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学者认为《兰亭序》冯承素摹本可能是明代赝品
文物研究人员王开儒日前投书媒体，提出现在为许多书法爱好者学习的《兰亭序》冯承素摹本可能是明代赝品，应引起学习者关注。晋永和九年暮春，一代书圣王羲之在绍兴兰亭与友人雅集时为一部诗集写下了《兰亭序》，千百年来被书法界誉为“中华第一书”。由于真迹早已失踪，长期以来人们所见的被称为唐代书法家冯承素所摹《兰亭序》被视为“下真迹一等”的最佳摹本，成为众多书法家学习的对象。
王开儒多年从事文物研究，曾发表多篇关于故宫馆藏《清明上河图》的研究成果，论证现存《清明上河图》是全本而非残卷， 从而引起文物研究界关注。据他介绍，在近几年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的数种《兰亭序》中，一个私人拓本的字迹风格与冯承素摹本颇为相像。经考此本《兰亭序》为宁波天一阁所存明代丰坊摹刻的神龙兰亭《兰亭序》。王开儒将两本《兰亭序》通篇324个字逐一对比研究，发现两帖出笔入笔一致，但丰坊刻本更有神韵。
王开儒介绍说，所谓的冯承素摹本在明以前的收藏史上并无记载，而最有可能的是明代人所作。丰坊为明代嘉靖年间书法家，32岁中进士，后因案被贬，以藏书、书法闻名当世。王开儒在天一阁仔细研究丰坊的两个兰亭石刻后，提出是丰坊依据当时存在的不同摹本，制作了一个新的摹本，后称为唐代冯承素所摹，而作为传世书法精品流传下来。
《兰亭》真伪之争管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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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切帖(唐摹本)王羲之《兰亭序》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被认为是书圣王羲之的杰作，从《兰亭》对后世书法的巨大影响来看，它的确不负"天下第一"的英名。但它传奇的身世，真本的失踪以及化一成千的传本，像是真假孙悟空，亦真亦幻，扑朔迷离，无数的笔墨官司也由此而起。《兰亭》真伪之争至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达到高潮。郭沫若、高二适等人围绕《兰亭》真伪问题展开论辩，从当时发表的文章看，赞成郭沫若观点的占了上风。八十年代以来，又陆续发表了不少争论的文章和出土文字资料的报道，反对郭沫若观点也似乎占了上风。
本人认为，《兰亭》对书法史的巨大影响是客观存在的，《兰亭》本身相对的艺术价值和绝对的文物价值也是客观存在的，《兰亭》真伪之争并不能改变这些客观事实。但《兰亭》真伪之争本身是一个科学问题，或真，或伪，答案只有一个。《兰亭》真伪问题，只能随着新的文字资料的出土和文献证据的发现而愈来愈明确，真伪本身不会因为其他非学术性因素的改变而改变，也不应改变。
一、王羲之书法的本来面目
王羲之书法的本来面目究竟是什么样子?这是判定《兰亭》真伪的前提。
要判定《兰亭》的真伪，首先要建立一个可供比较的参照系，即首先要确定在王羲之的传世作品中究竟哪些作品是最"近真"的，对它们要加以细致深入的微观分析，然后从宏观上作出进一步的总结，归纳出它们的共同特点。再拿这些作品来和《兰亭》比较，看一看其中有没有差距，如果有，差距究竟有多大。我认为这项工作是判定《兰亭》真伪的前提，对于判定真伪也是最直观、最基础的工作。由这样的比较所得到的证据，是"内证"。在此基础上，再恰当地参考"旁证"--出土的书法资料和文献资料，才能作出进一步的判断。"内证"不明，仅拿"旁证"讨论问题，是舍本逐末，舍近求远。
我认为在《兰亭》论辩中，双方在"王羲之书法的本来面目"问题上没有深入详细地进行分析总结，从而引起了不少的误会和误解。
郭沫若在《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一文中，专设"王羲之的笔迹应当是怎样的?"一节，但并未涉及和分析王羲之本人的书法作品，仅仅根据历史文献资料和出土的魏晋竹木简、二爨以及王谢墓志，就简单地把王羲之的书法特征归结为"有隶书笔意"。在《<驳议)的商讨》一文中专设"《兰亭序帖》的时代性"，其中只是简单地提到了王羲之的《豹奴帖》、《十七帖》、《丧乱帖》、《孔侍中帖》、《快雪时晴帖》，认为"《丧乱帖》、《孔侍中帖》用笔与《宝子》《杨阳》及王谢墓志等尚有一脉相通之处。《丧乱帖》其中有一两则特别好，但原迹是否王羲之亲笔或其晚年代笔者所作，无从判定。"《快雪时晴帖》"则是更晚时代的伪作了。"①
