的时候，就常常主动帮其他师傅干活儿，干洗、大烫、发货、接单，什么活儿都干过。我才来一个多月，就得了一块酒店服务质量委员会发的红色微笑牌，据说全店将近两千人每个月红色微笑牌只发六七个，而且大都是一线员工获得。洗衣厂是二线单位，我得了这个红牌是整个儿洗衣厂的光荣，我的照片还因此挂在了职工食堂门口的光荣榜上。
可惜这样的生活并没有持续多久，在我的新鲜感尚未结束的时候，我这份得来不易的工作，就突然地以一个意想不到的方式结束了。
那天我因为要等一位非洲使馆的外交官来取衣服，没有出去跑推销。那外交官是我新拉来的客户，脾气古怪，有点挑剔，我怕别人处理不好，就留在厂里等他，顺便帮其他人往餐厅里送台市。我们一个包房一个包房地送，送到大餐厅，一个穿黑西服的管理人员走过来，问我：“你是叫杨瑞吗？”我不知道这人是哪个部门的，但脸熟，好像在职工食堂吃饭时见过，便答：“是啊。”
那人又说：“你来一下。”我就跟着他走，手里还抱着一拥洗净浆好的台布，一直走到餐厅外的一个雪茄吧里。那个雪茄阳还不到营业的时间，但里边好像有人。我跟那黑西服走过去。雪茄吧装潢很古老，家具都是深色的，光线也是暗暗的，从阳光充沛的大走廊走过雪茄吧眼睛总要适应一阵。但我能看清屋里有两位是饭店保卫部的干部，还有两位民警，戴着大盖帽站在暗影里，如我梦中一样面目不清。另有一位中年人站在前面，我认出来了，就是一个多月前来过我家的检察院的人，是那个一声不响地做记录的男的。
饭店保卫部的人见我进来，向检察院那个男的点头使了个眼色，那男的就先冲我开了口。他明明见过我，一上来还是例行公事地问：“你叫杨瑞吗？”
他的口气比那天在我家还要横，横多了。我皱着眉答了句：“啊”
那男的接下去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和反T•W贿赂条例的规定，你涉嫌受贿，现在依法对你执行逮捕！”
我愣在屋子当中，手里还抱着那操台布。一个保卫干部过来把台布从我手里接过去，旁边那两位民警马上走出阴影，过来给我上了铐子。我想说什么，想告诉他们这肯定是搞错了，但一时愣着什么都说不出，可能是没见过这样的场面一下子傻掉了。等我镇定下来可以说话的时候我也没再开口，我冷静地想了一下决定算了，我想在这儿说什么大概都没用，这儿不是容我申辩的地方。
他们让我在逮捕证上签字，我就签了，并且按要求，把红印泥沾在食指上按了手印。当他们把我往外带的时候我突然想起了安心，我就站下来，冲那位检察官说道：“我得和我家里的人说一声。”
那个检察官说：“我们会通知你家属的。”他话音没落我身边的警察就拉了我一把，说：“走吧。”
他们把我从职工通道押出饭店，有好多员工迎面碰上都吓坏了。其中有几个女孩儿平时都挺爱跟我逗的，见我被警察铐出去都惊得说不出话来。男的则窃窃私语，议论我是谁是谁是哪个部门的，我听着觉得自己像被游街示众似的那么难受。
我被押上警车，送到了附近公安分局的看守所里关起来了。
关到看守所的第一天没人找我。我坐在押号的墙角，心里难过极了，不是为自己，而是为安心。我不知道我一旦真回不去了她一个人带着小熊该怎么过，也不知道我爸爸会不会收回那房子把他们赶出去，安心会不会认为我真的T•W受贿了而对我失望而移情别恋……想到这些我控制不住他心酸想哭。
号里还有几个老犯人，看我进来对谁都爱搭不理挺没规矩的，就过来想欺负我，没话找话地问我什么事儿进来的，带烟了吗，哭什么哭什么……等等。我没有一点心情，不想跟任何人说话，我的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我的这副样子让这帮社会渣子以为我是个娘娘腔的小孩子，得寸进尺地嘲笑我，甚至还动手拍我的脸，翻我的衣兜。我站起来，想摆脱他们，他们以为我是不服，几个人七手八脚把我挤在墙角，上面扇嘴巴下面用膝盖撞我老二。我急了，一肚子悲愤全发出来，我那会儿就想老子他妈拼了，不活了，我连死在今天的心都有！
那些人当然是小看我了，我在大学练排球后来又练跆拳道的身手在脸上是一点看不出来的。我甩开他们，不等他们上来就用一连串的下劈、前增、后摆等动作，把那几个关了些天已经关虚了的老犯人踢得东倒西歪，口鼻蹿红，直到看守所的民警听见声儿不对了赶过来开门把我拉出去，这场架才算打完。
我被单独关进一间没有阳光的小号里，警察让我戴了三个小时的背铐。到晚上吃饭的时候才给我摘了。吃完饭，我看见新接班的警察拿着铐子又过来了，就哀求他，说我的胳膊都麻了，别给我戴了成不成？那夜班警察问：白天为什么给你戴呀？我说：因为他们欺负我来着。警察说：他们欺负你怎么不给他们戴呀？
我说：他们欺负我，我反抗来着。警察说：听说你是个大学生是吧，因为什么事儿进来的？我说：因为冤枉过来的。警察说：都这么说，干了坏事儿谁愿意承认呀。我知道跟他争辩没一点用，弄不好他一不高兴又给我铐上了，便不吭声。警察说：你自己说，还戴不戴了？我说：不戴了。警察说：不戴你又动手打人怎么办呀？我说：要把我关回去呀？警察说：想得美，你一个人老实在这儿呆着吧。我说：我一个人打谁去？警察愣了一下，说：你小子怎么那么贫呀，告诉你，到了这儿你可老实点儿，再出什么么蛾子就再把你铐起来。我低着头，没再接话，警察就锁上门走了。
第二天，检察院来人了，提审我。还是那一男一女两个人，还是那女的问，那男的记。这下我才知道，我折进来是因为刘明浩和龙华公司那位老总结我两万块钱的那件事。
他们这次提审只是向我核实这件事的细节——在什么地方吃的饭，钱是谁给的，是装在什么东西里给我的，当时我们都说了什么，然后这钱我都怎么“挥霍”的，等等。我每次要解释他们都打断我，让我只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回答是或者不是，别扯别的。今天我们来只是核实情况，以后有的是时间让你解释你急什么！
从他们的言语之中我分析出，龙华公司的那位老总大概出了什么问题，似乎也被抓了，我受贿的情节是他的案子捎带出来的。但他们的另一些话又使我感到，我是国宁公司内部的人检举揭发出来的。也许这两种分析都成立，钟国庆不是说过吗，他要照死了整我。要不是我今天在这儿坐在检察官的面前，他的这句话我几乎都忘在后脑勺了。
那天提审完了，让我到看守所的一间办公室去取了被子，民警说是我家里人送来的。我一看那套被褥和几件衣服，就知道安心来过了。我急着问民警：“我家里人说什么没有？”民警瞪着眼反问我：“说什么呀，啊？等以后你们能见面的时候，她说什么你自己听，现在能说什么呀！”
这儿的警察说话都像吃了枪药似的，火气特大，好像不大不足以压住我们这帮犯人的嚣张气焰。我抱着被子，满脑袋胡思乱想着，又被押回了刚进来时关押的那间大号。昨天挨打的那几个犯人见我回来了，都不吭声。我故意做出满脸横肉的样子，目光歹毒地四下打量，以威慑他们。其实，我心里还是怕他们，不知道他们会再用什么法子报复我。
后来我才发觉，这帮人都他妈属于欺软怕硬的主儿，我一回来他们也特害怕，他们还怕我报复他们呢。后来他们跟我熟了，居然全都贱兮兮的对我好起来，一个赛着一个亲热地好起来。
我在看守所的日子也就好起来，不必再像刚进来时那样每分钟提心吊胆，高度紧张，防备暗算。人在一个环境里呆久了，会自然习惯下来，松弛下来，再差的环境也会品出些快乐。人兽同源，人的适应性其实跟动物差不多，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后来检察院又提审了我一次，是那男的一个人来的。这次主要是让我交代我是怎么在得到了龙华公司给的好处之后，设法使他们中标的。其次，也听了我对他们的指控发表辩解。我辩解完了他没有表态，无论批驳还是认可，都没有，倾向性的表情也没有。听完了，扼要地记在他那个黑皮本子上，就走了。
又过了几天，一切消息都没有。我每天除了吃就是睡，不像刚过来时吃不下睡不着的样子。想安心想得也麻木了。偶尔，也会想起我爸。我想我爸当领导那么多年，公检法方面绕着弯的关系肯定是有的，他要真想救我，不至于一点动作都做不出吧。但我自从上次和他吵架动了手之后，就再也没去看过他。他的脾气我知道，我们父子一样，跟那帮老犯人的脾气正相反，都是吃软不吃硬的。我越不去看他，他越赌气，要不然怎么让刘明浩告诉我他要把我住的房子收回去呢，多狠！他准是气到一定份儿上才这么做的，并不是真缺了这份房租就过不下去了。我想说不定我爸知道我被抓了多少会有些解气的快感，他会对别人，至少对刘明浩显摆他的先见之明：我早料到了，他跟上那个女的，早晚有一天得摔个大跟头！我说什么来着……
我爸要是觉得他说对了，他得意还来不及呢，还能靠他救我吗？我才不想呢。
后来，有一天上午，我又被提出去了。进了审讯室，看见检察院的那两个都没来，来的是一个年轻的女人，她让我在桌前坐下来，态度严肃，但很放松。她给了我一张名片，还没等我低头看就开口说道：“我是宏光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我应你的朋友安心的要求，准备担任你受贿一案的辩护人，你对由我来为你辩护，要提出反对意见吗？”
我呆呆地，没有任何思想准备，我似乎是想了一下，或许是什么都没想，竟脱口反问了一句：“安心请你，得花多少钱？”
那女律师对这问题有点意外，没想到的，但她还是认真严肃地回答了我：“我们事务所是根据司法部规定的标准收取代理费和辩护费的，至于说你这个案子该收多少费用，那还要看案件的难易程度和审理的时间，还要看一审之后有无上诉和抗诉，才能确定。”
紧接着下面的话，我知道是不能问律师的，但我还是自言自语地、傻傻地问了出来：“她哪儿来的钱？”
《玉观音》
二十三关于我的案子，有一个疑问至今没有搞清，即：究竟是谁把我告了。
在开庭之前，我一共和那个女律师谈过三次，她从我这里了解真实的案情，我从她那里揣测真正的告发者。
我一直认为我是被冤枉的，是被人——也许就是被钟宁和钟国庆——诬告的，他们告我入狱，以雪“前耻”，也许这事他们早就蓄谋已久。我也一直认为，法律最终将会公正地为我洗脱罪名，恢复名誉。但是在和律师谈过几次话之后，我才预感到情形有些不妙。
律师认为：首先，按照有关规定，那两万块钱在性质上完全有可能被认定为是一笔大额的回扣。其次，这笔回扣在事实上，是被我拿去了，并且，用术语说，是被我“挥霍”掉了。现在问题的关键是，按照反T•W贿赂条例的规定，收取回扣是否构成受贿，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回扣是否公开；二、回扣是否人账。如果我收取两万元回扣这件事是公开的，单位领导是知道并且同意的，同时记入了单位的正式会计账目。那就不构成受贿，就属于合法的回扣。
关于第一点，我理直气壮地向律师保证，我收这笔钱肯定是公开的，是经过我上面的两级领导——边晓军和钟宁——同意的。其实当时我是把钱上缴了，我第二天就交给边晓军了，是他们非让我拿我才拿的。关于第二点，我就有点嘴软了，这钱显然没有入账；没有经过国宁公司也没有经过路拳道馆筹建处的财务，没有在账上过一下就直接让我拿了。我本以为钟宁和边晓军一个是老板一个是上级，他们让我拿我就拿了，我并不是偷着摸着拿回扣然后损害公司的利益搞豆腐渣工程，我确实从没想过要利用职务收受贿赂谋求私利。听律师一讲我才明白，当时要是把这笔钱先交到公司的账上，老板同意让我拿再从账上取出来给我，大概就没事儿了。
除此之外，律师从案卷上了解的情况比我想像得还要严峻，不仅是关于是否人账这一条对我不利，就连是否公开这一条，找也同样处于险境。律师告诉我，检察院搜集到的证据中，没有一条能证明我当时曾经把这笔钱上交了或把这件事向上级汇报了。
从国宁公司出具加证明材料上看，公司并不了解我当时收到过这笔回扣。而在龙华公司那位老总的供词中和后来清查龙华公司的账目时，都有曾向我支付过这笔钱的说明和记载。
事情很明白，我想这是国宁公司要置我于死地了！
但我没有办法。我除了惊讶、怨恨、目瞪口呆之外，就只有后悔。我后悔自己当时那么糊涂、大意、行为不慎、缺乏常识。
我并不想受贿，没意识到受贿，但却难以洗脱受贿的罪嫌。我想想我那时头上有了一顶工程副总指挥的顶戴花翎就以为自己真的什么都懂了，我刚刚从大学走上社会就以为对这个复杂的社会已全能应付了。我那时的自信实在盲目得有点可笑，现在才知道我不过是个什么社会经验都没有，好多程序都不懂的好高骛远的小孩子，一个嘴上无毛的傻冒而已。
我完全熟悉钟宁是怎样一种性格，她要喜欢谁谁就样样都好，她要恨了谁谁就一无是处。她当初陷害安心可以不择手段地砸了她的饭碗，现在对我自然也能毫不犹豫地出入人罪。她哥哥钟国庆就更别说了，能从一个一文不名的引车卖浆者流混成一个腰缠万贯的大款巨富，他不心黑手狠行吗！
