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浪大化中 不喜亦不惧——读李廷华王岳川先生文章有感
我不认识李廷华先生，对其了解甚少。对于王岳川教授，也只是对其相关著作略有浏览，对其所倡导的“文化书法”有大致了解而已。读了两位先生的文章，看了网上的一些评论，心生感慨，不吐不快。首先，王教授对此事的定位基本是客观的：“这是一个站在不同认识层面获得不同看法的文化错位事件。”仔细读完李先生的文章，感觉李先生具有比较强烈的文化热忱，但关于“文化书法”和“文化输出”很多方面的问题，确实是存在误读的。比如，李先生把王教授倡导的“文化书法”理解为“将‘文化’与‘书法’抽离，格外标榜之”，显然是对“文化书法”理解的偏颇。王教授的回应让很多问题得到了更清晰的阐释，可以尽量减少一些不必要的误读，这样的讨论无论是对文化书法还是对书法事业的发展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
其二、关于概念的问题“文化书法”的提法本身有没有问题？对此，王教授在文章中提到杜维明先生“文化中国”的概念，再次阐明“文化”和“书法”的辩证关系。我觉得的这个问题原本就可以不执着于名相的，我们不能只看到“手指”，而看不到“月亮”。实际上，在现有讨论层面上，纠结于概念本身已经没有任何的意义，这就如同我们不能也没有必要用逻辑和语法规范去衡量中国诗词的艺术境界一样。当下最重要的问题是我们如何关注和理解“文化书法”所倡导的书法观念，即我们该不该高度重视书法与文化的关系，该不该强调书法者应该具备深厚的文化素养？
其三、关于书法与文化至于书法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实在已经没有展开的必要，这早已是成为定论的常识性问题。我同意王教授的观点：“书法不仅仅是技术，它更是一种‘道’，最高的书法境界是哲学。只有具备了超越性精神境界，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具有学术文化精神的书法家。”这并不是把书法神秘化，也不是不重视书法技法和艺术性，但凡对书法创作有真正体验者都会明白其中三昧。我想，我们最需要关注的应该是书法家的文化素养问题，这也是王教授倡导“文化书法”真正的目的——文化书法“从本质上说算不上一种流派，也不是一种书法试验，而是一种对技术中心主义的抵制和对书法文化价值提升的文化诉求。”
前两天刚刚在一个聚会活动中目睹了几个书法家的现场表演。他们固然不是现在国内一流的大家，但也是有着一身名号的。但是看了他们的作品，我当时便想，假如他们真的对中国文化，对中国艺术理论，再具体一点，哪怕对我们的传统书论和为人准则有一点了解的话，他们断不会在那样的场合进行那样自以为是的炫耀。不可回避和需要警醒的事实是：我们日益扩张的“书法家”群体呈现出空前的浮躁心态和文化贫瘠。
梁启超先生曾有一篇《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在分五类列出百余种入门必读书目后，又列了一个最低限度的书目：《四书》、《易经》、《书经》、《诗经》、《礼记》、《左传》、《老子》、《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战国策》、《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或《通鉴纪事本末》)、《宋元明史纪事本末》、《楚辞》、《文选》、《李太白集》、《杜工部集》、《韩昌黎集》、《柳河东集》、《白香山集》、其他词曲集随所好选读数种。
梁先生指出：“以上各书，无论学矿、学工程报……皆须一读，若并此未读，真不能认为中国学人矣。”按我的理解，说当今的书法家为“中国学人”应该不为过，并且是与“学矿”、“学工程者”不一样的“中国学人”。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统计过我们现在的书法家（书协的与非书协的）以及我们的书法爱好者一共有多少，更不知道在这个庞大的群体中，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或者对中国文化有真切体悟者有多少。当然，这个“文化水平”与学历的高低并无直接关系。
诚然，大学问家未必也无需一定成为书法家，比如梁启超先生善书，但算不上大书法家。黄山谷说：“士大夫处世可以百为，唯不可俗，俗便不可医也。”书法，最怕的何尝不是“俗”？不是“江湖气”？读书可以免俗，可以变化气质。当然，读书也可以让人成为书呆子，但这不是书的错，而是人的错。所以，我们还是强调要读书。至于是不是每个人都会读书，都能读懂书，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同样，对于书法，我们怎样强调其文化内涵都不过分，对于中国的书法家，我们怎样强调文化素养的重要性也不过分，至于是不是每个人都能明白这个“文化”，能够悟到书法与文化的内在关系，能够具有真正的“文化素养”，那也同样是另外一件事了。这关乎一个人的悟性。
