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八大比,白石都比不了.也没听过后人把他们比过呀?白石比不了八 大,可白石在中国家喻户晓.八大行吗?李老就更不行了.
欣赏一个人的画要多从艺事方面研究分析,我就是我,他就是他.好东西是经得住考验的.别比了,比比该扔了.
李老的画还是不错的. 说得好，俗语说，人比人，比死人。 鉴别是鉴赏的前提，无论是学习或是欣赏，比较都是非常重要的方法。
当你说某某画的好这句话，你已经就有了比较。或者说某某不好，这也是比较的结果。
在文学界或任何艺术界，比较都是无法绕过的方法..................................... ....................
李味青谈艺录（1）
一个不懂中国书法的人，要想画好中国画，尤其是大写意花鸟画，简直就是痴人说梦。中国画在于线条的构成，是用写字的方法来完成的。将中国书画的线条揉和到中国画中，用篆书、隶书、草书、行书的笔意表现中国画，这是中国画特色，也是它的生命力所在。因此，不写好字，画起画来无从落笔。谢赫“六法”首重“气韵生动”，气韵从何而来，不仅仅是有形式，更重要的是要有笔墨情趣，才能使画面生动起来，“书画同源”有很久的传统，是经过千百年锤炼而形成的，这个传统不能丢。
每一个大画家都有自己的特色，也都有一两样看家本领，齐白石的虾子、徐悲鸿的马、郑板桥的兰竹。我用功在梅、兰、竹、菊，也是向前人学来的，他们是老师，我还是小学生。
多交师友，不仅要和同代画家交朋友，相互切磋，更要和古代大家交朋友，师其心迹，以求契合。
八大长于用笔，石涛长于用墨，而我复堂长于用水，会此
三家，画事不难。
我年轻时写过篆、隶，用力于北碑，那时有这个风气。开始什么都临写。王东培对我说，不要太杂，专心致力于一两家，掌握后再深入。我那时非常喜欢郑板桥、石涛、吴昌硕、赵之谦的东西，他们贵有书卷气。再后来，临过很长一段时间《马鸣寺碑》。因为我听说苏东坡是写此碑的，很有韵味，我很想效法苏东坡，也就附和地写了，当时纯粹是好玩，到现在我的书法中还有那时的影子。选择一本好帖临写，是影响人一生的。
我画过青绿山水，也写过生，主要是临摹古人的，学习古人的技法和内涵。陆俨少“文革”时期到竹竿里来过，我记不得是哪一年了，那时，我主攻大写意花鸟画，兼工山水、狮、虎兽我都画过，那时“独有英雄驱虎豹”。后来不画了，嫌太费事，不够爽利，性情不适，我还是梅、兰、竹、菊，花、鸟、虫、鱼。
我被开除后，要吃饭，常去苏州、上海，那里画比南京好卖。
在上海，王个老是很热心的，人品极高，他是帮过我的。在苏州，我都是在费新我家里，费新我的爸爸人很客气，对我说：“味青，到我家来住，吃住都无问题。”费新我也画画，他是费晓楼的后人，家学很深厚。张辛稼（星阶）、沈彬如，还有一批人，不太记得了，都是那时认识的，苏州当时靠画画吃饭的，恐怕有一两千人。
在“二届画展”座谈会上，我那时很敢说话，是我首先提出将任伯年、吴昌硕等人的作品编辑出版发行，供人借鉴，繁荣民族文艺的方案，后来这个方案被采用了，第二年就出版了他们的画集。说句心里话，我想看他们的画，苦于无资料。学习没有书怎么能行呢？我和王雪涛是那一年认识的，也很同情，对我说：“南京待不下去，就去北京，到我们画院去，谋个差事。”我是想去的，当时苦于父母还在，家庭重担落在我身上，我去了，家里怎么办，我说将来再作考虑，便以“父母尚在，不便远游，不太适应北方生活”为由婉言谢绝了。以至于后来这事不好办了。在上海期间，唐云、朱屺瞻都到王个老家来看过我，不凑巧，我外出有事，没有见到。我和王个老是通过沙宗炳结识的，他们都是南通人。我和沙宗炳是交通部同事。
我和叶浅予是抗战时在重庆结识的，他画“王先生”漫画，画得好，画中国画是后来的事，叶浅予是抗战画家。
民国十五年，刘海粟来南京美专讲过两堂课，我听过，所以我喊他“老师”。
抗战前，我常去屯溪、歙县，我和汪采白很熟，他是黄宾虹的亲戚，我和他常去黄山写生，写卧龙松，我在黄山前后住过好几年时间。抗战时，我的父母、小孩子就安顿在歙县，我只身去重庆的。抗战中，我取道去过歙县，抗战胜利后，我又去过歙县，去歙县，就上黄山写生。
在交通部部时，朱家骅是部长，张道藩是次长，经常下午去夫子庙打网球，都要把我拉去，我那时爱体育运动，喜欢打网球，也喜欢打乒乓球，我现在还能画画，身体还没毛病，得力于年轻时的体育运动。“文革”时，我无事可做，每天早上五点钟蹬着自行车骑到中山陵，爬上三百多级台阶，玩一会，再骑回来，一是呼吸新鲜空气，二是锻炼身体，身体是画画的本钱。在交通部时，我和沙孟海认识，交往不多。
在交通部时，我起草过《邮政会计大纲》和《邮政审计大纲》，《邮政法》中的邮政通信费用结算一部份是我搞的，我那时是成本会计师，那是我职能范围中的事情。我中文基础还可以，古文也说得过去。英文是因为中英庚款中一块与交通部有关，逼着我学的。不懂英文无法与英国人交涉。因为过去的邮税制度是英国人搞的。大概我那两部大纲写得还不错，立老（陈立夫）、果老（陈果夫）看了后很喜欢。那时，我才二十五岁。没多久，我任全国电信会计总监。我的孩子小时候，经常跑到陈立夫家玩。