我推一的希望，只能寄托在一个人身上，也许只有这个人才能证明我的无辜。我向律师提供了他的名字，我请律师去找他，我告诉律师我女朋友安心也认识这个人，要找他的话可以让安心带着她去。
这个人，就是刘明浩。
开庭的前一天，律师又来了。她每次来，我除了回答她的提问，向她讲述这个事情的过程和细节之外，更多地，是向她打听安心。从她那里我知道，安心现在还好，她为我的事很是着急，但也还算坚强，她给了律师很多帮助，带她或陪她去找她需要的那些证人。她告诉律师，她最佩服也最害怕的人，就是律师。律师说这东西是黑的，就准能找出黑的证据，说这东西是白的，也难能找到白的理由。也许南德那两个律师留给安心的印象太深了，让她根深蒂固地认为，律师的手心手背，一反一正，完全可以把翻过去的天再翻过来！
律师在开庭前和我做最后一次见面时，才告诉我安心为了帮她搜集证据四处奔走，早就辞了在家具城打的那份工。这件事让我感到意外和难过，安心的情况我知道的，没有工作她吃什么？
孩子吃什么？
我问律师：“她还住在我家里吗？没人往外轰她吗广律师说：“目前还没有，昨天我还和她见过面呢。“
我低头沉默。也许是我的厄运来得太快，快得泞不及防，到现在为止，我依然难以适应和接受这个现实，始终怀疑这不过是一场噩梦。
律师虽然是个女的，但她的职业习惯和专门知识使她有着我们这些男人也难以模仿的冷静和机谋。那些让我委屈、忿怒、震惊和哑口无言的事情，从她嘴里说出来，都变得客观、平常、事务性和见怪不怪了。她说：“杨瑞，关于你这个案子的事实部分，我们都谈得差不多了，我今天来，只想最后听一下你的意见，明天开庭，你到底要我怎么辩？”
怎么辩？我没有听懂，搞不清律师是指什么。我说：“你们不是说：事实是根据，法律是准绳吗，事实就是这样，你都知道了，怎么适用法律，你比我懂。”
律师思忖一下，好像有什么话不知该怎么说似的：“杨瑞，你现在有两个选择，一个是承认你的行为触犯了受贿罪，那我辩护的重点就是你受贿的过程和特定的背景比较特殊，情节上应该认定属于比较轻微，这样辩护的目的，是为了争取缓刑。根据你这情况，争取到缓刑把握还是比较大的，一判缓刑你就可以出来了。你想出来吗？”
我愣愣地，说：“当然。”
律师点一下头，眉目间没有一点表情，她那张从来不笑的脸上向来就看不到任何喜怒哀乐。她接下去说：“还有一种辩法，就是辩你无罪，如果成功，你就可以彻底洗脱这件事，清清白白地出去了。但是，辩无罪把握不大。现在只有你哥们儿刘明洁答应到时候出庭把当时的情况说一下，证明你事前表示过要把钱上交给边晓军，事后也和他谈到过钟宁和边晓军都同意这钱留给你。法庭如果来信他的证言，这笔回扣基本上就符合公开的要求了。至于说没有走账，那是钟宁和边晓军的事，不应由你负责。
但这样辩稍稍有点牵强，还要看控方的证据强不强，有没有新东西，所以不敢说有把握争取到无罪的判决。我这么辩，万一失败，那法庭就会判你有罪，一旦判你有罪，恐怕连缓刑也争取不下来了。因为高法过去有个规定，凡是拒不认罪的，不适用缓刑。一旦判了你实刑，你就真的要在监狱里蹲上它几年了。所以，你到底是想让我做有罪的辩护争取判一个缓刑先出来，还是要无罪的辩护去碰碰运气，这两种选择你必须想清了，你必须有个明确的意见，我好按你的意见进行辩护。咱们统一了意见，明天在法庭上还得打好配合。“
我一时无措，脑子里有些乱，怎么也理不清头绪似的。我只有求助律师，这个可能还不到三十岁的像个严肃的大姐姐似的女律师，现在在我眼里几乎无所不通。
我问：“如果，你做有罪的辩护，争取到缓刑有几成把握？”
她说：“百分之九十。”
我再问：“如果做无罪的辩护，判无罪有几成把握？”
律师没有马上回答，仿佛需要心算似的，沉默了一下，才说：“百分之二十。‘”
我也沉默了，抬眼看律师还在盯着我，那目光像有重量似的落在我的心上，压得我透不过气来。
“你说呢，”我问，“你说应该怎么选择？”
“各有利弊。”
律师的回答简单、干脆，而且无懈可击。我闷闷地说：“你问过安心吗，她希望怎么样？”
“问过，昨天我和她详细谈了，我是把她当做你的亲友征求她的意见的。我应该征求她的意见吗？”律师反问了一句。
“应该，她是我亲人，她代表我的亲人，代表我的家庭。她怎么说呢？”
“她说，这事，还是由你自己决定。”
“她没说一点倾向性的意见吗？”
律师想了想，说：“没有。她当然很希望你能早些出来，但他怕你认了罪，心里不通，怕你会一辈子不快乐，怕你今后背上这个罪名，一辈子的前途都受影响，她怕你一辈子生活在这个阴影里。”
律师停下来，等着我表态，但我依然低头不语。律师没急着催我，像是有意给我思考的时间，停了一会儿，她还是开了口：“其实，你即使不认罪，法院判你有罪，你的罪名还是成立的，一样会一辈子跟着你，一辈子影响你。我觉得是一样的。所以，我觉得你不如争取一个缓刑先出来。”
律师终于说出了她的倾向，她说完看着我，看我如何在这场俄罗斯轮盘赌式的游戏中下注。我记得美国有一个老电影叫《猎鹿人》，我以前看过这个碟。说的是几个美国俘虏被一群越南士兵退着用装了三颗子弹的左轮手枪顶住自己的脑袋，供越南士兵打赌，六个弹匣装三颗子弹，顶住自己的太阳穴打，生与死的机率一半一半，而且让你自己选择，太残酷了，当时看着就觉得残酷！现在，我感到自己就像那个用枪顶着自己脑袋在钩扳机前浑身哆嗦的美国大兵。
律师补充了一句：“这仅仅是我个人的意见，最后还是你自己决定。”
我命令自己停止徒劳无益的思索，停止内心深处的颤抖，我抬头，看律师，我又命令自己发出的声音要镇定自若。连我自己都不知道这时候我干吗要装得这么无畏和果断。
我说：“我要无罪！”
律师看了我半天，她看了我半天，才点了点头。一句话都没有再说。
第二天，法院如期开庭。这是个小案子，来旁听的人不多，所以我一被押进法庭就很容易地在旁听席上找到了安心。她坐得不算太靠前，目光一直在看我。她的脸上向我传达着一种不露形迹的微笑，那微笑中的温暖含意只有我懂，我在那一瞬间突然感到她像我的母亲。
其他旁听者我都不认识，但一群俩一伙散漫地坐着，有点像哪个大学的学生自愿来观摩庭审实况的。
除了安心的微笑外，我到今天为止，几乎不能完整地回忆那次审判的情形。我记得那天钟宁和边晓军都去了，他们是作为证人而不是旁听者去的。钟宁上场时我很冷静地和她相视，我的目光尽量心平气和，而她却依然是一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的架式，她作证时的语音腔调也依然是那么咬牙切齿不肯饶人。我知道，钟宁的个性、地位、文化修养和她的年龄，都还没有让她学会宽恕。
在我的印象中，那天律师的表现还是可以的，至少那振振有词的架式使人相信她在个人水平方面基本上没掉链子。她发表的辩词的核心观点，就是我拿的这笔回扣是上交给公司后经公司负责人同意又返还给我的，因此在性质上已经属于公司对职员的奖励。我也按照她这个论点，向法庭陈述了我如何把钱交给边晓军，如何跟钟宁说这事儿以及边晓军和钟宁如何答复我等等事实。对于我的陈述，控方的证据似乎驳斥得很轻松，先是边晓军面无表情地作证说，不记得我曾交给他两万元回扣款这回事，后是钟宁高腔大嗓地否认我在送她上飞机去南京的路上跟她说过这事。边晓军从走进法庭作证到作完征走出法庭，目光始终回避和我对视，他只看着法官和检察官说话，让他离场便低头数步似的走了。钟宁则一进场就盯住我，作完证又看我，脸上还露出得意和恶毒的笑来。我依然用平和的目光看着她，想让她在这平和的目光中良心受责，但直到她离场我也没看出她对自己这一套阴谋和伪证，有半点脸红。
律师反击这些伪证的最后一招，就是当庭公布了我和钟宁以前的关系，以及以后的破裂，以及破裂的原因。即是说明我当时作为国宁家族的一名候补成员，不可能私贪这区区两万元的小财，也是提醒法庭注意钟宁在此案中具有设局报复的动因。公布我和钟宁以前的关系，以及我因为爱上了其他人而和钟宁闹翻的过程，是律师说服我同意的。她认为这恰恰是这个案件人物关系中最为关键的一个事实，可以让法庭对钟宁证词的可信度大打折扣甚至可能按回避原则取消她的证人资格。
律师拿出的最后一个征人，就是我的哥们儿，我从小就相熟的朋友，我的忘年之交刘明浩。
我记得刘明浩进场的时候，我冲他笑来着。我知道刘明浩是我这一方的证人，在被关押数月与外界长期隔绝之后，突然看到昔日的老友赶来为我作证，我心里感到特别的心酸和安慰。我不由得感叹朋友都是从小交出来的，只有小时候的朋友才会成为永远的朋友。我真想刘明浩能看我一眼，我真想让他看到我正冲他笑呢。但他也和边晓军一样，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地，回避了和我的对视。他从侧门出来，低着头，直接走到证人席上，他的脸老是向着另一个方向歪着，我也不知道他在看谁呢。直到审判长开始发问我才看到了他有些紧张的面容和不大自然的眼神，那面容和眼神我至今记忆犹新。
我记得，证人席上的刘明浩，目光闪烁，口齿不清，面色青灰，肌肉僵硬。他在回答审判长提问时的反应，几乎近于迟钝。
他的声音、模样，也让我感到陌生。我现在甚至都回忆不清那天审判长是如何发问，他都答了些什么。惟一还深刻地留在我记忆中的那几句回答就是：“……不，他收起这笔钱时没说过要上交给边晓军……不，他后来没再跟我说起过公司同意他收这笔钱的事，我不记得他说过这件事。”这就是刘明浩的证词！他的证词使他在事实上变成了一个控方的证人。
在那天庭审的整个儿过程中，只有到了这一刻，到了刘明浩突然叛变反水做出如上证词的这一刻，律师才傻掉了。
后来，很久以后，我原谅了刘明浩。从美国回来我第一个落脚的地方，也还是刘明浩的家。在我动身去云南寻找安心之前，刘明浩还塞给我两万块钱让我当盘缠，和当初这笔回扣的数额一样，一分不多，一分不少。这钱我当然没要。
我原谅刘明浩仅仅因为他是一个商人，商人的原则就是利益至上。我后来才知道钟宁钟国庆不知怎么得知刘明浩将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辩方证人，于是在开庭的前一天，也就是在我要求律师破釜沉舟做无罪辩护的同一时辰，国宁集团供应部的头头儿请刘明浩在北京饭店吃了顿谭家莱，吃完之后双方酒酣耳热地当场签下了国宁大厦空调系统的供货意向书。据说那是一笔总标的在四百万元以上的大交易。
我被判有罪，刑期两年。在判决书送达的当天，我的律师代表我向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一个月后，市中级法院做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不予缓刑。
在终审判决之后，送押之前，律师托了关系，让安心以家属的身份到看守所和我见了一次面。见面时我发现我们俩都不约而同地刻意做出轻松的神态和语气，想安慰对方，其实心里面一个比一个难受。我们都装做若无其事地说着些关于身体呀、睡眠呀、饭量呀、找工作呀之类的不痛不痒的事情，还有关于小熊的病现在怎么样啦等等浮皮潦草的话题，至于我和安心的未来，未来怎么办，这些我最渴望向她了解也最渴望彼此沟通的问题，反而谁都没说。不仅因为这个问题实在尖锐得令我不敢启齿，而且还因为，我们会见时屋里按规定还有一位民警在场，那民警和我那位律师在一边有一招无一搭地聊着天，一只耳朵当然还负责监听着我们这边的谈话。
见面进行了十分钟，快结束的时候，安心突然把她脖子上的那块玉观音摘下来，隔着桌子递给我，我们的手只有利用了这个机会得以接触了瞬间。我的手是热的，安心的手是凉的。她一向这样手脚冰凉的，我曾经好多次说过等有钱了一定要带她去看看中医，好好调理一下气血的。
我们的手握在了一起，不敢逗留地感受了一下对方的体温，就松开了，安心说：“戴上它你就知道我一直在你身边呢，我在保佑你呢。”
虽然她的手是凉的，但那块被她贴身带着的玉观音却是温热的。警察看见了我们的动作，怀疑我们是在交接什么秘密的和违禁的物品，立即走过来干预。
“嘿，拿什么呢这是？”
警察问我，律师也过来了，我把未及收回的手掌在桌面上摊开，发白的掌心上，卧着一块碧绿的玉石。律师用半是恳求的口气向警察咨询：“这个应该没问题吧，这是挂脖子上的东西。”
警察拿过那块玉石仔细端详，那玉石上还荡着一条细细的红绳。警察说：“这玩意儿，得值多少钱呀？凡是贵重物品都不能带进去，带进去也得让监狱收起来替他保管。”
警察把那只玉观音直接还给了发着愣的安心，说：“别把这么贵的东西给他，回头他到里面再把这个换了烟抽你可就赎不回来了。”
