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振濂教授大年初一为徐清博士出版的著作撰序
陈振濂教授大年初一为徐清博士出版的著作撰序徐清博士为2001年进入浙江大学中国艺术研究所的学生，2004年毕业。在师从陈振濂教授的3年间，正是陈教授创办浙大艺术学院、艺术研究所最繁忙的时段。当然也是他对新进的博士、硕士生们要求最严，希望能以此为一种新的优秀学术传统的几年；此外，由于中国艺术研究所初创，学生极少，对于每一个入学的学生，全所上下的教师都倍加关注，宠爱有加。借助于这些特定时期、特定氛围的学习环境，使徐清这批博硕士学生有了极好的发展。现在在杭州师范大学作副教授的徐清博士，准备将她的博士论文《20世纪中国书学疑古考辨之研究》出版面世，并请导师作序。书稿在陈先生处压了有两个月，一直抽不出时间，终于在农历己丑新年的正月初一，陈振濂教授为自己的得意门生写了这篇长序。从文中乐意窥出当年浙大学子们潜心学术的日日夜夜，对今天的年轻学子（尤其是准备留学考博追随陈教授的学子）而言，这是一篇非常重要的参考文章。它可以告诉你应该保持什么样的学术状态；应该有什么样的学术能力与决心。此外，更应特别提示的是：大年初一，为自己的学生出版著作而写3000字文章作序的教授，我们能找到几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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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清《20世纪中国书学疑古考辨之研究》序
陈振濂
徐清同学的博士论文《20世纪中国书学疑古考辨之研究》，在经过几度修改后即将付梓出版了，作为她的导师，我对这篇论文的能及时发表有着由衷的期盼与赞许。
浙江大学中国艺术研究所自2000年成立以来，风风雨雨的八年时间，培养出了几十位博士、博士后。而由研究所成立逐渐建立起来的一整套学术制度，有效地保障了我们培养高端人才的一些理想、要求的不被稀释与泛化。在目前学术大量渗水、功利化倾向日趋严重的大环境下，在谋求学位名号大于实践学术理想的氛围中；我们严格要求每一个入读的博、硕士研究生必须端正态度，攻读学位不应是基于利益的考虑，而应是立足于为学术而献身的人生信仰与目标的理由。我经常在告诫同学们的一句话是：请共同为我们保存一块学术净土与绿洲。为了这个也许十分空洞与苍白无力的理想与信念，我们反复提示学生的一条，是“学术是有尊严的”。不允许拿学术做交易；不容忍学生以学问为跳板去换取眼前的功名利禄。八年多来，在以“个人课题”“集体课题”“社会课题”三者交织起来的浙大中国艺术研究所的学术制度的推动与保障下，几十位博、硕士学生们潜心学术，努力探索，为浙大的美术史书法史研究创建了一些极好的品牌，如最有影响的“近现代中国绘画史学史研究”“西泠印社史研究”“书法学学科研究”“两宋绘画研究”等，我们的学生也以良好的学术素养、严谨的学术作风，在行内获得越来越高的评价。
徐清博士入学之时，正是中国艺术研究所草创之初。荜路蓝缕、新立制度，她应该是这一制度的参与者、共建者、当然也是共同缔造者之一。但徐清迅速进入角色，成为在中国艺术研究所中学习最认真、对学术理想最坚持的学生之一。平时言辞不多的徐清，却是在学习中最肯动脑筋，讨论问题也能最深入的一位；此外，在当时研究所很多新入学的年轻学子面前，她是一个性格不事张扬，又能默默地完成老师交待任务的“师姐”。我以为，正是这种不事张扬的低调性格，成全了徐清在学术上肯钻研肯动脑子又能在团队中起核心作用的重要角色。在一个新成立的研究所，各种不同知识背景与性格类型的学生（如有美院出身的，有综合性大学历史专业出身的；有外语专业的；有古典文献专业的……）相聚在一起，必然会在思想上、思维方式上乃至治学理念上、甚至在对师生关系与同学关系的不同理解上产生不同的差距。在这时，能沉下心来默默承担起一个团队核心的角色的“资深”的学生，是必不可少的。除了要具备很好的学术能力——不然大家在专业上未必会服气；恐怕还得有很好的协调、融和、平衡的“情商”，不能每遇事都考虑自己个人的小算盘；得有遇事能为大家着想、谦让自己的素质。应该说，当时的徐清，的确在这些方面发挥了较好的作用。