启功先生倒是提到《丧乱帖》、《姨母帖》、《奉橘帖》等唐摹简札墨迹，也只是谨慎的认为《丧乱》、《姨母》等帖"保存了一定分量的王羲之风格"。②
徐森玉在文章中举出的王羲之的书法只是《十一月十三日帖》(即《姨母帖》)一件。③
李长路的文章中提到的王羲之法帖较多一些："王羲之书法拓摹本传世近真的有《丧乱帖》，《近得书帖》，《四月廿三日帖》，《日月如驰帖》，《廿八日帖》，《九月十七日帖》(又名《孔侍中帖》)，《十一月十三日帖》(又名《姨母帖》)等等。"然后主要就《姨母帖》《孔侍中帖》《丧乱帖》《近得书帖》的"心"字和带有心旁的字进行了分析对比④。
从高二适一方的文章看，除了《兰亭》外，没有涉及具体的王羲之的作品，商承祚在《论东晋的书法风格并及(兰亭序)》中，涉及的王羲之的作品有《十七帖》、《丧乱帖》、《姨母帖》⑤，并据此提出了和郭沫若等人相反的观点，认为这些作品"不能谓之有隶意"；他的文章中专设"王羲之的书法风格"一节，但也没有提到具体的王羲之的作品。
《兰亭》论辩双方，主要围绕"有无隶意"的问题进行争论⑥。对于《兰亭》，一方认为有"有隶意"，一方认为"无隶意"，对于其它作品如《姨母帖》《十七帖》，郭方认为有"有隶意"，而商承祚认为"并不能谓之有隶意"，之所以产生这样的分歧，是因为缺乏对王羲之作品进行全面深入详细的分析，仅仅用"有无隶意"这样一个不确定的笼统的概念来概括王羲之书法的特点，引起误会和误解在所难免。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发表的文章中，张昕若的《王羲之书法真面目的一些探讨》，提出了这个关键问题，即"王羲之书法的真面目究竟是怎样的?"，"如果说传世的《兰亭序》不是王书的真面目，那么与《兰亭序》面目不同而同样称为王书的《丧乱》--《平安》--集王《圣教序》这一个书法体系，是否是王羲之书法的真面目?"他所谓的"《丧乱》--《平安》--集王《圣教序》书法体系"，包括的作品有《丧乱》《二谢》《得示》《频有哀祸》《孔侍中》；《平安》《何如》《修载》《奉橘》；怀仁集王《圣教序》。张对这些作品做了简单的分析，并据此非常谨慎地下了结论："以《丧乱帖》为代表的这个书法体系，可能就是王书的真面貌。"⑦
刘涛在文章《东晋铭刻书迹的体态及其相关问题》中提出的观点，和本人观点十分接近，认为"要求得研究的进展，应该对传世的临摹墨本的书法形态作一番全面的考察，归纳出共同的笔体特征，然后以此为基本标尺再去衡量和判断某一件王书作品。"他从用笔、笔势、笔画、字态四个方面对王羲之的诸种临摹墨本法书进行了分析，总结出王羲之书法"笔体的共性"特征，并特别强调指出"沉稳厚重"、"括锐方硬"两个笔画特征为王羲之的书法的共通特点⑧。
徐利明的文章《王羲之〈兰亭序帖〉书法面目考辨》更进一步，涉及的王羲之的法帖更为广泛和具有代表性，计有《姨母帖》《丧乱帖》《孔侍中帖》《得示帖》《二谢帖》《何如帖》《奉橘帖》《平安帖》《快雪时晴帖》《频有衰祸帖》等行书，《初月帖》《游目帖》《长风帖》《远宦帖》《寒切帖》《行穰帖》《上虞帖》《瞻近帖》《龙保帖》等草书帖，"从笔法分析入手，通过对王羲之尺牍传本墨迹的研究和对王氏家族数代尺牍传本墨迹的研究，来探求王羲之书法的基本特点及应有面目"。⑨
以上的研究，尤其是张昕若、刘涛、徐利明三人的文章，使王羲之书法的本来面目显得越来越清晰。
为了进一步揭示王羲之书法的本来面目，在他们研究的基础上，应当对下列三类王羲之作品⑩：1.《姨母帖》《丧乱帖》《孔侍中帖》《得示帖》《二谢帖》《何如帖》《奉橘帖》《平安帖》《频有衰祸帖》；《初月帖》《远宦帖》《寒切帖》《行穰帖》《妹至帖》；2.《十七帖》；3.《怀仁集王圣教序》，分别从笔法、结体、章法(章法：《怀仁集王圣教序》除外)等方面进行穷尽性(11)的分析比较，笔法又可以细化为中锋侧锋、藏锋露锋、起笔收笔、转笔折笔、力度、速度、节奏、笔势等方面，结构分为笔顺、重心、映带、字势、点画偏旁间的距离与比例等方面，章法分字间距、字间联带、行气、行间距、行间呼应等方面，逐字逐项列表对比分析，在这些细致工作的基础上，逐步总结出王羲之书法在笔法、结体、章法、风格等方面的特征，用事实说话，用图片说明问题，从而使人们更加直观而清晰地看清王羲之的面目，更加接近、进而确定王羲之书法的本来面目，为进一步的研究打好基础。
二、《兰亭》的本来面目
在《兰亭》的众多传本中，哪种传本最接近《兰亭》的原本?或说最有接近原本的可能?《兰亭》的本来面目究竟能不能确定?这个问题对于判定《兰亭》的真伪当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我们现在常见的有代表性的传本有：定武本、褚临本、张金界奴本、黄绢本、神龙本。
