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曾痛骂黄永玉(转自书法江湖)
范曾痛骂黄永玉(转自书法江湖)《蝜蝂外传——为黄永玉画像》 范曾
我忍耐着，一月月、一年年的忍耐着，黄永玉以他那毒戟般的心灵、蛇舌般的刀笔，向我一次次的攻击、刺伤和宰割。我遍体鳞伤、身心交瘁，但黄永玉的 艺术到底如何？人品到底如何？他为什么这样恨我？这对世人是团团的迷雾，我今天作一次彻底的、公正的剖析。我耻于与黄永玉再有任何的交往，包括答复他对我 的攻击，我这篇文章是对他的最后回答，使他知道，在中国不要以为可以仗势欺人、为所欲为，上帝给每一个人平等的权利。在中国也没有什么高等华人。
画家范曾
一评黄永玉的画：国画尚未入门
黄永玉的画巧密有余而睿智不足，停留在艺术的浅层智慧，而无佛家所谓的深入法性的“如有智慧”。他早期的木刻作品极尽工细而殊乏醇厚内涵，善用 刀法变化而不善用黑白对比，尚不能见彦涵、古元等大师项背，不可在一流版画家中厕身。十年前初学中国画，由于缺乏中国画的笔墨功底，用排笔、排刷、丝瓜囊 和大片水粉色彩作画，这未始不是一法，然而由于黄氏作画，心浮气躁，其所作国画，类多线条破败、色泽淆乱，油画家以为无色彩而国画家认为无线条。彼时他连 一块像样的图章也没有，用豆腐干刻一东倒西歪的印记，钤于画面，有一次他问我，图章的优劣有何关系？我说这关系太大了，今后你不当如此草率。黄永玉的线 条，作为“应物象形”的手段，尚可作到尽精刻微，转折回环，均所擅长，唯线条韵味不足，类似西方保罗荷加斯速写之断断续续勾描，起伏顿挫是谈不上的。我 想，他如能虚心自处，认真攻习国画，亦可望成为一个二、三流的国画家，只是他似乎自视过高而手眼不逮，致使他至今于国画门外徘徊，这真是有些令人惋惜的。
二评黄永玉的画：呆板写实与荒率变形
造型永远是一件使黄永玉头疼的事，他也总想不同凡响，在变形上下功夫，殊不知变形是需要一些特别的天分的，莫提格里安尼之变形，非本人着意想 变，自家感受如此，故了无造作痕迹；塞尚之笨拙，性情使然，非巧密者故作“大巧若拙”状所可梦见，此塞尚之所以高人一筹处，亦别人所不可力求处。黄永玉一 图变形，即入滑稽，试看其水鸟、游鸭，类似卡通或漫画，而画面数只以至数十只鸟，其头直指一方，颇类手枪排队；其所画怀素则一典型屠户而杜甫恰似弱智怆 夫；《水浒》插图人物则更荒率不足观。而黄永玉一求写实，即落刻削，遗神而得貌，大体在日本或欧西彩印鸟类画谱中可见原型。黄永玉在呆板的写实与荒率的变 形之间徘徊，因此他的作品不会在形象上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倒是早期的木刻如那条穷凶极恶的鲨鱼和颇富神韵的阿诗玛，人们还依稀有些印象。
三评黄永玉的画：既无色彩，亦无线条
画家的成功，永远是他作品中的形象和深刻的蕴意，而不是合上画册之后浑浑然、噩噩然、喧喧然的一堆颜色和千篇一律的、杂乱的构图。黄永玉的荷 花，我不敢轻评，只觉与周敦颐的《爱莲说》：“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品格，相去不可以道里计。固然审美角度不同，正不必强求艺术家之所不能。钩 金、钩银在中国工笔画中经常使用，倘中国画讲究惜墨如金，那更不能挥金如土，黄永玉在用金粉、银粉上是近乎滥的，华丽其表，空乏其内，最后颇似漆器描花， 很可作为地主、盐商家屏风装饰之用。
概言之，黄永玉先生的画是工艺性的装饰画，品味不够高雅，基调缺乏纯净，有些故弄玄虚，有些哗众取宠，有些自命清高，一言以蔽之曰：有些伪。 真、善、美，真、善、美，不真，遑论善、美？我想这恐怕是黄永玉先生应于画外人品方面下功夫处。在笔墨上，我想倘他不在书法上花些力气，将永远停留在一个 低层次的台阶之上。最好先临一临石门颂、西狭颂，以求丰厚；再从魏碑张猛龙碑和二爨之中以求质朴，这些虽是国画初步，然谁也不能逃此大限，我们等待着黄永 玉会渐渐入门。
再论黄永玉的人品：
一、黄永玉和《苦恋》
黄永玉年龄长我14岁，我当美院国画系一年级学生时，他任美院版画系讲师，应是从香港归来四五年，据彼时香港报人中知名人士回忆，他在香港并无 藉藉之名，不似后来《苦恋》中所描述已赫然大家，只是在大公报画些题头、尾花之类。我曾看到他当年所刻几幅以儿童为题材的木刻作品，窃以为虽今之美院低班 生亦可达其水平，不过诚如鲁迅先生所说：人都有光屁股的时节，正不须如《罗密欧与朱莉叶》中朱莉叶的保姆，时时要拿出朱莉叶儿时的尿布给人看。不过黄永玉 的缺点是向白桦、彭宁诸朋友介绍自己时，不免过于浪漫，其神童式的颖悟程度竟如白居易之“生七月识知无二字”，以至于小说《苦恋》中的凌晨光在二十来岁时 已成了世界名流。这里顺便提一下《苦恋》，白桦兄当时对黄永玉一腔热情，初不料却上了黄永玉的当。在《苦恋》甫成之时，白桦曾和我通话，说给黄永玉、梅溪 念过了，他们感动得抱头大哭，兹后又闻叶楠兄云，黄永玉想主演《苦恋》改编后的电影《太阳和人》中的凌晨光，夏公讲这太滑稽了，他这才罢休。设以黄永玉的 容貌而上电影，我想那真够得上李太白所称的“尘秽视听”四字。
然事亦有不可逆料者，不久《太阳和人》被批，主要论点是凌晨光女儿在影片中的话：“你爱祖国，祖国爱你吗？”这句话乃脱胎于黄永玉日常谈话。当 白桦被批时，黄永玉则落井下石，在某权威杂志起而声明：不知道《太阳和人》是写他，倘知道是写他，那是不允许的，似乎已忘了当初与梅溪抱头失声的情景。
二、黄永玉和我曾相濡以沫
在美院当学生时，我与黄永玉无缘相识，只是很多年后，即四人帮时，他处境蹇促，百无聊赖。有一次我的好友杨先让教授告诉我，黄永玉十分欣赏你的 书法，想请你写几个字，记得我题：“卓荤观群书”和“无惑”两张字由杨转交，意思是希望他放开眼量，不以物喜，不以己悲，静心读书以解愁闷。不久，他邀我 去他京新巷四号的翦陋的小瓦房去，墙上挂的就是这五个字。在十年浩动的凄风苦雨中，这些虽已成昔年花黄、他日眼泪，但似乎不当淡忘。
不久，四人帮臭名昭著的批“黑画”运动开始，黄永玉的独眼猫头鹰首当其冲，他的朋友们都十分关切他的命运，当时白桦、张锲等人和我在贺龙元帅遗 孤贺捷生的组织之下，写过好几份材料直上毛泽东，其中就包括所谓四人帮罗织罪名批黑画的问题。四人帮既倒，关于此事，在文代会的材料中有详细的描述。当黄 永玉被人带到黑画展会场受批判的时候，我在人群中大呼：“永玉，我看不出这些画黑在什么地方。”与他握手，他当时“恐栗为儿恒状”，佝偻着身躯逡巡而去， 后来他见到我，既赞既嗔地指着我“骂”道：“你这家伙，这多危险”、“你真是美术界的侠客”。你不忘旧情，曾以龚自珍“万人丛中一握手，使我袖口十年香” 来激赏此事，我不认为你当时的感情有任何虚伪之处，因为你不只对我当面如此讲，背着我也如此讲，北京画界都以为我们是忘年莫逆了。
三、黄永玉矛盾的人格
黄永玉的为人按“性格组合论”来分析，他是相违相悖、迥然不同性格的揉合，忽而豪放，忽而猥琐，忽而傲视权贵，忽而趋附门庭，既慷慨又悭吝，既 直率又阴诈，一切随时间、地点、条件而定，宛如七月的彩云，变幻莫测。他是非常清高的，但在北京他又以“朝扣富儿门，暮逐肥马尘”著称，他面部肌肉变化之 神速，由气指颐使而阿阿谀奉承，只俯仰问事，在京门也堪称一绝。尤其当大人物八十寿诞之类的时刻，他必匐伏于地作丈二巨作，送货上门，一幅“华好叶茂”传 为京城美谈，能于一张画上同时捧两位领导人而又恰到好处，使人深感他运用诗道赋、比、兴手法之高明。黄永玉似乎是很不愿当官的，但连美术家协会副主席芥菜 子大小一职，四年前在山东选举时，因为他人缘太恶，几乎落选，为此三夜失眠。
改革开放伊始，自京新巷搬住南沙沟之后，爱国如黄永玉者，对洋货陷入盲目的贪心，竟至在室内放置六台收录机，身上挂三架照相机，其弟黄永厚当时 谪居合肥工大宿舍，家中只一台砖头大小的录音机，吱吱作水车声。黄永厚讲“家兄虽有六台立体声录音机，但我没有看见他耳朵听大”。而且黄永厚告诉我，有一 次黄永玉叫他摸摸自己穿的一件外套，永厚不知其缘故，黄永玉讲：“二千美金一件。”
