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篆刻艺术市场考略-------陈岩
本帖最后由 篆美堂 于 2010-6-24 22:38 编辑近代篆刻艺术市场考略2006年，我撰写《民国时期篆刻家润例品读》时，接触到民国杭州《东南日报》刊登的守本所写的“铁线篆刻韩登安”一文中写到：“韩登安曾云‘我当公务员是正业，刻印是副业。’诚然，今日之公务员身价日低，月收入不过十余万元，远不及刻印收入的丰富。”⑴引起我对当时篆刻家生存状况乃至近代篆刻艺术市场的好奇和关注，于是便有了此番探求。篆刻艺术市场发轫于明代中叶，发展到民国时期已是枝繁叶茂。近代篆刻在整个篆刻艺术史上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时期，我认为是堪于秦汉、明清比肩的又一个高峰。以此为界，传统意义上的篆刻进入到一个崭新历史时期。主要根据：1、诞生了印学社团。篆刻由艺术家个体活动，提升为集体的、有组织的群体活动、社会活动，进而使篆刻在“文化”中的品级得到实质性的提升；2、出现了印屏展览形式。变印谱的把持欣赏为屏幅悬挂展示，拓展了作品空间和印人的空间，这一革新为篆刻脱离书画附属独立门户，起到了关键性作用；3、篆刻家介入社会、市场的渠道更为宽泛。报刊媒介的出现、印刷业的发展使篆刻的传播如虎添翼，印谱出版量急剧增加；4、印材、印具等发展迅猛。青田、寿山等印石产量大幅度提高，刀具、印泥品种质量不断改进，为篆刻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5、篆刻市场空前繁荣。关注近代篆刻艺术市场的发展和篆刻家的生存状况意义非凡。我认为至少有四个鲜明特点值得关注：一是“从业”人数众多、人员构成丰厚；二是印人普遍订润、收入较高，许多名家跻身“中产阶层”；三是市场介入形式、运作方式丰富多样，篆刻市场趋于规范；四是形成了几大篆刻市场重镇等。一、
近代篆刻艺术市场逆势发育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各种新思想、新学派流入中国,给传统文化以巨大的冲击。新文化运动，民主、科学的新思潮逐渐兴起，在文化、艺术各个领域都涌现出了一大批独领风骚的大师。一切求“新”排“旧”成为整个社会的大趋势。无独有偶，在这种社会大环境下,以复古为尚、深具传统特色的篆刻艺术却逆势而上，遵循自身规律平稳发展，在创作、社会普及尤其在市场发育等方面，创出了令人瞩目的成就。1、“从业”印人众多，人员构成丰厚。近代究竟有多少篆刻家，只能从有关著录中窥见一斑，如：马国权《近代印人传》收录著名印家125人；孙询《民国篆刻艺术》涉及约190余人；《中国篆刻全集》收录478人；韩天衡《中国篆刻大辞典》约有近千人。以此类推，估计当时全国具有一定水平的印人一、二千人应该是有的。从人员构成看，主要有几种：一是职业篆刻家。包括“鬻艺”为生的印人和作为学术传承的艺术家；二是金石家、学者教授。这部分人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印人多具有双重身份，这也是近代篆刻的一大特点；三是书画家兼印人。近代印人大多同时是书画家，诗书画印俱佳者不乏其人；四是其他职业者。如罗振玉、吴涵等做过官员，韩登安、唐醉石等为公务员，还有的是商人、职员、工人、军人、医生、学生等等。有几点十分重要：㈠所有印人几乎都订有“鬻印”润例。这是近代篆刻史的一个十分显著的特点。职业印人靠“鬻印”为生，其他成分的印人也以此作为“副业”。当然，不排除有些只是以此来标明自己的身价；㈡印人多具有学者教授身份，密切了篆刻与学术的纽带，同时，学者教授订润取酬，改变了对印人“卖艺”的“工匠”层次定位，提升了篆刻在文化中的品级和印人的社会地位，为印学和篆刻市场的发展，起到了倡导、提升和精神支持的作用；㈢印人的双重身份具有相对固定的收入，为他们的生存提供了基本保障。