1.定武本。宋元以来以至明清均备受推崇，同时各种翻刻伪刻，聚讼纷纭。现在人们能够看到其它的摹本临本，对定武本已不再迷信。从定武本实际看，因为中间经过摹勒上石、镌刻、翻刻等等过程，加之行与行之间加了直栏，改变了原来的章法，字与字之间也进行了调整，仅是在字形上还大致保存了底本原样，整体看"仅存梗概，无复神采"(12)。虽然定武本有种种的缺点和不足，但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如《神龙本》"群"字的破锋，"即定武石刻也还存在'群'下脚双权的痕迹；又怀仁《集王圣教序》里也同样存在着一些这样的痕迹；可见这并非源於唐代某一临写者自己偶然出现的手病。"(13)
2.褚临本。(《兰亭八柱帖》第二)帖后有米芾题诗。翁方纲认为是"米老(米芾)自临《褚兰亭》，而自题诗于后"。启功先生认为"此帖字与米诗笔法相同，纸也一律，实是米氏自临自题的"。(14)徐利明也认为是米临(15)。从笔法到字形都带有明显的米芾的风格特点，定为米临，应无疑问。凭米氏所见各种传本的眼光和平时的造假水平，可以说明，他所临写的底本应当是他比较满意的一种，临写也是尽量忠实于底本的。
3.张金界奴本。董其昌跋曰："似虞永兴所临。"梁清标则直接题为："唐虞永兴临《禊帖》。"后人附和，便成虞临。翁方纲认为是"后人稍知书法笔墨者，别自重摹"。启功先生疑是宋人依定武本所临。(16)从此本本身来看，下笔较神龙本为混成，特别是入笔处不像神龙本那样纤细，字形也与神龙本较为一致，章法整齐，可以说是较为忠实于底本的临作。但在细腻程度上不如神龙本，在行气上亦不如神龙本那样一气呵成。
4.黄绢本。指湖南省博物馆所藏的黄绢本。启功等鉴定家认为是唐摹本。启功先生认为"主要的笔意、字形，仍然保存，尤其是笔与笔、字与字、行与行之间，都表现了映带关系和顾盼姿态。还有点划的肥瘦，牵丝的联系，都明白地使人看到书写时行笔的轻重、疾徐，可以说仅次於神龙本一等。""这一卷的摹拓技巧确实比不了神龙本那样精密，又因用的是绢素，有些纸上的效果不易传出，那许多破锋、贼毫等等都没能表现出来，更无论墨色的浓淡了。"(17)与张金界奴本相比，在笔法、字形以及字与字之间的映带关系等方面，黄绢本较为细腻，但过于拘泥，笔力尤其靡弱。
5.神龙本。元代郭天锡跋曰："此定是唐太宗朝供奉拓书人直弘文馆冯承素等奉圣旨于《兰亭》真迹上双钩所摹。"明末项元汴收藏后，径直认为是冯承素所临，以后便相沿称为冯临。启功先生"曾屡观原卷"，他认为"把这一卷和其他唐代拓摹、定武石刻的本子相较，发现以下几项特点：一、这卷的若干处破锋(例如'岁''群'等字)、断笔(例如'仰''可'等字)、贼毫(例如'蹔'字'足'旁)，摹者都表现了谨慎精确的态度。三、墨色具有浓淡差别，改写各字，如'因字迹不但间架结构精美，行笔的过程、墨彩的浓淡，也都非常清楚。二、这卷具有''向之''痛''夫''文'和涂去的'良可'，都表现了层次的分明。还有两个字，即'每'字原来只写个'一'字，大约是因与下句'一'契的'一'字太近，嫌其重复，改为'每'字，这里'每'字的一大横，与上下文各字一律是重墨，而'每'的部分却全是淡笔，表现了改写的程序。还有'齐'、'殇'字一律是横放的间架，也全是重墨所写，中间夹了一个'彭'字，笔势比较收缩，墨色也较湿、较淡，可知是最初没有想好这里用什么字，空了一格，及至下文写完，又回来补上这'彭'字。从这两个字的修改，可以多知道些王羲之当时起草构思和修辞的情况，但这不但是石刻所不能表达，即是普通的摹拓本也绝对罕见这样的例子。四、这本的行气疏密，保存了起草时随手书写的自然姿态：前进开始写时较疏，后边接近纸尾时较密。这幅摹写用的纸，在末行左边尚有余纸，可见末几行的拥挤并非由於摹写用纸的不够，而是依照底本的原式。"(18)神龙本从笔法的细腻程度、墨色的浓淡变化、点画的位置、章法的疏密等方面来看，均优于其它传本，为公认最忠实于原作的本子。也正是因为这些突出的特点，郭沫若甚至认为"神龙本"就是智永所写的"稿本"。
另外，《怀仁集王圣教序》中保存了大量的王羲之书法的信息，《圣教序》对王羲之书法的忠实再现是有口皆碑的。同样，《圣教序》中也采用了一些《兰亭》的字形，明代孙鑛、清代翁方纲、日本人梅园方竹，以及周绍良、喻蘅、张昕若、许庄叔等人都曾把《兰亭》与《圣教序》进行过对比研究。曹宝麟先生的《<集王圣教>与<神龙兰亭>之比勘》一文，对二者有详细的比较，二者的同异一目了然(19)。曹宝麟先生认为二者字形接近，但笔法相去甚远。我认为，二者不仅在字形上，就是笔法上也是非常逼近的，《圣教序》甚至连细微的牵丝、破锋也忠实地再现了出来。当然，细微的差别也还存在，如《圣教序》中"閒"字"跡"字，俱集自《兰亭》而俱有破锋，神龙本中没有。
通过以上的分析比较，大致可以作出下面的结论："究竟《兰亭帖》的本来面目应该是什么样子?现在的摹拓本或石刻本中哪种本子传摹得最精致，或说最有接近原本的可能呢?我们综合来看，要以《神龙本》为比较优异。"(20)可以肯定地说，《兰亭》底本的面目根据《神龙本》与《怀仁集王圣教序》，参考黄绢本、张金界奴本、褚临本、定武本，是可以确定的，而且也只能根据这些传本来确定《兰亭》的本来面目。
