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精微于毫末，理万象于笔端——书法理论家朱以撒、傅德锋、薛元明述评（转张全义文）
辨精微于毫末，理万象于笔端——书法理论家朱以撒、傅德锋、薛元明述评
甘泉子
张全义
纸质媒体与网络媒体的空前发达，无疑为近十年来书法理论的活跃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这样的便利，使得当下人能够以最方便快捷的方式将文字流布于世。由于纸质媒体较高的门槛，绝大多数身处底层的书法思考者往往被拒之门外，他们更多地借助网络这一阵地；朱以撒、傅德锋、薛元明三位先生则是近些年活跃于纸质媒体的书法理论家。其文章频频见诸各类书法主流媒体，为广大读者所习见。
朱以撒：精微剖析，龙虫并雕
清季民国之书法有一个突出特色，即许多书家同时又是知名学者。如康有为、章太炎、郭沫若、沈从文等。这一方面是因为清代自乾嘉以来，国学（当时亦称汉学或朴学）研究臻于巅峰，其水准因师承与著述而薪火相传于民国；另一方面则是民国有重学术而轻文艺之时风。进入当代，由于诸多原因，造成了学术的二次断代，清代学术之余脉已气若游丝，而民国学术又后继乏人，这使得当代书家大多缺乏厚重的学术底蕴，集书家与学者双重身份于一身者凤毛麟角。
在这凤毛麟角的群体当众，朱以撒先生无疑是特出的一位。6岁便开始临写古帖的朱以撒先生于书法之临习与创作，有童子功的扎实根基。1984年参加《文汇报》举办的全国书法大赛，以写经小楷《台湾思乡诗抄》在数万件作品中脱颖而出，获得一等奖。大学毕业之后，朱先生长期在学院从事书法研究与教育，门人众多，著述宏富。作为一位双栖双擅的书法家，这已经诚属不易。更难能可贵的是，其于文学浸染很深，于权威杂志有数十万字的散文发表量，出版散文集《古典幽梦》《俯仰之间》与《纸上思量》，前者获全国首届“冰心散文奖”。这样全面而深入的综合素养，使得朱先生的文章有别于他人，表现出浓郁的书卷之气与文学之美——既是学者之文，又是文人之文。
一流的书法理论家，不一定是一流的书法创作家。历史上如张怀瓘、欧阳修、项穆等人，在书法理论方面卓有建树，蔚为大家，但并不以书法创作擅名。而书法创作过硬的功力，无疑对书法研究具有很强的助推力。朱以撒先生数十年临池不辍，其于笔法、墨法、字法、章法、印法以及神采、气韵、风格等方面，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这些经验与长年的理论研究相互碰撞交融，使得朱以撒先生在书法作品的品鉴方面慧眼独具，往往能够对作品从不同的角度作出精微的剖析，评鉴优点，分析不足，指明方向，条分缕析而言之有据。
这样的特点，在近年来发表于《书法报》“直击名作”专栏的《刘聚森：应更多些和谐》《傅亚成：装饰之累》《郑庆伟：画蛇何须再添足》《于明泉：丑得再有质量些》《曲庆伟：质朴地书写》等一批国展精英的作品分析文章中表现尤为突出。
平心而论，当下关于书法人的个案批评，对优点往往连篇累牍，不乏溢美之辞；对问题则避而不谈，即便涉及，也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这在书法人作品集中嵌入的评论中尤为常见。艺术评论是一件很困难的事，逝者长已矣，需要盖棺定论，为尊者讳之传统对评论的影响已经微乎其微，只要不涉及道德评判，批评家完全可以畅所欲言。但对于生者则不然，捧杀或者骂杀，对艺术家与评论家都会造成双重伤害。更何况面对有偿评论，人情的因素往往使批评家很难站到公正客观的立场上去作出准确的评价。即以人之本性而言，每个人都喜欢被肯定与夸赞，所谓闻过则喜，绝非芸芸众生之胸襟所能具备。对书家的个案批评，本应该像太史公写《史记》那样“不虚美，不隐恶（这里的“恶”非关乎人格，仅指书艺之不足）”，但当下的这类批评，在笔者看来，绝大多数更像是悼词或者墓志铭。