四、黄永玉寡情薄义
作家冯骥才曾有名篇“雕花烟斗”记述一木刻家本人喜刻烟斗，四人帮肆虐之秋，有一位花匠时时送鲜花给正受批判的木刻家，四人帮就擒之后，木刻家 挑一最劣烟斗送他了事，寡情薄义如此，真是发人深叹。无独有偶，曾有一次黄永玉赐顾我新源里陋庐，我将一些可怜的收藏品给他看，其中唯一令他惊叹的是西安 博物馆唐昌东先生赠我的懿德太子墓的线描刻石拓片，那真是精美绝伦的唐刻。隔日，我去黄永玉京新巷小屋，递他一封信，其中就放的这张拓片，并有我的两句 话：“我很爱它，它似乎更爱你。”秀才人情，亦可谓倾囊相赠，当时他感动得至于汪然出涕。不久他回报我的的的确确是一只最劣的烟斗，烟嘴上已齿痕累累，显 是弃置不用久矣，然而天下就有这样的痴情人，我将此烟斗置于柜内欣赏着，放在案前抚摸着——在没有看清某人的本性之前，人们会被最廉价地捉弄。
有一次，在某县一文化馆的工作人员告诉我的朋友，黄永玉曾来彼县，备受款待，临向前不留墨宝却赠他“一方印”，那位朋友以为黄永玉对一普通美术工作者隆情厚谊如此，可钦可敬，然而拿出来一看，原来是一张几方寸的纸上钤一“黄永玉”的朱印，鄙吝为人，令人齿冷。
五、黄永玉政治投机
毛泽东生平之曲直是非，有待千秋论评，然其为一个巨人的存在，恐非任何人所可否认，一九七六年逝世之后，人们的心态非止一端，不似年初周恩来总 理死后之举世悲悼。黄永玉当时争当毛主席纪念堂背景画设计，以黄的艺术气质，小巧有余而滂沛不足，招架不住那浩浩然的鸿篇巨制，当年傅抱石、关山月画《江 山如此多娇》，何等气派，显然黄永玉没有关山月的本事，没有傅抱石的才气，以黄睥睨千古的抱负，固当于此与前辈一比轩轾，不幸心有余而力不足，画出之后昏 昏然一派穷山恶水之象，虽由壁毯厂工人织出略增工艺光泽，但终觉灰暗，后来不得不从国库中申请提出若干黄金，在画中山川边缘钩以金线，中央领导人看后才得 以通过。自诩超然物外如黄永玉者，也是很想与毛泽东一同永垂不朽的。
一九七六年四五事件以后，以“黑”画家带“罪”之身，黄永玉积极参加中央美术学院之木刻组，画镇压天安门反革命事件之创作，四人帮走卒工人纠察队队长马小六，赞许有加，黄永玉之喜形于色，正表现出立功赎罪的决心。
黄永玉私下谈话，对四人帮有仇恨，对毛泽东有揶揄，而行动上则政治投机，避祸趋福，众人皆知，这是客观历史造就了他这种品格，不当苛责。然黄永 玉今天正不必挥斥方遒，以为民主斗士非我谁属。在承平之世，谋士、幕僚黄不够格，退而求其次，当几回东方朔或者纪晓岚式之弄臣（当然他的学问比这两位相去 天壤），及至乱世，自以为游说者之秋，摇身一变，家奴倒戈，而为勇士。今黄永玉又托人来向中央求情，欲归大陆继续当政协委员，另一方面又作出倘不一如既 往，待以高宾，则继续其民主斗士生涯。民主斗士者，古亦有之，谭嗣同、秋瑾、白雅雨耳，断非今日在香港分一杯羹之黄永玉，天下风水不易为黄永玉一人占尽， 政治投机之结果，恐落得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国人鄙视黄永玉之为人，良有以也。
画家黄永玉
六、黄永玉这山里人
黄永玉的口头禅为“我们山里人”如何如何，的确他出生于湖南凤凰县土家族的山寨，那儿山林锦秀，古风犹存，山里人质朴、豪放、诚挚、彪悍、豪 饮，然而这些品格在黄永玉的身上，似乎很难体会到，四人帮打他为“反革命画家”，以山里人脾气，本当揭竿而起，他却十分深情地说“党就像我的母亲，我像一 个顽童，上时代的列车慢了一些，被打几下屁股，我也许会闹几下、哭一场，但是这是爱。”如此乖孩子，难怪他在适当的气候之下，是很会摇着货郎鼓，讨人爱怜 的。四人帮倒台，山里人广结四海良朋，商贾盈门。有一次大学者常任侠教授到黄永玉家小坐，因有高朋洋人在客厅，把老先生撂在小小耳室至一小时，常老忿然拂 袖而去。昔日友人、患难贫贱之交、知根知底哥儿们，他都居高临下，俨然一派高级华人姿态。养狗三只，其中两只宠物绕膝舔足，一只狼狗，足示威风，竟有一次 咬伤老妪，令京华论舆侧目。黄永玉的心态是决不让任何人得意，即使学生，亦难幸免其刻毒攻击。女画家萧惠祥，天纵奇才，尤其白描人物，有出兰之誉，然而在 生活上十分孤高，不动凡心，她在大学讲演提出绘画相对论，黄永玉冷笑曰：“自己还没有对上象，还相对论。”木刻家蒋正鸿，曾得世界青年联欢节金质奖章，黄 永玉妒恨及于门下弟子，讲他“二扒”，攻击其学德与品德。知道名画家蒋铁锋在艺术上已超越了他，虽蒋远在美国，黄亦视为仇寇。画家刘秉江、周菱为北京饭店 作壁画，使观众耳目一新，黄永玉欲掠人之美，命题指导教师：黄永玉。对同辈或前辈，多表面虚与委蛇，背后插刀，讲：“吴冠中的线条是蚯蚓描”，讲“李苦禅 成不了大画家”，“讲关山月的梅花不过是一张女人月经纸”，虺蝎为心，令人愤怒。山里人有如此刻薄的吗？
一日黄永玉兴来，宴请姚钟华等著名画家，拿出十几个国家的食物饮料，大似八国联军之宴饮。他一一介绍，此美国货也，此法国来也，此西班牙赠也， 此澳大利亚产也，真如彼所云集“天下大快乐”于一生矣。山里人本应以湖南辣椒、凤凰县土产待客，何炫耀豪富一至于此？七十年代于中央美院下放劳动时，打小 报告至工作组，陷害同道。到香港后于报端刊尾写诽谤文章、下流谩骂，无所不用其极，山里人之质朴诚挚何在？四清中，黄永玉是向工作队告密的积极分子，因此 而殃及美术理论家、木刻家王琦。然而叛徒嘴脸总为人所不齿，难怪有一位曾任中央美院四清工作组长者，在合肥工业大学讲话，提到中央美院有很多名画家他都认 识，如李可染、李苦禅、蒋兆和、董希文等等。听众有人问，“黄永玉你认识不认识？”他说：“黄永玉算不上，这个人品质恶劣极了！”当他知道黄永玉的弟弟黄 永厚正在场时，补充说：“当然不是指他的政治品质”。所以，卖友求荣，最后也不会给人好印象的。
七、我记得黄永玉的好处
在四人帮猖披天下之时，我与黄永玉曾相濡以沫，那些动人情景，我是不会轻忘的。他为了看我的父亲，到过南通市一条寻常巷陌，并为了慰我的思家之 情，画了一张家门的白描送给我。我也总怀着感激之情，怀念先严去京新巷看他时，他连尿罐也准备妥当，因为京新巷四号是没有厕所的，黄永玉唯恐老人步履艰 难，体贴如此，我十分感动。他又以极恭敬的线条为家翁造像，我以为这在黄永玉的肖像中是上乘之作，即使至今天黄永玉如此刻毒地攻击我，我以为画父亲肖像时 的黄永玉，不是今天的黄永玉。希腊哲人云：“人们不会走进同一条河流。”一切都在变，变得令人匪夷所思。
我感谢黄永玉曾如此对我已故的父亲，于是世上就有了黄永玉题封面的《子愚吟草》；就留下了父亲怀着深情写给他的两首诗。这些诗出于一个对人生无 所奢求，即使印出诗集也决不送人的孤高之士，老人对黄永玉如此厚爱，不过是由于我给他讲过很多很多的黄永玉的高风美德，我欣慰的是他老人家永远不会知道这 以后的一切，这使我懊丧、愤怒、悲凉的一切，人啊人，你为什么如此？为什么会如此？！
八、黄永玉和《范曾美术馆》
我追忆往事，不禁黯然神伤，当我的父亲病在垂危，黄永玉已早对我包藏祸心，那时日本友人正在彼国岡山县建立一所永久性的“范曾美术馆”，是黄永 玉一次又一次写信到中央，攻击这件对中国人说来本是十分辉煌的事，他在信中讲，这不是什么美术馆，而是一个小画摊，说日本德高望重的岡奇嘉平太先生是受人 欺骗，当上了名誉馆长；至于我则完全是一个骗子，一个李万铭式的人物，舌毒如焰，不必详述。我的确没有去成日本，“范曾美术馆”的开馆典礼成了没有嫁娘的 婚礼。而当黄永玉等弹冠相庆的时候，我凄迟千里奔丧，我当时唯盼彼苍者天能加父亲哪怕一年的寿考，能东渡扶桑，看看他的儿子是不是李万铭式的人物。