杜月笙在重庆搞万字会，也叫“抗战赈济委员会”，经别人介绍后与他相识，他叫我到他那里去画画，顺便搞搞账。这样我就离开交通部，在那里干了10个月左右。杜老抗战是出过钱的，大概有两千万块，有一部份是我经手为他办的。抗战时，人心浮躁，不知结果如何，重庆那里风气不太好，到处是官僚，我不太适应那种环境，不善于交际，我还想读读书，画画写字。因此换过好几个部门都做过。只要我干的不舒心，我就离开了。有些人很俗套，我不愿和他们交往，后来又回了交通部。
画品即人品，人很俗，画出的东西不会高雅，人很市侩，画出的东西不能超逸。不读万卷书，书卷气从何而来。财迷心窍，心浮气躁，不知从何处下笔，画中处处流露铜臭味，明眼人一见便知。古来能传到今天的大画家，都是人品高尚之士，所以格调高。
做人要老实，画画可不能老实，不妨调皮些，有时候要象个小孩子，那样画出来的画才能有天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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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画，松石、禽兽是石炽君教的，花卉、草虫是黄学明教的，牡丹、芍药是梁公约教的，时称“梁芍药”，菊花是谢公展教的，枇杷是马万里教的，山水是萧俊贤教的。我和他们都不同，通过长期写生把他们都变了，不写生就不能了解各种羽毛、花卉、树木的组织结构关系，只能照抄书。法是采用古人的，表现形式是现代的。我是发展了中国画传统的，我的画能传，我很自信。我的画是简到极致的，再简就很难了。学画的人，千万不要学我，要学古人，向他们取法。有人说任伯年的画有市井气，这话讲得不对，他要靠卖画吃饭，想让人看懂。但他的格调是高雅的，无所不能，以他的手段，近代没有人能超过他，他是一个天才，人又很勤奋，可惜书读的少了，我学过他的画，是深深体会到这一点的。一张画让人能读懂是好事，但必须要情趣高雅，所以胜人一筹。让人读不懂，那是故弄玄虚，瞎蒙人，这种人近妖术，象算命先生，瞎子能画画吗？奇谈怪论。
白石老人，把很多民俗题材融入画内，这在当时是很大胆的，也是极其聪明的，这样他的画路拓宽了，同时发展了前人。他是文人画家，画的格调是文人画性质。
傅抱石是极度聪明的，不管他采用什么绘画手段，他搞出的山水画，是现代的，区别于古人。他对用笔是很讲究的，天赋高，又有才情，学他的人，只见皮毛未见精神。要知道，傅抱石篆书写得好，又会刻图章，所以章法往往有出奇之处。这是学他的人所不能具备的。我和他交往过，人很霸气，好饮酒。画却不霸悍，很有静气。亦可称一奇。
凤先生格调高古，画人物奇伟多姿，赵良翰出其门。赵良翰是我的好友，有“赵鸡子、赵鸭子”之美誉，师法张书旂，造型十分准确，赋色清新典丽，可惜早逝，使我痛失良师益友。王羲之说：“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
有人对我说：“你是东方的毕加索”，我听后哈哈大笑，毕加索是世界大画家，我是平民百姓，怎么好比呢？我只是业余玩玩的，连画院都不要我这样的人。纯粹出于个人爱好，消磨时光，我那一套都是胡来的，居然有人那么推崇，真有意思。
画画是情感的流露，肚子里要有，才能流得出来。不要做作，不想画的题材，即使别人点了题，也不能画。精神不专注，是画不好的。
要多读书，读什么书呢？诗文词赋。这些东西有助于启发人的想象力，画好后有时要题识，不能用大白话，那样趣味就不浓了。有诗文词赋的基础，随便凑上几句，格调就不一样了，所谓画外之功，就是指这些。有些画画的人题识语言不通，颠三倒四，也学着文人的样子，活受罪。肚子里没有，还题什么呢？索性不题，那样画面还干净一点。一张好画，一只苍蝇歇在上面都不允许，何况浪费那么多墨点。不知道这一点，就不具备这种修养，画就画不好。
水墨为上。我在美专时画过水彩，老师是薛珍，色彩都学过。我年青时画的东西是敷色的，还用过粉。后来看了一些敷粉的画，几十年后色彩暗然，反而缺少神彩，以至于我索性以水墨为主。八大、石涛的画以水墨为主，几百年后依然神完气足，我是受到他们启发的。一张好画，不是呈一时之能，要想站几百年，甚至几千年，唯有水墨能达到。
李味青作品请欣赏
李味青作品请欣赏 意诚有。然“写”之笔墨不足。相比八大高下立判，齐，厚差之较远。山水较差。相比古人，则谓之大师过矣；相比当代“大师”，谓之也可。
但当代重在炒作，不在水平，所以楼主要多购买“炸弹”才好售出。
[ 本帖最后由 wzx 于 2007-7-9 11:36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