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文人墨客的“应酬”
浅谈文人墨客的“应酬”傅德锋
一个人在生活当中，往往有很多应酬，任何人都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应酬是在所难免的，也是必须的。应酬说白了是给自己所交往的人以面子，反过来其实也是在给自己留面子。文人之间的应酬就更是必不可少，且情况尤为复杂。一个作家或者诗人，在其一生当中，除了其他应酬之外，文字应酬当属首要。因为文人们时常留恋于娱乐交际场所，要适应这样的生活场景，在文人手里便出现了大量的应酬唱和之作,而这些应酬唱和之作就难免有“俗”的倾向。我们往往对应酬之作抱有贬义的看法，觉得凡应酬制作，其艺术水平必然不高。有人对应酬之作不屑一顾，甚至认为是一种恶俗，其实这是大可不必的。事实上，对于应酬之作也不可一概而论，历史上有一些应酬之作还是相当精彩的。譬如王羲之所作《兰亭序》，以当时的环境和情况而言，在大庭广众之下进行创作，确有“应酬”的嫌疑。而事实上，《兰亭序》这件作品，艺术水平极高，无论文章还是书法，都足以傲世千古。我们尽量不提倡应酬制作，但我们至少要从历史人物所处的时代背景来正确看待和理解这种所谓的应酬。
古人诗集中有哀挽哭悼之作，大率施于交亲之厚，或企慕之深，而其情不能已者，不待人之请也。韩愈一生主张“词必己出，不平则鸣”，是“一代文宗，千秋楷模”，苏东坡谓其“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勇夺三军之帅”，然而在昌黎先生的文集中亦有数十篇谄尸谀墓的应酬之作。
民国时期的文人多有四项应酬本领
，即“一笔好字，两口二簧，三两老酒，四圈麻将。”
字是文人的“门面”，汉字几乎浓缩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底蕴，在文场上混生活，没有一笔好字，是绝对拿不出手上不了台面的。所以旧时的文人，字都是写得不错的。道行深者大多具有很好的汉魏碑帖之修炼功底，像鲁迅、沈尹默等即属此例；道行浅一点的也要临摹一点米南宫、赵孟頫的法帖，作为自己的一种处世能力
。
二簧乃是京剧之称谓。当时，京剧不仅人人爱看，而且个个都能哼上两句。作为旧时文人，不懂京剧那简直就是一种耻辱。故而文人相聚便往往是有拉有唱，当然其中免不了大谈些“角儿”们的趣闻轶事，也是饶有兴味的。跟中国的方块字一样，中国的京剧几乎包容了中国的传统美学，固此备受文人们青睐。
酒，自古以来就与文人结下不解之缘。“李白斗酒诗百篇”，以致闹不清是诗借酒力还是酒壮诗胆了。酒与文人的关系就好像是琴弓与琴弦，一碰撞就出声，就有戏！“酒要微醺三杯好，人到老时万事明”，要的就是那似醉非醉，似醒非醒的感觉。
待到字也写完了，戏也唱够了，酒也喝得恰到好处了，便麻将牌一码，一切的一切都转化为“龙门阵”式的“方城之戏”。早先文人打牌不在输赢，而在于游戏之外，感悟过程。在于“上听”之后的期盼，在于“和一手好牌”之后的喜悦，在于“骗上家，看下家”得手之后的小小得意。兴之所至，不禁大谈麻将哲学或曰起千十三张牌乃人生之基本定势，这比起贩夫走卒的麻将多出许多“文化”意味。
可眼下“一二三四”巳过时了，都用电脑写作了，谁还去练毛笔字？京剧还待振兴，谁还敢去玩票？都改“XO”了，谁还喝老酒？唯有麻将一项，文人们尚能“与民同乐”一番。
古来书家多为文人，往往文书并佳，学力通达。当代书家则不然，大多书法尚能差强人意，而在文章诗词方面常常捉襟见肘，一脸窘迫。但时风如此，还得将他们归属于文人的范围之内。其实，书法方面的应酬，在古代书家那里也大量存在。只不过古来凡大才子、大学问家，在书法上的功夫都是可以说的过去的，因为那本身就是他们的看家本领，属于正业。当代书家在综合素养方面能与古贤抗衡比肩者实属凤毛麟角，而且在市场经济社会背景下，书法几乎完全沦为一种赚钱的手段，生活节奏加快，创作频率增高，应酬之作比比皆是，毫不奇怪。