三、如何看待王羲之书法与《兰亭》之间的差距
《兰亭》底本的面目是可以确定的，王羲之书法的本来面目也是可以确定的，二者之间到底有无差异?客观地说，差异是存在的，不然，就不会有真伪之争，真伪之争也不会延续这么长的时间。各方面的分歧主要集中在对于差异的大小的判断和造成差异的原因的分析上，我认为这是《兰亭》真伪之争的争论焦点。
关于王羲之书法的本来面目和《兰亭》二者之间的差异，各方都是承认的。
郭沫若一方认为差异主要是"有无隶书的笔意"："王羲之的字迹，应当是没有脱离隶书的笔意。"(21)而《兰亭》"无论是写本或刻本，都是后来的楷书笔法，把东晋人书仍具有的隶书笔意失掉了。"(22)
与郭沫若观点不一致的人也承认差异的存在：商承祚认为"《兰亭序帖》与《丧乱帖》等自有距离"(23)。黄君实认为《神龙兰亭》"无复羲之用笔之劲健"(24)。丛文俊认为"以《兰亭》与其他(王羲之)书迹相比，略见'缓异'。"和《丧乱》比"则不仅'缓异'，风格也相差许多。"(25)刘涛认为"由王羲之书法的笔画特征来检验神龙本《兰亭》，的确有许多'失真'的疑点，过去和现在的一些学者怀疑这本《兰亭》并不是毫无道理的。"(26)
我认为，要较为准确的判断王羲之书法的本来面目和《兰亭》二者之间的差异，最直观也是最重要的办法是把能够代表王羲之本来面目的各种法帖(如前面第一部分提到的以《丧乱》为代表的各种摹本以及《十七帖》《圣教序》等刻本)和《兰亭》进行直接的对比分析，然后再和以《万岁通天帖》为代表的王氏家族的传世摹本进行对比，以判定这个差距究竟是王羲之本人在不同年龄段、不同法帖之间的差异，还是不同书家之间的差距。
在这个问题上，以启功、刘涛、徐利明等人的思路和方法最为切实。
启功先生的思路和观点在《兰亭》论辩中最为简明清晰："回来再看今传的《兰亭帖》，无论神龙本或定武本，一律纯然是唐代风姿，不用拿《二爨碑》来衡量比较，即用《丧乱帖》、《姨母帖》、《奉橘帖》等等唐摹简札墨迹来看，风格也不相同。王羲之的书法艺术，确曾起过承先启后的作用，这是人所公认的，但是《兰亭》只有近于它以后的姿态，而不带有它以前的余风，譬如一个人的相貌，只与子孙相似，而毫无像他父母的地方，也就是只见其启后，而不见其承先，便是可疑的了。从书法风格看，《兰亭》既与《丧乱》、《姨母》等帖不同，而《丧乱》、《姨母》等帖既保存了一定分量的王羲之风格，那么写《兰亭》的必定不是写《丧乱》、《姨母》等帖的人，就是必定不出于王羲之之手，可以说是毫无疑问。"(27)
刘涛和徐利明的分析对比更具体细致。通过比较王羲之传世的各种临摹本墨迹，徐利明得到的结论是："将神龙本的书法面目与王羲之传世的各种尺牍临摹本墨迹相比对，我们可以发现其各种尺牍临摹本之间气息相通，用笔有鲜明的基本共同点，兰亭序帖因很难进入这个大氛围之中而成为孤例。"
与以《万岁通天帖》为代表的王氏家族书法对比，徐利明认为："(王氏家族的书法)下笔皆刚健利落，行笔爽朗，运动节奏明快，无矫饰之态。尤其是这些帖中的行楷字可与兰亭序帖直接对照，笔法之悬隔分明可见。由此可证，爽劲平实、下笔斩截、无尖细突出的露锋和扭曲婉弱的笔画形态，是王氏家族书法用笔共有的基本特点，这是与王羲之用笔相一致的，而兰亭序帖的用笔正与之相违背。"
刘涛首先比较了王羲之的各种摹本以及《十七帖》，认为："(诸帖)虽然书体不一样，书写时间有先有后，写法还有些差异，但是笔体的共性特征也是显而易见的。"
他进一步把王羲之和《万岁通天帖》作了比较后，认为："自东晋迄梁朝的王氏书家墨本几十帖，笔画都有'铦锐方硬，沉稳厚重'的特点。这一迹象表明，东晋南朝王氏书家的字，是以厚重为宗尚，进而言之，当时士族阶层的书风就是如此。"
进而和《兰亭》比："由王书的笔画特点来考察神龙本《兰亭》，我们发现起笔处常带有尖细的弯头，一些笔画映带牵丝不自然，有些笔画薄弱流滑，我认为，这正是神龙本《兰亭》'失真'之处。帖中也有一些厚重或方硬的笔画，但'沉稳'不足，或已失'铦锐'。"
以上启功、刘涛、徐利明三人的分析，可以说非常直观简明地解决了上面的问题。王羲之传世的各种临摹本墨迹之间书体不一样，书写时间有先有后，写法还有些差异，但"气息相通，用笔有鲜明的基本共同点"，而"《兰亭序帖》因很难进入这个大氛围之中而成为孤例"。得到的结论应当是：《兰亭》与王羲之之间的差距不是王羲之本人不同年龄段、不同法帖之间的差异，而是不同书家之间的差距。
而且通过和王氏家族的书法进行对比，结果是"自东晋迄梁朝的王氏书家墨本几十帖"，都有共同的基本特点，而且"与王羲之用笔相一致"，"而《兰亭序帖》的用笔正与之相违背"。结论是：《兰亭》不但与王羲之有很大的差距，也与东晋迄梁朝的王氏家族的书法特征有很大的差距。
如何解释存在的差异?
