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协理事 陕西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 薛铸老师作品
中国书协理事陕西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 薛铸老师作品 中国书协理事陕西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 薛铸老师作品 此作品均为薛铸老师80年代作品，我在西安工业学院一位老先生处所得偶尔在网上看到薛铸老师回顾陕西书协30年的文章，请诸道兄共享
陕西书法之30年回顾薛铸对陕西书法事业，实际上从1964年我参加工作时就介入了。参与的第一个展览就是由文化厅社文处搞的一个赴日本书法展。那一次我省仅入选了舒同和张寒杉两人的作品。1965年我又参与了碑林博物馆赴日本碑帖展的筹展工作。
1972年，按照省文化厅社文处要求，我和高峡同志在碑林博物馆举办了一次陕西群众书法展，书法作品虽然不多，社会影响还是不错。日本书法代表团参观碑林的日益增多，而且每次参观还要求和西安的书法家搞交流表演及座谈会。1973年最多的一天我接待了五个代表团。在这种形势下，文化厅发了文，指定我为书法专干，由碑林博物馆代管，主管全省一切与书法有关的工作。这本来是一件好事，由于我事业心太强，工作起来雷厉风行，又加上年轻气盛。当然主要还是一次和日本书法代表团的座谈会，会上一位日本书法家自称是日本著名书法家丰道春海的学生，他说丰道春海说过：“书法艺术源于中国，再过三十年，中国人要向日本学书法了。碑林在中国，但碑林研究却在日本。”这一席话使我发自内心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参加会的何海霞先生、陈之中先生、段绍嘉先生、赵敏先生等几位老人都以相讥的语言连讽带刺地回敬了对方。又加上当时极左思潮的社会氛围，我们每一次接待日本人时，日本人都是西装革履，照相机、摄相机随意挥舞，尤其是写字的时候，哈！嗨！狂呼乱叫，墨星乱溅，疯狂的如入无人之境。可是我方的书法家和日方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必须穿中山服或红卫服，最好的料子是涤卡，没人敢穿毛呢料服。写字的内容还得经领导审批，表演时领导站在身后监视，写错了就有可能导致政治问题。这能写出水平吗？我方的领导对外国人却是笑容可鞠，看自己的书法家都象是“牛鬼蛇神”。我是一个有骨气的中国人，这种形势我忍受不了，多少次向文化厅反映。
当时只有28岁的我，正是血气方刚之时，下了誓死振兴中国书法的“生死诀”。从此就展开了迅猛的奔走活动，向文化厅提出了成立“省书法研究会”的报告，目的是把西安的书法家组织起来，平时训练有素，不至于在日本人面前失面子。会址就设在碑林，谁知这一弄大，反到引来了一股强烈的逆风。博物馆的革委会主任是一个“三结合”的老干部，文革中受过冲击，心有余悸，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文化厅社文处越支持，博物馆就越反对。他以博物馆是文物单位，书法属于社会文化范围而不属于博物馆业务范围为由，拒绝成立书研会。但他却不敢反对日本人在“碑林”搞书法活动。于是到了1974年，在接待完日本“友好之翼书法团”后，领导推荐我到北京“五、七”艺术大学研究生班学习。因为别的理由吸引不了我。只有这一招“调虎离山”之计奏了效。