接下来他不容我们再说什么，看看表，表示见面的时间已经到了，该结束了。
“怎么样，好了吧。”警察说。
我很守规矩地站起来，说：“好了。”
安心也站起来，眼圈一下子红了。
我冲她笑一下，想把轻松进行到底，我笑着说：“以后别再来了，先找个工作，然后，赶快带着小熊改嫁去！”
安心的“轻松”阵线终于崩溃，眼泪珠子像往外倒似的，成串地掉下来。她没说一句话，用攥着王观音的手背擦了把眼泪，转身拉开屋门，一句话没说地跑出去了。我也想掉眼泪，但我忍住了。
两天后我离开看守所，转押到北京监狱，执行两年的有期徒刑。监狱的生活是枯燥和压抑的，除了每天学习和干活儿外，我继续进行着几乎是为了平衡内心、支撑精神和维护面子的徒劳无益的申诉。每天日出回落，上工下工，心情郁闷，很少快乐。周而复始的日子过得没有一点新意，让我常常后悔当初没听律师的忠告，认了罪争取缓刑早早地出去，至少那样还能和安心继续在一起。如果她不嫌弃我是个罪人的话，我们就能继续在一起，像以前那样生活了。难道安心会嫌弃我吗？
对我来说，两年的时间有点太长了，因为这两年中什么都可能发生。也许当我走出监狱的铁门时，安心真的早已移情别恋，早已有了新的生活，碰上了新的如意郎君。生活每天都在发生变化，不变的生活不变的人是绝对没有的。特别是安心的处境，没有工作还带着孩子，摆在她面前最重要最迫切最需要考虑的，毫无疑问，不是爱情和忠贞，而是现实的生存，不为她自己，也得为孩子。所以我跟她分手时说的那句关于让她赶快“改嫁去”的话，尽管不是我的本意，甚至是我内心深处最怕的事情，但我必须要说！这话不是玩笑，我不能给安心任何要她等着我的心理压力。何况我以后就是出来了，也很难再找到很体面很白领的工作了。正经公司正经企事业单位难会要一个有受贿前科从大牢里放出来的人？毫无疑问，我将一辈子，因这个罪名，而成为一个不受人信任的东西！
安心和我不同，她虽然有那一段生活的创伤，还有一个孩子，但这都不要紧，都不要紧的。她依然青春美丽，看上去依然像一个单纯的处女，她的相貌对很多男人依然有诱惑力。而且，更重要的是，她人品好，她的历史虽然复杂，但清白。清白这两个字现在在我心里，有着特别珍贵的意义。
安心从那以后果然再也没到监狱来看过我了。后来我爸倒是来了一次，没见我，送了些营养品之类的东西，还有几本书，知识性的。他通过监狱干部转告我，让我好好听干部的话，好好改造，注意学习，改造好了将来出来一样可以重新做人，一样为人民服务，为四化服务。
我爸来给我送东西，还记着他有这么一个儿子，这事本身就让我很感动。他送什么无所谓，说什么也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件事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我还有亲人。也许因为那时安心突然杳无音讯，我给她写信她也没回，我心里非常深刻并且痛不欲生地感到一种被遗弃的恐惧。
很久以后，我才知道，安心在看守所和我见过最后一面的第二天，就把孩子捆在背上，坐火车回到云南清绵去了。很久以后，我才知道，她回到清绵，一走进她家那幢北方式的宅院，在那院子里一见到她的面目惊讶的父母，便双膝跪下。她泪如泉涌，长跪不起。她对她的父母说：“爸爸，妈妈，你们帮帮我吧，我要去救一个人，他对我太好了，我爱他，我必须报答他！”
很久以后，我才知道，安心的父母，卖掉了他们几乎全部的财产，包括他们那座飞檐重瓦的北方的宅院。他们从当年富甲一方的大户彻底变成了一贫如洗的穷人，。如果不算他们交到女儿手里的那一笔将近三十万元的现金的话。
《玉观音》
二十四像我这样一个早已习惯见异思迁的男人能这么脱胎换骨般地爱上一个固定的女人确实是个奇迹，这奇迹的发生首先应该归功于安心的人格人品，是她的人格人品对我产生了包容和感动的作用，这说明好的道德品质对人的感染力和吸引力，在任何时代都是存在的。其次，同样重要的是，在我和安心的交往中，她总能给我一些意想不到的惊讶，让我始终维持着对她的新鲜感和好奇心。譬如她的相貌和她的经历之间，就有着不可思议的距离，她的内在性格和她的外部气质之间，也有着难以想像的差别。这些距离和差别，就是安心特有的魅力！
就像我怎么也没想到她这样一个看上去柔弱似水的女孩能在半空中划出那么流畅饱满的后摆腿一样，我也同样没想到在那张清纯善良的面孔下，竟然也潜伏着常人难以企及的果敢与机谋。
对此我只能归结为她曾经接受过的职业训练，以及那段惊心动魄的非凡经历。她毕竟经受过一场生死的考验，她过去的职业和经历常常让我情不自禁地心生敬意。
安心最让我感到吃惊的，还是她在我入狱之后，孤身一人对我展开的营救。当时我在狱中和她断绝音讯，我甚至不知道她的去向和行踪，如果我当时知道她还在换而不舍地上下打点四处奔走的话，我定会劝她罢手。我知道这是个“铁证如山”谁也翻不过来的官司，死马非要当做活马医很可能劳而无功而且徒费钱财，等于把钱财扔进一个无底洞中连响都未必听见一声。我知道钱财现在对安心和小熊母子来说，就等于生存和活命，这是很现实的事情。
而且我想，安心也没钱。这年头没钱能干什么？
大概就是在我几次申诉不被理睬正处于绝望委靡的那个时候，安心带着二十八万元的巨款从清绵赶回了北京。她先找到了我原来用的那位女律师，付了那女律师足够的钱，然后和地共同谋划了如何推翻原判的步骤。她们先是找了刘明浩，动之以情不起作用便晓之以理，晓之以理收获不大便诱之以利，最后终于从刘明浩身上打开缺口。刘明浩有义气的一面，也有见利忘义的一面，所以实际上，情与理，义与利，对他都起了一定的作用。他在律师保证他原来在法庭上的证词绝对不会被指控为伪证和诬告的前提下，答应重新作证，把我当时在饭后的餐桌上收那两万元回扣的态度和过程，以及后来我向他说过边晓军和钟宁同意把那两万元钱给我的事实，重新做一个证明。他同时还透露了一个重要的情况，那就是边晓军和国宁公司闹了点矛盾，最近不知是辞职了还是被炒了，反正已经不在国宁集团干了。这个情况令安心和律师精神大振，都有了一种曙光在前，胜利在望的预感。
她们马上找到了边晓军。找的过程很复杂，边是个夜不归宿，行踪无定的人。律师手里事多，搭不起这份功夫，安心就一个人接着刘明法提供的线索，一点一点地找，找了一个多星期终于找到了这个家伙。她在一家夜总会的门口堵住了边晓军，说有事要找他谈一谈。边晓军没见过安心，见一个这么漂亮的女孩儿在这儿等他，心有点乱。我知道边晓军和他太太的感情一向很淡，以前总和我开玩笑说人到中年的三大快乐就是升官发财死老婆，听得我毛骨悚然。他很乐意地跟着安心去了一家幽静的小酒吧，坐下来点了饮料慢慢谈。他大概烧心火燎地盼着和安心能有进一步的故事发展，但没想到安心上来就拿出三万块钱来，一万一捆，一捆一扫地往他面前一搁，弄得他瞪着眼睛几乎不知所措。
当天晚上安心离开那家小酒吧之后就去找了律师，向她报告了和边晓军秘密晤谈的结果。边晓军在知道了安心和我的关系以及她的来愈之后，当然不会再动什么邪念，索性和安心做起了生意，他把价码加高了一倍，要安心至少付六万否则免谈。安心没有犹豫立即成交，她答应付边晓军六万，边晓军答应跟她去见律师。
剩下的事主要是技术性的，由律师分别同刘明浩和边晓军协商他们的新证词。刘明浩不想过分得罪国宁公司，所以不想让律师披露国宁公司收买他让他作伪证的事实，尽管国宁公司和他签的那份国宁大厦中央空调的供货意向书到后来并未落实，刘明浩最终只是得到了国宁公司用来替换这笔大买卖的一桩小生意——印制国宁大厦的销售小册子，一共赚不了几千块钱还特操心特麻烦的事。钟国庆也是生意人，也许他觉得刘明浩在法庭上的那几句证词，撑死了也就值这些。
边晓军则不同，他主动表示愿意将钟国庆逼他作伪证的内幕抖楼出来。当时钟国氏亲自找边谈话，要求他在法庭上否认我曾经向他报告过收到两万元回扣的事实，否认他当时同意那笔回扣让我拿着的事实，以达到诬陷我的目的。反正是钟国庆逼他干的，就是构成伪证罪，主要承担者也应该是钟国庆，因为钟国庆当时和边晓军是老板与雇员的关系，边晓军“迫其压力而从之”，在法律上属于胁从的角色。首恶必办，胁从不问，边晓军自己不会有什么麻烦。当然边晓军这么积极主动地帮忙并不是因为得到了六万元的好处，而是因为他和国宁兄妹之间，不知结下了什么思怨。他在国宁公司的职务反正被撤了，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在和律师谈话时，大有一种“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大无畏气概。
除此之外，边晓军还出谋划策，提供了其他几位证人的姓名和联系方法，他以前曾和这些人在不同场合时钟宁把那两万元回扣发给我表示过不满。这事当时在公司里有不少人都知道，边晓军提供的这几个人基本上都是炒了国宁公司或被国宁公司炒了的人，只要多塞点钱给他们免得他们怕麻烦，估计出来作证都没什么问题。
回扣这件事这么多人都知道，肯定是符合回扣必须公开的原则了。至于是否有账，律师认为在一家私营公司里，老板回头对财物的处理决定，是有效的。钟宁同意回扣让我拿着，那回扣实际上就是公司对我的奖励，走没走账不是我的责任。这观点她上次在法庭辩论中已经阐述，观点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上次败诉的主要原因，是控方证人异口同声地否认知道回扣这件事，否认我得到这笔回扣是老板同意的。如果这次能证实公司负责人对这事是知道的，能证实老板是同意把这钱给我的，那么我暗中受贿这个罪名，从主观动机到客观恶果，就都难以成立了，就都站不住脚了。
在一九九九年的春天，律师通过法定程序，以发现了新的证据证明原判有误为由，向法庭提出复审请求。四月二十八日，那个日子我记得很清楚，法庭开庭复审我受贿一案。审判长在审查了辩方提供的新的证据材料，对证人进行了调查询问，狡辩双方进行了简短辩论之后，当庭宣判：原告方对我受贿的指控证据不足，不能认定。原一审判决和二审判决的有罪认定不当，应予纠正。复审重新判决：被告人杨瑞无罪！
当天我在律师的陪同下以自由之身走出法院的大楼，仰脸看到外面的天空，比监狱里的蓝，比监狱里的大。天地之间，投满了阳光。我把目光放平，看到法院大楼的台阶下，站着我深爱的安心。我们彼此注视，我看着她消瘦的面容，心里特别难受。我一步一步慢慢走下台阶，站在她的面前。我看到她眼中的泪水，在阳光下一闪一闪。她抬起右手，轻轻地，摸我的脸，我也慢慢地伸出双臂，将她揽在怀里。多久以来，我日思夜想的，就是像现在这样，用力地拥抱我的安心。
律师也走下台阶，走到我们的身边，她说了句：“祝贺你们。”我们不约而同地转头看她，她已走到路边一辆等客的出租车前，拉开车门，回头冲我们笑笑。这大概是我第一次看到她的笑容。她说：“有事儿呼我。”说完上车，车子转眼开上了大路，汇入了长不见首尾的车辆的洪流之中，像一滴水汇入了奔腾的江河一样，很快就无影无踪了。
我感谢律师，我感谢法律，我感谢所有为我说话的证人，哪怕他们是为了钱，或者是为了其它目的，但他们终于说了真话。
正是由于他们的真话，我不仅得以终止牢狱之苦，重获自由，更重要的是，他们还给了我一个清白之身。
我感谢安心！
我那时还不知道为了这阳光灿烂的一天，安心已倾家荡产，她使每一个在这场审判中发生作用的人，得到了利益，包括律师。律师也一样，这年头谁也不能为你白干，谁也不能仅仅为道义，为真理，白干。
安心付出了一切，包括她父母毕生的积蓄，她要得到的，就是有朝一日能站在法院高高的台阶下，看到我从那门深似海的大楼里，昂首阔步地走出来。
我感谢安心的父母！
从我知道我的清白不仅仅是用清白换回来的，也是用金钱赎回来的那一天起，我：就渴望着能到清绵去。我渴望见到安心的爸爸妈妈，我要在他们面前长跪不起！我没能让他们的女儿过上一天丰足的生活，反而使她的全家被拖累得一贫如洗。我想跪在安心的爸爸妈妈面前发誓，这个恩情我一辈子都要报答！
现在，我终于接近了安心家的旧居。在我走出法院已经将近一年以后的这个早晨，我穿过清绵那座古老的袖珍小城，终于在山林掩映的一个湖边，看到了那幢北方的宅院。那院落在周围错落有致的云南民居中，几乎像一个小小的名胜古迹，让我感受到一种黄河文化特有的亲切。我明明知道，这院子已经不是安心的家了，但我一看到那一团青砖黑瓦就禁不住心跳起来，禁不住加快脚步向它奔去。
我终于站在这座宅院的门前了，这院子比我的想像要简单和平易。我凝视着那两扇用铁皮饰角的院门，早已油漆斑驳，露出几分破败之相，几分物是人非的凄凉，但门前两侧石鼓上那一对雕刻精致的小狮子，张牙舞爪的姿态表情却依然神采奕奕。四周很静，一如安心描绘的那样，这是一个与尘嚣隔离的地方。