明白这一点，再来看朱以撒先生的个案批评，就能发现其不同流俗、特立高标之处。朱以撒先生认为“只有批评才会进步，批评你是爱护你，是有很大帮助的，这需要勇气和胸怀”。他的书法批评就事论事，决不涉及人身攻击，观点鲜明，犀利中肯，直言不讳，独具风骨。当年的贾平凹先生摇身一变成为书法家、画家，并借助文名高价出售作品时，有谀者公然宣称：“贾平凹的作品无论是从品位还是高度上，都和苏轼站在了一个对等的位置。”甚至连著名评论家陈传席先生也作文称：“贾平凹的书法浑厚逋峭，一派西北气象，比当代很多著名书法家好得多。”一片阿谀声中，朱以撒先生在《贾先生》中直言：“一个人没有什么基本功却如此大胆，的确让人惊奇。像书法线条，那么抽象，在一根线里要写出神韵、气象，贾做不到，就靠蛮力了。至于绘画，没有画过模特，笔下人物就多是歪瓜劣枣，生理上的缺陷让人看了心酸。……贾领悟不了细腻之妙，他挥毫时最致命的就是笔提不起来，无法做到提按交替，轻重相生，粗细相激。就像面条都是粗的，没有细的。这一点不能改善，他的用笔就永远套在这么一个死结上。”
在《张羽翔：放大偏执的走向》一文中，朱以撒写到“书法创作是需要规矩的，个性是建立在规矩之上。一个书法家固然要规避教条，不为教条所缚；同时，书法家也要防止走向偏执、走向极端。任何精神活动都有其目的，书法创作是精神的漫游，最终的产品是要崇尚高雅、追求高雅。……古人认为有些作品是野狐禅，是入了魔道、撞上了魔障，也就是说离书法的传统太远了。对于张羽翔的这件书法作品（书法对联：小家碧玉，大块文章），只能如此认识。……明人谢榛认为：“人不敢道，我则道之；人不肯为，我则为之。”就看怎么理解，如果缺乏制约，胆大妄为，的确与人不同，却难有审美价值。无论朝哪个方向发展，都是要符合书法之道、笔墨的美感，如用笔的美感、结构的美感。如果这些成分缺失了，这件作品就难有审美价值，甚至成篇之后，丑陋堆积，缺点愈发放大，给阅读者带来反感、厌恶、难以接受，甚至触目惊心、骇目伤神。张羽翔这件作品的创作状态，险怪奇涩，非同正常。由于创作状态不正常，那么接下来的具体步骤也就跟着不正常了。用笔不正常，不是写而是搓、拖、擦、扫，线条的质感都是扁平的，蕴涵不足，读起来很混乱，也不是书法作品线条所应有的形态、神采。
孔子有言：“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辟佞，损矣。”古罗马诗人贺拉斯关于批评家有所谓“磨刀石之喻”，朱以撒先生正属于不畏磨损自己，只求钢刀锋利的真正的批评家。这也是笔者厚敬其人的原因所在。
除此而外，书法随笔亦为朱以撒先生所长。书法随笔的撰写，需要创作者具备三个条件：其一，对书法理论体系、创作实践以及书坛掌故烂熟于心；其二，具有敏锐的感知力与洞察力，能够于常见的材料中善于发现问题并融会提炼；其三，熟练地整合材料，驾驭文字的能力。学院派出身的朱以撒先生在这三个方面均是强项。诚如其在书法随笔集《书法百说》的后记中所言：“闲下来的时候，就会有一些书艺上的小问题冒出来。问题不论大小，都能引起人的琢磨，从小问题中可以见大，致广。”由于朱以撒先生积之厚且思之深，行文有话则长，无话则断，于从容挥洒中阐发微观问题，着墨不多，却又鞭辟入里，启人慧思。