郭沫若一方认为，王羲之和《兰亭》二者之间的差异是不同时代之间的差异，造成差异的原因是《兰亭》是后人的伪作，作伪的时间大致在梁陈之后至隋唐之间。
不同意郭沫若观点的人，基本上把造成差异的原因归结为一点："不管是传世的神龙本以及定武石刻本，昔属唐人辗转叠摹钩填，由于辗转叠摹者'间用我法'，笔法神韵与原迹逐渐失真而相去日远。"(28)
如果把原因仅仅简单地归结为"传摹临写过程中带入了后人的笔法而'失真'"的话，我产生了很多的疑惑。疑惑之一：从现在能看到的王羲之以及王氏家族的众多唐摹本来看，当时摹写水平之高是大家都公认的，都认为是"下真迹一等"，没有人提出异议。而为什么一提到《兰亭》，就传摹失真，就过多地带有后人的笔法了呢?疑惑之二：《兰亭》是唐太宗如此费尽心血才得到的王羲之的代表作，"天下第一"，自然会让宫廷中最好的临摹高手如冯承素等来临摹，这些临摹高手一定会使出浑身解数力争临摹得惟妙惟肖，这也不会有人怀疑。而这些临摹高手为什么偏偏把《兰亭》摹得如此失真，连其它一般的作品都不如?疑惑之三，大家公认神龙本《兰亭》是最忠实于原作的本子，启功先生"曾屡观原卷"，对于摹写得如何之精细入微，也有详细的描述。但一讨论到它的真伪，有些人马上又认为它是拓手辗转叠摹，"间用我法"，与原迹逐渐失真而相去日远了。
徐利明有一个似乎更圆满的解释："《兰亭序帖》神龙本所依据的底本之失真严重。"他"推测神龙本所依据的底本很可能是隋末唐初人的临本，它距一神龙本兰亭序帖不远，与智永书法尚有明显的距离，而与王羲之真迹的差距则更远。"而真本《兰亭》"应具有与王羲之及其家族诸人的种种尺牍传本墨迹所共有的书法用笔的基本特征，不能脱离这一风气范围和笔法模式。"可以说，徐利明已经看到了存在的问题，但在最终解决问题的时候，还是没有摆脱传统的思维定势，不得不落入唐太宗们的"彀中"：王羲之一定写过我们谁都不可能再见到的、与现在各种《兰亭》传本都不同的真本《兰亭》。
在如何判定《兰亭》所属的时代问题上，在如何运用对比材料上，我也存在一些疑惑和不同的看法。
譬如有人认为"《兰亭帖》字体，为王羲之时代所必有"(29)，似乎就可以证明《兰亭》是王羲之的作品了。且不说他的结论是否正确，即使"《兰亭帖》字体，为王羲之时代所必有"，也并不能证明《兰亭》就是王羲之的作品。有这种字体，仅是一个充分条件，不是必要条件。同样也有人以王羲之兼善诸体来证明《兰亭》就是王羲之写的，兼善诸体也只是个充分条件，不是必要条件。即使两个充分条件同时存在，也不能变成必要条件。
也有人认为王羲之是兼善诸体、力求创新的杰出书法家，把他的书法和书刻粗糙的二爨、王氏墓志等字迹进行比较，是不科学的；写经体因自成体系并具有保守性，也不能和王羲之比；《李柏文书》等简牍文书，因为出自边疆的下层文吏书记之手，用来作为比较对象，对《兰亭》真伪之争无有裨益。甚至认为所有的出土材料都不具有可比性，强为比较，是不科学的。这样一来，似乎只能是王羲之和自己比，和王氏家族比，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也是我一再强调的内证问题。但我认为，在充分比较《兰亭》和王羲之各种法帖、王氏家族的书法摹本的基础上，不能仅就《兰亭》论《兰亭》，也不能仅限于王羲之的范围内而论《兰亭》，应当把《兰亭》和王羲之放到王羲之的时代、放到整个书法史的范围内来研究，要把《兰亭》以及王羲之各种法帖和同一时代的、前后时代的各种文字材料进行比较，只有进行全面的比较，才能更准确地分析《兰亭》与王羲之各种法帖之间的差异，才能更准确地判定《兰亭》的所属时代。
《兰亭》以及王羲之书法不仅可以和各种出土文字材料进行比较，而且必须要进行全面的比较。譬如，要和智永比，和唐代陆柬之的《文赋》比，和孙过庭《书谱》比，和初唐的各位大家比，和颜真卿的《祭侄稿》、《争座位》比，和苏轼的《赤壁赋》、《寒食帖》比，和米芾的《苕溪帖》、《蜀素帖》比。它们都具有可比性，只是看你比什么，如何比。就碑刻来讲，尽管有刻手问题，有的刊刻粗糙，但从长时段看，汉代不会出现魏晋的碑刻，魏晋的碑刻也不会混同于唐代，时代的差别是无法混同的。郭沫若也一再强调，"篆书时代的人不能写隶书，隶书时代的人不能写楷书"，也正是强调时代性问题。王羲之的书法、《兰亭》和《二爨》为什么就不能比了呢?假定比较的结果是，王羲之书法和刊刻粗糙的《二爨》之间的相通之处还要多于王羲之书法和摹拓精微的《兰亭》之间的相通之处，那又说明什么?不比较，又如何得出结论?何况刻手问题，既有刻得粗糙的，也有忠实于墨迹的，在高昌砖以及写经体中，都可以得到证明，已经有不少人指出这一点。
当然，对所比较的材料，对它们的用途、作者、背景等作进一步的区分，弄清各种不同的情况，分清具体问题，不能盲目迷信考古材料，这也是在研究中要注意的问题。郭沫若在运用出土资料，比较不同材料的时候，也存在一些问题，如他以当时的墓志来总括当时书体状况的论断就是很不恰当的。
(作者为山东大学王羲之研究所所长)
注释：
①(22)郭沫若《〈驳议〉的商讨》，《兰亭论辩》文物出版社，1977年10月。
②(27)启功《<兰亭》的迷信应该破除》，《兰亭论辩》文物出版社，1977年10月。
③ 徐森玉《<兰亭》真伪的我见》，《兰亭论辩》文物出版社，1977年10月。