我用手击门，门上发出一种陈年古旧的声音，我大声问道：“有人吗？”
院子里有了些零乱的响动，那响动很快归结为一串踢踏的脚步声，随后门“吱嘎”一声打开来，门轴的响声经典得完全像电影里特意做出来的音效。
开门的是个年轻人，看上去比我大不了多少。我微微欠身表示打扰，问他知不知道原来住在这里的一位性安的人家搬到哪里去了。那年轻人做思索状：姓安的？这时从院里又走出另一个人来，是个头发花白的老者，接了话说：“你是找原来住在这里的安大夫吧，他们去年春天就搬了。”
我说：“我知道，请问他们搬到哪里去了？”
老者说：“他们搬到县群众文化馆去住了。不过听说现在也不在那里了。”
我问了去群众文化馆的路径，然后谢了这座院子的一老一少两个新主人，再然后我透过那扇只开了一半的院门，向院里投以匆匆一瞥。这院子曾是安心的家，这地方就是安心出生和成长的地方，院内的一砖一瓦，院外的一草一木，都在我心里激起些冲动和通想，我几乎分不清这些东西究竟是满足了还是更加撩起了我对安心的思念。
我找到清绵群众文化馆的时候，正是这里开午饭的时间，工作人员都回家吃饭去了，馆里几乎没人。这是一座半新不旧的两层砖楼，楼不大，门口却挂满了大大小小数不清的招牌。什么图书馆、联谊会、研究会、辅导站之类，大概都是群众文化馆的分支机构。这楼里大多数房门都锁着，没锁的也空着，偶尔见到有人匆匆交臂而过，一问安大夫和他在这儿工作的爱人，都是一脸茫然。我在楼里转了半天毫无所获，快快出来走到街上吃饭。就在文化馆斜对面一间很简陋但很干净的小铺子里，吃了一碗豆汤和半斤永昌烙饼。吃饱后看看时间差不多了又再次返回文化馆，这次我直接去了文化馆的馆长办公室，堵住了一个刚巧从办公室里出来正在锁门要走的女干部。
女干部听了我要找的人，有几分警惕地上下打量我。我猜到她的警惕所为何来，连忙出示了我的北京的身份证，表示我是从北京来的是安大夫女儿的同学，到这儿是来找安心的——您知道他们现在住到哪儿去了吗？
那女干部查看了我的身份证，还对了对我和身份证上的照片是否同为一人。我的身份证和我那一口地道的外地人一般模仿不来的北京回音让她消解了怀疑，但她的回答仍然不能让我满意。
“你找安大夫对吧，他们搬走了。他爱人也不在我们馆里工作了。”
“什么时候走的？”
“走了……有好几个月了吧。”
“他们去哪儿了？”
“这我不清楚，好像是离开清绵到别的地方去了吧。”
“到什么地方去了？”
“我们不清楚，没有跟我们讲。”
女干部把身份证塞还给我，行色匆匆地走了。我疲惫地站在楼道里，心里空空的。安心在清绵的父母，是我要找到安心的主要线索，我想不管安心是否回到他们身边，他们应该都知道女儿的行踪。
我再次走出文化馆的这幢小楼，站在街上发呆，我的整个行程到此一刻，已全然没有了前进的方向。我想了半天，毫无目的地再次从县城走回到安心家的宅院，我没有再去敲门，而是沿着院子后面那种满了高大笔挺的秃杉树的山坡，沿着那山坡上一条残石依稀的悠悠古道，走向我常会梦见的那片山间的平湖。我在湖边眺望着对岸的草坪，草坪在阳光下显得极其开阔。阳光把草坪尽头那一线参天大树的阴影，全力地向后压去，让那片如果走近肯定会发现极其深邃壮观的原始森林，变得渺小而可亲。
直到太阳西斜，我才从那高山平湖的岸边返回，再次经过那座北方的宅院，院里还未升起炊烟。我在通往县城的归途中一再回首凝望，竭力把黄昏中这片最后的即景与以往的想像合并，同时把留恋的目光遗落在那座院子的青砖灰瓦之上。我脑子里居然有了那么一个荒唐的闪念，我想如果我找不到安心，我也许会搬到这个地方，在这院子的附近住下来。
我回到清绵城，穿过两山夹峙的街市，穿过曾扼“三宣六慰之咽喉”的古城门，再援铁索大桥穿越天堑清锦江，在天黑前返回火车站所在的那个弹丸小镇。我从随身带着的旅客列车时刻表上，找到了深夜将至的一列火车，那是从昆明开往南德的七七五次普快。
我想，除了安心的父母之外，惟一还有可能知道安心去向的，只有南德公安局缉毒大队的队长老潘。
时间还早，我在车站前的那个杂货店里，买了一包饼干，拿着，并没有打开来吃。我的肠胃在苦闷和茫然的压抑下，几乎没有蠕动的乐趣。我拿着那包饼干，坐在车站小小的候车室里，背上的背包显得很沉，但我也懒得解下它来。我就这么坐着，一直坐到夜幕将临，坐到夜深了我才走到站台上，嚼着饼子去等那辆惟一在这个小站短暂停靠的夜行列车。
南德我是去过一次的，那是去年夏天将至的季节，我和安心一起回了一趟云南，我们当然地去了南德。除了南德之外，我们还去了昆明和北邱，那时我们正兴高采烈地准备结婚。
那时我刚刚获释出狱，我和安心都沉浸在胜利重逢的喜悦之中。我们决定结婚，再没有什么能够阻碍我们正式结为一体的事情！我们都想过，认真地商量过，无论我们的父母——主要是我爸——是否同意，是否接受；无论安心是否二婚是否有孩子；无论我们有没有钱有没有经济上的能力，我们都决定结婚！我们一定要结婚！就在现在，结婚！
安心从清绵带回的全部二十八万元现金，为营救我出狱花得只剩下不到三万元了。她打电话给她的爸爸妈妈，告诉我们要结婚的想法，也说了钱的事。安心的爸爸妈妈在电话里祝贺了我们，她妈妈还和我通了话，她声音里那种母性特有的辞感，令人感动。她说：“你是杨瑞吧？你知道吗，安心非常爱你，她爱你胜过爱她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她最爱的人除了她的孩子，就是你，你知道吗？”
我说：“我知道。”
她说：“你能爱她吗，像她爱你一样？”
我说：“能！”
她说：“你能爱她的孩子吗？”
我说：“能！”
电话那边沉默了一会儿，传来了安心母亲隐约的啜泣，她克制着哽咽，说：“我的这个女儿，太苦了……我知道你也很苦，你们能相依为命……我真的要好好地祝福你们！”
这位母亲哭起来，说不下去。我把电话交给安心，我在一边听着她们母女互相劝慰，说着相信我的话。我心里默默地想，我一定会对安心好的，一辈子都不会变的！
关于那笔剩余的钱，安心的父母让我们留下来做结婚之用，但我不同意，我坚决主张安心把钱寄回去。安心在电话里和母亲商量再三，争执再三，终于按照一个妥协的办法，我们留下一万，另外将近两万元钱，由我和安心一道，去邮局寄回了清绵。
在安心的劝说下，我去看了一下我爸。一是告诉他我出来了，没事了，平反昭雪了，没给他，也没给我们老杨家丢什么人。二是告诉他我要结婚了，希望他能同意。还好我爸那天没有喝酒，脑子还算清醒。但言谈话语之间，能听出他的大脑长期受酒精毒害，已大不如前。他才五十多岁，说话就跟七八十的老头儿差不多，语无伦次的。关于我无罪平反一事，他大发感慨，大骂法官检察官昏庸无道，并竭力鼓动我去告他们。我爸说：咱们不能让他们这么白整了大半年，物质上的损失咱们不提，提了让人看不起，这精神损失名誉损失不能不提，不能就这么算了。现在都有法了。国家政府办错了事儿，照样得赔，现在民告官净是告赢的。
关于我要结婚一事，我爸没有明确表态，但口气上是同意了的。他先问：你够岁数了吗？我说够了，男的二十就能结婚，我过了年就到二十四了，安心也快二十三了。他沉默，就是不说赞成的话，最多说，你都快二十四啦？你十七八的时候我就管不了你，更甭说你都二十四了。你什么时候真听过我的？你妈在的时候你听你妈的，你妈不在了你听你自己的。你小时候还有点怕我，怕我你也不听我的，现在连怕我都不怕了。
他这么说，我也不吭声，我们父子之间现在已说不出太多亲热的话来。沉默了一会儿我觉得挺难受，就说：“爸，那您歇着吧，我先走了，以后有空再来看您，等日子定了就告诉您。”我把安心让我带的两瓶白酒和一兜水果放下，就告辞。我爸站起来，送我到门口，他终于说出这么一句话来：“你们结婚，我也没什么准备的，钱你爸爸给不了你们。你们现在住的那套房子，我本来想把它和我住的这一套并起来跟单位换一套大的。你们要结婚的话我就暂时不换了，给你们先住吧，你们结婚也不能住街上去。”
我说：“谢谢爸爸。”
我爸说：“你还知道谢我呀，懂礼貌了是不是，不用谢，你别气我就成了。”
我父亲在门口最后说的这几句话，等于是同意，至少是承认了我的这门婚姻。
后来我爸还打电话来问我们结婚打算在哪里办，办几桌，提醒我别忘了清谁请谁。我告诉我爸，我们勤俭办婚事，不打算摆多少桌了，我们旅行结婚去，等回来给亲朋好友发发糖就行了。
我爸说：“哦，也好，安心是二婚，又带着个孩子，不大操大办也好，你们就自己出去转一圈悄悄办了吧，别人要问起来我就说你们早结了。”
我爸这话让我心里挺不高兴的，可我没说什么，自己消化了算了。
是的，我和安心决定，谁也不清，结婚是我们自己的事，别人爱说什么就说什么，说什么都行。
但我和安心一起，请那位精明能干，不苟言笑，但最终帮我们打赢了官司的女律师吃了顿饭。我们手头再紧，也还是找了个相对体面的地方——“星期五”餐厅，来表达对她这份“救命之恩”的谢意。尤其是安心，坚持要体面一点地请她吃这顿饭，她和她似乎已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我说：要真想体面咱就豁出去上饭店酒楼吃鱼翅鲍鱼去，我过去常吃，哪儿好哪儿不好，哪儿便宜哪儿贵全部门儿清。安心愣了一会儿：鱼翅鲍鱼？那要多少钱？我笑笑，答：“简单吃吃的话，咱们三个两千以内拿下来了。”两千？安心吓一跳，吃金子呀！我说，两千块钱三个人吃那些玩意儿，还真吃不着好东西，鱼翅只能吃散翅碎翅和发过了头儿的小的翅；鲍鱼只能是鲜鲍而且还只能吃十六头的……安心说那咱们还是吃别的吧，体面也不一定非吃这些呀。
于是我们选了“星期五”，那是年轻人喜欢去的地方，老外也喜欢去，因为那地方的气氛对中国人来说很时尚，对外国人来说很怀旧。外国人吃饭比中国人更讲体面，但他们的体面讲究的是环境和餐具，以及喝客陈了多少年的酒，而不是吃什么。外国人还不爱吃什么鱼翅鲍鱼海参鱼肚以及其它滋阴壮阳粘了吧叽的玩意儿呢，吃这些全是中国人的讲究。
那顿饭我们三个人才花了三百元多一点，吃得挺快乐。律师年龄比我们大六岁，基本上还算一代人，因此挺有共同语言的。
何况光是回顾这个案子，庆贺我们三人共同的这场胜利，聊聊这中间所有有趣的和深刻的人与事，就有脚不完的话题。
吃完饭后，坐着喝饮料的时候，律师突然结束了回顾，向我提了一个有关下一步的问题。
她说：“杨瑞，从法律上说，钟国庆和钟宁的做法应该属于诬陷，完全构得成诬告罪和伪证罪，你愿意不愿意起诉他们？”
我愣了一下，说：“行啊。”
律师说：“刘明治、边晓军，还有复审的时候其他几位证人的证言，实际上已经足够认定他们这个罪名了。现在需要的是要有受害者提出诉讼，反告他们，把程序启动起来才行。”
我看一下安心，安心低头想着什么，没表态。我对律师说：“行，我起诉他们！”
律师更正说：“起诉他们是检察院的事儿，但受害者可以向检察院提出诉状，要求起诉。写诉状和联系证人这些事我可以替你们做。”
律师也看一眼安心，安心始终沉默。律师转脸对我说：“你们回去商量一下、决定下来的话，你们找我。”
我说：“行，肯定还得再麻烦你。”
那天晚上吃完饭，我们在餐厅门口分了手，律师打出租车走了，我和安心找车站坐公共汽车回家。时间太晚我们也就不去接小熊了。安心给小熊的“奶奶”打了电话，和小熊在电话里说了好半天再见晚安之类柔软缠绵的话，然后和我一起坐公共汽车晃晃悠悠地回了家。
回家之后，安心收拾床。收拾完床她走到客厅，问我：睡吗？我一看表还不到十一点，猜想她今天晚上大概需要我。我出狱的头几天和安心天天做爱，常常一天两次甚至三次，白天也做，好像一下子做伤了，都觉得再做就该生病了。于是这几天我们开始老老实实地休息，晚上睡觉只是互相抱抱，但不做，都困了就互相亲一下互相说睡吧晚安，然后就跟老夫老妻似的各自睡去。我从安心此时的口气眼神中，感觉到她今晚又想要了，于是从沙发上站起来，去卫生间漱了口，然后上了床。上床前直接把衣服脱得一丝不挂。安心还穿着胸衣，也上了床，靠近我平躺着。我也平躺着，好像都等着对方主动碰自己。等了半天，安心一动不动，像在想什么事儿似的，我耐不住刚想伸手到她胸前。
安心突然开口问我话了：“杨瑞，你真想去告钟宁吗？”
我沉默了一下，才说：“啊，她也应该当一回被告了吧！”
我们又都沉默下来，良久，安心再次开口：“你告她我没意见，我是担心你和我不一样，我反正和她不认识，没任何情分，只有仇恨，可你和我不一样，你们过去是情人。”
我说：“谁跟她是情人呀。你是不是以为我和钟宁还有感情啊？你没事儿吧！”