1976年，我回西安后，继续找文化厅领导谈书法研究会之事。恰逢又要搞一个中国和日本的书法联展。文化厅又要我负责此项工作。我的干劲之大，那就不用说了。心里早就有了主意，要把这次筹展工作搞好，然后充分利用这次展览的效应，把陕西书法研究会成立起来，在评选作品时我还请了马文瑞、李尔重、孙作斌几位领导看了作品。果然这次展览在北京参加评选时引起了轰动。对外友协对日本的现代书法展，我省作品入选了8幅，占所有入选作品的十分之一。除北京照顾作品比例大而居第一位，我省居全国第二位。贸促会在日本举办的“中国展”里的书法馆，总数为40幅，我省就占了12幅，居全国第一。还有个篆刻展，我省入选两人作品。这是由于我的工作疏漏，去时带的作品少而入选少，但全国有一半省市没有送，所以我省还不算落后。
回陕以后，我把这次的情况向文化厅写了报告，并提出成立“陕西省书法研究会”的建议。文化厅很快就批了下来，发了个成立“陕西省书法研究室”的文件，由我任专干，碑林博物馆代管。还向我解释把会改成室的原因是当时中央有砸烂“帮会”组织的文件。美协、音协等协会都散了或下放了。谁知这一件事到成了博物馆收拾我的把柄。第一次是在领导班子范围批判我，政治帽子是“踢开党委闹革命”。由于我有充分的理由反驳，批斗会没有得到领导所希望的结果。过了几天我却在文化厅社文处发现了博物馆要求处分我的报告，已经有一副厅长（三结合老干部）批过。意思是书法研究室是反动的帮会组织，责任应该由文化厅的“一把手”军代表庚哲吉承担。我怎么也想不通，这件事能与“路线”有什么关系？当时只有我一个人，和谁成帮？当然省文化厅社文处陈孟东同志、还有辛向东、苗重安同志是绝对支持我的，他们还帮我查到了这为副厅长在我写的《关于成立省书法研究室会建议书》上批的“同意”二字。我很生气，就写了个报告，直接找这位副厅长，结果把他名字的“景”字写成“敬”字，送到他办公室之时，他就以此为由把我从办公室推了出来。我没有想到遭到如次恶意的对待，被推的往后退了几步，刚好绊在门槛上，向后摔了一跤，坐在院子里的脏水里，把我气的大瞪两眼，这位所谓的党的老干部把门一拉，连理也没理我，扬长而去。 西城楼书法大展
由于博物馆对书法研究室不支持，一不给办公室，二不给一分钱的经费，更不给文化厅写报告，逼迫我放弃。我不但没放弃，就在我的8个平方的宿舍办公。书法研究室的章子本来已收到博物馆办公室，办公室管理印章的同志又偷偷地交给了我，我就经常把印章装到腰包里，反倒很方便。因为我的脑子里老闪着日本人盛气凌人的影子，又加上我父亲参加过“西安事变”、抗过日，我小时侯脑子里就灌满了日本人对中国人的残酷暴行。所以我接待了十多年日本人，没交一个日本朋友。因为接待是工作需要，但是一看见日本人就产生了一种无名的情感上的对峙。所以我立誓要把中国书法事业搞上去，应该说是日本人的反作用在我身上产生的动力。
1976年后半年，正好“四人帮”垮台，全国一片欢腾。我就抓住这一政治气候，于1977年5月23日以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由，搞了一个，“庆祝打倒四人帮”的书法大展。先在政治上站住脚，这是针对逆流而言。实际上是想把书法搞成一个群众性的书法大潮，形成一个群众性的书法热，为以后的书法事业的发展闯开一条舆论上的合法大道。没有钱，怎么办？我只好把自己工资的全部积蓄投入进去，致使自己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一天吃一顿饭是经常的事。连装裱作品打浆糊的面粉都没有，我的粮票不够，王正良、张曦、于西铭都来凑。还不够，就到粮站扫人家散落在地上的面粉。回来后用水一沉淀，再打浆户。幸好有博物馆的广大群众支持，木工、电工、司机，甚至连管库房的同志都大开方便之门，偷偷地背着领导支持我。尤其是社会上的书法爱好者，给所在单位请假来帮忙。最使我难忘的是王正良、张范九、杨荣昌、季清海、于西铭、张曦、王依仁、乔健、刘富一、奥树欣、韩廷梓、牛华恩、叶子孝、贾若萍、王子安等等，都为这个展览做了很多工作。文化厅也给了很大的支持，在陕报上发了评介文章。市文管会也把西城门楼借给我使用。展出时，省上领导葛世民、赵长河等都来了，并给了极高的评价，迫使博物馆领导在开展后第二天不得不来看展览。
