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法史上的一次重要嬗变
中国书法史上的一次重要嬗变论汉末魏初书法艺术得以发展的诸因素
赵盼超
书法艺术是在文字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一门独特的艺术形式。它的产生和发展，都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具体书法作为一种艺术形式产生于何时，现在尚有争论，有人认为在文字的初创时期，书法就作为一种艺术符号形式产生了，也有人认为，书法艺术的自然形态和自觉形态是两个概念，只有当人“不仅在意识中以理智的方式，而且也以实际工作活动的方式，表现了他自己，从而在自己所创造的哪个世界中关照他自己 (马克思语)”时，人所创造的艺术才成为独立的艺术，这是衡量艺术独立的重要标准。其实，对于书法而言，要成为一门独立的艺术形式，需要经历很漫长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不仅仅需要作为书写主体的人在书法中唤起一种自我表现的欲望，而且还要有很多客观的因素，只有具备了这些因素，真正的书法艺术才会产生。
总体来讲，书法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得以确立，必须具备几个因素，一是要有一种相对稳定的字体，让书写者具有自由发挥的余地。二是文字要具有书写的特性，也就是说，表现胜于传达，书写的目的不是仅仅为了传达文字内容而是要具有独立的审美意义。三是书写者要在书写的过程中体现到一种生命的愉悦，书法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在创作过程中不仅仅是为了完成作品本身，而是一种独特的生命体验。四是要有相对完善的书写工具，以便让书写者能够在书写的过程中不受创作工具的过分拘囿。五是书法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必须要有普遍意义的社会认同。以上因素，只有到了汉末魏初时，才基本得以完善，从而完成了中国书法史的一次重要嬗变。
一、文字字体结构的稳定和完善。
书法和文字具有重要的关系，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没有中国的象形文字，也就不会产生具有审美意味的书法艺术。秦代以远，可以统称为篆书系统，虽然有少量的变体字出现，但所存时间较短。不管是商周时期还是春秋战国时期，由于书写工具的不便和各国纷争，一直没有固定的文字形式，到了秦代，虽然统一了文字，但是由于立国乍短，也没有真正实行下去。反而是从篆书的简便写法中发展起来的隶书，到汉代得到了发展，并且在被确立为标准字体，文字的字形也基本固定下来。文字字形的固定是书法艺术发展的重要前提，这是因为，只有文字形成具有一定空间结构的方块字，并且作为一种字符形式固定下来，才可为书写者提供发挥自己创造力的空间。在汉代以前，肯定存在除锲刻在甲骨或金石以外的便于交流使用的另外一种书写形式，但是由于书写工具不够发达，并且文字的字形也很不稳定，处在不断地变化之中，因此没有给书写者创造自由发挥的可能性。从这一点上来说，汉隶在书法史上具有重要作用，正如潘良桢在《隶书艺术及在书法演变中之作用》一文中所说：“与篆书相比，在字体结构上，隶书主要是把回文曲折的弧线变为直线，因而字体的结构部件即偏旁部首也大大简化，方块汉字从此完全失去了象形的意味。隶书的字体结构，从汉代一直到今天，已成为汉字的‘定型’式，后来的楷书只是在点画形态上有所不同，更加丰富多姿而已，至于字体的结构部件，则几乎是完全一样的。所以今天的人们多不能识篆书，而辨认隶书则毫无困难。”①既然在西汉时期，隶书作为一种统一的字体出现并在社会上广泛应用，为什么没有带来书法艺术的繁荣?这里边有很多原因，既有主观因素，也有客观因素，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受到创作工具的局限，特别是纸张还没有出现并被广泛应用，限制了书法艺术的发展。
二、创作工具的发展。
