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姜寿田的《现代书家批评》及其他批评的基点与接受批评的风度

朝花夕拾 发表于 2004-2-9 17:30

评姜寿田的《现代书家批评》及其他
批评的基点与接受批评的风度
梁培先　2004-1-3
　　我一直认为，从事批评者的专业水平固然重要，但“正心诚意”的批评状态必须成为倍加检点的第一前提条件。一旦偏离了这一基点，批评的纯洁性必然将受到损害，甚至为责骂声所吞噬。
姜寿田先生所著《现代书家批评》一书好像还没有“坏”到遭受责骂的地步，其进入批评的状态也还有几分“正心诚意”的成分，但这种“正心诚意”的态度姜先生似乎没能一以贯之于他所批评的所有书家中。沙孟海、林散之、王遽常这些已经故去的老先生无论如何也不会再找姜先生打官司的，所以，尽管有些话没有“挠”到“痒处”，但“正心诚意”的态度还是不虚的。而针对健在的人物，姜先生好像就称不得“坐怀不乱”了，其左瞻右顾、虚高妄贬的工夫还是非常老到的。比如对于沃兴华这样一位站在“风口浪尖”上的书坛人物，姜先生应该不会陌生，而评论沃兴华的文章却说：“至于文人书法，沃兴华更是唯恐避之不及”、“沃兴华由于对文人书法的厌弃，使他的书法审美趣味和价值取向完全偏向于民间书法。”“就沃兴华目前的书法创作来看，他已违背了汲取民间书法精神、进而走向更高创造的原则，而是把方法当作目的，在对敦煌书法的模拟中丧失了自我”。说这些话是熟视无睹，还是另有所思？我相信，稍微翻阅一下沃兴华《从临摹到创作》一书的读者都不会同意姜先生的观点。
又比如对邱振中书法的评价中说：“如果邱振中不是随意地介入创作领域的话，人们或许会更为长久地保持对他作为一流理论家的敬意，但颇为遗憾和令人吃惊的是，一个对中国书法和它的全部传统有如此深刻体察和理性洞察的理论家，会在试图用创作感性来把握它时表现的那么蹩脚，”“邱振中传统书法功底的薄弱使他几乎无力在这一领域自由‘言说’，而明显呈‘失语’状态。”姜先生的话说白了就是邱振中根本不会“写字”，一个搞理论的人何必“掺和”到创作领域呢？姜先生自己好像也是以理论名家的，当年学院派的作品集中不也曾出现过你的大作吗？如果说邱振中的功底薄弱甚至蹩脚，你那幅“学院派”又该算什么呢？邱振中的传统功底真的差到你所说的地步吗？姜先生是进出过浙江美院的人，对邱振中的创作实力不会不了解，如此翻云覆雨、歪曲事实是否有些指鹿为马、欺人欺世了？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评论某位“理论与创作双栖”但连基本笔法、腕法都不过关的所谓“名家”时，姜先生却说：“理论一旦掌握在具有艺术感悟力的创作家手中便可焕发出巨大的能量”、“其隶书的排闼开张、稚拙大气、脾睨时流”、“已具有了‘这一个’的当代意义”、其“行草书在当代书坛别具新理异态”、“大开大合，‘敢于胡来’”、“其洗涤凡俗的生拙之气更是其胜人之处”。同样针对另一位“理论与创作双栖”人物的批评，姜先生又说：某某“是一个以一己之力有力提升了当代书学品位并为其现代启蒙和建构做了全方位铺垫的一流理论家”、“他似乎是应运而生，因而在他身上凝聚了太多的才情”。够了，何须太多的“顶带花领”，能符合以上赞词的书家已足以“不朽”了，即使他们有太多的不足，也都只是“小毛小疵”了。姜先生真可谓大言炎炎而又面不改色心不跳。
通过以上的对比，读者们不难发现姜先生心中某种剧烈摇摆的明暗。可以说，在对健在人物评价上，姜先生之“怀”不仅已“乱”，简直就是一只胳膊专门抬轿子，另一只胳膊专门扔石头。至于谁该抬轿子，谁该扔石头，恐怕姜先生比任何人都清楚。也就难怪魏广君在《评姜寿田的〈现代书家批评〉》一文中要把姜先生和清代师爷相提并论了。依我看，师爷这顶“帽子”虽然有失雅驯，但的确说到了点子上。为什么类似的“帽子”没有扣在王道云头上，也没有扣到马啸、魏翰邦以及众多的书法批评者的头上？姜先生是否需要返求诸己地反思一下？
显然，姜先生属于那种只习惯批评别人却不习惯被别人批评的批评家。在反驳魏广君的文章中，姜先生可能因为气愤已极或者太紧张了，忘记了笔墨官司最好限定在学术范围的基本常识，竟然把别人的客气话当作学术评价拉来给自己壮胆；一会儿说什么要维护自己的名誉权，一会儿又拿人家“抟庐”的斋号“拆字”、“解字”。这不仅暴露出姜先生自信心、底气的不足，而且也有失厚道、不是正常批评对话的态度。至于利用自己主持的报纸版面自导自演，甚至不顾其他文章作者本意，“拉郎配”、“***民意”地添加些所谓的“编者按”，则多少使人怀疑姜先生是否有自我炒作的故意？的确，当下书法界的报刊编辑制度尚不规范，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编辑者的道德自律，但如姜先生这般念念不忘自我“表彰”的行为，在众多的书法编辑中似乎尚无人敢望其项背。
最后，我想提醒一下姜先生，文章中反驳《文抄公》的部分关于康有为和廖平关系的论述，颇有强为解人之感，显系“临阵磨枪”的仓皇之举。建议姜先生查阅以下书籍后再做定议，它们是：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朱维铮的《新学伪经考导言》、《壶里春秋》、《音调未定的传统》，汪荣祖的《康、章合论》，林庆彰的《经学研究论丛》（一）、（二），周予同主编的《经学史论著选集》，李耀仙主编的《廖平选集》以及董士玮的《康有为评传》。