当黄永玉得意忘形的时候，他打电话给诗人艾青，说由于他的一纸呈告，范曾已不能赴日，美术馆告吹。五分钟后，艾青的夫人高英给我打电话，只评黄 永玉两字：“无耻。”公理自在人心，在北京的美术家们，只要主持正义，对这种丑行无不嗤之以鼻。 人间不缺乏美和善，一年之后，我赴日参加“范曾美术馆”一周年庆祝隆典，我在会上讲：“樱花一年一度盛衰，飘零的是花瓣，留下的是永驻的芳香，落红不是无 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我的作品是精神的‘落红’，它飘洒在日本的土地上，培育的是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不朽的信念和情愫。”
九、黄永玉和黄永厚
黄永玉的胞弟黄永厚，才能在黄永玉之上，其散文迭宕纵横、其绘画光怪陆离、其书法亦俊逸清新。而黄永厚之容貌与乃兄岂止大同小异，几乎像孪生一 对。只是两人的品德大相径庭，兄薄弟厚、兄狠弟慈、兄俗弟雅，自古邪正同冰炭，黄永玉最害怕的是世界上出现“二黄”，侵犯了自家的风水。大龙错版邮票倘若 世上有两张，最好烧掉一张，那另一张价值连城。黄永玉在压制黄永厚方面，暴露其人性上的恶劣，达于极点。黄永玉不愿黄永厚成为教授，当我去合肥时，黄永厚 尚未当上副教授，然而璞中之璧，岂会埋没。我以为评职称之时，“副”字已非必要。我希望他成为正教授，在我与刘海粟先生的力举下，高教委终于批下正教授之 职称，这是黄永玉始料所不及的。于一饭局上，华某某含嘲带讽问黄永厚之职称，并云可回合肥争取，黄永玉慢慢地说：“评上了！”华急问：“什么？”永厚两分 钟后说：“正的！”举座鸦雀无声，永厚更进一步讲“范曾、刘海粟推荐！”黄永玉面含愠色，讲：“你怎么不请李可染？”永厚讲：“范曾是国务院学术委员会成 员，有资格推荐。”这顿饭不欢而散。“二黄”皆成教授，差距越来越小，这一统天下保不住了。黄永厚少时当过***小兵，一次黄永玉“关切”地对黄永厚讲： “你别老是抛头露面的，你过去不是还有那一段吗？”改革开放以来，黄永玉亚、欧、美、澳跑个遍，声称给黄永厚谋一出国展览机会，结果至今泥牛入海。黄永厚 讲：“君子求诸己”，自己上了一趟新加坡，终于轰动狮城。黄永厚一向清贫，但决不仰人鼻息，确有山里人强劲。有一次到乃兄家，临行嫂子拿出四百人民币 （60元美金）以壮行色，彼时黄永玉已是大陆画家首富，一件外套二千美金，如此刻薄待弟，明摆是嗟来之食，黄永厚放于桌上扬长而去。一日黄永玉在吴祖光先 生家看到黄永厚给吴欢画的一只白虎，当场踩于地下，臭骂垃圾，其对亲兄弟之仇恨，何至于此？！
十、黄永玉与吴铎
关于范曾假画案，黄永玉所投注的热情可谓举世无双，容我慢慢说来。
四年前北京有吴铎者，专以剽窃本人作品为业，并伪刻范曾图章，进行诈骗，曾被公安局审问，并被日本《朝日新闻》揭发。而黄永玉的心腹与日本某华 侨勾结收买他的画在日本展览，全部是幻灯放大或对临本人画册的作品，经我揭发之后，黄派心腹邀吴铎至其家面授机宜，并说，你的画本来就比范曾的好嘛，鼓励 他继续大干下去，另一方面黄之心腹在外扬言，范曾的画很快会一落千丈，不值一文。从此吴铎成了黄永玉家的座上客，并把他带到家乡湖南凤凰县，当着很多人的 面讲：“吴铎，来两张范曾”，吴铎即伏案作画，竭尽丑化本人作品之能事，然后大家轰堂大笑。吴铎之人格，即使人家对他如犬如豕，也不会有心灵上的愧惑，人 家已不把他当人玩了。而私下黄永玉指着吴铎的画对黄河（画家，黄永厚之子）讲：“到底还是不行啊”，黄永玉就是这样一个灵魂阴诈的人。他的这种痞子手段， 恐美术界更无第二人。吴铎有黄永玉为后台，有恃无恐，法律报记者为假画和剽窃事件去采访他，他说，你叫范曾去问某中央领导去。记者问他，为什么你画的、题 的都和范曾画册上的一样，他无赖地说：对了，我也奇怪，怎么和范曾想得一样？也不知道是我抄范曾，还是范曾抄我。
十一、黄永玉诬蔑范曾制造潘天寿赝品
十年前友人李雪庐先生与我在画家吴悦石家饮酒，酒酣，李雪庐属我画一幅怪诞的作品，以奇制胜，我讲潘天寿画一头陀，宛若一山，今亦试用其意画一 达摩，乃将纸铺于地上，用白描几分钟勾一长髯高僧，身体则以山石皱法为之，题款范曾所作，即非潘天寿画中人物，亦非潘天寿作画技法，更非对临，送给李雪 庐，作画的目的不过是自娱娱人而已。进言之，以范曾人物画之水平，须不须去制造潘天寿人物画的赝品？以范曾人物画之价格，有没有必要去制造赝品？自香港报 纸发表黄永玉的无聊文章“贼喊捉贼”之后，李雪庐颇感内疚，对香港艺术家联盟主席谢宏中先生讲：因为需钱孔急，把这幅画卖了，初不料会出现这种问题。人心 如黄永玉之险恶，真令人不寒而栗。
近两年之台湾名人画廊范曾假画案和佳士得公司范曾假画案，黄永玉都迫不及待地跳出来为赝品辩护，其谬论有三：一、范曾画本来不行，何必伪？二、 范曾完全是为了炒自己的名声，故年年揭发伪画；三、范曾本人即制造潘天寿的赝品，贼喊捉贼。然而墨写的谎说掩盖不住事实的真相，今台湾诈骗犯胡登峰已被判 一年零十个月徒刑，黄永玉还会粉墨登场吗？你所支持的吴铎，相信也会受到法律制裁，黄永玉这幕后执鹅毛扇者，我希望你不要“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 命”。
十二、黄永玉打击同道不择手段
一九八六年山东美术出版社出办《青年艺术家》杂志，当时正好全国美术家协会代表大会在济南举行。黄永玉看到创刊号上有介绍我的照片和专文画页， 立刻纠集华某某、韩某某通过山东省有关部门阻碍该刊的发行，然而创刊号几万册已印就，而且有几百本已发至邮局。黄气急败坏，通过发行机构追回，并且准备集 中销毁。后来范曾与北京文艺界知名人士王景愚、马季、林丽芳等人联名致电山东，坚决反对此举，并提出倘任黄永玉等一意孤行，将向法院提出申诉，这才制止了 黄永玉的一场阴谋。
同年公安部举行展览，曾请我画一钟馗，顾问李某某星夜赶往黄永玉家，告诉他必须阻拦此画的展出。黄立刻画同样大小一张钟馗，送去公安部，为此引 起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官司。公安部、中宣部、文化部领导为此两幅钟馗的取舍作过多次的商量、批示，有的讲同时展，有的讲展范而不展黄，有的讲展黄而不展范， 有的讲都不展，最后决定全不予展出。黄永玉在北京为打击对手，不遗余力，此一例也。一九八四年湖南人民美术出版社欲出版《范曾画集》，黄永玉和华某某分别 两次到长沙，阻止出版。讲范曾有严重问题，所以不让他到日本参加“范曾美术馆”开幕式，出版此书是严重的政治事件，果然起了作用，此书从印刷厂撤回。同年 国务院公布学术委员会评议组成员名单，这是中国最高学术审批机构，范曾名字忝列其中，责任编辑徐中敏拿着报纸去找湖南有关部门，最后才决定重新开印。黄永 玉打击对手，不择手段，此又一例也。一九八五年《艺术家》杂志有专辑介绍我的艺术，由新加坡评论家刘奇俊著文，此书由黄永玉作为范曾私通台湾“敌对势力” 的材料，送到中央，黄并几次三番有蝇头小楷写信到中央领导，揭发检举我的“罪行”，告密者故伎重演，当然不会得逞，徒逸天下笑柄。
十三、黄永玉大打出手
在种种造谣、攻击、迫害的手段用尽之后，黄永玉真的大打出手了。他派其心腹周葆华到北京画店对刘克欣讲，你告诉范曾，我们要打他。在美术馆一次 美展会场，忽有一矮矮动物撞我，定睛一看，乃叼着烟斗的黄永玉。不久我与香港女画家余妙枝、前人民日报记者胡思升在北京饭店吃饭，另一桌为黄永玉、黄永 厚、梅溪三人。当着众多外国人，忽然黄永玉大喊：“我今天要打一个人！”黄永厚立即站起来挡住去路，我则以将一瓶啤酒看准，倘黄永玉施以拳脚，我则投桃报 李，击以酒瓶。然而由于黄永厚与梅溪之劝阻，丑剧告终，黄永玉愤愤而去，而邻桌范曾等三人，则不动声色，继续饮酒。后来北京美术界盛传黄永玉拳打范曾，范 曾瓶敲黄永玉，此乃演义，未完成式变成进行式。其实以黄永玉之三寸丁葛树皮和嶙峋瘦骨，何待用啤酒瓶，以本人少小时学得的一、二散拳，足以使起跪地求饶。 北京美术界文采风流、扫地以尽，黄永玉，黄霸天也。