由于这次展览的主导思想是面向群众，所以展出作品530幅。而且在展出的过程中，只要写的不错，随时收到随时展出，共展出40天，在结束的前一天，还有作品增加，最后共展出作品580件。小学生的作品，只要送来，那怕不好都给展出。当时的参观人次和社会上的影响都是前所未有的。就是作品的幅数以至到了二十多年以后的现在，还没有超越者。辛苦的程度，举个例子，就连在钟楼栽个广告牌，从设计制作到用三轮车运到现场安装，都得我亲自动手。因为只有我一个人会蹬三轮车，力量比他们都大。现任广东省副省长的王峻山同志，当时只是博物馆的一个讲解员，他激动地握着我的手说：“这才是真正的干社会主义，最伟大、最无私的活雷锋！”说句玩笑话，他当时要是副省长，说这样的话也许还能帮我点忙。
我把展览的过程和盛况写了个材料，给全国各省市寄了几百份出去。山西、洛阳、开封、郑州、兰州、宁夏、四川、广西、贵州、河北、辽宁、江苏、上海、黑龙江、北京都先后来代表团参观学习，学陕西、赶陕西、超陕西的口号一下子风靡全国书法界，北京的谢德萍先生和上海的周志高先生我们三人还订了个同盟，以三角鼎立之势把中国书法振兴起来。周志高先生当时正在发起筹办上海“书法”杂志，他们对我的书法研究室评价很高。胡向遂先生还以为我有二十多人的编制，不相信我一个人怎么能有那么大的能量。谢德萍先生在我们三人中是在北京活动关系，为将来成立中国书协铺设道路。我的任务是树立省一级的样板，给全国各省做榜样。影响全国各省先把省一级的书法机构成立起来。形成一个农村包围城市的形势，为成立全国书协作前奏。 发现人才
形成队伍
这次展览成功了，带动了各个系统、学校单位先后都成立了书法组织。书法事业象雨后春笋，发展势头之迅猛简直象旋风一样从古都长安刮往全国各地。各地的书法组织，书法展览活动空前的繁多起来，我也成了“红”极一时的人物，经常被外省市请去传经送宝，交流经验。但我心里很清楚，在群众发动起来之后，就应做扎实细致的工作，自己身边必须团结一批有实力有水平的人才，形成一支得力的队伍，我就采用两条退走路的办法，一是培养新生力量，二是拜访结交现成的人才。
我记得在1977年大展之时，傅嘉义先生给我送来刘自椟先生的作品，没有盖印，我看写得不错就挂了出来，傅先生说刘老不敢盖印，他还是“牛鬼蛇神”。果然没过两天，就有自称是“陕光厂”的人找我，要求把这幅作品取下来，理由是这个人有政治历史问题，是***特务组织成员。我回答说：“我展出的是作品，不是人，你要有秦桧的作品，我也展出，当然不能取下。”不过这件事反倒引起了我的兴趣。与我相处过的人都知道我有个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性格，我就通过陕光厂的王锋、郝建先生去了刘老上班的地方。看到刘老在库房收发工具，我们交谈之后，发现刘老在这样艰苦的情况下，还坚持研究书法，我就找到他们厂领导和政工组，大力吹捧刘老的书法造诣，宣传书法艺术是我们民族的瑰宝，并提出了要借调刘老到书法研究室工作一个时期，其实是为了改善刘老在单位的地位和工作环境。后来又让王正良等同志跑了几次，才算成功了。刘老到书法研究室以后，我并没有安排工作，只让接待一些年轻的书法爱好者。后来又通过何克明先生拜访了宫葆诚先生，通过王汉章先生拜访了陈少默先生。这个时期吴三大、罗国士、刘浩然、杜忠信、张湘华、陈广林、李正峰、黎牧樵、程永丰、张兴斌等先后涌现出来，成为骨干力量。美术学院老师茹桂、赵步唐都成了我们的坚强后盾，基本队伍形成了。 省书协成立前前后后