在一次课堂讨论之后，徐清告诉我她对100年来书法界的“疑古”思潮很感兴趣。这让我着实眼睛一亮。——从我年轻时钻研学问时，我即对胡适、尤其是顾颉刚先生的“疑古学派”即“古史辩派”的学术思路痴迷不已。尽管在以前顾颉刚先生的学说一直被许多人垢病与批判；从30年代鲁迅对之的不以为然到50年代顾颉刚先生在正统史学笼罩下的被边缘化；再到80年代后许多人以考古新成果来否定顾先生当年的部分结论；乃至在徐清提出书法史百年疑古思潮的21世纪初，还有许多著名学者认为“疑古学派”早已破产，应该走向“释古时代”……但我却一直坚持认为：顾先生的努力，带有对中国古史探索的许多规律性的内容；他的具体个别结论不可靠，并不意味着他的思维方式的必然不可靠。或许正相反，在近代梁启超“新史学”被倡导以来，无论是王国维、陈寅恪、胡适、蔡元培、傅斯年、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贊……等各家各派史学成就的映照下，顾颉刚的史学是其中思想张力最大、因此最令人震撼与着迷的一个类型。——在前几年我们中国书画篆刻史学的博士生考试中，我曾以此为题要求专攻书画篆刻史学的考生们认真回答这一对中国近代历史学学派特征进行区别分析的大历史问题。我认为：“疑古”其实包含了创新的各种可能性。它是创新必须的前提。就学问而言，只要不“疑”，就不会有什么新创。
更进而论之，一个优秀学者的最重要的能力，即是从人人看似平常的传统中看出不平常来。按我们的说法，即是先要有提出问题的能力。——不是每个学者都有能力或有机遇去解决问题的；但每个学者都应有能力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这，就是“疑古”之“疑”。看什么都对，都正常，都不“疑”。要学问做什么？我平时在课堂里与博士生一起讨论学术时，会反复追问：“你的想法是什么？”“你认为呢？”不仅仅以收集资料为满足，不仅仅以介绍事实为满足；而是不断追问；必欲穷尽而后止；其实要训练博士生的，正是这个“疑”的能力——在别人看来，一切都正常无疑；但在高手看来，正常中会有异常；有反常；正常中会有破绽、有漏洞，“疑”正是从此而生。一个学者能随时敏锐地“疑”，还能言之成理，这样的学者才是优秀的——即使最后解决问题的不是他，但他仍然是优秀的。看顾颉刚先生这样伟大的学者如是，看我们的博硕士研究生亦如是。
徐清以20世纪中国书学疑古考辨为题作史的研究，正可被置于此一认识背景中加以定位。一方面，她选的题目本身即是疑古之研究，这正是一个最“切题”的选择；另一方面，她的研究书法疑古史，自己所持的立场，也是“疑”；从研究内容到研究方法，都是立足于这一学术思想之根本。这就使得这篇论文从一起步，即有了一种在学术上占领先机的优势。我曾经提醒过她：“疑古”与“考辨”是两个不同的命题，放在一起论述是否会互相妨碍——疑古是对历史事实提出学术问号；而考辨则是对之提出自己的解答。这“问”与“答”未必每个个案皆全具备之，在一篇博士论文中，两者之间要达到一种关系的平衡，很难。徐清的回答却是：希望在“问”与“答”之中全面展示100年来书法史研究的课题内容序列与涵义；究竟哪些能构成课题；哪些能成为关注的焦点；哪些已有疑古之实但却构不成焦点？为什么成不了焦点？……这样的百年史，是生趣盎然的、生机勃勃的。最后，是我认可了她的选择。并且我以为：这样经过认真斟酌论证之后的目标选择，必然是不盲目的、有理性力量支撑的、因此也是有成功率的。
徐清的这篇博士论文，是我指导几十篇博士论文中最轻松也最有趣味的一篇。在反复切磋辩难过程中，我们师生双方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疑古”与“考辨”等大量的事实与涵义上，我每次的圈阅、批注与评价甚至是一些反面意见；与她每次的把握、说明乃到抗辩；都饶有学术深度。而且，正是因为有这样一系列的博士论文指导的经验过程，我对浙大中国艺术研究所的治所理念才从朦胧到清晰、从含混到明确。首先，学生来读书必须有献身学术的决心，不是拿学问、学位做敲门砖去谋其他世俗东西；用现在的说法，是“不计利害”。其次，学生的最重要学术素质是“提出问题”，具备质疑精神，能独立思考。收集史料是基本功而不是目的，一篇论文，导师最关心的是“创新点”，是有什么迥异于时流的新见解。这两点，在徐清那一代博士生的学习生涯中，已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徐清的这篇论文，在经过修改、补充之后，要公开出版了。作为她的导师，我非常有成就感。她的努力，代表了浙大艺术学博、硕士们共同的努力方向。在博士学位论文通过之后，她曾以此为题在全国书学研讨会上发表论文并作发言。此外，在西泠印社国际印学研讨会上，她又因提倡“篆刻文献学”而广受与会代表关注。这表明，她的学术状态还很好，没有因为毕业几年后渐渐缓慢与平淡；还有很明显的***与冲劲。我希望她能可持久地“前行”，在学术上不断有所作为，体现出扎实的文献功夫与敏锐的思辩能力。这一素质，是新一代学术人才所必不可少的。
2009年1月26日于浙江大学 em1 em1 em1 em1 em1 em1 em1 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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