2、需求量增加，市场广阔。社会需求作为“买方”市场，是决定篆刻产品销路和制作者生存状况的决定性因素。篆刻的用户群大致有几个方面：一是书画家。近代艺术史是流派纷呈、名家辈出的时代。王朝宾《民国书法》重点研究了265位著名书法家。《中国近现代书画家辞典》（天津杨柳青画社出版）则收入书画家达14705人。书画家通常每人至少备有十数印、数十印，甚至数百、上千印，是篆刻的最主要的消费者。齐白石自称“三百石印富翁”其一生用印远不止300方。张大千有个习惯，每隔五年便将印章全部更换，其一生常用印达3000方左右，仅方介堪、陈巨来就为其刻印200余。李叔同常用印有60余方。黄宾虹常用印不下50余方。余任天曾给潘天寿刻印30多枚。徐悲鸿常用印有数百方，潘稚亮一人就为其治印40余方。易孺为陈蒙庵治印200余钮，为吕贞白治印百余钮，为梁效均治印百余钮等等不胜枚举；二是学者名人、收藏家等。收藏家用印近代更为普遍，大藏家吴湖帆夫妇有收藏印180余方，陈巨来曾为其治印百余。钱镜塘常用印有80余方。张伯英有百余方。而庞元济、张伯驹、傅曾湘等都拥有大量收藏印。诸多文物文献、书画碑帖上留下了灿灿朱迹。文人学者也喜欢用印章钤盖书籍等，鲁迅出资请人刻印57方，经常使用。科学家华罗庚曾请闻一多刻名章。而钱钟书先生后半生常用的6方印章，却出自核物理学家戈革之手；三是政要名人、富商乡绅等各阶层。孙中山、毛泽东、蒋介石等领袖人物都刻有许多印章，翻开当时名家印谱，其中不难发现许多名垂青史、耳熟能详的人物。史喻庵为孙中山、宋庆龄刻印多枚，尤为中山先生欣赏，南京中山堂匾额多出其手笔。⑵而宋庆龄“林泰之印”等则出自刘友石之手。 “毛泽东也喜欢印章，1946年1月28日，毛泽东寄函柳亚子，信上就提到:“接读大示，一病数月，未能奏复，甚以为歉……印章二方，先生的和词及孙女士的和词，均拜受了……”。⑶陈巨来、齐白石、刘博琴、吴朴、谢梅奴、邓散木、钱君陶、曹立庵等都给毛主席刻过印，且许多都是付费索刻。朱其石、齐白石等曾给蒋介石刻印，1946年方介堪为蒋介石刻白金印一对，收酬800银元。朱复戡为陈毅刻制“陈毅之玺”“陈毅仲弘”两印，深受喜爱。有些国外友人也热衷篆刻，朝鲜闵泳翊仅在1913年就请吴昌硕刻印241方。朱复戡曾给西欧某国王刻印一对，得银元1万元，并用此钱购买了一辆小轿车。高甜心也曾给美国总统罗斯福刻印一对等等；四是一般社会需求。作为凭信使用的印章，在当时比较普遍，其中有相当数量的是篆刻家刻制的。如长沙的东池印社刻字店就有黄铁庵等挂单刻印，北京、上海的一些大的刻字店也都有篆刻家挂单，只要付费就能得到名家刻印。我存有彭水若印拓百余枚，作者有齐白石、邓散木、韩登安、唐醉石等，皆为当时名家，其中仅余任天就有近20方。彭水若供职于政府，其后人处存有近代印人润例20余事，有些其上并钤有作者为彭所刻印样，可知这些印均为付润所刻。另外，从篆刻家的“产量”也可佐证。朱其石自称刻印逾10万方，张樾臣治印10余万方，韩登安、方介堪等有4万余方，陈巨来自称3万方，王褆、齐白石、童雪鸿、钱君匋等刻印逾万方。而邓散木一年就有万方印问世，据推测其一生刻印约五、六十万方，空前绝后。一生刻印千方左右的印人不计其数。综上，可见当时印章的需求量、流通量相当巨大。3、几大篆刻艺术市场重镇基本形成。中国的“印城”是杭州，近代篆刻的“商都”在上海。按照市场分布，主要形成三大中心：一是上海地区；二是江浙地区；三是京津地区。此外尚有岭南、齐鲁、西南等地，不过没有形成大的气候。㈠上海地区。清代中叶，上海辟为国际商港，资本主义工商业迅速增长。上海处于南京、扬州、杭州的中心位置，从清末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周围地区乃至全国的各种艺术人才源源不断地向这一新兴都市流动，在这里寻找生存和发展空间。