十四、黄永玉欲壑难填
黄永玉由于他难填的欲壑、悭吝的为人、刻薄的性格，使他永远在痛苦、烦恼、暴怒、狂喜中自我折磨和煎熬，他看到周围的人都不顺心，罗曼罗兰有 云：“一个人周围人们的面貌，大体是自己造成的，这谁也怪不了。才能高于他的，他仇恨、打击；整过他的人，他报复、上诉；达官贵人，他伺候周旋；洋人商 贾，他拍马、招待；洋货要囤、外币要存，半山房子要买，骑士勋章要得，女儿婚变，洋媳私奔，他生活在一锅热粥里，得意时少，怨怒无常时多，有好几次妒、 恼、怨恨，七情六欲攻心，竟至昏厥倒地，口吐白沫，他很累，很值得同情。
由于黄永玉出生微寒，山里人没见过大世面，一旦发迹，物质的诱惑使他目迷五色，宛如杰克伦敦笔下那个在荒原饥饿得太久的人，见了所有可吃的东西 都往床下塞。一切对他都新鲜，任何新玩意儿都能使他沉醉。皮鞋上的一个名牌商标，早被商人们淘汰了的手表上的计算器，一万元一只的超低音喇叭，都足以使他 翘起脚、撩起衣袖向人炫耀。他使我们不禁想起柳宗元笔下的一种背上有粘液的虫子——蝜蝂，一路见东西就粘于身上，直到压死为止。
风度不太好装，真正的高风度，恐怕得修几世才行。黄永玉这土法上马的贵族，已有不少事贻笑大方，你比不上世家大族，甚至比不上破落户的飘零子弟，——山里人本无悲哀，这是你自找的悲哀。
十五、认识黄永玉的丑恶灵魂
我向世人披露以上的情况，仅仅是想把黄永玉这位画家的灵魂展示，使人们对他有一个生动的了解，了解被个人的贪欲、妒忌、私心、诡计所煽惑的心 灵，宛若地狱般的黑暗。他散播给大地的除去仇恨和痛苦之外，更无他物。你对先辈们的污秽的攻忤，不会因为你一篇“大姚堡胡同甲二号”的文章，得到亡灵们的 宽恕。历史上的确有无才的前辈仇视后辈，竟至于施行慢性自杀者，如德国的萨里瑞之于莫扎特；也有卓有才华的前辈妒忌后辈，暗中派杀手者，如吴道子之于皇甫 轸；而小有才具，手段却远胜前人者，黄永玉是其人焉。
我敢在神圣的上帝面前发誓，我说讲的一切没有一件虚构，我不会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仅希望黄永玉能于月朗风清之夜，扪心自问，一生之中作过多少卑污的坏事，构陷过多少人，说过多少谎，瞒过多少人？
有道是慈悲海上君可渡，菩提树下有坦途，有道是天藏巨眼，把你关注，我希望黄永玉从泥淖中爬起来洗心革面，须知心外本无佛祖、大地即为蒲团，祝你朗然彻悟。
我希望你心灵那方只生荆棘与毒刺的土地上萌发一点新绿，希望你带给人间的不再是秋的萧瑟，而是春的温暖。
这里有一篇对范曾《蝜蝂外传——为黄永玉画像》的反驳文章
日前与唐欣到沙滩美术馆看展览，大约是看到了地方想起了人，老唐提到网上闲逛时遇到的一篇“奇文”，说是写得很有意思。过了几天，他就给我传来了画家范曾的《蝜蝂外传——为黄永玉画像》。老唐是见多识广的人，他说此文恐怕是范曾最好的文字了。所以收到后一口气就读完。读后的感觉也是异常的清晰：“狗咬狗，一嘴毛”。
先让我们跟着范曾的导引看黄永玉的画作。在“国画尚未入门”的标题下，第一句话是“黄永玉的画巧密有余而睿智不足”。隔了不足一行字，他为了批判黄永玉的画“无佛家所谓的深入法性的‘如有智慧’”，一不小心，说出了黄永玉作品的两个好来：“他早期的木刻作品极尽工细”“善用刀法变化”。一个画家，一个中国的当代画家，他的作品具有“巧密有余”“极尽工细”“善用刀法变化”这几个连恨他入骨的范曾也不得不承认的长处，已经殊为不易了。不成大师，可作小师；不成小师，也可以做看客嘛！看看最近中国美术馆名为《精神与品格——中国当代写实油画研究展》，210幅展览作品号称是从2800幅参选作品中选出来的，但又有几幅能称得上是“巧密有余”“极尽工细”“善用刀法变化”？中国美术家不是在进入21世纪才发明创造出虚假、浅薄和浮躁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如果黄永玉的版画真的具备了范曾说的那几个特质，他也就算是一个“小大师”了，值得人们尊重了。至少他不比画界那些纯粹的骗子，他花了点心思，下了点功夫。在画坛混了几十年，国画虽未臻于一流，但也未必不是一个明眼人，未必就是一个门外汉。范曾不遗余力地攻击，使劲过猛，暴露了自己棱子肉上小而难看的硬伤。
再让我们瞧瞧范曾写黄永玉的人品也很有意思。据范曾讲，黄永玉对待朋友是背信弃义，落井下石，黄永玉对待一母同胞则是薄情寡义，猪狗不如；黄在政治上则是阿谀奉迎，大搞投机，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一言以蔽之，黄永玉整个不是个东西！而且黄永玉不是突然不是东西的，他是生来如此，一贯如此。黄永玉比范曾年长14岁，范曾“当美院国画系一年级学生时，他任美院版画系讲师。”范曾应该对黄永玉有所了解，尤其是对他远扬的坏名声不能不有所闻。假设范曾是一个堂堂正正的君子，他就该知道“道不同，不相为谋”，他就断不肯与这样的小人有任何的瓜葛，更不用说“相濡以沫”了。但让人大跌眼镜的是，他竟然“相濡以沫”了，先是听到黄永玉说他的字好，赶忙写好了屁颠颠送去，而且一送两幅，而且苦心孤诣、字斟句酌劝慰黄先生；接着看到黄永玉喜欢他藏品中“懿德太子墓的线描刻石拓片”，而且此物既是朋友的赠品，又是“精美绝伦的唐刻”，他竟赶忙写了“我很爱它，它似乎更爱你。”这样无厘头的昏话，并把心爱之物封好了，于“隔日”送至“黄永玉京新巷小屋”，这次是屁颠颠亲自去。就是在叙述这两件蹊跷事的中间，范曾抽空笑黄永玉在“大人物八十寿诞之类的时刻”，“必匐伏于地作丈二巨作，送货上门”的臭事，这无疑成为绝佳的“五十步笑一百步”的当代翻版。作为一个读者，我们也可以引用一次鲁迅先生的话，人都有光屁股的时节，正不须如《罗密欧与朱莉叶》中朱莉叶的保姆，时时要拿出朱莉叶儿时的尿布给人看。范曾刚刚用这句话揶揄过黄永玉，现在我们用它揶揄范曾，可见，语言文字这东西也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不仅他自己与黄永玉这个坏小子“相濡以沫”了，连他的父亲也与之“相濡以沫”了：他的“先严”也曾颤巍巍、屁颠颠跑到京新巷看望黄永玉。据儿子范曾说，范老汉是一个“对人生无所奢求，即使印出诗集也决不送人的孤高之士”，但就是这样一个孤高之士，由于儿子“给他讲过很多很多的黄永玉的高风美德”，由于黄永玉在“孤高之士”光临时唯恐步履艰难，给他准备妥当了尿罐；由于黄永玉“又以极恭敬的线条为家翁造像”，老头老大不小的年纪，竟然也按捺不住***，“怀着深情写给他两首诗”。曾几何时，父子两代与黄永玉“相濡以沫”，诗话酬和，如今反目成仇，反过来给天下人说他们如此巴结逢迎的人不是个东西，天下人信耶？不信耶？范曾白纸黑字，红口白牙，明明断定黄永玉的画作“既无色彩，亦无线条”，这里又说“极恭敬的线条”。能在线条中表现出恭敬的画家不就是“大家”吗？范曾已经笃定了黄永玉是一个坏人、小人、俗人，哪里有“很多很多的”“高风美德”值得渲染给自己又“孤”又“高”的大爷？他“尚未入门”，哪里还有什么“上乘之作”？这样的反手为云，覆手为雨，天下人信耶？不信耶？
有网友在转贴这篇文章时曾发表看法：“原本不相信文革中范曾能有狠批沈从文先生的尖刻文笔，但看了这篇‘范文’，不由得不信了。”范曾的文章有例证，有引用，有推理，有判断，有点有面，有棱有角，以点带面，以偏概全。希望从画作、人品、人格全方位画出黄永玉的可憎嘴脸和丑恶灵魂，并从艺术和精神两方面干净彻底地灭掉黄永玉，顺便在对比中给自己塑起一座高大全、真善美的汉白玉来。怎奈才力有限，套式陈旧，用心太急，加之使劲过猛，所以文章前矛后盾出，瑕疵颇多。让后沈从文时代的读者不禁想起一句格言：“狐狸责备陷阱，却不责怪自己。”
