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篆刻
我和篆刻魏春雷 其实，我是喜欢篆刻的。还很小的时候我就鼓捣印泥玩了。在窗户玻璃上画小车，觉得印泥不好用，只能一点一点画，好像还挨大人说了。后来发现大人的戳记很有趣，喜欢印着玩，有时就把纸张覆盖在印面上用铅笔涂，也算搞拓片吧，绝对无师自通。再后来，就跟着老师学画画了，我非常喜欢中国画，买了不少画册和技法书。在画册上，我见到了更多的印章，真是喜欢，觉得漂亮极了，对上面的文字也试着猜个大概，便想着给自己弄一方印章。有次偶然在书店买到一本《少年书法》杂志，记得是方毅题写的刊名，启功题词：“少年学书法，可助识文字。知识基础深，多做四化事。”杂志是新蕾出版社出的，就只买到一期，以后就一直没见到。那一期上正好有一个新栏目——“怎样刻印章”，我如获至宝，反复看了不知道多少遍。那时候伙伴们玩一种石笔，就是一块石头，形加工过，但不知道干什么用的。质地很松脆，近于青田，能写字，像粉笔。知道我想刻印章，他们就送给我用。我没有刻刀，就自己找了一段约1毫米厚5毫米宽的金属片，自己磨啊磨，夹在废毛笔管上固定好，就算刻刀了。那时好像刻了“魏”、“春雷”吧，现在找不到了。那会儿我知道了“春”字的篆书写法，就是弄不明白为什么后来楷书就变那样了，联系不到一块儿。上中学了，有一次我从《青少年书法》杂志上看到上海普艺招收篆刻函授学员的启事。多年对报刊书籍的关注，我知道韩天衡先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当时就很想参加，但由于各种原因，终于没能付诸行动，遗憾。从中学到师范，对篆刻我一直念念不忘，也说不清原因，就是着迷。那段时间，我陆续从出版社邮购了曹齐的《刻印技法图解》、陈寿荣的《怎样刻印章》、徐利明的《篆刻艺术》等几本篆刻技法书，还有《十钟山房印举选》、《上海博物馆藏印选》及钱松、胡钁、赵之谦、吴让之、吴昌硕、黄牧甫等大家的印谱。对篆刻知道的是越来越多了，但动手却依然很少。师范毕业后，我结识了崇雅轩书画苑的白金源兄。看他的刻刀，真够个儿，是自己做的，看他刻印，总觉得使得上劲儿，刀能助人。兴城是个小城，小城却出大人物，魏哲就是从兴城走出去的书法家，说到刻印，那自然就要说张公者了。对公者老师我是久仰大名的。还在初中吧，我就在《兴城报》上读到介绍他的文章，当时知道了他的什么草堂，知道他写字刻印很刻苦，又知道他从学校调到了兴城文联，还记住了他手书的对联：“立脚不随流俗走；高怀犹有故人知。”那时候，我觉得公者老师很遥远。经金源兄介绍，我开始参加兴城书协活动，也就有了向公者老师请教的机会。那时公者老师还在文联工作，任兴城书协主席。公者老师是把工作当事业做的，对兴城书法的发展不遗余力，搞了不少活动，培养了一批人才。兴城被辽宁省委宣传部命名为“优秀书法县”，公者老师功不可没。后来听外面的朋友说兴城书友真傻，有张公者在，却不跟着学刻印。这当然是玩笑话，倒也不假，当时大家都知道公者老师是高手，真正的高手，但跟着学刻印的却不多，金源、铁军、志哲诸兄外，似乎就我偶尔弄一弄了。等我想好好学篆刻的时候，公者老师已经准备到北京发展了，于是篆刻就又放了下来，又是个遗憾。机会是需要把握的。郑雪峰先生是我们很尊敬的老师，他书读得多，很有学问，诗词更是好。因他在葫芦岛工作，我平日的一些对联、旧体诗的习作就寄给他求教，每次郑老师都回信评改，总是鼓励我。郑老师后来也去了北京，忙得很，尽管每周都回兴城，见面机会很少，也不好意思更多地打扰他。有好老师却不能经常追随左右，是很无奈的事。还是说刻印吧。第一次看公者老师刻印，是在崇雅轩。那次是金源兄准备好了石料，请他刻的。记得那是一朱一白两方印，朱文是“栗园主人”，白文是“白金源印”。公者老师刻印很熟练，看起来很随便的样子，刀落石开，谈笑风生，过瘾。我更喜欢看他刻边款，那份娴熟、那份自信，那份胸有成竹，真正是驱刀如笔，“恢恢游刃殊从容”。他只说自己刻边款“熟练”，自谦中透着自负。应大家要求，公者老师为会员作了一次篆刻讲座。他那深入浅出又极富感染力的讲述，搞得大家兴致盎然，跃跃欲试。记得那次我刻了一方小印“沐风堂”，当然刻得很幼稚，不过公者老师说很有趣味，我没架住鼓励，回去又弄了一方，还真有进步。喜欢篆刻，是一种缘分；喜欢篆刻而能有机会问艺于公者老师，是一种幸福。岁月不居，公者老师到北京已经有八个年头了。这些年我更多地把精力用在了书法上，篆刻尽管也一直关注，进步却极有限。怀念那些有冰石冷铁温暖心情的日子。公者老师在生活和艺术上给了我不少支持和鼓励，我一直心怀感激。每想到自己的碌碌无为，总觉有负公者老师的期望，不胜愧赧。有一天，我能刻出一方印，能让公者老师点头，说“刻得好”，那将是我的骄傲。这，是我的目标。 2010.1 {:1_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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