京沪铁路和海上运输的开通，促进了上海经济贸易。1927年政府南迁，达官显贵纷纷南下，形成了巨大的收藏市场，使得上海的书画古玩业达到鼎盛，艺术市场发展独占鳌头。1937年抗战爆发，国内艺术市场普遍萧条，因为租界庇护，上海的书画古玩业却仍保持发展势头。据统计，1946年前后，仅回民在上海开设的古玩珠宝书画店就有137家之多。经济发挥了催化剂的作用，当时上海两个最大的金石书画团体题襟馆金石书画会和豫园书画善会即由盛宣怀、王一亭出资建立，而吴昌硕之所以在上海得以立足，并打开局面，起初就是得力于工商界巨头王一亭的力举和经济支持。近代篆刻五大流派，即吴派（吴昌硕）、赵派（赵时棡）、新浙派（王福庵、唐醉石等）、黟山派（黄牧甫等）、齐派（齐白石），其中吴派、赵派、新浙派主要活动、活跃在上海。据《海上墨林》记载，当时聚集在上海的知名书画家有671人之多。题襟馆金石书画会有会员100余人，都是响当当的大家。豫园书画善会有会员近百人，均为知名人物。具体到篆刻家，孙慰祖统计著名的有120余人。早期主要有：徐三庚、徐还、卫铸、吴昌硕以及日本的圆山大迂、河井荃庐等。辛亥革命前后主要有：赵石、赵叔孺、赵云壑、吴涵、王福厂等人。三、四十年代有：钱厓、王贤、邓散木、沙孟海、方介堪、陈巨来、叶潞渊、马公愚、朱复戡、来楚生、邹梦禅、朱其石、钱君匋、方去疾等。⑷他们都普遍订润卖印，在“十里洋场”这个大舞台上活跃驰骋。题襟馆和豫园书画善会等社团也积极为会员销售作品，在构建篆刻市场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而朵云轩、苍松山房、九华堂、九福堂、艾少记等数百家书画古玩店、扇笺庄等商铺，成为印人进入市场的中介。市场发达、新兴阶层产生以及文人、书画家的聚集，奠定了坚实的需求基础；社团、商铺和数量众多的印人共同促进了篆刻艺术市场的繁荣，篆刻市场第一重镇非上海莫属！㈡江浙地区。以杭州为中心的江浙地区自明代以来一直是书画金石的重镇，是篆刻市场的发祥地。明代中叶何震在这里开创了篆刻艺术市场，清代以丁敬为代表的西泠印人在这里创出了篆刻价格的新高，篆刻艺术市场史从这里开笔。西泠印社的创立，更成为篆刻史上一个全新的开端。清末民初，聚集在此“鬻艺”的印人、书画家数以千计。西泠印社创建初期即有社员81人、赞助社员55人，赞助社员中许多人同时擅长篆刻。当时杭州的印学社团还有：“乐石社”有社员27人，“龙渊印社”有社员104人等。另外，常熟赵古泥“虞山派”有邓散木、赵林等近30人，风行一时。1917年，昆山印人马光楣创立遁社，社员有10余人。活动在南京的代表印人有王敦化、何乐之、丁二仲、丁吉甫、陈大羽等。苏州的代表印人有金铁芝、沙曼翁、林介侯、叶露渊、候福昌、王哲言、支慈庵、张寒月、矫毅、王能父等。扬州著名印人有：蔡易庵、孙龙父、桑愉、蒋永义、马千里、李亚如、陈崇光、吴南愚等。当时，江浙地区的古玩书画店、扇笺庄鳞次栉比、遍及巷陌，艺术市场繁荣，许多篆刻家纷至沓来，谋求发展。南京作为六朝古都，辛亥革命后，国民政府两次定都。政要官员、富豪商贾、金融财阀云集，形成了空前的艺术需求市场，夫子庙市场著名的商铺如奇玩阁、松宝斋、集粹斋、西园书画社等有40余家，文人学者粹集，艺术市场蓬勃发展。江浙地区具有强大的经济优势以及艺术市场的优良传统和良好氛围，印人们借助社团力量在推动篆刻市场运作和传承发扬篆刻艺术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