④ ④李长路的《<兰亭》辨妄举例小补》，《兰亭论辩》文物出版社，1977年10月。
⑤ ⑤(23)(28)商承祚《论东晋的书法风格并及(兰亭序>)，《兰亭论辩》文物出版社，1977年10月。
⑥ 王玉池旷兰亭论辩"的误会及其他》，《中国书法》1988年3月。
⑦ 张昕若《王羲之书法真面目的一些探讨》，《文艺研究》1980年5月。
⑧(26)刘涛《东晋铭刻书迹的体态及其相关问题》，《兰亭论集》苏州大学出版社2000年9月。
⑨(15)徐利明《王羲之(兰亭序帖)书法面目考辨》，《书法世界》2003年第5期。下面所引徐利明、刘涛、张昕若三人的观点，没有特别注明的，均见上面三篇文章。
⑩至于为什么选这三类作品，问题较复杂，需另有专文论述。所谓"穷尽性"，是借鉴了北京师范大学王宁教授及她的研究生在研究文字学时采用的研究方法，即对研究对象中的
(11)每一个字都要进行拆分和微观的分析研究，得到数据后再进行定量定性分析。我认为这种方法值得在《兰亭》研究中借鉴。
(12)启功《论书绝句》第10页，三联出版社，1999年6月。
(13-17-18-20)启功《启功丛稿·题跋卷》第153页，中华书局，1999年7月。
(14)启功《启功丛稿·论文卷》第52页，中华书局，1999年7月。
(16)启功《启功丛稿·论文卷》第5l页，中华书局，1999年7月。
(19)曹宝麟《<集王圣教》与<神龙兰亭》之比勘》，《兰亭论集》苏州大学出版社2000年9月。
(21)郭沫若《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兰亭论辩》文物出版社1977年10月。
(24)黄君实《王羲之<兰亭序》真伪辩》，《兰亭论集》苏州大学出版社2000年9月。(25)丛文俊《关于魏晋书法史料的性质与学术意义的再认识》，《兰亭论集》苏州大学出版社2000年9月。
(29-30)徐复观《<兰亭>争论的检讨》，《中国艺术精神》第327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12月。 《兰亭序》真迹究竟藏于何处？
“书圣”王羲之（303-361），字逸少，东晋时期人。祖居瑯琊（今山东临沂），西晋末年南迁后，定居在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遂为绍兴人。曾任会稽内史，官至右军将军，所以世称王右军。在他任职期间，薄功名利禄，为人耿直，关心百姓疾苦，是一个务实为民的清官。时常以作书养鹅为乐。晚年辞官隐退后，放浪形骸于山水之间，卒年59岁。
羲之酒酣 写下书法绝笔
王羲之7岁拜师于女书法家卫夫人和叔父五广，勤学苦练，后又遍学李斯、钟繇、蔡邕、张昶等书法家，并博采众长，自辟蹊径，自成一体。其书法作品很丰富，据说梁武帝曾收集其书一万五千纸，唐太宗遍访王书，得三千六百纸，到宋徽宗尚保存二百四十三纸。现传世墨迹，寥若晨星，真迹无一留存。
王羲之书法主要特点是平和自然，笔势委婉含蓄，遒美健秀，后人评曰：“飘若游浮云，矫如惊龙”。总之，他把汉字书写从实用引入一种注重技法，讲究情趣的境界，标志着书法家不仅发现书法美，而且能表现书法美。
《兰亭序》是王羲之最得意的作品。公元353年，也就是永和九年，王羲之和当时东晋的名士谢安诸人，相聚在浙江绍兴一个不起眼的地方———兰亭，一起做修禊的事。修禊是古代的一种习俗，据说，每年农历三月三日，人们如果临水而祭的话，就可以“除凶恙，去宿垢”《晋书·礼志》，文人雅集，自不免诗文唱和，不曾想到的是，就是这样一次不经意的“一觞一咏”，竟然诞生了一篇在中国书法、文学和哲学史上产生深远意义的名篇———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当时有26人赋诗41首，并聚诗成集。王羲之于酒酣之际乘兴用鼠须笔在蚕茧纸上为诗集写了这篇序，记下了诗宴盛况和观感。全文28行，324字，通篇遒媚飘逸，字字精妙，有如神助。像其中的20个“之”字，竟无一雷同，成为书法史上的一绝。序中记叙兰亭周围山水之美和聚会的欢乐之情，抒发作者好景不长，生死无常的感慨。翌日，王羲之酒醒后意犹未尽，伏案挥毫在纸上将序文重书一遍，却自感不如原文精妙。他有些不相信，一连重书几遍，仍然不得原文的精华。这时他才明白，这篇序文已经是自己一生中的顶峰之作，自己的书法艺术在这篇序文中得到了酣畅淋漓的发挥。
宋代姜夔酷爱《兰亭序》，日日研习，常将所悟所得跋其上。有一跋云：“廿余年习《兰亭》皆无入处，今夕灯下观之，颇有所悟。”历时二十多年才稍知入门，可见释读之难：一千六百多年来无数书法家都孜孜不倦地释读过，何尝不想探求其中的奥秘，但最终只能得其一体而已。因此，《兰亭序》可以说是由杰出的书法智慧所营造成的迷宫。
唐太宗盗宝 留下千古传奇
王羲之将《兰亭序》视为传家宝，并代代相传，一直到王家的七世孙智永手中。可是，智永不知何故出家为僧，身后自然没有子嗣，就将祖传真本传给了弟子———辩才和尚。
到了唐朝初年，李世民大量搜集王羲之书法珍宝，经常临习，他亲自为《晋书》撰《王羲之传》，搜集、临摹、欣赏王羲之的真迹。在中国书法史上，帝王以九五万乘之尊而力倡一人之书者，仅此而已。对《兰亭序》这一真迹他更是仰慕，多次重金悬赏索求，但一直没有结果。后查出《兰亭序》真迹在会稽一个名叫辩才的和尚手中，从此引出一段唐太宗骗取《兰亭序》，真迹随唐太宗陪葬昭陵的故事。