笔墨纸砚，在古代是必备的书写工具，所以对书法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毛笔是书写的主要工具，所以没有毛笔就没有书法艺术的产生。最早毛笔发明于何时尚无定论，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毛笔已经得到很大的发展，但毛笔的制作方法与现在有些不同，不是把笔头插到笔杆里，而是把笔头围在杆的一端，然后用细线缠住，外面在涂一层漆。到了秦朝，毛笔的形制基本得到固定，并且也有了关于“蒙恬造笔”的说法。到了汉代，毛笔有了很大的发展，和秦朝相比，毛笔的形制也有了很大变化。由于隶书字迹较大，且波磔明显，因此笔杆的长度有所增加并且笔头也增大增长，适应了字型的变化。从制作工艺上，也有了明显改进，特别是到了东汉“披柱法”的发明，更是促进了毛笔书写特性的发挥。所谓“披柱法”就是在对各种动物细毛的性能进行鉴别的基础上，结合书画对毛笔特性的要求，把各种不同性能的动物细毛安排在笔头中的不同位置，除了继续选用尖锐刚劲的兔箭毛做笔柱外，还在笔柱外边覆上一层薄薄的披毛。这种采用“披柱法”制作的毛笔，和以前的毛笔相比，写字时不分绺，不开叉，并且增加了笔墨的含量，大大提高了书法的书写特性。②所谓书法的笔法，也是在毛笔的这一特性上发展起来的。
与毛笔一样，纸张作为书法的载体，对书法笔墨的发挥也具有重要意义。在纸张发明以前，文字大多载于甲、骨、金、石、竹、木、帛之上，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到西汉时期，已经有了关于人们利用纸张的记载，并且在少数汉墓中发现纸张残片，但这种纸张制作比较粗糙，并且也并未得到广泛应用。到了东汉时期，由于蔡伦改造了造纸原料和造纸工艺，使纸的成本大大降低，为纸张在社会中的广泛应用创造了条件。虽然大多认为纸张的广泛应用是在魏晋时期，但由于纸的造价比较低廉，一定在东汉后期就已经在民间作为交往文书广泛应用了。正是纸张制作工艺的提高，为书法艺术的发展提供了物质保障，同时，也摆脱了简帛书写的局限性，使书法具有了或苍劲或婉转或浓郁或淡雅的笔墨效果。
相对于毛笔和纸张而言，墨与砚重要性小一些，但是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墨的产生具有悠久的历史，到了汉代除了以前广泛应用的石墨外，松烟墨的制作技术也得到了改进和发展，特别是到了汉末魏初时，制作松烟墨就已经非常兴盛，并且制作工艺也大大提高。由于这种墨色黑质细，体轻易磨，逐渐替代了石墨，为人们所喜爱，为书法艺术的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砚作为墨的载体，在早期并没有一定的形制，对材料也没有固定要求，到了汉代，砚被普遍应用，并且有石砚、陶砚、玉砚等各种类型，到了魏晋时期，砚型逐渐完美，并被逐渐固定下来。虽然砚的形制和材料对书法艺术没有决定性的影响，但从砚形的变化和装饰上，也可以反映出人们审美趣味发展的历程。
正是由于笔墨纸砚在汉代特别是东汉后期的改进和发展，为书法艺术的繁荣创造了重要的物质条件。
三、主体意识的觉醒及文学对书法艺术的影响。
书法作为一门艺术形式独立出来，一个很重要的标志是主体性的人能够用艺术的眼光去创作和欣赏它，也就是所谓主体意识的觉醒。在汉代早期及以前，书法大多是为了实用目的，还没有作为一种独立的具有审美意义的客体存在，仅算书法艺术的早期状态。巫鸿在其《礼仪中的美术》一书的序言中把上古和中古时期的中国美术称为“礼仪美术”(ritual art),这些礼仪美术大多为无名工匠所创造，所反映的是集体的文化意识而非个人的艺术想象，这与魏晋以后以作为独立艺术品创作和欣赏的绘画书法等“艺术家的艺术”有很大差别，这种差别，无疑也体现在了书法艺术中。那些早期不留名姓的书法创作者，并不是有意识地不留名姓，而是在他们的主体意识里，觉得没有留名的必要，也就是说，他们还不认为自己创作的书法作品里蕴涵了其实也没有蕴涵多少个人的创造，只是把书法文字当作是传达的工具而已。这种状况，只有到了东汉的时候才有所改善，书法创作者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杜度因善书而受到汉章帝的重视，在汉灵帝时设立了鸿都门学，都是书法社会地位提高的体现。
另外，书法艺术得以发展还与当时的文学具有很大的关系。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个特殊的人群，这一人群既区别于普通的庶民阶层，也有别于当政的官僚士大夫，他们是在东汉中叶以后，因外戚和宦官争斗而被排挤的中下层地主阶级出身的士人，他们虽然具有一定的文化知识，但是进仕无门，或滞留太学，或穷居乡野，或周游各地，形成了强大的士人集团。这些人由于无法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因此就寄托于文学，或吟或书，抒发自己的愤懑之情。正是这些闲散的士人集团对自我的强烈关照在客观上促进了文学在后汉出现转型，特别是五言诗的出现，创造出了“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含蓄风格。这种在民谣和乐府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五言诗，在音节变化上更加具有节奏性，因此更加便于抒情和叙事，迅速地被人们所接受，并成为“温柔敦厚”一派诗风的源头之一。