㈢京津地区。京津地区自清代起就是全国艺术市场的中心，辛亥革命前后，一些清廷遗老、官僚、军阀，或附庸风雅，或仍然沉浸在传统文化的余绪中，大量收藏金石书画，期间仅北京琉璃厂就开设了115家书画古玩店，荣宝斋、尊古斋、玉池山房等著名商号实力雄厚，金石书画业几度繁荣。天津作为通商口岸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窗口。由于紧邻北京，由于商埠经济发达，艺术市场的经营具有一定的优势。清逊帝溥仪及徐世昌、曹锟、黎元洪、吴佩孚等隐退于天津租界，时常邀请北京名家来津作或卖金石书画，一些艺术家为扩大影响和改善生活环境，还移居天津，客观上造成京津金石书画家频繁接触、相对融合的机缘，同时也建立起良好的“买方市场”。书画古玩店多集中在估衣街、锅店街及北门里一带和劝业场、大罗天等处，相当繁荣。当时，寓居北京的印人相当多，最为著名的如：齐白石、陈师曾、张樾丞、王福庵、唐醉石等。印学社团“冰社”一度颉颃西泠，南北并峙。参加者有丁佛言、卓君庸、陈宝琛、柯昌泗、金城、王国维、郑孝胥、马衡、寿石工、周希丁、梅兰芳等40余人。天津的篆刻家当时著名的有穆寿山、王钊、张朴、王雪民等。王雪民当年在津门独领风骚，平生治印累计逾数千方，当年国画大师张大千、王襄以及天津书法大家华世奎、孟广慧等所用之印，多为其精心力作。或许是因为地域的特殊或者画店等商铺的发达，京津地区的印人更多地采取“挂单”的形式卖印，更多地采取经纪人代理的形式进入市场。一些代表人物如齐白石、张樾丞等在印价和收入方面都成为当时的“领头羊”。齐白石在《白石老人自传》中曾记到：“我在琉璃厂南纸铺，挂了卖画刻印的润格,陈师曾见着我刻的印章,特到法源寺来访我。晤谈之下,即成莫逆。”“乙丑年的正月,同乡宾恺南先生从湘潭到北京,我在家里请他吃饭,邀了几位同乡作陪。恺南名玉瓒，是癸卯科的解元，近年来喜欢研究佛学。席间,有位同乡对我说:‘你的画名,已是传遍国外,日本是你发祥之地,离我们中国又近,你何不去游历一趟,顺便卖画刻印,保管名利双收,饱载而归。’我说:‘我定居北京,快过九个年头啦!近年在国内卖画所得,足够我过活,不比初到京时的门可罗雀了。我现在饿了,有米可吃,冷了,有煤可烧,人生贵知足,糊上嘴,就得了,何必要那么多钱,反而自受其累呢!’”语气中掩饰不住“不差钱”的自得。张樾丞则自己开设“同古堂”经营篆刻和制作铜墨盒，一时名噪京华，达官贵人、黔首士子趋之若鹜，篆刻生意门庭若市。许多印人在琉璃厂和南纸店等处挂单接活，收入颇为可观。1927年后因政府南迁和内外战争不断，北京的艺术市场受到极大影响，逐步趋于萧条。
4、市场介入形式、经营方式丰富多样、逐步规范。相对于其他艺术形式而言，近代篆刻的革新较大，出现了印屏展示形式，诞生了社团组织，有效地借助印刷、传媒手段等等。与明清时期不同，随着艺术市场的日渐成熟，近代篆刻家介入市场的形式多样、方式灵活。概括讲主要有五种：一是制订润例，家中收件。印人将印制的润例散发于扇笺庄、书画店、古玩店、书店或公共场合等处，告知家庭地址，联系方式，自家经营；二是店铺挂单，中介经销。委托店铺代为收件、收费、付件，支付一定的中介费用；三是报刊登润，宣传促销。利用宣传媒介广为传播，扩大影响、拓展市场；四是社团推介，群体上市。如“题襟馆”等都为其会员制订润格，代会员收件。许多外地来沪的印人也通过“题襟馆”介绍出售印章。团体推介能够维护印人的权益，并且提高印人在社会上的地位；五是展会、经纪人代理。利用展览会的形式销售作品，是展厅形式出现后的一种尝试。也有许多篆刻家有专门的经纪人，由他们出面，既可以避免直接面对客户，掩饰些文人的颜面，又可以由专业人员运作，使自己的价位和市场达到最佳。据记载，当时，上海“题襟馆”几乎每晚都有掮客（书画经纪人）兜售书画古玩或代买主向书画家、印人预订书画篆刻。印人书面“润例”的出现，韩天衡先生以为最晚在清季。⑸书载，吴昌硕有润例明确“刻印每字四两”，韩先生所藏赵穆于光绪初年印制的篆刻润例，当为较早证物。印人以广告的形式推销作品、利用报刊登润扩大宣传以及采取社团推介和展会等形式销售篆刻，同时自觉地不断调整作品的市场属性，均标志着篆刻艺术市场的发育已经相对规范、成熟。