1979年4月，省委李尔重副书记批了我起草的由“书法研究室”过渡到“陕西省书法家协会”的请示，并给陕西书协3至5名工作人员 编制，15000元开办经费。为了庆祝省书协的成立，我决定于1979年5月23日举办一次‘陕西省书法观摩展’。展览如期开幕，但却出了问题。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一位因把他的名字写错而把我推了一个跟头的副厅长，此时已经荣升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此君不请自到，来的目的就是找岔子。结果在寇遐先生的一幅遗作上找到了他所谓的问题。硬说上款写的炳勋先生姓庞是***四十军司令庞炳勋，是个大汉奸，这是严重的政治问题。要付政治责任，责令文化厅、博物馆领导逐级写出检查，要对我严肃处理，要求将处理结果上报省委宣传部。我当时不能接受，说实在的，我也不知道这个庞炳勋是何许人也，这位副部长看我嘴很硬，就气势汹汹的走了。临走时还喊着叫博物馆领导把我带到宣传部接受批评。他走后我立即派人做了调查，同时为这副作品拍了照，迅速寄往上海“书法”杂志。也就是该杂志1979年第5期刊登寇遐的那幅对联。第三天，博物馆副馆长高精林同志把我领到宣传部会议室接受那位副部长的教训，在场的还有文艺处处长扬兴同志。我仍然是气势不倒据理力争。我说展出的是寇遐的字而不是庞炳勋的，碑林博物馆里还有宋徽宗，赵佶的字，咸丰、道光、慈禧的字画，你怎么不把这些碑石砸烂呢？答复是：他们和***没有矛盾。我就说：***的心胸还不至于小到这种程度。部长又扯了一个话题，说我不按程序办事，一个平头百姓怎么能直接给李书记写报告。我说，你怎么不批评李书记不按程序批示呢？既然书记能批，就说明我报的程序是对的，我还给党中央写过报告，难道不成了反革命吧！部长气急败坏的说：“不行，就是不行！书法协会不能成立，不合程序的事情就是不能干！”我说：“那你去和李书记论理去，钱已经到了我帐上，我已经花了一部分。”部长急了，对和我一起去的高馆长说：“不准他花，这是什么干部，目无上级，目无领导，一定得处分。这么严重的问题，嘴还这么硬，你们是怎么管理干部的，很快将处分报上来！”我回敬了一句：“我看你这样的领导，水平太次了，你是怎么混到部长这个位子的，那看大门的差使倒比较适合你。”说完扬长而去，自己一个人下了楼。后来查清了这个炳勋姓张而不姓庞，是西安金店的老板，也不见宣传部再提此事了。过了几天，文化厅、博物馆都接到省委宣传部的文件，让书法研究室停止一切活动。我根本没有理，也没有停止活动，这时恰巧李滋煊和傅嘉仪先生来找我，给他们关于成立“终南印社”的请示报告上盖章，我毫不思索的就盖了书法研究室的大印，并且参加了成立大会，还讲了话。过了几个月，我见没有成立书协的消息，就加快了敦促成立书协的活动，还多次找了省委李副书记。1979年9月我与高峡同志参加上海“书法”杂志举办的“全国群众业余书法百人奖”的评选会，参与了全国六大省市发起成立中国书协的呼吁书的起草，并代表陕西签了名。还以书法研究室的名义发起了全国首届书法展的倡导活动。借全国书展之名促进成立中国书协，实际是我在陕西经验的实施方案。到了10月份，我又出了个怪招，只向省委宣传部发了个请柬，定于10月10日召开“陕西省书法家协会成立大会”，敬请参加指导。这一下宣传部急了，杨兴同志找我多次，后来宣传部又发了文，要博物馆把书法研究室交给美协，由美协负责筹备书法家协会的成立。美协的条件是要我调过去，继续负责此项工作。此事还让我犯了难，书协能够成立的消息我很高兴，但我是在碑林成长起来的，可以说是靠碑林的奶水喂养成为书法家的。我离开这丰润的宝地去专门搞行政事务性工作，对我的业务可能是个荒废，但我若不调去，美协能把书协搞成什么样子？