我们可以设想，具有愤懑之情的士人在把这些哀怨风格的文学作品用文字表现出来的时候，在书写过程中必定蕴涵着强烈的感情，这种感情也无疑对书写的节奏产生重要影响，并无意识地把书写者的感情灌注到了书法作品之中，从而产生了具有一定节奏感的书法艺术作品。由此看来，书写的节奏与文学作品内容的节奏必定具有一种应和关系，或者说，这种节奏，就是创作者内在感情的抒发和体现。一旦士人们发现了这种抒发胸意的形式，便沉溺于其中，达到疯狂的地步，这种状况可以在汉末赵壹的《非草书》中可见一斑，但正是这种癫狂状态客观上促进了书法艺术的发展。“汉末士人们如痴如醉地沉湎于翰墨之中(“忘其疲劳，夕惕不息，仄不暇食。十日一笔，月数丸墨。领袖如皂，唇齿常黑……”)，把自己精力‘浪费’于不切实用(“草本易速，今反难而迟”)，又不能因之而得个一官半职(“乡邑不以此较能，朝廷不以此科吏，博士不以此讲试”)的草书练习之中，原来他们是在这种近于疯狂的书写之中获得了精神上的莫大快感，在忘我的境界中关照‘我’的生命，中国书法经过千余年的书法演变，终于在汉末魏晋时期摆脱了文字的实用性和‘技艺之细者’的卑下地位，演变为一个独立的艺术门类。”③
四、线形美感——审美意识的提高。
上文已经说过，东汉时期毛笔制作工艺的提高，发展了毛笔的书写特性，也为以后产生书法中的“笔法”提供了前提条件，同时，纸张造价的降低和工艺的改良也使人们练习书法成为可能，且纸张的特性与绢素相比也更有利于体现笔法和墨法，对人们在书写过程中体验书法线条的美感奠定了基础。这种对线条美感的认识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过程，而且与文字的象形性具有重要的关系。自从汉隶形成以后，从字形上已没有了象形意味，但是，在人的主体意识里，这种象形意味并没有消失，而是以更加抽象的形式存在着，并且一直延续至今。这种象形意味，体现在文字上，就是每个文字背后所蕴涵的某种生长的状态，体现在书法中，就是一种生命的张力。这种生命的张力，其实就是创作主体的自我关照，让创作者和欣赏者，可以从点画之间，体验到一种审美的愉悦。李泽厚曾在谈到线的艺术时曾说过：“汉字书法的美也确乎建立在从象形基础上演化出来的线条章法和形体结构上，即在他们的曲直适宜，纵横合度，结体自如，布局完满。”④纵观中国古代的书法品评书籍，在评价某些书法家时，喜欢用比喻，比如评价西晋索靖的书法如“飘风忽举，鸷鸟乍飞”，东晋王羲之的书法如“龙跃天门，虎卧凤阙”等等，也与中国书法线条中蕴涵的这种象形意味具有某种关联。
黑格尔曾经说过：“艺术的最初原始的需要就是人要把由精神产生出来的一个观念或思想体现于他的作品，正如人运用语言来传达自己的思想，使得旁人理解。”⑤书法艺术也是这样，当人们想借书法表现其情感和观念的时候，作为书法的重要特征——线，也就自然具有了独立的审美意义，并且逐渐成为体现书写者个性风格的重要因素。
除以上诸要素之外，宗教、社会风气和喜好等也对书法艺术的发展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因前人论述较多，在此不再赘述。需要指出的是，书法艺术在汉末魏初的这次重要嬗变不是在短时期内完成的，它是一个动态的演进过程，既可前展到整个汉代，也可后延到魏晋，孤立地定位到汉代或魏晋未免都过于片面。正是以上诸要素的交互作用，促使了书法艺术在汉末魏初的时候作为一种独立的艺术形式登上历史舞台，并对魏晋时期书法的空前繁荣奠定了基础，同时对以后的书法艺术发展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注释：
① ，潘良桢：《隶书艺术及在书法演变中之作用》，载《书法研究》， 1983年2期，第40页。
② ，李兆志：《中国毛笔》，北京，新华出版社，第14页。
③ ，陈振濂主编：《书法学》，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259页。
④ ，李泽厚：《美学三书》，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48页。
⑤ ，(德)黑格尔：《美学》，第三卷上册，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社，1996年，第33页。 {:1_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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