二、近代篆刻家经济状态举要近代以来，书画家、篆刻家几乎都订有鬻艺润例，表明艺术家们普遍具有经济意识、经营意识，并且已经行成一个职业阶层。印人商品意识强烈、名家收入不菲、篆刻市场繁荣应该是当时印人生存状况和篆刻市场的真实表现。1、印人订润取酬普遍，具有强烈商品意识，。自明代中叶何震开创篆刻艺术市场，印人已逐步形成职业阶层，发展至清末民初，尤其是西泠印社创立，印人的专业化特点日益突出。随着篆刻艺术市场的发育成熟，篆刻与书画的距离渐行渐远，呈明显的独立态势。作为一种职业，篆刻家经济意识普遍增强，基本上都制订了自己的润例。如上海书画保存会编印《中国现代金石书画家小传》，每人都同时附有个人润例。而像当时上海的《申报》、《上海书画公会书画报》、《墨海潮》、《上海振青书画社书画集》等报刊、画刊，也都经常刊登篆刻家润例。如邓尔雅早在1911年就在《时事画报》上刊登润例，开始了他鬻字、鬻印的生涯。“在清末民初近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仅在报刊上刊登润例卖画者就有2000余人。”⑹《近现代金石书画家润例》中也收录了1874年至1949年间的书画金石家润例2000余件。上至功成名就的大家，如吴昌硕、齐白石等，下至初出茅庐的小字辈，甚至像康有为、罗振玉、闻一多等名公、教授，抑或刻字店的工匠伙计，大家都可以订润卖艺，按劳取酬、论名收银。另外，从篆刻家润例的字里行间，从他们锱铢必较的约定中，都清晰地透露出强烈的经济意识。如：韩登安民国35年“润约”中就特别提醒：“白文加边栏者作一字算。”“急件加倍”“润需先汇，无润不应，外埠邮费另加。”徐寒光润例有：“过大极小及刻一字者均作加倍计。”同时，不同的印材如石、牙角、晶玉、铜铁等均作价格区别，斤斤计较。2、名家收入丰厚，步入中产阶层。近代篆刻市场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约在1935年以前，为繁荣发展期；二是30年代中后期至1949年建国前，为下滑停滞期。篆刻市场繁荣发展时期。兹选取有代表性的印人为例：吴昌硕篆刻已发表的数量，据黄华源统计为2249方。这与他实际刻印数当有一定距离。但可以从存有年款作品的统计中得出一个印象：他定居沪上后即使除去病臂久不刻印的时间，总的数量也明显增多。朝鲜闵泳翊一人在1913年前请吴篆刻的印章即达241枚。闵氏原是皇室外戚和勳臣，这样可观的数量当然主要是付润索刻的。1921—1926年在上海订润刻印的部分印人润例每字定价如下：吴昌硕5-6元 、赵云壑4元 、许昭4元、吴涵1-4元，朱其石、朱复戡、方岩、寿石工、王贤、钱厓等均为1元等。我们假定，吴昌硕每月接件10方，按每件3字计算，则月刻印的名义收入即达168元。在1920年－1926年，一银元的购买力大约为18斤大米或7斤猪肉。按《中国劳动问题》所提出的标准，当时上海五口之家每月收入66元为一般市民家庭经济水平。1935-1936年宣和印社和上海西泠印社分别刊出一部分印人的润例，毎字定价如下：赵叔孺5元、邓散木5元、童大年3元、马公愚3元、王福厂2元、唐醉石2元、来楚生、钱君匋、赵林、邹梦禅等均为1元。⑺据《银元时代生活史》记载，当时，上海卫生局的科长月收入在30元左右。房租价格为：石库门一层楼，有电灯、自来水，月租只有10块钱，普通市民家庭月开销不过50余元。即便像钱君匋、朱复戡、赵林等年轻印人，每月刻一、二十印就足以养家且有盈余。按邓散木的产量，一年刻印上万枚，每月收入可以想见。30年代钱君匋即以1000银元购房买地，1945年又购三层楼作为营业房，其中开书店的收入是一块，恐怕刻印的所得也必是十分丰厚。李栖云曾为李宗仁、白崇禧治印，各得酬金1000元和800元，不排除有接济因素，也可见印章在人们心中的价值。