草书之产生及于汉代之勃兴，本为顺乎时用，但汉人赵壹出于维护儒学道统之目的，撰写《非草书》一文，专力抨击草书，以为其“背经趋俗”，不足以“弘道兴世”，言辞颇为激烈。明人项穆以儒家的伦理观念为核心构建其书法美学体系，以“中和”为审美的最高尺度，所以其在《书法雅言》一书中，对晋人书法推崇备至，而对于以苏轼、米芾为代表的宋代书法则极力排斥。今天看来，赵壹、项穆论书之局限，可谓昭然。朱以撒先生于传统浸染很深，其论书之标准，亦更多地以此为据，所以对书风的宽容性略显不足。楚王好细腰，唐人尚丰满。审美偏好是艺术史上亘古常新的话题，所以朱以撒先生之局限，自然非其独有。笔者对于完美之追求，之于朱以撒先生而言，或许就成为一种苛责。
傅德锋：厚积薄发，游刃有余
民国初期的北京，如果你看到一个留辫的车夫拉着一个同样留辫且极为黑瘦的老头，那这个老头多半是北大教授辜鸿铭。在丝绸之路的张掖市，如果你见到一位酷似鲁迅先生的中年人，包括发型与胡须，那人一定是傅德锋先生。
傅德锋先生集十数年之功临池、治印、读书、撰文，可谓“十年磨一剑”。其学书主攻大草，兼以汉隶，对怀素、张旭用功尤勤，不仅其书法与两者暗合，即以创作时的精神气质而论，也颇为合拍，情绪饱满，笔墨恣肆。在“展厅文化”盛行的当下，学书、参展、获奖、入会，是绝大多数书法人的必经之路，傅德锋先生亦未能免。但对文字的格外钟情，使之在临池奏刀之余，笔耕不辍。自2005年在《青少年书法》杂志发表处女作之后，一发而不可收，以每年一百多篇的发表量迅速崛起于主流媒体，形成书坛所谓的“傅德锋现象”。
在笔者看来，所谓“傅德锋现象”，包含以下三方面的含义：其一，只要有艺术的天分与浓厚的兴趣，超常的付出会让草根成为山参。只有高中文化程度的傅德锋先生，毕业之后长期浸染书艺。因为十多年的沉寂无果，他长年处在乡党的质疑甚至是嘲笑声中。但傅先生并没有因此而一改初衷，而是潜心悟道，一度甚至放弃了房地产公司优厚的待遇，专力修艺，文章写到右手中指一侧被钢笔磨出厚厚的老茧。所谓“艰难困苦，玉汝于成”，逆境与超长的付出最终使之凤凰涅槃，崛起书坛。其二，英雄不问出处，非学院派的科班出身，只要观念对，路子正，扎硬寨，下苦功，一样可以奇峰突起，在书法界比肩群雄。其三，厚积方能薄发，底气决定勇气。在人文与自然科学领域，所谓“自古英雄出少年”，更多地出现在文学创作与自然科学研究领域，对于人文科学而言，常见的情况是大器晚成，人书俱老，需要像黄侃那样“不到五十不著书”，如陈寅恪那样转益多师厚积蓄。
截至目前，傅德锋先生的研究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2005年底至2008年初，属于发轫期，其作品多以时评见长。由于傅先生长期关注书坛动态又身处社会底层，所以书坛之种种现状与底层书法人的悲欣甘苦，傅先生有着极为清醒的认识与书坛高端所不曾有之强烈体验。这一时期的时评多站在书法大众的立场，为弱势群体代言，往往能敏锐地抓住热点问题，剖析入木三分，文风老辣雄健。重要作品有《书法家：放下你的架子来》《要书协，不要书邪》《漫话领军人物》《不要神话张海》《引领与超越》《大师匮乏的当代书坛》《从评委“好色” 谈起》《多给“弱势群体”一些关爱》《是谁登上了书法的高峰》等。
第二阶段，2008年三四月间，属于转折期，作品以著名书法篆刻家个案批评为主。是年三月，傅先生从当代活跃的书法篆刻家当中精选60位，利用近两个月时间，写成“当代著名书法家二十人批评”“当代著名篆刻家二十人批评”“当代中青年书家二十人批评”三个系列。
三个系列发表之后，反响强烈，好评如潮。