据范曾说来，黄永玉的画不够格、人不够格，浑身上下没有一点好处。像黄永玉这样“永远在痛苦、烦恼、暴怒、狂喜中自我折磨和煎熬”的伊阿古似的坏蛋，本来就该被扫在历史的垃圾堆里，万劫不复。他怎么反而在中国美术界成了一个人物，呼风唤雨，为所欲为的？难道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像他这样的骗子、伪君子的“司马昭之心”本来应该是路人皆知的，怎么直到今天才由范君使出如此大的力气来揭露和批判？范文开宗明义的说：“我忍耐着，一月月、一年年的忍耐着。”为什么要那样痛苦的来忍受，是不是有难以言传的难处？正像范曾所说，这些疑问，“对世人是团团的迷雾”，需要有人做出令大家信服的解释。范曾君敢为天下先，铁肩担道义。由他出来作“一次彻底的、公正的剖析”。那么我们就怀着好奇，耐着性子看下去。但范先生的嘴里到底没能吐出一支非洲的象牙来。
黄永玉是不是东西，是不是好东西，说到底，也只有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在该文后面《黄永玉和〈范曾美术馆〉》《黄永玉与吴铎》《黄永玉诬蔑范曾制造潘天寿赝品》等几个小标题下得到了直接的、充分的宣扬，并且在暧昧中逐渐明确，最后定型。这个标准不是客观的标准，不是群众的标准，不是艺术的标准，不是道德和人格的标准，甚至不是一篇文字游戏的标准，而是范曾唯我是用的标准。只要黄永玉给范老先生准备尿器，就是让人“十分感动”的；黄永玉给范老汉“造像”，他就不仅有“线条”，而且是“极恭敬”的线条；只要他永远记着范曾的好处，不坏范曾的好事，他就是个好东西。否则,他就是一个骗子手和伪君子。设想黄永玉和范曾经常人模狗样，行走在中国当代画坛，马马虎虎也算两个画家，如此的标准，如此的水平，如此的文风，真的使“北京美术界文采风流、扫地以尽”。但我是个悲观主义者，好像两条龇牙咧嘴的狗，隔着北京饭店的桌布和餐巾咻咻相向了一番，“后来北京美术界盛传黄永玉拳打范曾，范曾瓶敲黄永玉”，如此无聊的一个“界”是“北京美术界”么？如今的北京真有一个“美术界”么？假设有那样一个界，有可以扫地的“文采风流”么？
最后说一则狗的小故事：有一只狗习惯静悄悄地走到人的身边，然后张嘴咬人，主人只好在狗的脖子上系了一个铃铛，提醒别人注意这只狗。这只狗摇着铃铛，很神气的来到其他狗的面前炫耀。一只上了年纪的狗看见了，嘲笑他说，“你神气什么？主人给你带铃铛并不是因为你了不起，而是提醒大家你是一个危险的坏蛋。”在我们的故事中，《蝜蝂外传——为黄永玉画像》不是别人给范曾先生系在脖子上的铃铛，而是他主动给自己挂的一个铃铛，它发挥了自己的作用，响得非常刺耳，时刻提醒着怕狗的人们。
午门城下的沈从文
作者：陈徒手
一九四九年是沈从文的一个重要关口：他转入了在历史博物馆三十年的日子，一生由此断然分成鲜明的两段：文学创作和文物研究。在那风云动荡的三十年里，他的同时代朋友对他充满巨大的不解、疑惑和同情，而后来人面对沈先生投向历史瘦弱的背影时则不由发出说不尽的感慨。
一九四九年是沈从文的生死线。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十一日他在《光明日报》发表检讨式的长文《我的学习》，其中就谈到一九四九年的困顿：“北京城是和平解放的，对历史对新中国都极重要，我却在自己作成的思想战争中病倒下来。”沈从文约定俗成地使用了当时流行的“思想战争”这几个字，恰好表达了情感枯竭、崩溃的真实状态。
事隔四十多年，沈从文的夫人张兆和在北京崇文门寓所平静地回忆道：
一九四九年二月、三月，沈从文不开心，闹情绪，原因主要是郭沫若在香港发表的那篇《斥反动文艺》，北大学生重新抄在大字报上。当时他压力很大，受刺激，心里紧张，觉得没有大希望。他想用保险片自杀，割脖子上的血管……
当时，我们觉得他落后，拖后腿，一家人乱糟槽的。现在想来不太理解他的痛苦心情……
韩寿萱那时是北大博物馆系主任，从文就去帮忙，给陈列馆捐了不少东西。很自然而然地就转到文物这一行，不在北大教书了。幸好他转了，转的时候有痛苦，有斗争。他确实觉得创作不好写了，难得很。（一九九○年十二月七日采访）
被沈从文称为“百科”的周有光是沈从文的连襟，著名的语言学家。谈到那一段岁月，九十二岁的周有光意犹未尽：
解放前中国知识分子大多倾向***，而沈从文感到恐慌。当时我不在国内，对这一点觉得很奇怪。那时情况知道得太少。现在想来，郭沫若批沈从文是不公平的，这是一种政治性贬低。郭为了政治意图一边倒，揣摩上面的意图，他当时批评许多人都是错误的。
沈从文自己讲，郭沫若对他很不好。
在没地方安放的情况下，把沈从文安排到历史博物馆，领导上不希望他做什么大事。整个处于在政治上被压制的状态，解放后的文学生活几乎没有了，创作萎缩了。沈从文的优点是随遇而安，把坏事变好事，发挥主观能动性，在倒霉的时候也能做出成绩。
后来让他上革命大学，让他改造思想，让他慢慢明白……（一九九八年三月十七日采访）
对沈从文相知较深的老同事、八十多岁的文物专家史树青当年曾同沈从文一起在革命大学学习，只不过沈在以社会名流为主的一部，而史在以普通职员为主的二部。史树青说：
在革大时，不少学员都抱着看看再说的态度，不知***能否长久？在那里学习，主要是交待思想，丢掉对美国、***的幻想，进行思想改造，洗脑筋。进去时压力大，沈从文有，我也有。记得那时几千人听艾思奇做报告，场面很大。有的人表态时痛哭流涕，有少数人不能毕业，后来都逮捕了。学习时，没有农业劳动，有时在校园里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一九九八年四月十四月采访）
张兆和记得，在革大毕业时，校长刘澜涛给沈从文发了毕业证书。隔了二年，沈从文在一封未寄出的长信中谈及当时心情：“在革大时，有一阵子体力精神均极劣，听李维汉讲话说，国家有了面子，在世界上有了面子，就好了，个人算什么？说得很好，我就那么在学习为人民服务意义下，学习为国家有面子体会下，一天又一天的沉默活下来了。个人渺小得很，算不了什么的！”他在信中连续四次说到“个人渺小”。
史树青回忆，沈先生的脖子上有刀割的痕迹，但他后来一概不谈自杀之事。
在历史博物馆早几年的工作情形，沈从文自己曾在笔下流露一二：
我在这里每天上班下班，从早七时到下六时共十一个小时。从公务员而言，只是个越来越平庸的公务员，别的事通说不上。生活可怕的平板，不足念。
每天虽和一些人同在一起，其实许多同事就不相熟。自以为熟习我的，必然是极不理解我的。一听到大家说笑声，我似乎和梦里一样。生命浮在这类不相干笑语中，越说越远。
关门时，独自站在午门城头上，看看暮色四合的北京城风景……明白我生命实完全的单独……因为明白生命的隔绝，理解之无可望……
这是沈从文一九五一年给一位青年记者未发出的信，文中浸润出的那份伤感、孤独和无望贯穿他以后很长的岁月，尤其在遭遇政治风暴时，这种感伤就更被放大，也更为隐蔽。
历史博物馆及国家文物局历任领导对沈从文的“转业”充满复杂而微妙的情感。史树青回忆：“文物局长王冶秋接近郭老，业务上靠郭老。他觉得沈先生转行是文人来避风，文物界有无沈先生没关系。他对沈先生的使用没怎么安排。”老同事杨文和说；“馆里有一段对沈先生不好，沈先生情绪低落。沈先生要什么不给什么，沈先生要一间办公房，当时办公室很多，我们也说，给沈先生一个房，馆里就是不撒口。我曾听一位副馆长说，‘沈从文，哼，鸳鸯蝴蝶派！’”（一九九八年四月十四日采访）
沈从文后来自己描述道：“事实上，我就在午门楼上和两廊转了十年……记得当时冬天比较冷，午门楼上穿堂风吹动，经常是在零下十度以下，上面是不许烤火的，在上面转来转去学习《为人民服务》，是要有较大耐心和持久热情的！我呢，觉得十分自然平常。组织上交给的任务等于打仗，我就尽可能坚持下去，一直打到底。”（见一九六八年十二月的一份检讨稿）早十年，沈从文除了在馆里鉴定、收藏文物外，常到午门楼上展览会自愿当解说员，他自己称之为“唯一和人民碰头的机会”。”