据传，吴昌硕曾受到绑票恐吓索银10万元。吴去世后，小儿吴东迈遗产之外还拿到了管家王一亭暗中拨付10万元，家境富庶可见一斑。王福厂此期间刻印有一个大体的记录。吴昌硕在1918年代他订润例为每字银半两。1920年王福厂自武昌抵京，自存《印稿》录印90方。其后十年中平均每年刻印约为220方。1927年润例改为每字2元至1936年未变。按新标准计算，每印也作3字，鬻印年均收入约为1300元，平均月收入为110元。王福厂此期任印铸局技正，在京雇用专有人力车夫。职务薪金加上印艺收入大体已在中等生活水平之上。⑻齐白石1902年出游陕西，给诗人樊樊山刻了几方印章，润资竟达50两银子。因为赏识齐的篆刻，樊樊山为齐白石制订了润例。一年多的时间齐就挣下了两三千两银子，生活逐步好转。后来，齐白石曾写过这样一个告白：“余年来神倦，目力尤衰。作画刻印，只可任意为之，不敢应人示……。刻印不为者：水晶、玉石、牙骨不刻，字小不刻。印语俗不刻，不合用印之人不刻，石丑不刻，偶然戏索者不刻。贪画者不归纸，贪印者不归石，明语奉告。濒生启。”所谓“六不刻”既有先生的艺术原则，也是“不差钱”的真实表露。在20年代，北京大学一级教授胡适、辜鸿铭、马叙伦、蒋梦麟、沈尹默、马寅初等人的月薪为280银元。商务印书馆稿费是鲁迅千字3～5元、郭沫若千字4元、胡适千字5～6元、章士钊6元，最优惠的是梁启超，每千字20元。据陈明远在《文化人的经济生活》中说：“这样的稿酬标准从五四时期到30年代没有很大变化。”印人名家每月刻20几个印，收入堪比北大一级教授。当时北京租一四合院，月仅２０元左右。鲁迅购买的西三条胡同的四合院有好几间房屋和一个小花园，售价也只有1000元。张樾丞在琉璃厂治印，自定润格石章毎字2元。张曾为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制作“宣统御笔”、“宣统御览之宝”、“无逸斋精鉴玺”等8枚印。为段祺瑞、吴佩孚、曹汝霖、冯玉祥、张宗昌、白崇禧等治印。鲁迅、康有为、陈师曾、姚华、金城、张大千、溥儒等名家用印也多出其手。据称，张樾丞平生治印达数十万方，当时王公显贵、文儒墨客得其一印皆以为宝。数十万方印出手，收入可想而知。也因此，当时人们把张樾丞与黄伯川、韩少慈并称琉璃厂“三大财主”。如此算来，像朱其石10万方，韩登安、方介堪等4万余方，陈巨来3万方……即便润例不是很高，收入也应该十分可观，生活衣食无虞。篆刻市场下滑停滞期：
30年代中后期，由于抗战、内战频起，经济振荡，数年中物价腾涨，货币贬值，艺术市场进入低潮，篆刻家的润例随之变动频促。“高甜心夫妇在《申报》1946年5月8日刊出润格为每印2万元法币；邹梦禅1948年11月重定润金，每字金圆券20元，次月十日即改作五倍计算；1948年8月币制改革后，邓散木更订印例每字金圆券4元，十二月初十起改按30倍计算。在此背后，不难看到艺术家惶恐不安，疲于奔走的状况，也不难体味艺术家面临的无奈与辛酸。民生凋蔽之下，书画篆刻市场急剧萧条，篆刻家的铁笔生涯自然也飘忽不定，有的进入家计无着的境地。《中国印学年表》记此数年印事，仅若干印人自辑印谱十几种而已，无复二、三十年代景象。”⑼篆美堂收有1947年《陈巨来（确斋）印例》石章每字二万元，例前另有陈巨来亲笔墨书小字二行，曰：三十七年三月十五日起视此例作拾倍计算。润例制订不出半月，又匆匆提价十倍。而余任天于民国三十七年九月一日重订《书画治印润例》石章每字一元五角，牙章每字二元，例后也加印“十二月起八倍。”可见当时物价的涨速飞快。这一时期篆刻市场进入了相对低潮期。从齐白石的几次“歇业”可知艰难。1939年，物价上涨开支增加，为维持生活，齐白石不得不再卖画刻印。这时他卖画一平尺仅为6.2元钱。1943年，字画业衰退，他在家门口贴出了谢绝告示。1945年日本投降后，齐白石恢复卖画刻印。