这三个系列，其特出之处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品评权威的气魄与胸襟。艺术批评有所谓“三易三难”：批评古人易，批评时人难；批评路人易，批评友人难；批评凡人易，批评名家难。对于名家之批评，不仅需要激扬文字之实力，还需要初生牛犊之勇气。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梅墨生先生在《书法报》与《中国书画报》发表“现代书法家批评”，首开书家系列批评之先河。尽管被评者大多系作古之先贤，也还是毁誉参半，多受指摘，更何况选择活跃于当今书坛之名家作为批评对象。傅德锋先生不畏时流，直面当代书坛高端，既不尊大于人，又不菲薄于己，仅就其勇气而言，就弥足珍贵；在重赞誉缺批评的当下，尽管个别结论未必完全恰当，但这样的勇气，就足以让我们满怀钦敬。
其二，全局考量的视角与笔触。任何一名书家，都是坐标系中的一点。所不同的是，一些书家书艺超群，开宗立派，能够在书法史的大坐标系中占据一席之地，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一些书家书艺平庸，抑或时无英雄，遂使之成一时之名，就只能在一时或一地之坐标系中获得席位。对于这两类书家，批评家首要的任务是确定适合于其人的书法坐标系，进行宏观的定位与微观的剖析。傅德锋先生的这批文章，对于历史与当下、一体与数体、举国与一地、个体与流派等坐标的选择，因人而异，量身而选，将其置于适当的坐标去考量分析，既有助于书家对自身作出准确的定位，也有助于书家扬长避短，弥差补漏。
其三，实事求是的学风与态度。由于直面高端，谈问题不过于为尊者讳，这批文章也产生了一些争议。在读完《傅德锋书法篆刻系列评论集》后，一位先生曾指出：“傅先生的文章锋芒毕露，太尖锐了，你应该有所收敛。像沈鹏、张海这样的大家，怎么能不加隐讳地指出人家的不足呢？”对此，我在《傅德锋书法篆刻文选》的序言中写道：“批评家不是政客，他的文字，其使命不在于粉饰太平、歌功颂德、吹捧上峰；批评家是磨刀石，他的使命在于磨砺龙泉、青霜。……真正能够帮助书家提升书境的，不是谀者的赞辞，而是智者的诤言。”可以说，谈优点不吝其烦，指问题不讳其尊，正是这批文章的突出特点。
第三阶段：2008年至今，属于成熟期，作品以书法篆刻家个案批评为主，时评为辅。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文章，一是书家访谈系列；二是中生代，主要是沈鹏先生课题班“第一阵营”书家系列批评。
第二阶段三个系列出版以后，傅德锋先生先后多次出外交游，遍访胡抗美、刘正成崔志强、曾来德、苏金海、陈浩金、何昌贵诸先生，写成《书家系列访谈》。2011年五月，应《青少年书法报》社长何昌贵先生与沈鹏精英班导师曾来德先生之约，傅德锋先生受聘为沈鹏先生课题班特约评论家，为“第一阵营”四十八位书法家撰稿。从已经发表的近三十篇评论来看，这批文章延续了之前三个系列的优点，又有所调整，主要是因为这批书家正处于成长上升时期，对当下的他们而言，通过宣传与推介，让他们树立信心，明确方向，继续前进，是重要任务，所以文章主要以正面肯定来鼓劲打气。关于这一点，傅德锋先生在“第一阵营”总序《控制好书家评论的分寸和尺度》一文中有明确说明：“我对于正处在探索和发展阶段的中青年书家，则相对比较宽容，因为他们还没有在书界站稳脚跟，他们为之付出了很多，因此需要社会对他们给予更多的也是必要的关注和爱护。对于他们的评论，则主要以分析其学书和创作方式为主，帮助其理清思路，以便使他们能够从理性的高度对自己所走过的路有一个系统深入的回顾，同时也能够使读者从他们的成长历程和学习、创作的观念意识当中有所启发。”