安心一声不响了，停了好一会儿，又说：“人是感情动物，感情的事说不清。我不是说你和钟宁现在还有感情，我是说，你们过去在一起，毕竟有过美好的时光，有过互相关照，互相惦念的时刻，这些东西是你的经历，难道能说忘就忘吗？经历是你持不掉的东西。”
我说：“你不会认为我现在还留恋过去的生活，还想着钟宁吧？”
安心说：“没有，我是说我的体会，就像我对毛杰，也谈不上爱他，地贩毒，我也知道是有罪，可你让我去告他，去让他死，我心里还是有障碍，我不忍这样！我总会想起我和他的过去，过去有很多美好的时刻，我会想到他过去对我好，他过去是怎样怎样照顾我。很多细节平时本来想不起来的，可到这时候就都想起来了。”
我笑一笑，抬起身子看安心，我摸摸她的脸，说：“那是你，你是女的，女的都是多愁善感，心太软，什么事情都自己扛，我们男的可不这样。”
安心依然一动不动地平躺着，看我。窗外的灯光透过纱帘，把她的眼睛映得发亮。那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我，她说：“好，只要你想情了，心里不别扭，那你就去告，我当然没意见。”
我说：“你真没意见，那刚才律师说这事儿的时候你怎么不吭声？”
安心说：“我不会主动让你去告她的，我不会。要是你真生她的气，想报复她，而去告她的话，找不反对。但我不想劝你逼你去告她。因为我知道她是你过去的女朋友，我不想让你有一丝半点的不忍心，不自然，还非要做。做过以后时间长了心里头又难受，又后悔，我不想你这样子。”
我躺下来，没再说话。我会像安心说的那样吗？我不敢肯定。但反过来想，如果我走上法庭，面对我昔日的情人，去告她入狱，让她受苦，我会由此而特别快乐吗？这一点我似乎同样不敢肯定。
我想到当初钟宁告我的时候，我在法庭上那么心平气和地看着她，而她却毫不手软，她几乎是声嘶力竭地要置我于死地！我看出她因此而有快感，而得到满足！想到她那时在法庭上表现出来的兴高采烈的样子，那一脸恶毒的得意，我突然警告自己，我不能像她那样，我不能像钟宁那样生性残忍，那样穷凶极恶，那样没有宽容之心，我不能做那样一个没有一点档次的人！
那一晚上我和安心谁也没有再说什么，也没有再做什么亲热的事，我们各想心事，直到睡去。
第二天我给律师打了电话，我说我不打算告钟宁钟国庆又算了，放他们去吧。律师好像早有预料似的，并不惊讶地问我：为什么？是不是怕他们财大气粗后门多告不下来？我说不是，我不想再跟他们告来告去的，我和钟宁毕竟有过一段感情，她过去对我也不错，就算是我回报她吧。律师没再多说什么，她只说：好吧，反正你自己拿主意。停了一下，她突然又说：杨瑞你是个挺棒的男人！我笑笑，问：怎么这么说？她答：从你那时候跟我说你要辩无罪，我就挺佩服你的。为了清白，宁可坐牢，一般人都不会这么选择。光看你的外表我没想到你会这么男人，包括你现在对钟宁，你这么处理挺给人分量的。尽管我不赞成，但我理解。我也理解安心为什么要这么拼了命地救你捞你了，我想她是值得的。
我和律师通完电话，心里有种胜利感。我把我不再起诉钟宁的决定跟安心说了，安心很平静，既不表示赞赏也不表示遗憾，只说，哦。
除了我们请律师吃饭之外，我们还和刘明浩吃了一顿饭。是刘明浩请客，再三约我们去的。我本来并不想去，刘明浩在法庭上当着我的面说瞎话，他明知道他这么作证我就毁了，可他还是这么作证。他那天作证的时候眼睛都不敢看我。他这个证把我们从小到大多年的交情差不多一笔勾销了。我还能没皮没脸地去吃他的饭么？可安心说：刘明浩是做生意的，他是不敢得罪国宁公司。咱们别要求他那么高了，也别记这个仇了，这个仇你也报不了，何苦总记在心里很他呢。再说他也帮过你，他这些年帮你不少忙了。他害你这一次算是扯平了吧，不然你且要记他的思呢。
何况他后来又帮你作了一回证，要不然你还出不来呢。
那顿饭是在东方花园饭店里吃的，在饭店里吃饭环境气氛好，比在酒楼吃显得档次高。刘明浩在这儿订了一个单间，点的全是这家饭店拿手的上海锦江菜。开始我们见面时都有几分尴尬，不过很快就好了。刘明浩第一杯酒先主动谢罪，说：“哥哥有对不住弟弟之处，先喝一杯自罚。”他一仰而尽，抹着嘴说：“我这人就这优点，知错就改，我原来没想到我说那么一句：不记得了，就能把我弟弟给判了，我想咱们国家的法院还不得明察秋毫啊。结果杨瑞一进去可把我急坏了，我他妈惨死了。我心说我怎么着也得想办法把我弟弟给弄出来。正好安心又来找我，我们一拍即合。是哥哥让你进去的哥哥也就必须得让你出来！来，这第二杯是给你接风的，喝了它，压压惊。”
我们喝了酒，不容我和安心插空说话，刘明浩还没说完似的又接着说：“不过人也说了，没结过婚的男人不算男人，没进过监狱的男人不算真正的男人。杨瑞，你这半年没白进去，我看得出来！你过去整个儿还是一孩子呢，今天我一见你一看你这眼神儿，就看出不一样了，成熟多了！”
我笑道：“那你什么时候也进去一回，也当一回真正的男人。”
刘明浩一愣，解嘲地笑笑：“我呀，我先学着做个普通男人得了，我正准备着结婚呢。”
接下来他又大骂钟宁钟国庆，说现在好多人都准备告他们呢，国宁公司缠上了好几起官司，法院检察院也在查他们诬告我的事。咱们国家法律都有规定的：诬告反坐！不过钟国庆在上面的关系多，也许能摆乎也说不定。可是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多行不义必自毙！他们总这么黑早晚要轮到恶有恶报的一天！
吃完了饭，安心拿出三千块钱来，还给刘明浩。小熊生病时我们借了他四千，后来我去龙都第一个月挣了钱以后还了他一千，现在我们手里有钱，理应还齐了。刘明浩喝完酒的脸红彤彤的，使劲把钱推回来，嘴里嚷嚷着：“嘿嘿嘿，你们干吗，这不是骂人吗。”安心诚心诚意地说：“这还是你卖了股票借给我们的，你已经亏了，我们连利息都不付，再连本儿都欠着，实在过意不去。”刘明浩说：“见外见外，我和杨瑞，谁跟谁呀，这钱就算我跟我这小老弟赔罪的吧，要不我心里难受！”
他硬是不收，安心无奈扭头看我，我把钱接过来硬塞在刘明浩怀里，我说：“你让我们轻松一点好不好，欠着人家的钱我们俩睡不着觉。”
刘明浩见我态度坚决，换了个理由还想把钱塞回来：“你们不是要结婚了吗，这钱就算我做大哥的送的份子好了，省得找另给你们买东西了。”
我不接，说：“一码是一码，这样吧，反正你也快结婚了，你现在要是送我们东西，到时候我们也得送你，送来送去何必呢，不如咱们说好了，情义到了，礼就免了，怎么样？”
刘明浩知道拗不过我，只好把钱装进手包里，苦笑着说：“你结婚那份礼我无论如何得送，哪怕我送了你不喜欢扔了去呢。”
说实话，我真是不想让刘明浩送礼，不光他，谁的礼我都不想收。这半年官司吃的，还有前一段找工作那个费劲儿，我算深知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这世界上人和人要是没有一点亲缘关系还能亲热来亲热去的，本质上肯定都有一根利益的纽带，纯感情的事儿太少了，有也别信。
在这个观点上，安心就显得比我宽容和善良。她说你也别把人都看得那么委须，好像谁要帮你一个忙一定是别有用心似的，这样看也太绝对了。过去我在南德缉毒大队工作的时候，我们潘队长和钱队长对我都不错，好多人都帮过我的忙，难道都是有利可图？
我解释不了她的经历和体会，辞穷地说：“南德我不了解，我是说北京，说大都市，哪个大都市不是物欲横流。”
安心对她的生活体验也很执着：大城市比我们南德和我们老家那种小地方，是商业化了些，但我相信，人的内心总有善良美好的一面，总有爱心。爱心就是无私的，否则就不叫爱心。
我不再跟安心争辩，她说服不了我，我也说服不了她，各存己见算了。我们的观点不同缘自经历不同，也练自人性的不同，我想安心是自己太善良了，所以才觉得别人也善良。
我承认我不像安心那么善良，但我喜欢善良，愿意和善良的人在一起生活或者工作。我想如果我和安心今后真能天长地久的话说不定我也会变得和她一样善良的，可能也和她一样，吃善良的亏！
《玉观音》
二十五我和安心决定结婚，我们把我们的决定告诉了我们的家人。
我们同时决定，要与我过去梦想中那浩浩荡荡的迎亲场面完全相反，我们胸婚礼要简单，秘密，不事声张，不邀请任何亲友和任何嘉宾。这个婚礼的参加者只有三个人，安心，我，还有小熊。
但我们没有决定婚礼举行的地点，关于地点我们争论不一。
我主张在北京，就在我们现在的家里。这个家不仅是我们的居所，而且理所当然地，将成为我们的新房。而且，仔细想想，它还是我们爱情的诞生地。正是在这个小小的客厅里，我们共同度过的那些一述平生的不眠之夜，发掘了我们彼此的爱意。
安心的主张则有些犹疑不定，开始她希望在老家清绵，后来又想去南德，但这两个地点显然都不适合。去清绵举行婚礼因为有她的父母和那么多乡里乡亲，显然无法做到简单秘密。而且，安心父母也未必愿意女儿在这么多父老乡亲面前带着个孩子举办婚礼，这对他们来说当然不是个有面子的事情。去南德结婚更不现实。因为安心是经组织决定隐姓埋名改头换面离开南德的，现在要是大模大样地回去而且还要操办喜事的话，那不是有毛病吗？她的组织肯定不会同意的。而且在熟人多的地方办喜事怎么可能不招摇，不张扬，悄无声息？
在婚礼的地点没有商妥之前，我们做出一个决定，那就是，我和安心一起，先回一趟云南。
因为我们必须回一趟云南。我们要是想结婚就必须到安心的户口所在地去开一张证明，这是到民政机关办理婚姻登记必备的手续。
我们选择了六月初阳光明媚的一个普通的日子，带着我们的孩子小熊，买了去昆明的火车票，动身启程。这次出门远足在我们的心情上，几乎就是一次幸福快乐的蜜月旅行。
京昆线上风光无限，我们情绪高涨，一路有说有笑，其乐无穷。特别是小熊，那时说话的能力突然大见长进，每天都有新词儿从他咬字不清的嘴里蹦出来，把大人搞得一惊一乍。特别有意思的是、谁也没有教他，他居然能毫不犹豫地自然而然地冲我叫爸爸。他第一次叫我爸爸的时候吓了我一跳，我扭脸对安心说：“我操，你听他叫我什么呢？”安心装傻反问：“叫你什么？：我疑心道：“是不是你教的？“安心马上关口否认：“我从来没有强迫你当他爸爸的意思，我干吗要教他。“我说：“你不是没听见吗。“
安心一愣，然后一笑。
我也一笑。
其实，在我和安心的关系中，一个最敏感，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小熊，就是我和小熊的关系。这问题显然是安心最担忧最关注的，也是我最要注意，最要小心处理的。应该说，小熊是个招人喜欢的孩子，仅喜欢他逗逗他跟长期和他生活在一起，承担起类似于父亲的责任，完全是两回事，感觉完全是两样的。在大家都高兴的时候，孩子是个气氛，他会制造欢乐并使这个家更有家味儿。在大家都没情绪的时候，特别是在我心里烦躁而小熊又不听话的时候，我会情不自禁地讨厌他。比较复杂的是，我必须隐藏我的脸色，在小熊又哭又闹蛮不讲理的时候我也必须忍气吞声，更不能打他骂他，连大声的教育都不行，原因只有一个，我不是他的亲爸爸！尽管安心一再说，杨瑞他不听话你该骂就骂该打就打，可要是我真骂了真打了她又该心疼了。光心疼还没什么，弄不好她会疑心我对孩子不亲。怎么叫亲呢？安心对小熊的某些亲法简直就是娇纵，我本来就不赞同的。而且，就算我是他亲爸爸，爸爸和妈妈管孩子的角色和角度本来就应该不同。可恰恰因为我不是他亲爸爸，所以在对待小熊的态度上我不能表现得与安心有任何不同！
我总是这样告诉自己，重要的不是我如何教育孩子，而是如何首先让孩子接受我。所以孩子突然叫我爸爸我多少有些惊喜，我把这事看做是孩子主动向我示好，因此我作为大人理应做出积极的反响。我的反响就是在这个旅途中把父亲为孩子任劳任怨的那一面，尽情地表演出来。
我对小熊越好，安心就对我越好，我和小能稍有，或可能有矛盾的时候，也是安心最紧张的时候。为此我不得不整天全神贯注地呵护及讨好小熊，再困再累只要小熊要跟我玩儿我装也要装出乐此不疲的样子来。这个样子有时让我幸福有时让我挺累。面对孩子我才发现自己真是长大了，懂得了克制和责任，不能像过去那样高兴不高兴都挂在脸上，都由着自己的性子来。
我们在昆明玩儿了一天半，看上去像合家旅游似的。旅游是一件大家都高兴的事，我得尽量让安心和小熊都能开心，因此事事顺着他们。我从小到大，脾气从设这么好过，除了在石林逛商店时和安心发生了几句小小不然的口角外，我觉得自己已经仍然是这世界上最优秀最难找的丈夫和父亲。