李先生文章中说，“读《论语》、《老子》、《庄子》，诵习《四书》、《五经》等，可以在今天的很多幼儿园看见……何须到北京大学这样的高等学府里去领教。”我觉得这话说得太着急了些。先生这句话就像是说现在所有的书，所有的碑帖在图书馆、在书店、在网上都能找到，所以当今中国的学者和书法家一定是比以往任何时代的学者和书法家境界都要高。《论语》也好，《老子》也罢，有多少大学者为之穷尽一生，有多少大艺术家终生涵泳玩味，读书和艺术一样，一步一重天的。 类似这样的言说方式应该不止一处，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说李先生的内在逻辑存在问题，但从语气和行文风格我们实在可以感受到，李先生带着主观情绪色彩，向“文化书法”发出“挑战”的心念过于迫切了。我丝毫不排斥先生的批判精神，但我认为对于一个批评者而言，洞见本质更为重要。至于类似“文化理念书法理念乃至在语文修养方面都捉襟见肘的王教授，居然就能将其荒谬借北京大学之招牌四处宣扬”之语，明显已经失掉了批评者应有的理智。
其四、关于“十六字方针”如李先生所言，方针“当是精神恪守和行动指南”，是极其重要的。我相信北大书法研究所和王教授确定这十六个字的时候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而实际上，这十六个字也确实是富有创建的，王教授在文章中也做出了更明确的阐释。我想我们可以围绕这十六个字，追问几个问题：“回归经典”是本，本立而道生，这是不是应该成为当代书法创作者应该坚守的底线？盛唐、宋元都是书法史中富有特色的历史时期，为什么要选择“走进魏晋”？“守正创新”的创作原则和发展方向对当代书法的发展究竟有没有积极意义？“正大气象”作为创作风格和审美取向，一定意义上是不是也正是我们所缺少的，也代表了北大和王教授崇尚的审美旨趣？仔细品味这十六个字，我觉得只要是对当今书坛现状有所了解的人，一定会有自己的深切体会，也能够做一些深入的思考。很多东西，恰如王教授所言“望文生义容易，深切理解很难。”
其五、关于“文化自觉”和“文化输出”王教授是研究文化理论和文化战略的专家，我在这方面仅有自己一些感性的认识而已。东方文化是否真的能够拯救世界，我们暂且不论。问题的现状是，全球化背景下，西方文化的强势和入侵我们无法回避，东方文化目前在世界文化中尚缺少起码的平等地位和自觉意识，东方文化至少需要发出自己的声音。酒深不怕巷子深的消极结果是人们连吃油条也要跑到肯德基店里去。
在传统文化表面复兴的现状下，当代很多学人和书法家实际上都存在着巨大的民族文化危机感。我们正站在一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转折点上，态度和行动上的主动、被动还是不作为，无论对个人还是国家民族都会有不同的结果。中国文化和书法艺术的普世意义不容抹杀，就书法而言，我们希望更多的人，包括西方人能够了解和理解书法，为世界文化和文明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这应该也是每一个真正喜欢书法的人都会有的内在情愫，而要让这些理想成为现实，我们需要更多富有文化使命感和责任感的有识之士为之努力与付出。
其六、一点感慨在我看来，王教授首先是一个文人，并且是一个有着传统儒家入世精神和人文追求的当代文人；王教授首先是一个学者，并且是一个对书法艺术有着满腔热爱和独特体悟的文化学者。古往今来，中国的文人要真正做事情其实是很难的，也需要承受更多，处于当今复杂的社会环境中更是如此。
北大的学者向来有关注现实、关注国家民族命运的传统，而今天这个传统似乎在淡化。我想，我们应该更多的关注王教授真正做了些什么，他所做的事情是不是真正有利于书法的发展，真正有利于我们民族文化的弘扬和发展。而在这一点上，无论是书法理念的倡导、书法人才的培养、书法文化的交流还是相关学术书籍的出版，王教授和北大书法研究所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当然，这其中的艰难和喜悦，也只有王教授本人才会有最真切的体会，换位思考和真正的理解在很多时候是难的。
吾愚钝，好读书，不求甚解。性温和，不喜与人争。加之最近对佛学兴趣甚浓，所以实在不愿执着于文字上的辩论，故不能像李先生一样做一个批评家，亦缺少像王教授一样做一个文化学者的潜质，只能以真诚之心粗浅的谈一些自己真切的想法。我们所有人的初衷与目的都是一致的，为了书法，为了中国文化。学书之人应有能够跳出来明辨事理之心，凡事不轻下结论，不妄作评论才好，网上发言应有起码的自律。这也是我很少在网上发言的原因。至此，我想到了金开诚先生的睿智和幽默，老先生曾说：“恋爱成功的秘诀是什么？是让自己变得可爱。”认真写字，刻苦读书，才是我当下的第一要事。“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心向往之，亦与有识之士共勉。 {:1_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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