这一段故事，更增添了《兰亭序》的传奇色彩和神秘气氛。唐人记载兰亭故事有两种版本。刘悚《隋唐嘉话》记：“王右军《兰亭序》，梁乱，出在外。陈天嘉中，为僧众所得。……果师死后，弟子僧辩才得之。太宗为秦王后，见拓本惊喜，乃贵价市大王书，《兰亭》终不至焉。及知在辩才处，使萧翼就越州求得之，以武德四年入秦府。贞观十年，乃拓十本以赐近臣。帝崩，中书令褚遂良奏：“《兰亭》，先帝所重，不可留。’遂秘于昭陵。”《太平广记》收何延之《兰亭记》记载大有不同。何文称，至贞观中，太宗锐意学二王书，仿摹真迹备尽，惟《兰亭》未获。后访知在辩才处，三次召见，辩才诡称经乱散失不知所在。房玄龄荐监察御史萧翼以智取之。萧翼知道明说是说不动辩才相让的，就假扮成书生，住在庙中与辩才谈诗论字、书字，使辩才将他当成最好的朋友，骗得了辩才的信任后用激将法使他拿出《兰亭序》来让他观看。一天趁辩才外出，萧翼乘机盗走了《兰亭序》，把它献给了唐太宗。
唐太宗多次公开求索不得，由下属巧取豪夺而得到别人家传宝物仅此一例。当时献了王羲之的书法真迹的都受到重赏，而却未见萧翼献上骗盗《兰亭序》后受到嘉奖之记载。大概唐太宗也认为他虽然为自己取得了一直想得到而长期未能得到的爱慕之物，但他的下三烂的骗盗作法太不光彩，不齿其之所为吧。
萧翼盗《兰亭序》为历史上许多巧取豪夺别人家传宝物的特例———为帝王盗夺。他用的方法更阴险，是以骗得藏宝人的感情，取得信任后下手。这使藏宝人在感情和财产上受到双重打击。由于萧翼是以谈诗论字、书字骗得辩才的信任的，可知他的书画非同一般；同时他与《兰亭序》又这么相关，而未有他的书画流传下来，可知历史上古董收藏家对萧翼之盗是痛恨到极点的，耻于收藏他的书画。
何延之自云，以上故事系闻辩才弟子元素于永兴寺智永禅师故房亲口述说。刘、何二说，情节悬异。一般以为，何说漂浮失实，刘说翔实可信。二者情节虽异，但《兰亭序》真迹埋入昭陵，说法却一致。
唐太宗得到《兰亭序》后，曾命弘文馆拓书名手冯承素以及虞世南、褚遂良诸人钩摹数本副本，分赐亲贵近臣。李世民对李治说：“我死后，你只要把《兰亭序》用玉匣放进墓室我的身边，就是你尽孝了。”李治照办，李世民死后随葬昭陵。现传世的《兰亭序》已非王羲之真迹。传世本种类很多，或木石刻本，或为摹本，或为临本。著名者如《定武兰亭》，传为欧阳询临摹上石，因北宋时发现于河北定武（今河北正定）而得名。唐太宗命冯承素钩摹本，称《神龙本兰亭》，由于他的摹本上有唐代“神龙”小印，所以将其定名为神龙本《兰亭序》，以区别于其他的唐摹本。此本墨色最活，跃然纸上，摹写精细，牵丝映带，纤毫毕现，数百字之文，无字不用牵丝、俯仰袅娜，多而不觉其佻，其笔法、墨气、行款、神韵，都得以体现，基本上可窥见羲之原作风貌。公认为是最好的摹本，被视为珍品。冯承素摹的《兰亭序》纸本，现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高24.5厘米，宽69.9厘米，此本曾入宋高宗御府，元初为郭天锡所获，后归大藏家项元汴，乾隆复入御府。
此事余波难平。据《新五代史·温韬传》载，后梁耀州节度使温韬曾盗昭陵：“韬从埏道下，见宫室制度，宏丽不异人间，中为正寝，东西厢列石床，床上石函中为铁匣，悉藏前世图书，钟王笔迹，纸墨如新，韬悉取之，遂传人间。”铁匣里尽是李世民生前珍藏的名贵图书字画。其中最贵重的当推三国时大书法家钟繇和东晋时大书法家王羲之的真迹。打开一看，200多年前的纸张和墨迹如新。这些稀世珍藏，全被温韬取了出来。依此记载，则《兰亭序》真迹经“劫陵贼”温韬之手又复见天日。对于人们最为关心的王羲之代表作《兰亭序》，有些人认为，史书虽然记载温韬盗掘了昭陵，发现了王羲之的书法，但是并没有指明其中包括《兰亭序》，而且此后亦从未见真迹流传和收录的任何记载。温韬盗掘时匆忙草率，未作全面、仔细清理，真迹很可能仍藏于昭陵墓室某更隐密之处。
另外宋代蔡挺在跋文中说，《兰亭序》偕葬时，为李世民的姐妹用伪本掉换，真迹留存人间。然此后《兰亭》真迹消息便杳如黄鹤，其下落如何，更是谜中之谜了。但也有些人认为，《兰亭序》真迹所以未见天日，是被也很爱好书法的李治暗中留下，掉了包把复制摹本随葬昭陵，真迹为李治和同样爱好书法的皇后武则天共同据有，到晚于李治去世的武则天死后被带进了乾陵墓室。
总之，围绕《兰亭序》真迹的下落问题，成为长期以来众说纷坛、争论不休的一个历史文化之谜。究竟真相如何，恐怕要等到日后条件成熟挖掘乾陵、昭陵时大白于天下了。
郭沫若著文引发笔墨争鸣
关于《兰亭序》的真伪之争，在清末和上世纪六十年代都曾有过大论争，争论最后竟至要挖昭陵和乾陵，亦可见激烈程度之一斑。而在1965年由郭沫若著文引发的《兰亭序》真伪之辩，由于毛泽东主席的关注和干预，更是轰动一时。1965年5月22日，《光明日报》连载了郭沫若写的长文《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的真伪》（《文物》杂志同年第6期转载），文中提到的“王谢”、“王”是王兴之，王羲之的堂兄弟，“谢”是谢鲲，为晋朝宰相谢安的伯父。二人的墓志都是用隶书写成，和王羲之用行书写的《兰亭序》不一样，为此，郭沫若推断当时还没有成熟的楷书、行草。他还经考证，认为《兰亭序》后半部分有悲观论调，不符合王羲之的原文，更不是王羲之的笔迹，是王羲之第七代孙永兴寺和尚智永冒名王羲之的伪作。