汪曾祺当年亲眼看见老师沈从文非常热情地向观众讲解的场面，不免唏嘘而叹：“从一个大学教授到当讲解员，沈先生不觉有什么‘丢份’。他那样子不但是自得其乐，简直是得其所哉。只是熟人看见他在讲解，心里总不免有些凄然。”
这种凄然感在多年老友萧乾身上也曾出现过。一九九八年三月九日下午在北京医院病房，萧乾向笔者讲述了当年那一难堪局面：
那个时候他在故宫处境不好，一个那么有名的作家，到了新社会反而难处。当时有中苏友好协会、工会之类，挑着人入会。听说就没让沈从文加入，在政治上给他压力。
我跟他有几次接触，彼此的心情都很复杂。有一回我陪外宾去故宫参观，恰好是他在解说，拿一根讲解棍，非常认真。我看了很伤心，觉得这是一个青年人干的事，怎么让他干？我怕影响他，也怕伤害他，躲得远远的，没有上前跟他打招呼。
像沈这样的中国知识分子在那样年代里是很难抬头的。
老朋友郑振铎当上主管文物的文化部副部长，沈从文没有因事找过他。一九五八年三月，郑振铎参加馆里工作会议，在会上作了总结：“历史博物馆在午门前面，***时期是灰溜溜的，一天只有三五人入门参观。而这几年来，进步很大、很快。”会后，沈从文遇到了郑振铎。史树青看到了两人见面的情景：“沈先生看见老朋友很激动，还掉了眼泪，说：‘我现在不搞文艺了，研究文物还不够，你应该多关心文物。’郑振铎说什么话我忘了，但郑似乎感到沈先生还是落后分子。”
在老同事的记忆中，历史博物馆的几任领导尽管情况各异，但都依据上面精神，把沈从文看成是“统战对象”，采取冷处理的办法：
张文教是馆里第一任书记，五十年代初就到了馆里。他曾在抗战时期率领八路军队伍保护过金代藏经，还牺牲了几名战士。他看不起旧知识分子，对沈从文这样的专家不太客气，动不动就训人一顿，训得太严。而且张经常诈人，让人交待历史。他业务不能，过了许多年还不能。他曾跟我学铜器，学诗经，但都白讲。
文革时，我们一起当上“黑帮”。他填表时，“专长”一项写了“打倒帝王将相”和“爱吃窝窝头”。他就是这么一个人，左得厉害，把我们都看成敌人。他认为沈从文是混饭吃，责问沈买那么多瓷器干什么？是不是浪费国家钱财？而沈先生觉得中国瓷器工艺水平最高，有研究价值。（史树青，一九九八年四月十四日采访）
沈从文从干校回到北京，他在东堂子的三间房子被一位工人同志在文革中强占。沈提出落实房子和著作出版问题，但迟迟解决不了。为了出那本服饰的书，打了一个报告到文物局，一直压着。王冶秋在出版上不表态，他的老伴、文物出版社社长也就不积极。王冶秋不点头，怎么印出来？王冶秋对沈有看法，认为沈是灰色的旧知识分子，是在旧社会培养的，要控制使用。
那时沈找过我，发过牢骚。我只能做一些解释工作，我是副馆长，只能提意见，没有决定权。杨振亚馆长认为沈不是主要人才，并说“要走就走”。沈很有意见，后来带着激愤的心情离开历博。
有一点我说明一下，历史博物馆建成以后，由于挨着大会堂、天安门，有关部门曾来馆里审查，把一些右派分子、政治面目模糊的人员强行调离出去，而沈先生留下来了，说明当时政治上还是比较信任他的。（原历博副馆长陈乔，一九九八年五月六日采访）
在那漫长的岁月里，我们很难从沈从文的口中、笔下得到他对领导的意见。他是一个沉默的人。只是到了一九六八年“大批走资派”的年代，我们才在沈从文的检查稿中读到那样的激愤：“这是谁的责任？我想领导业务的应负责任。他本人对文物学了什么？只有天知道！说我飘飘荡荡不安心工作，到我搞出点成绩，他又有理由说我是‘白专’了。全不想想直接领导业务，而对具体文物业务那么无知而不学，是什么？”
据张兆和介绍，沈从文有写日记的习惯，但只是简单记几笔。在现在已经公开的一九五三年三月的几则日记中，竟反复着一个“多事烦人”的主题。如，“可能还是多事……多事可能对他们即是一种搅扰”（三月二十八日）；“对人过于热心，对事过于热心，都易成多事，无补实际……极离奇，人人均若欣欣向荣，我却那样萎下去。相当奇怪”（三月三十日）；“……少说或不说馆中问题，凡事禀承馆中首长——馆长，主任、组长……要作什么即作什么，实事求是作一小职员，一切会好得多。对人，对我，对事，都比较有益”（三月三十一日）。
这是沈从文生活和工作的质量都很低劣的时候，苦闷无法排遣。然而，一旦碰到具体的文物工作，沈从文就仿佛变了一个人。
看见好东西，沈先生就想办法买回来。自己先垫钱，再交给馆里。如果馆里不要，就自己留下。有时时间看长了，别人弄糊涂了，结果变成公家库藏的，沈先生也不在意。如《阿房宫》长画卷他自己买了，后来弄成馆藏。现在历博中，织绣藏品基本上是他收购的，馆里收藏的服装、硬木家具、铜镜等不少文物都由他经手过。
故宫办了一个《红楼梦》展览，沈先生很热心地把库房里的衣服找出来放在旁边，用实际文物来配合。馆里很多人在学问上得到他帮助。记得有一本馆里图书《历代古人像赞》，沈先生加以批注，抄写字条贴在书里，让别人看时注意，比如此像在何处可找，为何比别处更好之类话语。（李之檀，一九九八年五月五日采访）
沈先生在馆里解说时，连小脚老太太都接待。他还在库房编目，规规矩矩地抄成大卡片，他的章草真好，真秀美。他还买来二十多件晚清瓷器做茶具，捐给馆里，便于接待外宾。对我们讲心里话，不讲虚话，老鼓励我们读书，常说，“你们不读书怎么为党工作？”
陈伯达有一句“厚今薄古”的话，沈先生却说博物馆应厚今厚古，今天厚古还不够，应该多向古代学习。他反对把博物馆办成文化馆，为馆里读书风气不浓而焦急。（史树青，一九九八年五月八日采访）
一九五七年沈先生到我们故宫织绣组当顾问，带我们上课，上荣宝斋、珠市口。给他几十元车马费，他不要，全买了书存在织绣组的书柜里。给中央美院学生讲课，学校给他一百元，他让我们退财务处，说，“不能再拿国家钱”。而他自己掏钱请人绘画，然后又租黄包车到学校，车上装了各种实物、绘画作品，以便让学生看明白。
一九五八年沈先生当教材顾问，把自己的笔记统统拿出来给大家参考。从全国调来写作的专家住在香山饭店，而沈先生不肯在饭店住，自己在家里白天黑夜地干，流着一身汗，工作量比编写的人还要大。
沈先生在我们面前从来不说苦恼，只谈业务。文革中他下乡看鸭子，无书可看，就利用手中一本《人民中国》，在空白处写满字寄给我们，内容大多是文物方面的考证。他在信中告诉我们，“什么材料没有，我就这样做学问”。我们要写《中国染织》，他就用毛笔抄了一大沓材料给我们。文革中吃了苦头，我们曾想不干文物了，沈先生知道了叫我们去，他躺在床上，精神不好，似乎要哭的样子。他说，“眼光看远一点，这些事你们不做谁做？”（沈从文的学生黄能馥、陈娟娟，一九九八年五月六日下午采访）
一九五九年一月八日是沈从文五十八岁的生日，这一天他在故宫陪三十多个年轻美术学生看了一天绸缎和陶瓷，非常疲累，回家后独自一人听贝多芬第九交响乐，觉得声音那么欢乐而清静。在音乐声中，他给云六大哥写信，信中说：“我总深信只要工作对国家整个向前有益，也就够了。个人吃点亏或生活寂寞些，都无妨。”
他此时最大的感叹是，“没有一个真正知道我在为什么努力的人”。
与热闹的文坛遥遥相对，寂寞中的沈从文有时会悄悄地说出惊人的话：“文坛实在太呆板了。”“巴金或张天翼、曹禺等高手都呆住了。”这几句话是一九五一年说的，置身圈外，他对文坛的感觉比别人要敏感得多。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二日，他又给云六大哥写信，再次谈及他的感触：“一些作家写作差不多，永远在写，永远见不出丝毫精彩过人之处，真如四川人说的‘不知咋个搞法！’”
汪曾祺、林斤澜等学生辈的作家见老师过于冷落，有时会拉他参加北京市文联的一些活动，他只是默默地坐在最后一排听着。林斤澜记得这样一次会议：“那次下乡回来的作家座谈，主持人最后礼节性地请沈先生说话，他只是说：‘我不会写小说，我不太懂小说！’这是反话，意思是说你们这样下乡下厂写小说我不懂，我有自己的理解。”（一九九八年五月三十日采访）