1946年，他参加在南京、上海举办的画展，带去的200多幅画全部售出，换得一捆一捆数目相当可观的“法币”。等回到北京后，这些钱却连十袋面都买不到，几乎成了废纸。当时在饭馆里吃一顿饭，也要千万元以上。货币贬值，触目惊心。1948年齐白石只得被迫歇业，又推出"暂停收件"的告示。篆刻市场低迷多年，一度消失，近二十年来才逐步恢复，这一点不仅是篆刻，书画市场也是如此。3、价格形成梯次结构，篆刻市场渐趋规范。可以看出，近代印人的润例价格已经形成一定梯度，根据作品的市场属性、认知度和需求量来确定价位，根据市场变化来调整价格，这些都显示篆刻艺术市场已逐渐秩序化、规范化。如20年代初印人润例：吴昌硕毎字5元 、赵云壑毎字4元 、许昭毎字4元、朱复戡、吴涵、朱其石、方岩、寿石工、王贤、钱厓等仅为1元。30年代初期赵叔孺、邓散木为毎字5元，童大年、马公愚为毎字3元、王福厂、唐醉石为毎字2元、来楚生、钱君匋、赵林、邹梦禅等均为毎字1元。从价格分布看有了高、中、低之分，且高低之间有5倍左右的差距。当然，一般印人是不敢喊这么高的价位，许多小名头印人只有半元毎字，甚至几角钱毎字，或者更低，这也是符合市场规律的。4、印具、印材空前发展。近代以来，受到篆刻艺术、篆刻市场繁荣的影响带动，印石和印泥市场空前繁荣。从寿山石市场情况看，当时福州交易市场规模最大，总督府后街发展成寿山石一条街。民国时期寿山石开采量急剧增加，印章已盛行于一般的庶民百姓，特别是书画家、文人、学生等，市场也向福州各街巷辐射，就连偏远的仓山区舍人巷都有“文隆”“成章”之类的图章店。青田石产矿区的开采场有10多处，温州、普陀、上海、南京等地均设有石雕工场和商店，制作的印章、石雕大量行销，满足了当时篆刻市场的巨大需求。印泥制作发展很快，我存有老印泥“广告”数纸，为了解当时的印泥市场状况提供了有价值的信息。如：《潜泉印泥》特制旧藏箭镞朱砂印泥每两金圆48元，选制美丽朱砂印泥每两金圆24元，精致镜面朱砂印泥每两金圆9.6元，天字光明朱砂印泥每两金圆4.8元；《节庵印泥》特制纯朱每两1600元，神品每两800元；《十珍印泥》藕丝脱缸印泥每两15万元，藕丝提净印泥每两4.8万元等。⑽从其价位看，每两价格已经高于同期金石书画家标准润例。如潜泉箭镞每两48元，画家溥儒画例为每平尺32元，邓散木刻石印为每字4元、书法平尺6元。璧寿脱缸每两15万元，而璧寿轩主徐寒光刻石印为每字5000元、山水每平尺2万元。节庵纯朱每两1600元，韩登安刻石印为每字1000元、书法每平尺1000元等。从另一个角度看，若非当时书画篆刻家收入丰厚，若非当时艺术市场空前发展，如此高价位的印泥，谁来消费，又有谁能消费得起？ 三、近代篆刻家润例的价值和启示 印人润例，作为近代篆刻市场的一种见证，可以让我们从中发现许多有价值的史料，对我们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1、可以见证当时印人的“身价”，窥见“金钱效应”对篆刻市场的发育和篆刻艺术的促进作用。众多印人成千上万的创作量，不仅保证了他们的生活，必然地带动了艺术水平的提高，带动了篆刻艺术的整体发展。“文征明活到九十岁，一生创作书画无算，他何以有如此旺盛的创作热情至死不渝？还不是‘物质刺激’么！”⑾近代印人的超凡产量，与此干系重大；2、补充印学资料的不足。可知当时“印章”的交易方式、操作惯例等。如：定店收件、约时取件、先润后作、立促不应。如：刻一字印作两字计、过大过小倍收、劣石不应、词鄙不应，或有特别提出朱文加润、边款加润、白文加边栏加润、点刻元朱文加润等。篆刻史研究历来未对“市场”这一块缺乏应有重视，一是因为习惯上篆刻被当做书画的附属来对待。二是与书画市场相比，受众、市场范围和影响力有限，篆刻一直处于“微弱”状态。加之篆刻近年来才陆续在拍卖会中亮相，其市场价值一直被人们所忽略。