以一介布衣之身分，而能于短短数年时间在理论界确定其位置，已足见其扎实的根基与超常的勤奋。我们有理由相信，以目前的状态，假以时日，傅先生一定会取得更大的成就。
薛元明：天赋超常，四面出击
薛元明先生于我印象至深者，主要在于其超乎寻常的发表量与颇有见地的篆刻与碑帖研究。除《书法报》《美术报》等少数几家媒体之外，薛元明先生在其他主流媒体上，几乎是在井喷式地发表文章，上海《书法》杂志甚至在首版为其开设专栏多年。除纸质媒体，于网络之上，薛元明先生亦极为活跃，任多家书法篆刻类网站的版主，并设有书法工作室。其文章涉及面之广，涵盖了书法篆刻研究的所有领域。
作为70后的薛元明先生成名较早。早在2004年，就获得该年度“书法媒体奖”一等奖（理论类）；2007年被《书法赏评》杂志作为第二期封面人物，同年被日本《书道》杂志专版介绍。相对于朱以撒先生与傅德锋先生，书法篆刻的创作与研究，只是其副业，但作为在大学教授经济类课程的的薛先生，能以之为余事而在十年左右的时间有数百万字的发表量，且引领高端，令人仰望，确乎奇迹。以常人而论，遑论副业，即便是专攻一业，不计其余，全力以赴，也很难在短期内取得如此成就。以笔者推想，薛元明先生若非有韦编三绝与目不窥园的勤奋与专注，便是天赋超群，才情横溢，能够像梁启超先生那样一边打麻将，一边口授文章。
薛元明先生文章最为人称道者，当属篆刻研究与碑帖研究。这类研究，既有相对独立的个案研究，也有融合之后的综合论述。前者如《齐白石经典篆刻技法解析》（专著）《邓散木的篆刻》《领略古法生新奇——来楚生篆刻述评》《王福庵的篆刻艺术》《邓石如篆刻论》《<好大王>，不好玩》等，后者有《当下篆书的困窘》《风正一帆悬》《古人篆刻思离群》《何曾墨守汉家文》《浙江篆刻论》等。
关于治学，宋人苏轼有言：“厚积而薄发，博观而约取。”占有的材料越丰富，得出的结论往往越可靠；涉猎的领域越宽泛，交汇的结论往往越鲜活。正所谓“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清代乾嘉学派与民国学术之所以奇峰连绵，为当下所仰望，前者具共有之特点，后者当中，相当多的学者既有扎实的传统根基，又有西方求学的经历，中西方文化与观念的交汇碰撞，对他们的学术研究无疑大有裨益。薛元明先生具有浓厚的“古典情结”，加之其人于学书悟道，讲求虚静自守，淡泊以之，所以于传统书法篆刻理论下过很大的功夫，对传世碑帖以及印史的研究极其深入。这样的特点，使得他的这类文章绝大多数表现出以下特点：看问题高屋建瓴，做研究材料翔实，下结论精思慎审。
相对而言，在碑帖研究与篆刻研究中，薛元明先生似乎更擅长于后者。个中原因，主要在于薛先生学习书法篆刻师从安徽名宿张乃田先生，而张先生在篆刻方面的造诣，要远胜于其书法。受乃师影响，加之自身常年心研手勒，遍临诸家，对于篆刻之起源流变又精心梳理研究，所以其于篆刻之临习、创作与评鉴方面，就眼光独具。这从他的《视稿如本》一文中可以管窥一二。
关于印稿，一般讨论者无非是“写稿上石”，即草稿与渡稿两个步骤。薛先生指出：印蜕只是个静态的结果，“稿”是篆刻创作的重要注脚，提供了印人复杂思考过程中的思想火花，乃菁华和要害之所在，见证了篆刻的特殊性，是篆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应该成为一个独立的范畴。进而从腹稿、起稿、渡稿、写稿、脱稿、审稿、评稿、画稿八个方面具体阐述，最后建议每一位印人应该给自己建立一个完整的档案。这样的论述与建议，小而言之，对印人的提高大有裨益；大而言之，如能形成风气，对于后人借鉴与研究前人，亦功不可没。