林斤澜讲了自己所见的一件事：
一九六一年是个小阳春。有一次在新侨饭店开会，周扬到小组会上来，陈翔鹤说，“沈从文能否继续写作？”周扬一听有些不高兴，板着脸，凶得很。他是很会当领导的，可能考虑了一会儿，说，“可以，能不能给他创作假，十年。”陈翔鹤高兴地说：“好，好！”
陈翔鹤的过问只是一个契机，不久中宣部、中国作协有意安排沈从文“出山”。中国作协办公室一九六一年六月二十一日给沙汀及作协四川分会发出一封公函：
最近，经周扬同志指示，我们对沈从文同志的创作做了一些安排，并已向历史博物馆领导上和齐燕铭同志为他请准了创作假。他将于六月二十五日左右动身去成都，初步打算住一个半月左右，动笔写酝酿已久的一部长篇小说（以其内兄——一九三六年牺牲的***员张鼎和同志一生斗争事迹为题材，写知识分子的革命道路，约二十万字），请对他的住宿等问题作安排。
沈从文同志患心脏冠状动脉硬化症，血压时有上升，并伴有心绞痛发生，请在安排住处时注意安静、医疗等条件。
但是，作协六月二十三日突然致电沙汀，告知领导又重新安排沈从文到青岛休息。沈从文事前提出自己付车费，到青岛又看了几家绣艺工厂、印染厂，想在工艺上给工厂帮助。
一九六一年七月十八日，他在青岛写信给中国作协副秘书长张僖，谈到自己的写作状况：“头脑能否使用到过去一半样子，也无多大把握了，毛病是一用过了头即有些乱，过一阵子又才回复。心脏部分不太严重，已不容易好。初步设想把所收小说材料重誊一份，理出个顺序线索。万一我不能用，另外同志还可利用这份材料。最好当然是我自己能用它，好好整理出来成个中型故事，初步估计用十六万字，安排可以写得清楚，如顺手，也不会要半年时间。”
这部作品最终没有完整地写出来，夫人张兆和谈及原因：“堂哥牺牲了，堂嫂还在，从文从她那里收集了一些材料。还到宣化煤矿去了好几次，记了好几本。一九六一年热闹，他想写，但是框框太多，一碰到具体怎样写，他就不行了。没有多大把握，写了也写不好。”
三十年唯一一次最大的创作活动夭折了。
凌宇的《沈从文传》中曾写到一九五八年周扬拟请沈从文担任北京市文联主席。史树青证实此事，但在细节上稍有出入：“毛主席请沈先生当文联主席，沈先生告我此事。沈先生说，这是主席的客气话，我也不能去，我还是爱好文物。”在北京市文联工作几十年的林斤澜从未听说过此事，对此深表怀疑。他告诉笔者：“汪曾祺跟沈先生很熟，我也没听他提过此事。”
但不管怎么样，一九六一年以后的几年间，沈从文变得少见的活跃，对文艺的看法也乐于表达。沙汀在一九六二年四月十三日的日记中，就记录了沈从文和巴金、沙汀闲聊创作的一幕。沙汀还在别的场合转述了沈从文的意见，惹得作协党组的一些人惊讶不已：“啊？他敢说这个话？”
家人对沈从文重新写作之类的事情有些担忧，而最操心的时刻莫过于政治风暴来临之际。张兆和对一九五七年至今还有后怕：“整风时也有人动员从文大胆发言，他居然没说，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没说，否则他当右派跑不了——”
后来搞政治运动，沈从文就找机会躲着不来。有时碰到李之檀，就悄悄地问：“还没批判完？”
文革初期，沈从文终于没有躲过去。面对满墙大字报，极为忧愁地告诉史树青：“台湾骂我是反动文人，***说我是**老手，我是有家难归，我往哪去呢？”
让沈从文震惊的是，写大字报揭发最多的居然是他曾经帮助过的范曾。范曾写道：“（沈从文）头上长脓包，烂透了。写黄色小说，开黄色舞会。”沈从文在一张大字报中用了八个字来表达观后感：“十分痛苦，巨大震动”。
一九六二年范曾来到历博当沈从文的助手，为编著中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绘插图。此间调动工作，沈从文尽力最多。据知情者介绍，当时范曾天天给沈从文写信，有一次天刚亮就敲沈从文的家门：“昨晚梦见沈先生生病，我不放心，连夜从天津赶来。”
文革期间与沈从文过从甚密的黄能馥、陈娟娟夫妇说：
那时，范曾画了一个屈原像。沈先生看后，还是善意地指出一些服饰上的错误。范曾指着沈先生说，“你那套过时了，收起你那套。我这是中央批准的，你靠边吧。”记得那是冬天，下着大雪，路上很滑，沈先生走了一个多小时到我们家。他气得眼睛红红的，一进门就讲了范曾的事情。他说，“一辈子没讲过别人的坏话，我今天不讲，会憋死的。”（一九九八年五月六日采访）
这是沈从文晚年最惨痛的一件事情，后来他再也不提范的名字。
沈从文跟陈乔、史树青他们一起关进牛棚，挨斗挨批之余，就是清扫厕所，拔草。有时发呆地看着天安门广场人来人往的景象，然后回过头对史树青说：“我去擦厕所上面的玻璃。”
文革渐近尾声，一九七四年七十二岁的沈从文找到馆长杨振亚，谈话中流下眼泪。他希望得到最后的帮助，但没有得到满意的结果。回来后，激动之中给杨振亚写了长信，信中写道：
我应向你认真汇报一下，现在粗粗作大略估计，除服装外，绸缎史是拿下来了，我过手十多万绸缎；家具发展史拿下来了；漆工艺发展史拿下来了；前期山水画史拿下来了，唐以前部分，日本人作过，我们新材料比他们十倍多；陶瓷加工艺术史拿下来了，也过手了近十万件，重点注意在可否供生产；扇子和灯的应用史拿下来了，也都可即刻转到生产上；金石加工艺术史拿下来了；三千年来马的应用和装备进展史拿下来了；乐舞杂伎演出的发展资料拿下来了；……乍一看来，这么一大堆事物，怎么会忽然抓得下？简直不易设想。事实上，十分简单，只是一个肯学而已。毫无什么天才或神秘可言。
这么庞大的学术专题中，只有服装史由于周恩来的关心一直编著着，等待着出版的机会，其他的专题研究和出版都烟消云散，领导上无暇顾及这些亟需抢救的研究结晶。而且在文革中，部分“服饰研究”大样被贴在大字报上展览，两麻袋的书稿清样险些被送到造纸厂化浆。
沈从文压抑不住悲愤，在信中倾诉道：“无人接手，无可奈何，一切只有交付于天！”无尽的痛苦表露无遗，他用衰弱的生命做最后拼搏。无奈，还是无奈！他被迫离开历史博物馆，再也没有回到那呆了二十多年的大建筑里。
常去探望的林斤澜描述道，临近生命终点的沈从文常常一个人木然地看着电视，一坐就是大半天，无所思无所欲。
有一次，沈从文突然对汪曾祺、林斤澜说了这么一句：“我对这个世界没什么好说的！”
我知道的范曾和沈从文
□范世民
去年十月，北京某杂志登载了陈徒手一篇《午门城下的沈从文》，披露了沈从文和范曾在“文革”中的一段纠葛。因为我是沈从文和范曾当年在历博的同事，范曾的情形我最了解，沈从文的境况也都详知，因想趁此机会澄清一些问题，发表一点意见。
应该说，陈徒手先生的文章，叙述范曾与沈从文的关系，都是不确的。他主要讲了三件事：1．文革中写大字报揭发沈从文最多的居然是他曾经帮助的范曾，范曾说沈从文“头上长脓包，烂透了。写黄色小说，开黄色舞会。”于是沈从文在一张大字报中用了八个字表达观感：“十分痛苦、巨大震动。”2．一九六二年范曾调动工作，沈从文尽力最多。据知情者介绍，当时范曾天天给沈从文写信，有一次天刚亮就敲沈从文家门：“昨晚梦见先生生病，我不放心，连夜从天津赶来。”3．文革期间与沈从文过从甚密的黄能馥、陈娟娟夫妇说：“范曾画了一幅屈原像，沈先生看后，善意地指出了一些服饰上的错误，范曾指着沈先生说：“你那套过时了，收起你那套，我是党中央批准的，你靠边站吧。”于是沈从文“气得眼睛红红的”，“后来不再提范的名字。”