在石林的几句争执是因为一个叫陈晓东的家伙。搞不清他是香港还是台湾还是什么地方出品的一个流行歌星，我以前没想到安心这样正统的女孩，也会俗到迷恋这种完全是刻意包装出来的装酷装纯的小男人。她在商店看上了陈晓东新出的一盘磁带，可能是盗版的，叫《比我幸福》，执意要买。我不同意，这是我和安心交往以后惟一的一次反对她买茶样东西。我讨厌磁带封面上那张故作性感的脸和脸上那挑逗性的表情，而且这首歌的名字也有点侵犯我——怎么叫“比我幸福”呢？凭什么比我幸福？我对安心说：“买它干什么，这不是浪费钱吗！”安心看我半天，没搞清我是真生气了还是随便一说，她说：“买吧，我喜欢听他的歌。”我悻悻地说：“你怎么俗到这地步了，喜欢他什么？喜欢他这张脸么？”安心看一眼那封面，居然说：“对呀，挺好看的。”
我狠狠地一笑：“噢，我说呢，花一盘磁带的钱，就为了买一封面，你觉得值吗？咱还养不养小熊了？”小能这时成了我的武器。
安心愣得地看我，她大概没想到我其实是为这磁带上的封面人物吃醋呢。她不解地说：“你这是什么意思呀我不明白。”我抱起小熊，扭股走了，我说：“小熊，我心疼你。”
那盘带子安心终于没买，但脸上是不大高兴了。她大概以为我是为十块钱而这样小气呢。她跟在我后面，把心里的不快挂在脸上。我回头看她一眼，心想：至少在这件事上，我又输给张铁军了、她肯定想起来还是张铁军更成熟，在小事情上不像我这样斤斤计较的，肯定。
转到卖珠宝首饰的地方，我想把安心的脸色缓和下来，便主动讨好地停下脚步，在那些琳琅满目的漂亮的首饰前驻足流连。
安心的目光果然也被那些金银钻翠吸引住。比起陈晓东。也许女孩子更喜欢的还是这些东西。我对安心说：“咱们结婚，按说我应该送你结婚戒指的，可我现在没钱买，怎么办？”
安心笑一下，脸上果然缓和了，她说：“那你就送我一个信物吧，随便什么，能代表你的心就行。”
信物这东西在我的概念中，应该是一件象征性的物品，总要有点品位的，而且不能太实用，也不能太便宜。我搜索枯肠，想来想去，想不出我手上有什么合适的东西能当此任，于是暂停思索，反问安心：“既然是信物，那你也得送我，你送我什么？”
安心当即从脖子上摘下她母亲送给她后来她曾想送给张铁军但最终没有送成的那只玉观音，她说：“这是我最珍贵的东西，它一直保佑着我，也会保佑你的。”
我吓了一跳，我知道这块玉石经历过的事情，说：“这是你妈妈特别送给你的，我不敢要。你妈就指望它能保佑你一辈子平平安安呢。”
安心笑笑，说：“只要你平安，我就会平安。你平安了你就会保护我的，你会吗？”
我还是没有接受这颗玉观音，但我当着售货员的面，腾出抱小熊的一只手，抱了安心。我在她耳边喃喃地发誓说：“当然，我会永远保护你，永远守着你，让你一辈子都平安！你信不信？”
总的来说，我们出来这一路还是开心的。在昆明稍做逗留之后，在第三天的早上，我们换了火车，继续前行，几个小时后，我们到达了此次行程的目的地——北邱。
到达北邱后我们从车站步行去安心户口所在的西关派出所。
虽然安心在北邱工作了好几个月，但那是一段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自闭式的生活，她连北邱市区仅有的那几路公共汽车都是从哪儿到哪儿的都不熟悉。这种小城市的街上，也见不到出租车。好在城圈儿不大，从东到西不过几条马路。我们造中还有意绕了一个小弯，路过了安心工作和居住过的那家建材公司。安心为我指指点点，告诉我哪儿是办公的地方哪儿是宿舍，她平时在哪儿吃饭在哪儿洗澡等等。我们从车站到达西关派出所一共步行了四十多分钟，因为轮流抱孩子，所以到了地方我们都有一点腰酸背疼。
西关派出所在一座像是危房似的老式的院落里，院子把门的那间接待用的小房子只有十三四米，靠门的三分之一处还横着隔了一个柜台，来办事的人都挤在门口四五米见方的狭小空间里。
我们等了半天才挤进门去，在人缝中靠近了柜台。柜台里有三位]班的民警，面目疲惫地应付着来这里落户、迁居、改名字，以及报案和投诉之类的各种公务。安心好容易轮到机会，抓住一个正要转身找林子喝水的民警说了她要办的事情，那民尝刚刚应了一声又被另一伙在菜市场打架斗殴跑来要求处理纠纷的农民缠上。我抱着孩子站在门口，心里烦躁但一点办法没有。
我们挤在人群中等了将近一个小时，直到那帮打架的走了屋里才显得安静了些，安心也终于有机会被一位民警正式地“接待”。她隔着柜台给民警看自己的那个何燕红的身份证，说明她要结婚需要在这里开份证明。那民警先是问了些情况，诸如你有工作吗，你现在住在哪里之类，然后从后面搬出大本的户口“底票”进行查对，查着查着眉头皱起来了，满脸疑问。他问安心：你什么时候迁到这里的？安心说了大致的年月日。那警察又问：从哪里迁过来的？安心说从哪里哪里。警察刨根问底似的：当时为什么迁过来？安心支吾了一下，答：因为在这里找了工作。警察问：在哪里工作？安心说在什么什么建材公司。警察问：怎么又不干了？安心说后来到北京去了。警察问：对象是北京的？安心说：对。那警察抬起眼睛看我，又看我怀里抱着的孩子，不知道是问我还是问安心：都有孩子啦？我们都没答。警察也不追着问，低头皱眉看户口底票本，看了一会儿，说：你这户口不太对呀，我这个底票上怎么好多项目都没有啊？安心知道是怎么回事了，装糊涂地说：不会吧，是不是我迁过来的时候你们没记全呀？警察合上“底票”本子，说：你们过几天再来一趟吧，今天办不成。当时给你办落户手续的民警调走了，我们需要把情况了解了解，你们过两天再来吧。
我凑上去，说：“我们就是给个婚，您就给开张证明吧，我们还得赶回北京去呢。日子都定了，亲戚朋友也都通知了，您就帮帮忙吧。”
民警摇头，坚持原则地说：“那不行，不光是给你们开不开证明的问题，她这户口店票不清不楚的，该填的项目都没有填上，到底怎么回事我们也得搞清楚，也是为她本人负责任嘛。下一步马上户口都要改成电脑管理了，她这情况这么不齐怎么往电脑里输啊？”
在派出所交涉了半天，没有结果。我和安心抱着孩子，垂头丧气地走出那间“危房”。站在派出所院子门口的街边上，一时无话。
我们精疲力尽地站了好一会儿，我先开了口，说：“要不要找找熟人啊，看谁认识这帮警察，不行就送点礼什么的。现在别说结婚了，到火葬场炼人都得送礼，要不然就让你排好多天队，还不给你烧透了。这帮人吃的就是红白喜事。”
安心为难地说：“我没有熟人呀，我在这里谁也不认识。”
我们都问了声，一筹莫展，发了半天呆，我又说：“你干吗不去南德，找你原来的单位，索性就用你原来的名字在南德开一张证明得了。你不是说你不喜欢何燕红这个名字吗，我听着也别扭，什么何燕红，跟个村姑似的。”
安心叹口气，说：“我本来不想让我们队里的人知道我要结婚的，他们知道了也不会同意我用安心这个名字。上次播队长到北京出差听说我还在用这个名字把我狠骂了一通，说我再不听话出了事局里概不负责。你不知道我们那种单位，大家都挺重视组织纪律性的。”
我一下午都没坐下歇一会儿了，抱小熊抱得我两条胳膊都麻了，我不无气恼地问：“那你说怎么办？”
安心想了半天，脸上也没主意，犹豫了一会儿，说：“要不然，要不然，……咱们就去一越南德？”
去南德？我没想到安心会同意去南德，不由兴奋起来，连忙点了一下头，用总结性和决定性的口吻，说道：“好啊，那就去南德！”
当天晚上我们就在北邱市的一家小旅馆里投宿。第二天一早出发到火车站，坐火车去了南德。南德比我想像中的规模要大，要新。从火车站一出来就能从一片低矮平房的房顶上，看到远处许多新盖的高楼大厦。南德的市政府、市人大、公检法的楼都盖得非常了得。但我不喜欢这些新建筑，我觉得正是这些外形大同小异做工粗糙不堪的高楼大厦，还有这些高楼大厦头顶上五颜六色的广告牌和霓虹灯，把这个挺有文化的古城弄得没了味道。
我们一到，就看到街上不少地方张灯结彩，有些喜庆的布置，一打听，才知道后天就是傣族的泼水节了。泼水节就是傣历的新年，是傣族人最最重视的节日。因为北邱不是傣族人居住的地区，所以看不出一点泼水节的气氛。而南德是一个以汉、傣和德昂族为主体，拉枯族、哈尼族和布朗族等多民族杂居的地区，所以南德的节日格外多。
我们没有流连于街头的热闹气象，下了火车先找位的地方。
我看上了城边离火车站不远的一幢由古旧建筑改成的旅馆，那旅馆的外现很有风格，而且门口便临着一条笔直的大街，街两面都是些五六十年代建造的木制矮房。矮房使这条街变得视野开阔，而开阔的视野在感觉上又拓展了街的宽度。
旅馆门前，栽种着几棵成熟的阔叶芭蕉，左右配以两块不算太小的绿地，绿地上有些久未修剪的灌木和自生自灭的花草。这些灌木花草非但没有起到绿化美化环境的作用，反而平添了几分破败之相。好在这古建筑的后景便是郁郁葱葱的南动山，总体感觉很不凡，似乎我们几个人和这幢两层的小楼都已入画，成了南咸山一个随意的即景。
我们走进旅馆才知道这房子竟然真是一处清代的古建筑，是光绪五年建成的一座宣抚司署，是云南省内保存比较完整的一座土司衙门。这衙门内部的建筑样式有点傣族的风格，外观却基本是汉式的。在这种少数民族地区的历史上，汉式的东西往往具有表现权力和威慑民众的功能。
我和安心开好一个房间，那房间只有十余米大小，只摆得下一张母子床和一只小小的写字桌，每天却要六十块钱。大概其中有三十块钱是让我们住在这幢具有文物价值的房子里发思古之幽情的，还有十块是让我们观赏后窗风景的。我们一进屋就从这扇巴掌大的后窗看到了南勐山黄昏中的巍峨。
安顿下来以后，就到了晚饭的时间。令人惊奇的是，这旅馆还没有替顾客看小孩的服务。我和安心专门去看了看那间“托儿室”，感觉还算干净，地上摆了些玩具，墙上贴了些卡通，我们去时屋里正有两个两三岁大的孩子在垫子上玩耍，不哭不闹。保
姆是两个中年阿姨，为人热情，一见到小熊便顺嘴就来他说了很多夸奖喜欢的话，说得安心和小熊都有些喜不自胜。尽管夸别人的孩子对她们做阿姨的也就是念段生意经，但毕竟抓住了家长们的心思，当然无往而不胜。
这间抽珍托儿所代看孩于以小时计费，每小时三元钱。如果需要喂饭的话另加三元，比起北京的物价，当属便宜实惠多了。
我和安心又详细问了问如果吃饭的话都吃什么，听听也还不错，于是我们便把小熊托给了她们。小熊可能总和大人生活，平时缺乏伙伴，所以对同龄小孩非常好奇，对和他们一起玩儿有强烈的渴望。再加上两个阿姨不遗余力的甜言蜜语，并诱之以玩具和糖果，他居然有奶便是滚地让一个阿姨抱过去立即眉开眼笑宾至如归地玩儿开了，我们走的时候安心冲他摆手说再见他都没听见，尽管在阿姨的要求下他冲安心摇了摇手，但也是摇得形式主义心不在焉。
我倒乐得这样，没有孩子拖累，可以和安心轻轻松松地上街吃饭。吃完了饭我就要求安心带我去重游她的那些故地，包括她在河边的宿舍、她工作的缉毒大队、她和铁军那套两室一厅的新房，等等，我全都兴致勃勃。
对我的要求安心却表现得十分犹豫，她说咱们还是别去了。
我们局里不让我不经请示擅自回来的，我去那些地方万一碰上熟人告诉队里和局里的头头我非挨骂不可。还是晚上回去先打电话跟潘队长联系上再说吧。
我想她也太拿鸡毛当令箭了，一两年前的命令到现在还执行得这么一本正经，难道干公安这么几天就能被人管得一辈子像个机器？于是我极力怂恿：怕什么呀你，天都黑了，你低头走路我在后面跟着准认识你呀。
我们互相磨了半天嘴皮子，最后达成妥协：先找电话和潘队长联系，如果联系上了就按潘队长的要求办，如果联系不上，安心就带我乘夜色悄悄逛逛那些地方去。
我们出了小饭馆，就找公用电话，打到缉毒大队的队部，接电话的是个安心陌生的口音，说潘队长不在。打到他家里，家里没人接，打他手机，说不在服务区。我问安心要不要找别人，比如钱队长。安心想了想，说：还是找潘队长吧，钱队长脾气大，要知道我不请示就回来了非训我不可。
联系不上老潘。安心无可奈何地，带我去了我要去的地方，但由于时间和位置的关系，那天晚上我们只在她和铁军的那个临时新房的周围看了看。因为担心小熊，不能回去太晚，所以其它地方就都没能去成。
我们回旅馆时小熊已经睡着了，我们谢了尚留在“托儿室”
的一位值班阿姨，抱他回房。回房后我们也就睡了，这几天带个孩子从北京一路到这儿，我们也都累了。
第二天上午，安心依然没能联系上潘队长，我们不禁都有点焦急了，整整一天无心出门，隔一会儿便出去打电话。安心伯队里的人听出她的声音，电话总让我打。到了傍晚突然接通了潘队长的手机，我们高兴极了，安心和老潘通话时显得有几分激动，她说队长是我呀，我是安心，我现在就在南德呢，我有个事专门找你来了。老潘显然对安心不经同意突然重返南德感到意外，我在一边听他们对话就能察觉到的。老潘问了半天她是怎么来的，来干什么，有什么事。安心就在电话里说了我们要结婚的事，说了我们想请南德市公安局给开个证明的事。
安心说完我们的来意，潘队长在电话里沉默了半晌，然后让安心到缉毒大队去找他一起。他说：你一个人来。
挂了电话，我看安心脸色，问她潘队长是怎么说的，安心简单做了复述，情绪从激动转为低落，甚至有些忐忑不安。她让我带好小熊，呆在旅馆，实在问了想出去转转的话就在附近转转，别走远了，她说她很快就会回来。