理论家有三个境界：下境重复理论，中境深化理论，上境生成理论。薛元明先生无疑是一位善于思考的理论家，他往往能于综合与交叉中把握到一般人不易把握的脉搏，宗罗百家之说，结合自己的创作实践与理性思辨，将前人的论述综合之后，进行深入的阐发与剖析，甚至言人所未言，发人所未发，令人耳目一新。
在《个性形成中的非自愿与自愿选择》一文中，薛先生指出，关于书法的“个性”，一般所关注探讨的主要是从碑帖取法的角度，吸收百家精华，熔铸个性，这只是形式方式。真正的个性不能照搬，形式可以模仿，精神绝难雷同。个性形成主要在三方面：第一是自愿性；第二是非自愿性；第三是自愿与不自愿交织，被迫而成习惯。之后从历史格局中的社会环境与地域变迁、个人因素中的必然积累与偶然机缘、书法本体中的师承选择与取法资源等角度援引史实，条分缕析。
在《书法之“力”》一文中，薛先生指出，古人所谓的笔力，包括笔锋产生的纵向之弹力与横向之摩擦力，还有执笔时的握力。书法之力并非单纯的物理之力，表现笔力需要炼（应为“练”）力，但绝非写字时越用力就越有笔力。笔力不同于物理之力，也不同于生理之力，但某些作品，尤其是大字与长篇的书写，又确乎需要充沛的体力。“力” 通常用于形容雄强风格一路的作品，秀逸之作未必突出这一点。笔力是一种巧力，用得好则能“四两拨千斤”。有些“力”在纸面上能看到，点画老辣纷披，苍茫雄厚，正如铁画银钩；有些“力”则不现于外，是深藏其中的精神力量，是给人回味无穷的内蕴力。外在的猛利狂放，即过度张扬的所谓视觉冲击力，反而给人以轻浮狂躁之感，而引而不发，蓄势待发，才可能产生震撼效果。内蕴力关乎学力、眼力、想象力，还包括生命力、定力、耐力。
谈及治学，钱钟书先生有言：“大抵学问是荒村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寂寂寥寥扬子居，年年岁岁一床书；独有南山桂花发，飞来飞去袭人裾。”在人心浮躁，虚静难求之当下，“初唐四杰”之卢照邻在《长安古意》中描述的这种境界，几成奢望。薛元明先生修艺治学之境界，令人羡慕。“我的积习是白天写字刻印，晚上读书写稿，尤其是夜阑人静、万籁俱寂之时，拥一缕书香在手，此时不必正襟危坐，可以坐着，可以躺着，可以趴着，每到精彩处，心领神会，如沐甘露，如坐春风。”
当然，薛元明先生的理论绝非无有指摘之处。当代书学研究同书法创作一样，表现极为热闹，成就极其有限。如果将其置于书法史的高度观照考量，很难想象我们能给后人留下怎样的思想成果。原创力的严重不足，使得当下汗牛充栋的书学论著，绝大多数都无可避免速朽的命运。当年的梁启超先生自谓千余万言的著作比不上陈寅恪先生数百字的文章，这当然属于自谦之言。而当下一些学者等身的著作，遑论齐身于《书断》《艺舟双楫》或《广艺舟双楫》，就是与《非草书》《书谱》等单篇论文相较，也都等而下之。陆游一生创作诗歌九千多首，真正的经典为数不多；范仲淹属文填词不过寥寥数篇，但都是传颂千古的佳作。
之所以唯独对薛元明先生提出过高的要求，一来是因为薛先生在别人才刚刚起步时就已经如日中天，成就斐然；二来余观其人，气象正大，目光深邃。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宋人欧阳修一生作文谨慎，至于晚年仍以“不怕先生骂，只怕后生笑”的敬畏之心反复修改文稿，以求精益求精。薛先生如果能够在继续大批量发表文章的同时，对每篇文章都有很高的要求，这对如我一般喜爱其文章的读者而言，可谓利莫大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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