我心里的确放不下。但又想只要书协成立了，有了这个组织，无论谁干都一样。我就把发展的120名会员和书协领导班子建议名单交给了新增补的筹委钟明善先生，让他去搞成立大会的筹备工作。书协正式成立了，美协为了好管理，把书协改名为“陕西省书法篆刻研究会”，作为下属的画会来对待，只是领导班子建议名单有所改变。石鲁挂主席名，刘自椟先生为常务副主席，主持工作。这都是我原来的建议名单没有动，只是取消了我的秘书长之职，吴三大副秘书长之职，只给了我和吴三大普通理事的名义，连常务理事都不是，很多书届朋友为此事愤愤不平。更有意思的是，某某某放言，“终南印社”打败了“书法协会”。我心里纳闷，原来这后边还有我不知道的事情，对这种卸磨杀驴的做法本来没有打算计较，因为和部长吵架时已经有了这样的思想准备。但一有这话，反倒让我犯了猜忌。1981年初，因为刘老主持工作不力，会员造了几次“反”，弄的连大会都开不成了。4月，收到中国文联召开全国首届书代会的通知，不得不召开选举代表会议，我以最多票数当选为参加全国书代会的代表，还有钟明善、刘老和方济众，是宣传部指定的。到了北京，我参加预备会，发现谢德萍先生没有到，我就不高兴了，没好气地讲：“中国书协是我和谢德萍先生合计，由谢起草的在辽宁举办首届全国书展的“上阅件”，由我起草了成立中国书协的报告，署名是参加全国首届书展的二十多个省市。然后，通过关系辗转送到王震副主席的手中，得以批准。开会之前，我收到谢热情洋溢的来信，告诉我王震批示的消息。今天谢没有来，能不让人意外，吃水也不能忘了挖井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会上引起一阵骚动。有几位代表对我的发言不了解，几乎引起争吵。后来，佟韦先生出面平息了骚动。他说：“薛铸讲的这些情况，大家都不了解，但是很重要。这个问题筹备组马上研究，尽快拿出个解决办法。”等开完会，佟先生来到我的房间告诉我，现在只能采取亡羊补牢的办法，通知谢作为列席代表参加会议。第二天谢来了，心里的确不平衡。后来他与中国书协来往越来越少，只是四处搞展览，竟达74次。这一口气憋了二十年，直至去年逝世。看来就我们三人而言；我还算最幸运的一位了。周志高因为没有发表某领导的作品“黄金万两”，连第四届的理事也给丢了。 省书协成立以后
全国书协成立了，陕西也改名为“中国书协陕西分会”。宣传部杨兴同志看到了我在书协工作的重要性，就让我口头上表示一下越级写报告不符合程序是不对的。于1981年10月的一次会上进行了选举，我以最多票数当选为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为了增加茹桂先生为副秘书长；我把秘书长让吴三大同志担任；但没有想到刘老不愿免掉他的“常务”二字。一个协会怎么可能有两个“常务”呢？我们俩又产生了新的矛盾。 我主持工作很艰难
刘老的书法水平和年龄都比我高得多，不是一个档次。他工作作风是唯我独尊、权威治会，而我是本着为会员服务的自我奉献精神，坚持民主集中制，因此，我们很难想到一块。他一贯搞“家长制”，我们配合非常困难。如我联系和新加坡联展一事，刘老毫不留情的给新加坡写信，很不客气地把此事辞掉。新加坡陈声桂先生给我写信说，这是个什么人，怎么这么不懂礼貌，连中国文化参赞对我们都是礼尚往来，我们是代表国家的书协，你一个省级的协会怎么这么“牛皮”。我联系的赴广西的书画展，刘老不去，也让 方济众去，我只好和李世南代表陕西去了，效果非常好，促进了广西书协的早日成立。但是黄河流域十省展，是外省提出来以陕西为中心组织，我就把刘老推到前面，他一高兴，也就同意了。方济众先生开始不同意，后来也扭不过我们两人，终于同意了，这次展览我们总算配合的还不错。