朝花夕拾 发表于 2004-2-9 17:33

评姜寿田的《现代书家批评》及其他批评的基点与接受批评的风度

批评的“滑稽”例解
姜寿田　2004-1-17
　　没有什么比打着学术、公正的旗号，而暗底里奉行“效命批评”，帮闲打诨，罗织构陷更让人齿冷的了。但颇令人无奈和心悸的是，书坛恰恰不乏这样的帮闲者，书坛于是因此而是非横生，乃至是非莫名。看了梁培先《批评的基点与接受批评的风度》一文（《美术报》2004年1月3日总第528期），于无奈之余，颇生出些“滑稽”之感。因为作为看到这篇文章原稿的笔者，不得不惊叹梁氏的善变和作秀的工夫，不过由此也暴露出作者的心虚和阴暗。梁氏的原稿因系化名（梁子正），所以能够毫不顾忌地延续抟庐对笔者的罗织经，对我大加挞伐，甚至称我的书法批评是集古代师爷、策士，纵横家阴暗文化之大成，可谓在抟庐罗织经的基础上有更高的“批评”发明。梁氏的文章与抟庐的文章目的相同，就是试图将笔者批倒批臭，而且在批评关系上前者与后者也系雇佣和枪手的关系。笔者识破梁文系化名并在与其通话中要求其用真名发表，这便是我们现在见到的《批评的基点与接受批评的风度》一文。不过，可笑的是，文章的题目变了，文章大加骂詈的内容，删除了，变得好像是在正经谈批评、谈学术了。而其实这只不过是梁氏出于批评策略考虑而在公共舆论面前的虚假伪装，是出于一种障眼法。
因此，我觉得梁氏在文中大谈什么批评基点，批评风度，有玷学术、批评之名，其本身也是言不由衷的。质言之，以梁氏写作此文的动机和目的本身就不配来谈什么批评的基点和风度。对此我倒认为像鲁迅先生所说“费厄泼赖”应该缓行！批评的基点和接受批评的风度只有学术批评层面才是可行的，其批评本身就不具备学术基点和风度，甚至包藏祸心，还奢谈什么批评的基点和接受批评的风度！用梁氏自己的话说，这不是自欺欺人吗？
像抟庐一样，梁氏批评伎俩的“高明”之处在于其顺应书坛分化之大势。始终处心积虑地要勾画出一个宗派的阵营来，然后将笔者的书法批评置于宗派的背景上，予以解构。在这里我要奉劝梁氏不要把批评往歪处拉，我对当代书家的批评是否存在抬、打问题，只要看一下我对王镛、石开、何应辉诸先生的评论便不言自明。至梁氏提到的对沃兴华、邱振中先生的批评，我的观点到现在也没有变，不过，倘若论文，最好顾及全篇，像梁氏那样断章取义，已脱离和违背了笔者对沃、邱两先生批评的具体语境。流言止于智者，比之于梁氏的别有用心的蛊惑，我更相信来自公众的判断。
对批评的批评，如果出自正常的学术立场和心态是应该持心悦诚受的态度的。即如抟庐、梁培先的文章，如果是从学术立场出发，对拙著存在的对某些书法家评论的不足乃至错误展开批评，而不是出之罗识构陷，我是愿意接受并作出反思乃至自我批评的，但如果动机不纯，则批评与批评之间对话的可能性就不复存在了。
事实上，当代书法家批评系列稿完成于2001年，而写作的动机即是想以直谏的方式对当代书家提出批评。考虑到它可能带来的后果，我也是准备将它作为书法封笔之作的。所以不论是抟庐，还是梁培先的宗派想象与我本人的批评践履都毫不搭界，这倒是借此需要郑重声明的！
梁氏在文中屡称我对抟庐罗织构陷的反驳是有失“厚道”，忘记了笔墨官司最好限定在学术范围的基本常识”，并认为魏广君将我与清代师爷相提并论是的确说到了点子上。好一个学术范围！如果抟庐的文章也算是学术文章的话，我不知道在梁氏的眼中究竟什么样的文章才不是学术文章！这也难怪在罗织经的唱和上两人是如此的相似。至此，梁氏也算是真正暴露出他学术掮客和批评宵小的嘴脸！梁氏还大言不惭地提出什么编辑的“道德自律”。我想编辑的道德自律首先在于清除学术垃圾和抵制伪批评，捍卫学术和批评的尊严，使批评和学术研究处于正常轨道。至于梁氏的“批评”是什么货色，恐怕已是不证自明的问题。
文章最后，梁培先还不忘对抟庐《文抄公的鼻祖》一文加以护辩，并煞有介事地开出一列书目。看来梁氏是赞同抟庐康有为为文钞公鼻祖一说无疑了。既然如此，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对此等“学术境界”，吾辈则是只有望洋兴叹、不胜向往之至的份了。

狂草王 发表于 2004-2-9 19: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