其实对于应酬之作，人们的看法和态度是不尽一致的。比方说，你在得不到名家的精品力作的情况下，对人家的应酬之作也会视若珍宝，人前人后免不了要如数家珍地介绍炫耀一番。你不喜欢评论家的应酬文章，可是当你本人出于宣传自我的需要，为了得到一篇评论家给你写的评论文章，那也是煞费心机，不惜代价，即使明知文中有很多吹捧应景之词，你也会“欣然”受之。你不能因为给人家是写给你的就是精彩绝伦，对其顶礼膜拜，感激涕零；而给别人写的就是“应酬之作”，进而说三道四，冷嘲热讽。其实，这些都是任何人在现实当中无法完全回避的现象，遇到特殊情况，出于对亲朋故交的情义，即使“落入俗套”，也实属正常，无可厚非。所以，我们应该对书法家和评论家笔下的应酬之作给于起码的理解。而且，品评一个人的艺术成就也不能因为人家有很多应酬之作就对其横加指责。
从艺术创作的本质规律而言，任何艺术创作都存在一个创作动机和创作心态的问题。无论是独守书斋之中的“虚静创作”还是大庭广众之下的“炽情创作”，都离不开动机和心态的影响。 古人对动机在书法创作中所起作用的认识是很早的。东汉的蔡邕在《笔论》中就说：“若迫于事，虽中山兔毫不能佳也。”所谓“迫于事”，就是说为情势所迫，环境、心态未必适合，不能应乎自然，随机生发。据载，东晋书家王献之坚持不作应酬之书，即使王公大臣求字也无例外，显然就是王献之认为应酬之作往往是迫于外在压力，而非内在动机，故不便发挥自身实际水平。宋代苏轼亦道：“书初，无意于佳乃佳”。此外对动机与书法创作的关系阐述得尤为精彩的是清代的周星莲和刘熙载。周星莲在《临池管见》中写道：“废纸败笔，随意挥洒、往往得心应手。一遇精纸佳笔，正襟危坐，公然作书，反不免思遏手蒙。所以然者，一则破空横行，孤行已意，不期工而自工也。一则刻意求工，局于成见，不期拙而自拙也。”刘熙载在《艺概·书概》中也说：“信笔固不可，太矜意亦不可。意为笔蒙则意阑，笔为意拘则笔死，要使我随笔性，笔随我势，两相得则两相融，而字之妙从此出矣。”从周星莲的论述可以看出，动机太强则创作效果反而不佳。而刘熙载则认为，动机太强抑或太弱，皆不利于自身创作水平的正常发挥，勉为其难，无法淋漓尽致。只有动机的强度适中，方可创作出比较好的艺术作品。这一思想显然是与现代心理学的研究结果是互相一致的。现代心理学就动机与解决问题的效率的相关性研究结果表明：动机太弱，人的潜能不能充分调动和发挥，解决问题的效果相对比较差；如果动机太强，大脑皮层兴奋与抑制反差太大，思路陷入狭窄状态，人的机体各部分不能有效协调，因此解决问题效率也相对较差。只有中等强度的动机下，解决问题的效率最好。当然，也有个别例外，像张旭怀素大醉之后狂呼奔走下笔作书则又另当别论。
心态和情绪对书法创作的作用和影响也是不可低估的。古人论述情绪和心态与书法创作的关系涉及三方面的内容，值得研究。首先，古人认为，书写内容对书作者的情绪状态有很大的影响，所谓“写悲则悲”、“写忧则忧”。孙过庭在《书谱》中说道：“（王羲之）写《乐毅》则情多怫郁，书《画赞》则意涉瑰奇；《黄庭经》则怡怿虚无；《太师箴》又纵横争折。暨乎兰亭兴集，思逸神超，私门诫誓，情拘志惨。所谓涉乐方笑、言哀已叹。”孙过庭通过对王羲之书法作品的分析，道出了书写内容对书写者情绪的暗示作用。有人说，这只不过是后世根据传世作品的书写内容做的臆测，其实也未必尽然。因为我们面对这些经典作品，确实有一种相应的特殊感受。其次，古人认为，不同情绪状态下，其书法风格亦有相应的变化。对此，元代的陈怿曾在《翰林要诀》中作了精辟的论述：“喜怒哀乐，各有分数。喜则气和而字舒，怒则气粗而字险，哀则气郁而字敛，乐则气平而字丽。情有重轻，则字之敛舒险丽亦有浅深，变化无穷。”再次，古人认为，书法创作可以排除消极情绪，达到心理平衡。韩愈就说过“词必己出，不平则鸣”的话。 通过以上分析，我认为，从古至今那些具有艺术天分和艺术良知的人，他们不仅能够从内心中、骨子里虔诚地对待艺术，苦干实干再加巧干，他们对于艺术创作的分寸和尺度的把握也必然是有其自身的利弊权衡和个性特点的。他们在一生当中，有艺术精品，也会有应酬之作。我们推崇他们的艺术精品，也不必对其应酬之作过多苛责。精品更多是倾向于艺术，而应酬则是为了谋生，生活是一切行为的前提，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再说了，从某种角度而言，有多少精品力作又何尝不是从大量的应酬之作当中筛选沉淀出来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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