安心走了，我带着小熊在附近走了走。旅馆附近没什么商店，没什么好玩儿的地方，看着南咸山近在眼前，山上郁郁葱葱，透彻的绿色把人撩拨得不由不心向往之。这样美的山景在北京是看不到的。还有搭在悬崖绝壁上那家卖茶的小店，不知与我的想像有多大差别。但我只是抱着小熊，望山兴叹了～会儿，知道望山跑死马的说法没错。要是没有车，我们从这儿走到山脚下得走到大黑！
小熊吭吭唧唧地，用不甚清楚的语言和哭腔，表示还想找那两个阿姨和那两个小朋友。他说要找什么“东东”还是什么“嘟嘟”，我听了半天才领会那大概是昨天和他一起寄托的另一个小孩儿的名字。
我当然不能再花钱把小熊托出去，便竭力说东扯西转移地的注意力，扯来扯去小熊哭起来，怎么哄都不行。我只好带他回旅馆，把他带到托儿室，小熊马上不哭。值班的阿姨笑脸相迎，我都觉得这儿的阿姨那一脸笑容和甜言蜜语如同给小熊吃了鸦片，让他上了瘾好离不开她们。
到晚上快九点钟了安心才回来，她脸色沉闷，见我站在旅馆的院子里抽烟，小熊在托儿室由阿姨带着，有点奇怪。我们把孩子抱走时我照规定交了钱，一回房间我就跟安心解释，说小熊不愿意跟我非跟那俩阿姨不可。安心说怎么可能呢，你是不是这些天总带着小熊有点烦了？毕竟不是你亲生的。
我明知道安心这么说大概是因为情绪不好心情不顺，但我还是有点生气了：你这叫什么话，我跟你在一块儿这么久了我什么时候烦小熊了？
安心说：杨瑞，这些天小熊这么麻烦你我心里也挺不好受的。我说的是实话，他不是你亲生的，你要烦他我也理解，我没有责怪你的意思，我谢你感激你还来不及呢。
我的脸涨红起来，心里非常不舒服，我发泄道：“我怎么可能对小熊不好呢？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对他好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做才更像亲生的了。说实话他要真是我亲生的我绝不会这么惯着他。我这么惯着他全是为了你！我知道你希望我对小熊要特别好，要好上加好，我心里都知道！你对我爱不爱你无所谓，你真正关心的，是我爱不爱小熊！
安心的脸变白了。她说：小熊是我的孩子，我必须爱他！至于你爱不爱他，是你的自由，我不会硬要求你爱他的，更不能强迫你爱他。连你爱不爱我，我都不能强迫。
我和安心以前也拌过嘴的，但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比如对陈晓东。谁也不当真把气生到心里去的。这次争吵是我们第一次说了互相伤害的话，第一次把气生到心里去了。我一看双方的话都有些成心较劲儿了，就压住火儿，先住了嘴。而且我发现小熊好像有点听出我们吵架是为了他了，他愣愣地坐在床上不知所措，没哭。他紧张地看我们的样子反倒让我心里真的有点心疼他。我知道孩子已经快两岁了，大人的样子已经可以看得半懂，至少，他的大脑皮层已经可以记忆恐惧。而最危险的是，他还无法思考和处理这个记忆，这个未经思考和正确处理的情绪记忆一旦储存进孩子的大脑，说不定会影响他一生的性格和情绪反应的习惯，对他非常不利。
所以我就住了嘴，先压住了自己的火气。其实我知道，赌气的话只要别再你一句我一句地往深里说，往狠里说，等气一消很容易化解的。我也明白，惟一不好的，有可能留下阴影的，不是我们这次吵嘴的语言，而是它的起因。起因是为了小熊。
安心也是个善于克制的人，我一住嘴，她也就不再说下去。
我本想问问她刚才去找潘队长都说什么了，那事情到底办得怎么样了，但刚刚吵了架两个人的脸色都别扭着，也问不出口。安心搂着小熊脸冲墙，我背朝安心脸冲外，两个人黑着脸黑了灯，各自睡觉。
第二天早上，小熊先醒来，从他妈妈那边爬过来，拱在我身上要穿衣服。平时大多是我给他穿衣服的，所以他一醒来就找我。安心也起来了，帮我一块儿给他穿。小能挥着手在说昨天“东东”或许是“嘟嘟”的事，我嗲声嗲气地应和着他，安心没说什么话，脸上的气候却是晴朗多了。
上午，我没来得及问安心昨天晚上眼潘队长是怎么谈的，潘队长就到旅馆来了。没错，潘队长正是一年前我在京师体校路口的街灯下，见到的那个老气横秋的人。安心把我草草地介绍给潘队长，潘队长也草草地和我握了握手，满脸倦容并不多话。安心叫我带孩子出去转转，我就抱着小熊出去了。我出去的时候听到老潘问了安心一句：“他多大岁数了？”
我知道，这不是问小熊，是问我呢。
我心想，安心的这个领导也管得太宽了吧，安心现在又不是曹家了，他总不至于嫌我岁数小不让安心嫁给我吧。
我抱着小熊，就在这个古色古香的旅馆里四处转悠。这是一座带前后两个内院的二层建筑。我看了一下立在院子里的一个原清宣抚司署的平面图，和现在的房间布局大不一样了。平面图上标者的正厅和大议事厅，已被分隔成若干间大小不一的客房，图上的粮仓、监牢等也不知去向，连门户的方位都变得面目全非了。这房子毕竟经历过数百寒暑，功能和间隔随着改朝换代肯定变了多少回了，这里也许做过军事指挥所，做过仓库，做过阶级斗争教育的基地，如今又变成了赚钱的旅社。
从那张清代宣抚司署的平面图看，我们住的房间是原来的后宅部分。后宅的正房是那狗官宣抚司和他大房妻子的居室，两厢则是家人、小妾和仆人的用房。我们住的那间十来平米只放得下一张床和一张桌的小屋位于正房的一角，可能是那上司老爷陈放烟榻的地方。
我把小熊背在背上，在正房的原址上来来回回地走了几趟，算算这正房的面积，竟被切割成了十来间小客房和一横两竖的三条细长的走廊，也真算得上地尽其力、物尽其用了。
在我背着小熊楼上楼下考古似的到处闹通的大半个小时里，安心和潘队长就在我们那间小屋里关起门来谈话。也许是担心隔墙有耳所以他们谈话的声音一直压得很低，那声音低得让外面的人都以为他们在心平气和地谈着些无关痛痒的事情，实际上他们的交谈自始至终都处于明显的分歧和严肃的争执中。
《玉观音》
二十六安心和潘队长的分歧既是思想性的，又是年龄性的。他们是两代人。我一直认为，现在的时代和过去的时代有一个最重要的区别，那就是年轻人、中年人和老年人的世界观，完全是不一样的，而且差别巨大！
我所谓的年轻人指的还不是那种被称为“新新人类”的另类一族，而是指一般生理意义上的年轻人，如安心和我这样的人。
我们也受过正统的教育，经过一个或数个工作单位的职业训练，我们不是那种无所事事、晃晃悠悠、生活支离破碎的性交爱好者，也不是那些把身体当块抹布，只看重自己的感觉，只要自己开心就好的问题少年。我们从小也和那些中老年人一样，至少也不次于他们地熟知各种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爱国主义的理论和口号，以及四项基本原则、五讲四美三热爱之类的大道理，但我们还是和他们不一样的。除了在纪律、法律和团体的规定下在某些场合必须做出同一个表情和同一个动作之外，我们和上一代人几乎什么都不一样，从里到外，都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人。
安心和潘队长在那间小客房里发生的争执看起来是事务性的，实际上与他们的年龄及世界观的差异绝对有关。潘队长不同意由南德公安局给安心开具结婚证明，他认为南德公安局无论是作为安心的工作单位还是作为她的真实户口所在地，都不适于出现在安心结婚手续的公开文件上。虽然毛杰这个案子已经时过境迁一年多了，看上去已经没有什么现实的危险，但这是规定，这是组织上的规定。安心作为一位受到正式保护的人员，在未经请示上级公安机关批准之前，谁也不能私自做主公开她的身份。另外，潘队长还严词禁止安心继续使用安心这个名字：“你在北京还用这个名字就已经不对了，再把它公开写到结婚证上就更不对了。你的这个身份证当时为什么没有交回来？你应该交回来交给局政治处封存保管。我要是将错就错批准你用这名字结婚我就等于犯错误啦，再说开结婚证明要到市局政治处去开，也不是我点个头就能开得出来的。”
安心说：“您和政治处方主任不是很熟吗，您去找他说说开个结婚证明又不是什么大事，又不是什么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事。我结了婚以后自食其力再也不给组织上找麻烦了还不行吗，我讨厌这么隐姓埋名神神秘秘地过一辈子！”
老潘说：“方主任也没有这个权利，你是经局党委讨论同意并报省厅政治处备案以后才采取保护措施的，方主任是搞政治工作的，应该比我更讲原则更守规矩，怎么可能私下里一个人做主就把上级组织的决定给破坏了？除非局党委为你这事再讨论一次，把你的保护措施给撤了，把你这个被保护对象的身份给取消了，那我们给你开。不就是开个证明吗，不就是结婚吗，我们盖个章，证明你目前未婚独身，那是很简单的事！”
潘队长的意思，这个证明还是要到北邱开，他可以向局政治处反映一下情况，让政治处管这事的干部和北邱市公安局打个招呼。结婚证明上还是得用何燕红这个名字。除了安心总是不按规定用化名这件事之外，老潘还批评了她不经请示擅自跑到南德来的行为，老潘说：“你现在也不算是缉毒大队的人了，也不算是现役民警了，我也不好再多说你什么，你要还是我队里的人我非好好扭你不可，我非让你今天就立刻给我回去，回北邱回北京回哪里去都行！”
安心有些委屈，甚至，有些生气。她情绪低落地说：“您不是一直在训我吗，您都训我这么半天了，从昨天晚上一直训到现在。我以前还觉得我在您心里的印象挺好的，现在才知道您这么讨厌我。我都不知道什么样的人才能让您满意了！”
老潘这才住了嘴，沉默片刻，叹口气，说：“我过去，有一个同事，我记得我好像和你说过的。那是我在沙茅地区公安局工作时认识的一个同事，他是昆明市公安局的一个缉毒干部，在一个案子上用伪装身份做情报工作，和几个贩毒的人混成了朋友。
他们拉他一起干毒品生意，他就跟他们干，算是打到他们内部去了。后来连境外的贩毒集团也都信任他了。省厅就派他在沙西公路旁边开了一家加油站，贩毒组织就拿这加油站当据点，他就利用这个据点给我们送情报。这个据点离沙茅很近。沙茅地区公安局就是由我负责跟他联系的。我们一直配合了八年，靠他省里破了很多大案。这个同志为了掩护自己，不暴露身份，八年没有谈恋爱结婚，八年隐姓埋名不和自己过去的亲朋好友来往。他是曲靖人，省里派人以他朋友的身份把他的父母从曲靖农村悄悄接到昆明住下来，他八年来只回昆明见过他父母三次。连他父母都以为他早就下海经商去了。直到八年后他牺牲了，大家才知道他是那样一位无名英雄。安心，我不是主张你不结婚或者跟谁都别来往，你的情况跟他也不相同，我跟你说这个人只是想说一个人的素质！这个人牺牲的时候才三十五岁。他这一生，非常伟大，非常崇高！他比我年轻，可我非常敬佩他。我这一辈子，真正敬佩的人不多，他算一个。“
安心并没有如她的队长所期望的那样，被那位隐姓埋名最终献身的同行的事迹所打动。她平静地说：“队长，这样的人，我也敬佩，但我没法学他，我不想像他那样生活。我是个女的，我需要结婚，需要孩子，需要和一个爱我的人在一起，需要常常回家去看看我的父母，他们年纪大了我也要照顾他们。我想过～种正常的生活，过一个普通人的正常的生活。队长，您别要求我那么高了，我可能天生就做不了一个伟大的人，崇高的人。我想做的，只是一个清清白白的人，一个快快乐乐的人。能做到这样我就满足了，就够了。”
潘队长默然听着安心滔滔不绝的“人生独白”，他半天都没有说一句话，那不免失落的表情看上去有几分孤独。最后，他点了点头，只是吸声说了一句：“好，我理解。”
潘队长的样子，他的沉闷苍老的神态，让安心心里又有几分不忍。她并不是成心想让队长对她失望的，她不想让队长为她刚才的话而感到难过。她说：“队长，你是不是觉得我变了，变坏了，是吗？”
老潘摇了摇头，再次说了句：“你的想法，我理解。”他停一下，又说：“你在北京那样的大城市里呆了那么久，大城市的年轻人都是另一种生活，另一个想法的，我可以理解。”
他说完，看了看表，做出要走的表示，他问安心：“我今天就去找政治处让他们帮你给北邱打电话，你打算什么时候走？”
安心说：“明天吧，明天早上八点半有一趟去北邱的火车。我一早就走。”
潘队长从随身带着的皮包里，取出一个红市包包，放在床上，说：“这个东西先借你用一天。今天是泼水节，我岳母是傣族人，我请了两天假回一超大理，是中午的火车。明天早上我叫人来这儿接你们去车站，你把这个还给他就行。”
安心拿起那个红布包包，打开来看。在没打开之前她已经知道了那是什么东西。
那是一把半新不旧的“**式”手枪，安心认出来，就是她原来佩的那支。