吴三大先生在这次展览中也出了大力，尽管我们展览场地(西七路工人俱乐部)不理想，但对我们领导班子来说总算一次成功的配合。在落实书协编制时，宣传部把李尔重书记的批示丢了。我又利用省国画院成立大会之机，让于明涛省长批了3个编制，交给了方济众先生，半年没有下文，后来我问方先生，说找不见了，简直把我气坏了，这大概是我和方先生矛盾的开始。尽管省文联成立时，我又找文化厅陈孟东先生写了李尔重书记批示书协成立与编制的证明材料，但是我对方老的这种对书协的态度实在不敢苟同，于是后来就引发了我在省政府黄楼的“骂会事件”。在作协会议室开整我的大会，后来反倒整到刘老头上。还有后边吴三大、刘建调进书协，后又被免去秘书长之内幕。1991年省书协换届选举主席时；有人在上报省委宣传部时，把我的 32票有意报成了23票，把主席职务给了获27票的刘老。又没设常务副主席和秘书长之内幕，当然还不止这些。因为这方面的当事人多已不在人世，所以我不想多说了。有—条需要说一下，就是在我们第一届领导班子里不知谁发明了—条对付我的办法。估计有些带有私字成份的问题在主席团会议上我肯定持反对意见，那就不开会了，而是用背靠背签字的办法，最后剩我一个人不签字，他们也照样执行。刘建就是通过这种办法进了书协，当然这—方面的事情很多，致使此法一直保留到第二届领导班子。这件事对我来说，可谓—生最惨痛的教训。至今我还不明白，我为了书协而坚持原则，—贯奉行正直无私，有什么不好?这些我在学术上一贯敬慕的人物，脑子里想的都是些什么东西!总想把“私”字的成份掺进去，硬是把一个好端端的书法家协会，搞成—个既不是地道的学术团体，又失去了群众组织广泛的代表性。致使广大会员由热心到寒心、最后彻底灰心。有人说刘老把陕西书协耽误了二十年，又有人说省书协成立以后，反倒使陕西的书法落后了。不管这些说法是否确切，事实上是现在陕西在全国书展中入选的作品数字位居倒数，全省会员几乎无—人不谴责书协的工作。当然这肯定不是我发起成立书协的初衷。我不禁要问，象这样的组织还能代表江主席提出的先进文化吗?何谈以德治国?作为书法艺术事业的最早的开拓者和省书协第一代领导人，我糊涂了。我承认我的眼里揉不进“虚假”和“私”字的沙子，这难道错了吗?为什么处处受制，整个黑白颠倒了，人们失去了真实，失去平衡，别的还谈什么?!
以上为我三十年之回顾“上篇”的主要内容。中篇为“血泪书学院”，反映了为发起成立陕西书学院的艰辛与我付出血与泪的代价。失去了家庭、失去了住房、流落街头，为找个夜里歇足之处，行乞三年之生涯。书学院为国家事业单位，成立迄今已十三年了，1995年放长假至今已达7年，一直无法正常工作，总之我用了三十年的心血换得一句话：“在文化大省的陕西想给文化事业做点贡献太难了!真是：‘一步一滴血，—丈—块肉!’钢铁爱国志，从不觅封侯。”因为下篇“苦海捞才”还未写完，离成书发表之日甚早，现在文化报刊出，目的是为了征求意见，以便在完书之前修改。
其实话又说回来，要搞好群众组织的工作并不难，只要尊重协会章程，尊重会员权利，集中会员智慧，就什么疑难问题都能解决。只有尊重别人才能换得别人的尊重。就连这一点做人的起码道理，我们很多人就是不易做到，硬是要违背群众意愿，违反群众组织的工作规律，不知是为了显示个人的权利还是为了别的目的，硬是要加进一些个人的意志，或者照顾少数人利益，那无论如何也无法搞好这—工作。大不了你干你的我干我的，到头来还是—盘散沙，失去了群众组织的意义。 薛铸老师，在陕西书协算资格最老的，其诸体皆能，擅长草书、篆书，在陕西
书坛独树一帜，为陕西书法界所做的贡献有目共睹，是现届书协领导所无法能
比的，那些靠权力取得的职位的主席、副主席在未来的书法长河中将被唾弃和
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