这第一件事，陈先生所言看似有据，实则未必。他分别引了范曾和沈从文的两张大字报，但令人感到奇怪的是，这两张大字报，以我在历史博物馆工作之久，“文革”中大事小情都可谓目见、耳闻、身历，竟全然没有见过；而且不单我没见过，历博的很多“文革”见证者（他们都还健在），像王宏钧（原副馆长）李俊臣（研究员）余庠（研究员）邱关鑫（副研究员）诸先生，也包括陈文反复提及的史树青先生，他们都没见过这两张大字报。我向他们谈及此事，也都感到莫名惊诧。那神态，倒可以用“巨大震动”来比附。关于范曾写沈从文的大字报，我的记忆中是有过的，但唯有一张，因此不是“最多”，而是“最少”；并且不是“揭发”，只是“表态”。这是一定要澄清的事实。至于说到沈从文的那张大字报，范曾的好友、诗人寒碧曾拿全文给我看过，印在江苏文艺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版的《沈从文自传》里，文中确有陈文所引那番话。但寒碧拿给我看时，顺便提出几个意见非常好，他讲：第一，由别人编“自传”，说不通；别人编的“自传”不能代表传主本人的自识，所以此书不可采信。第二，文章来源未必可靠。沈的《一张大字报稿》取自岳麓书社一九九二年版的《沈从文别集》，“别集”不同于“自选”，它未经沈从文自订，那时沈从文已经谢世了。本来“别集”的含义应是与“总集”相对，即汇录一人著作成为一书，但此书的“别”字，是“另外”的意思，即“别有用心”那个“别”，它是将沈从文的文集中不曾收录的文章辑存，另刊一本做文集的补充，以此称“别集”，这在目录学上似无先例，也属没道理可讲。最大的问题还是这张“大字报槁”本身，为什么沈先生生前没有拿出？原稿是谁替他保存的？现今在哪里存放？这些都还是疑问，都需要实证。第三，这张“大字报稿”写得过于夸张，而且前后矛盾，未必真的出自沈从文笔下。比如，文中先讲“诸同志”“写了几十张大字报”，“列举了几百条严重错误，我应当深深感谢”，大有“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的虚怀，转而又突然“十分痛苦”“巨大震动”地愤怒起来，说是“范曾一下子竟写出几百条”，我们不禁要问，究竟是一个“几百条”，还是两个“几百条”呢？如果是一个“几百条”，“诸同志”就包括了范曾，那么“几百条”就不能说是“范曾竟一下子写了”。如果是两个“几百条”——假定范曾在“诸同志”的“几百条”之外，又雪上加霜、另行编造出“几百条”，这仍然不能不使人疑心，根据时间、地点、条件、何人、何事的供述原则，如果每条罪状用五十字可以叙述清楚的话，几百条需要多少字呢？究竟是几百条呢？姑且算五百条吧，仅此就需要二万五千言才能完成，把二万五千言抄成大字报，这是超负荷的工作量，每张大字报按一百字计，至少要抄二百五十张。除非把历史博物馆搬到故宫去，这些大字报才可能有足够的墙壁可供张贴。退一步讲，我特别注意到该文说范曾的“几百条”是“一下子”写的，也就是讲，是一次性完成的。让他“一下子”讲出别人做的几百件事，怕也难上加难吧？平心静气想一想，是非真假是很容易辨别的。第四，范曾确曾写过沈从文的大字报，这个事实不容抹煞，范曾本人也没有隐瞒此事的打算，而早在一九八四年，他已在《范曾自述》一书中公开忏悔过了。
寒碧对我讲，他的上述看法也正要写成长文，但不是针对某人某事，而是借题发挥，反省“文革”所造成的那一代中国文人精神上的恶化，作为文人——如今叫“知识阶层”中人，有着怎样的灵魂状态。他断言对“文革”的反省、包括对沈从文的纪念，如果不从人的精神状况、总的环境条件着眼，那么这种反省和纪念本身的正确性就值得怀疑。首先要理清“真实的情况”和“所知的情况”的界线，其次是不抹煞旧账——并非为了“秋后算账”，而是为了真正的忏悔，把它作为思想的资源和动力，对未来的行为负起责任。他认为这些人表面是纪念沈从文、同情沈从文，实际上根本没打算理解沈从文，而是意在制造一个新的沈从文。他嘱我行文时带上这番话，并讲明文责自负，我尊其意引出，并愿意与他共负此责。
陈文的第二点，特别指出了据“知情者”介绍，不知其为何许人。但此人肯定是“不知情”的。范曾“天天给沈从文写信”，一望而知用了夸张的手段。“天天”者，每天不断之谓，以此推想，沈从文怕是来不及回复的，你“天天”来不及回复，我“天天”有时间写来，这真是神经失常的表现。我的印象中，范曾不曾有过这种病史。至若说范曾从天津赶来敲沈的家门，则更是不可信了。彼时范曾人在北京，何以从天津赶来？要知道，范曾是在八四年才去天津的，一下子竟提前了二十年。表面看来，此为小事一桩，大可不必澄清。给沈从文写信也好，探望他也罢，无论如何也不是罪过。但编造者既然如此叙来，想必有他的深意，我还是找到范曾对此事进行核实。范曾说：我只给沈从文写过一封信，即求职信，他很高兴，接收了我，事情就这么简单。他们为什么将之复杂化呢？原因不明白了，此事虽不构成我范曾迫害沈从文的罪状，却专欲刻画我范曾的“小人嘴脸”——不择手段、装模作样、背恩负义、翻脸不认人。这真可谓“用心良苦”。
其实范曾是很关心沈从文的，他把他看作工作上最有力量的支持者，学业上最可效法的好榜样。他对他的情感是真挚的，也是怛恻的。
举两例，一是“文革”中“劳动改造”这类事，对于沈从文这类人是必须的。陈文中叙及清扫厕所、拔草等等也是常例。范曾即曾多次找我商量，想办法让他去做抄抄写写的工作，以释去他不能消受的繁重的体力活。另一是文革末期，沈先生在湖北干校劳动，我有机会代表历博的下放员工前去探望包括他在内的那帮“牛鬼蛇神”，范曾专门托我对沈先生慰以远情。他又鼓动当时美术组的青年人一同去找历史博物馆的领导，请求把沈先生调回北京，继续从事他的研究工作。而沈先生呢，他也认为自己能从湖北回来，只有依靠美术组中最可信赖的人李之檀和范曾，在湖北农场，沈先生跟我聊天，就中几次问起范曾。当他得知范曾已从干校调回北京时，显得非常欣慰。
真实的情况就是如此，在我看到、听到、了解到的两个相互关爱的同事、师生、忘年交，怎么“一下子”、竟被写成一对怨敌？我真是百思难解。
陈文的第三点，是黄能馥、陈娟娟夫妇的采访记录，寒碧看后大笑，他对我说，这就叫“伪纪实”，事实被语言涂抹过了。范曾画一幅画，沈从文给他“善意”地提意见。为这件小事范曾就把“党中央”搬出来，可信吗？沈从文“气得眼睛红红的”，犯得上吗？我怀疑这夫妇俩的记忆出了毛病，他们讲的不是范曾和沈从文的故事，而是编造的小品或相声。只一件小事，说法不同、语调稍异、用点儿推想、辅以加工，真实情况便扭曲了。黄陈夫妇所吐纳，充分体现了语言摆脱实在之后的暴力，想说的是历史，说出来的则是小说了，惜乎这部“小说”在贬损范曾的同时也丑化了沈从文。
史树青先生的反应则不似寒碧的语言过激，他讲得非常明确：黄能馥那天谈范曾和沈从文的事我在场，一言未发。他根本不了解历史博物馆文革时的情况，不知有什么人在后边唆使他如此做。我是历史博物馆“******”的见证人，和沈从文关系密切，我从来没有听到他讲过这些。范曾对沈从文一向很好，说他写几百条沈从文的罪状，完全不存在这样的情况。范曾在文革中写什么画什么我都记得，没有乱扣政治大帽子，同时轻松调侃，反而冲淡了当时的紧张气氛。范曾今后可以回答这些人，我完全可以作证。
“我完全可以作证”。史树青先生如是说。王宏钧、李俊臣、邱关鑫、余庠诸先生也如是说，我因此感到某种释然。 好长啊，究竟谁是谁非还得历史考验。
卅年后在来看。 em4 em4 em4 已阅!!!!!!!!!!!!!!!!!em22 现代版“文人相轻！”。阅～～～ em4 em4 em4 em4 em4 em4 大师就是大师,连骂人都很有文采.蔚然壮观.其实这类事说出来,会有损大师形象.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 本帖最后由 zhanghui2345 于 2009-1-15 20:42 编辑 ] em21 em21 em21 文字精彩，已推荐《小说月报》当中篇小说进行选刊。
人性啊，人性……face9
两位大师
两位大师都是我崇拜的偶像，他们有矛盾我很难受，真希望他们能化干戈为玉帛。em13 em13 em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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