安心把枪重新用红布包好。本来她想说不用的，但怕再伤老潘的一片好心，所以她收下了。正如老潘说的那样，也许真是因为在北京这种大城市里住得太久了，现在她对边境地区这种司空见惯的“斗争气氛”和正常的警惕性，已经感到有点滑稽。
她把老潘送到走廊上。这楼上的房子都是后隔的，走廊漫长而曲折，她捐了两个弯还走了十多米冤枉路才把老活送到楼梯口。她对老潘说：“队长，我知道，我今天让你生气了，我没能做一个你心目中最优秀的那种人，让你失望了。我不是有意的，您心里别恨我。”
老潘站下来，低头想了一下，抬头看安心，他的眼角很难得地现出了一丝慈祥的笑意，他说：“你已经很优秀了。你希望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享受一点家庭的幸福，都是对的，别当是坏事，别觉得不好。我说的那个人，那是很个别的例子。只是我一想到他，就觉得很难过。希望你也能理解我，我们这些人的感情就是这样的。你今天说你也敬佩这样的人，你也承认他这样生活很伟大，很崇高，这我就很高兴了。真的，你比我那个儿子懂事多了。这种事感动不了我儿子，他听了那个人的事情，就说那个人的脑袋准是有毛病……”
倒是老潘的这几句话，让安心有了几分感动。至少，有种很亲切的感觉，就像老潘一直在她心目中的那种感觉一样。
老活苦笑一下，又说：“我从小就不停地跟我的儿子讲道理，讲这些故事。现在看来，讲多了，没有用。”
安心把老潘一直送出旅馆，老潘走了。安心站在旅馆的门口发愣。我也看到了老潘微驼的背影，他穿着一件已经洗旧的深灰色的便衣，头发很粗很乱，那背影几乎像一个劳累半生的农民。
如果不是安心认识他，如果我在北京繁华的街头碰上这样的人，我肯定会把他当成一个外地的农民，当成和我们距离很远很远的那种乡下人。
我和安心，回到我们的房间里。安心主动和我说了她和潘队长谈话的内容和结果。我默默无言，对明天一早就回北邱不表示异议。
安心见我没有表情，以为我还在为昨晚的龃龋而别着面子。
她从我手里接过小熊。用小心的口气问我：“你是不是觉得很麻烦？我也是没办法，干公安的人都是这样死板……”
我说：“没事，反正咱们这一趟等于出来旅游了。我要不去昆明还看不到石林呢，我要不来南德还看不着泼水节呢。你们这儿的泼水节泼水吗？要不要我们上街去看看？”
安心想了一下，说南德每年的泼水节都不在市里，都是在乌泉搞的。去年我在这里工作的时候，泼水节那几天我回广屏去了，没去乌泉看。听说去年还有龙舟大赛呢。
乌泉！我在安心的故事中已经熟知了乌泉这个名字，所以安心一说乌泉我倒非常想去看看，不光是为了今天的泼水节和可能会有的龙舟竞渡。
安心不想扫我的兴，于是我们抱着小熊来到楼下的“托儿室”，再次把小熊托给那两位阿姨了。今天“托儿室”里没有别前孩子，那两位阿姨正闲极无聊谈天说地，见小熊来了立刻喜笑颜开。安心问阿姨那两个小孩怎么没来呀？阿姨说：他们爸爸妈妈带他们走掉了。今天我们这旅馆里没什么客人了。来旅游的人今天都搬到乌泉去住了，那里有泼水节，可以赴摆子，比这里好玩，所以都过去住了，这里就剩下你们了。你们不去乌泉看看吗？不去赶赴摆子吗？安心说去的，不过我们下午就回来，明天一早还要赶路呢。我问安心什么叫赶摆子，安心说：就是赶集。
摆子上有各种文娱表演，还有摆摊卖东西的，和你们北方人赶集赶庙会一个意思，差不多。
我一听，挺高兴，催安心快点把小熊交给阿姨，然后抢先上去跟小熊“拜拜”。
托了小熊，还有一样东西没法托，就是潘队长借给安心防身用的那把“**式”手枪。安心不敢放在客房里，随身带着又太沉。而且去乌泉怕让人设了水，我们都只能穿一身薄薄的单衣，那玩意儿也没处掖。我对格这东西当然有着每个男人都会有的喜爱，于是提议由我帮她掖着我不怕流，但遭到安心断然拒绝。她说你又不懂这东西别一不小心再走了火。她犹豫再三，最后还是把枪藏进我们的一只手提包里。那手提包上有一把防君子不防小人用力一拽就能开的锁，锁上之后她把那包深深地推到我们屋里的那只木板床底下，然后直起身，感觉上挺安全了。她冲我笑一笑，说：“行了，走吧。”于是轻松上路。
安心只去过一次乌泉，但那一次的印象可能是太深了，所以一出旅馆就像个向导那样带着我轻车熟路。我坐在去乌泉的火车上，就像当年的安心一样，看到了沿途纵横起伏的山峦和山峦上层层叠叠水纹般的梯田。六月的梯田里，肥黄瘦绿，无人收割。
我还看到，几朵像棉花一样蓬松的白云，浮搁在山顶。阳光明媚。白云和阳光使车窗外的风景像一幅完整的水彩画，一笔不多，一笔不少。
小熊不在身边的旅途更突出了蜜月的滋味。窗外美景做衬，我和安心畅谈了一路。安心向我讲述了刚才潘队长讲给她听的那位在沙西公路旁以加油站当情报据点，在敌人内部隐姓埋名八年整的无名英雄的事迹，导致我和她之间展开了一场关于崇高和伟大的思想讨论。我们年龄相近，因此讨论起这个问题彼此的看法有着惊人的一致。我和安心一样，对那位无名英雄的精神心怀崇敬，但崇敬不等于我们也要像他那样生活。关于什么是崇高什么是伟大我们也做了望文生义的分析，认为崇高就是舍己为他，舍生取义；伟大就是建功立业，彰显于人，或虽无业绩彰显但其精神可以照耀他人。由此看来，崇高和伟大是大多数凡夫俗子的本性和能力无法企及的。但崇高和伟大并不因此而不存在，而没有价值，而不被向往，我们不就为那无名英雄的默默奉献而有一点感动么。我们尽管做不到，但我们感动。我们感动，就有可能在今后的生活中进行点滴的模仿，至少增加善良之心、同情之心、奉献之心、博爱之心。在这个世界上，善良同情奉献博爱的心都是不能再少了，再少，这个世界就太不美好了。
我们感动，同时我们也理解潘队长的儿子为什么不感动，因为前些年把崇高和伟大搞得太泛滥太虚假了。要求人人都去崇高和伟大，人为地起哄似的造出那么多崇高和伟大，明明并不让人怎么感动却要求你说自己已被感动得崇高和伟大，终于把人们的感动之心变成了厌恶之心。人们厌恶虚假的东西是正当的。躲避崇高本质上是躲避虚假，是躲避他做不到或不想做或连感动都不感动的东西。这一躲避有时连真实的崇高伟大也不分青红皂白地躲避掉了，有点反冒的意思，一反胃连本来可以让人感动的东西也不让人感动了。崇高和伟大变成了人们避之惟恐不及的东西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剧现象之一。安心对这一点，有着比我更加强烈的痛心疾首和遗憾愤癫。
从这一点上看，安心还是比我有着更多的英雄情结。我在这方面比她看得更为实际。我认为承认人的本性都是自私的是一个进步，至少比强硬地要求人人都要树立共产主义的理想和无私奉献的精神，并按这种理想与精神来制订社会生活的规范、制订人际关系的准则和经济运行的机制要进了一大步。英雄人物是有的，但肯定是少数，而且是在特定环境下和特定条件下产生的。
如果你不处于这个环境，不具备这些条件还要让你去模仿英雄的行迹，其动机是滑稽的，其效果也绝对好不到哪里去，其副作用更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大家都学会了为自己打造出不同的面具。这些面具有：感动的、愤怒的、庄严的、快乐的、悲痛的……等等等等，以便供人们在不感动时表现出感动，不愤怒时表现出愤怒，不庄严时表现出庄严，明明不快乐却能哈哈大笑，明明不悲痛却能痛哭流涕……这类现象我见多了！
从南德到乌泉就相当于从北京的国贸桥到通县环岛，坐火车也不过半个小时的远近。因此，关于崇高和伟大的话题也不可能讨论太久，再说它毕竟离我们的现实生活，离我们眼前移动着的稍纵即逝的窗外美景，太遥远了，太形而上了，所以要是讨论得太执着太没完没了的话也不免给人迁阔、做作甚至虚假之感。而且，既然明知崇高和伟大、理想和奉献都是不容易做的，还在～昧地歌颂它、赞美它、承认它的存在和价值，不是让自己感到很难堪么？特别是刚刚赞美完崇高伟大就马上到乌泉泼水节的摆子上和摆摊卖货的小商贩为了几毛钱而讨价还价而并不脸红，那赞美的本身岂不是也很肮脏委锁了么？我想起过去有个住我家楼下的女孩儿也是个大学生，整天在家弹钢琴把邻居弹烦了，敲她的门让她小声点儿，结果那女孩儿站在楼道里跟邻居吵架时什么都骂。男人骂了都脸红的话她都能一点不打磕巴地骂出来。骂得死去活来回家不到半分钟她马上就能接着弹肖邦，让人不可思议。
我不懂钢琴，分辨不清地弹得好坏。但我知道肖邦的音乐是高尚和浪漫的，所以我觉得那女孩儿没心。
崇高和伟大的话题在列车到达乌泉时自动中止。我和安心一走出车站，立即就被扑面而来的节日气氛同化感染了。街上非常拥挤，摆子连绵不断，满眼都是打着花伞的鲜艳女人。傣族女人的打扮不知算是清雅还是艳丽，上身的短衣多是浅谈的单色，下着的筒裙则图案花哨。头发的样式大都是挽会于顶，插花做饰。
不插花的就卡一把梳子，千篇一律。我特别欣赏傣家少女的衣裙。我觉得在五十六个民族中傣族的服装最能体现女性的形态之美。上衣短得露腰，裙子长得及地，该显则显，当敛则敛，把女人的细腰长腿勾勒得淋漓尽致。
我们随着人流，沿着安心第一次来时走过的路线，向河边挤去。乌泉河边，此时早已高三层低三层地砌满了观看龙舟大赛的人墙。我们站在后面，看着密匝匝那么多的后脑与后背，也搞不清那河上的比赛是正在进行还是尚未开始。我们沿着河边的人墙走了一段，看到小摊上有卖花包的，便一人买了一个。我学着别人的样子用花包上的提绳抡圆了甩几圈，然后向姑娘成群的地方抛去。安心白了我一眼，说扔这个是传请求爱的你别乱扔。我说那你也扔，你看上哪个男的了？安心说我不扔，我要把这个包留着带回去给小熊玩儿，这包挺好看的。我说：嗅，闹了半天你真正爱的是你的儿子安雄。
这时，不远的地方能听到歌声齐唱，唱的什么听不清楚，但声音之和谐之整齐有点像专业文工团的水平。在歌声中忽闻一声巨响，一根长竹竿喷着浓烟，带着啸声，直刺蓝天。安心说了句：“放高升！”我问何为“放高升”，她如此这般解释一通，大意和汉族节庆时放的礼花和二踢脚差不多。
我们顺着河走，走没多久看到一个场子里果然有歌舞表演，还真是专业的。还看到了斗鸡和剽牛。最后，一路走到据说是非常有名的那座曼龙寺。曼龙寺的有名，看了寺前的简介才知道名在寺后的曼龙塔。曼龙塔塔基涂金，塔身涂银，煞是好看。曼龙寺前面有一大片空地，后面连着一个小村，我们走到这里，才算真正进入了“泼水”的场地。
在这里互相泼水嬉戏的人很多很多，以年轻人为主，也有中老年人。不知哪里播放着旋律平淡的音乐，那音乐平谈得似乎仅仅是泼水节上男欢女叫的一个节拍式的背景。安心和我站在一边商量要不要也参加进去，凑个热闹，不参加的话好像白来一趟，来一趟赶上泼水节也不容易。可参加的话我们就这一身衣服泼湿了不知什么时候能干可怎么回去？正在犹豫不定之际，突然有个姑娘跑过来往我身上兜头泼了一盆水，我从头到脚刹那间如落汤鸡般湿得狼狈不堪。安心在一边幸灾乐祸地拍手大笑，笑声未落她也被人更彻底地哗一下泼了一身，笑声因此戛然而止。我们互相看看，先是相顾无言，然后突然一齐喊叫着冲向人群，各找东西盛水“撤起谈”来。
我们拣了两个塑料盆，场地上有许多临时搭起来的盛着水的大水池，汲取方便。我们先是互相泼。后来没那些泼我们的人。
后来见谁没谁。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安心这么开心这么快乐这么像孩子，自我和她相识后她始终是一副克制压抑的神情，她的神情一向与她的少女般的相貌极不相符，到今天为止我才算看到了她的最本来的笑容。
我也开怀大笑！我笑得腰疼！
很久以后我才想起来，我在夏威夷海滨梦见的那个欢笑，就是在乌泉的曼龙寺前，在这一天的泼水节上，我和安心从未有过的放纵。）
泼着泼着我们俩走散了，谁也找不见谁。安心真的玩儿疯了，我后来看见她竟然放肆地追着人泼，专往人堆里泼。她最后一盆水是拨了一个正往曼龙塔塔基上走的高个子青年，满满的一盆水尽数没在那人干净利落的后脑勺和宽宽的脊背上。那人慢慢地转过湿淋淋的脸，站在塔基的台阶上居高临下地冲安心毒毒地一笑。
我看见，安心的身体突然僵硬，张皇地后退两步，手中的塑料盆吮当一下掉在地上。那人没有停留，转身向塔后走去。安心叫喊了一声，喊得声嘶力竭，以致她喊的什么我没有听清。我看到她向那人的背影扑去，但仅仅冲上几步台阶就突然被从塔后跑出的一大群拿着空盆抱头鼠窜的男女卷了下来。在那群男女的身后，杀出人数更多的另一群端着整盆整桶清水的年轻人，倾盆大水从台阶上高屋建瓴般地一齐向下泼去……人墙水墙阻断了安心的视线和路线，在这群男女统统“弹尽粮绝”退下台阶之后，安心全身湿淋淋地举目四望，整个曼龙塔的塔基上，除她之外，刹那间已见不到一个人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