篆刻润例的遗存和对篆刻艺术市场相关资料的发掘，给我们提供了可靠的第一手资料，可以使我们拨开历史的层层迷雾，见证篆刻艺术市场曾经的辉煌；3、可以了解刻印润例的制订形式、撰写体裁、格式以及发布、宣传方式等。润例不外两种，一是开门见山式。直接标明材料、价格，载明联系方式、收件地址，附带条件、说明等；一种为宣传广告式。除基本内容外，附带个人艺术简介或请大家名人推介等。主要形式有：①自订。或开门见山直奔主题，或略述原委半遮颜面，或附艺术简介、或附印篆刻印拓等等不一而足；②合订。如马公愚、马孟容昆仲合订，高甜心夫妇合订等；③代订。主要有：老师前辈为学生后学订润、大家名人推介、同道好友互订、学生为老师订润等等。77岁的吴昌硕曾为小他20岁的齐白石制订润格。金维坚治印润例由王质园、邓散木、潘天寿、余绍宋等12人同订，尚不多见。而学生为老师订润少之又少，《蠲戏老人鬻字展限并新订润例》即是马一浮的学生寿景伟、张立民、吴春桐、王凖四人为老师所订；④机构订润。一些扇笺庄、书画店、社团等为委托人订润，并负责收件、取酬等业务。当时的名店荣宝斋、朵云轩等，都曾为印人制订润例。西泠印社、豫园书画善会、题襟馆等书画组织也为会员制订润例，向社会推介。我即存有东池印社及一份东池古玩店为黄铁庵制订的润例；4、可了解印章与书画的价值比例。如：吴昌硕1919年润例为“纨、摺扇、册页每件4两，一尺为度，宽则递加，山水视花卉例加三倍，点景加半，金笺加半篆与行书一例，刻印每字四两。”；黄宾虹为：琴条卷册每尺二大圆，篆刻石印每字洋三角；赵古泥为：扇册每件银一两五钱，堂匾每字银五两。镌刻石章为每字一两五钱；邓散木为：石印每字金圆券肆元，书法屏轴每条每尺金圆券肆元。画竹屏轴每条每尺金圆券五十元；余任天为：石章每字一元五角，作书为篆、隶、楷每尺一元五角。作画为山水每尺五元，人物每尺六元；韩登安为：石章每字一千元，书法、篆隶每方尺一千元；徐寒光治印每字五千元，山水每尺二万元；朱其石治印石章每字一元，山水屏条每条四尺十元，花卉屏条每条四尺八元等。综合观之，以同等水平、同样名气的艺术家论，当时篆刻一字的价格基本与书法一平尺相类，而每尺画的价格则高于印章一字的三五倍，甚至更多，书、画、印的价格比例是历史的原因造成的。 （《中国书法》2010年第6期发表）注释：⑴陈岩《民国时期篆刻家润例品读》《中国书法》2006.9⑵参见《近代上海美术年表》⑶《人民日报海外版》2007年8月23日⑷⑺⑻⑼孙慰祖《保存文脉与艺术家的生存--民国时期海上印人经济生活一瞥》⑸韩天衡《天衡印话》上海科学技术出版公司2000年出版⑹石莉《清末民初上海画派与民间赞助》⑽陈岩《泰山篆美堂藏民国时期印泥“广告”》 《西泠印社》17輯⑾参见《中国书法》2009.3《学术传统与苏州书法》一文 陈岩 泰安市书法家协会主席团委员、篆刻委主任 地址：山东泰安市城西泰龙（环泰）公司党办
电话：0538—6712205邮编：271000 电邮：dongshan1134@163.com em1em1em1 阅em1em1 谢谢春风、天池老师鼓励，请方家em2多指教！ 陈楼主：辛苦了。 学习了。。。。。。。 em2 em1 em1 em1 陈楼主：辛苦了。
挥点小毫 发表于 2010-6-26 06:22 http://www.shufa.org/bbs/images/common/back.gif
谢谢
理解支持！ em1 em1 em1 em1em1中国的“印城”是杭州，近代篆刻的“商都”在上海。按照市场分布，主要形成三大中心：一是上海地区；二是江浙地区；三是京津地区。此外尚有岭南、齐鲁、西南等地，不过没有形成大的气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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