郭沫若此文发表后，引起学术界的震动和极大关注。但也有不同意其说者称《兰亭序》表现了王羲之书法艺术的最高境界。作者的气度、丰神、襟怀、情愫，在这件作品中得到了充分表现。古人称王羲之的行草如“清风出袖，明月入怀”，堪称绝妙的比喻。南京文史馆馆员、著名书法家高二适写了一篇《〈兰亭序〉的真伪驳议》文章，认为当时就有楷书、行书的记载、传说和故事，而且流传至今的许多碑帖摹本也足以证明楷书字体在当时已经形成，并趋向成熟，认为《兰亭序》“为王羲之所作是不可更易的铁案。”高二适的文章写出后，由于他的名气、地位远不及郭沫若，各报刊不敢发表。高二适无奈，只好把该文寄给自己的老师、国学大师章士钊，希望得到章的支持和帮助，最好能送呈毛主席审阅。章士钊接到高文和附信，于7月16日致书毛主席，并附高文。
毛主席接信后，很快于7月18日提笔函复章士钊和致函郭沫若表示支持争鸣。在这种情况下，高二适的文章于7月23日的《光明日报》得以发表，同年第7期《文物》刊发了高文影印手稿。刊发高文影印稿时，目录上无此文，而且是放在刊物最后作为“附录”，看来是杂志临开印前加入的。但长达13页、数千言全文影印刊发却极罕见，可能是由于毛主席对高二适的书法较为欣赏之故。1998年8月17日，新华社报道，在南京东郊与王羲之同代的东晋名臣高松墓中，出土了两件楷体墓志。另外，南京及其周边地区先后发现的30多件同时期墓碑上，有仅有隶书，还有行楷、隶楷，说明当时多种书体并存。1999年在南京举行的关于《兰亭序》的学术研讨会，依然存在各种不同意见。看来这样的学术争论还将继续下去。但不管怎么说，《兰亭序》之于羲之，犹《广陵散》之于嵇康，无论就个人，还是中国文化而言，都是不可无一，不能有二的旷世佳作，它是作者多年艺术素养厚积薄发和实践创作天才灵感碰撞、交汇、融合的产物。而今千年逝去，“兰亭已矣，梓泽丘墟”。兰亭美景和那些宴游的人都已成过眼云烟，惟有这篇书法史上的千古绝唱，仍带给后人长久的思索。 《王羲之评传》序
作者：程大利
在中国文化史上，王羲之无疑是浓重的一笔。而在书法史上，王羲之确立的高峰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可以说，是王羲之完成了中国书法由古体的篆隶向今体的楷、行、草的转化，开创了妍美俊健的书风，框定了此后数千年中国书法的大致面貌。
与两汉、西晋相比，王羲之书风最明显特征是用笔细腻，结构多变。王羲之最大的成就在于增损古法，变汉魏质朴书风为笔法精致、美仑美奂的书体。草书浓纤折中，正书势巧形活，行书洒脱自然，总之，把汉字书写从实用引入一种注重技法，讲究情趣的境界，实际上这是书法艺术的觉醒，标志着书法家不仅发现书法美，而且能表现书法美。后来的书家几乎没有不临摹过王羲之法帖的，因而称其为"书圣"。他的楷书如《乐毅论》、《黄庭经》、《东方朔画赞》等在南朝即脍炙人口，曾留下形形色色的传说，有的甚至成为绘画的题材。
王羲之首先从变革真（楷）书入手。为了摆脱魏晋以来真书的“古质”，在结字、点划、书态等各方面加以变革，使楷书结体趋向匀称俊俏，点划细微之处蕴藉变化，挺拔多姿。王羲之用他婉转灵动的笔法，写出了俊逸又雄健的行书，从此确立了行书与篆隶楷草并列的地位。
在王羲之以前，汉字书体上承汉魏，已开启今体草、行、楷书的体式，但以钟繇、张芝为代表的书体，尚未脱尽隶意，稚拙古朴。王羲之则顺应书体发展的趋势，引入时代审美意趣，在精研钟、张书体的基础上，进行了变革。变楷书横向取式为纵向取式，端庄匀整。行书则脱离隶意，欹侧取妍，遒媚紧敛，势巧行密。笔法上中锋侧锋互用，运笔迅疾，便于书写，加强了书体的艺术性和实用性。草书则改章草和作书缓慢、多波挑、笔势不连贯为今草的运笔自由、笔势连贯、减省笔画而不失字形。王羲之不仅完成了汉字书体的定型，而且完成了中国书法艺术变质为妍的重大转变。为丰富自我的艺术创造，王羲之还广泛地从汉魏以来大众的书法作品中汲取有益的养分，把散见于前代和当世的书法作品中的创造性因素汇集起来，经过提纯、总结和艺术加工，融合统一在自己新的艺术创造之中，并形成了自己的语言，体现出一种大智慧。我们从现在所能见到的汉晋竹木简和帛书中，就可见到和羲之行草书代表作相近的作品。可见，一个杰出人物也是一个时代的代表。
正是由于王羲之能够把秦汉篆隶种种笔法巧妙地融入行草书中去，博览约取，兼撮众法，所以才形成他那个年代的最佳体势，为后代开辟了行书艺术的新天地，达到“贵越神品，古今莫二”（羊欣《笔阵图》）的高度。这正是王羲之倍受后人推崇，被人誉为“书圣”的缘由。
王羲之书法的审美特征也带有时代契机，他的作品中处处流露出一种随心从化，恬淡平和的境界。这和魏晋玄学的盛行是分不开的。玄学讲顺应自然，自由任情，“不滞于物”。所以魏晋的名士，大多好山乐水，“放浪形骸”，倘佯自得。王羲之也不例外，能把这种玄远的风度，自觉地融入自己的书作之中。他运笔富于变化，没有雕饰，超逸优游，是一种晋人特有的感觉。由于运笔达到了随心所欲，无拘无束的境界，内心的情感便自然流露于笔端。《兰亭序》写在江南三月天朗气清之际，点画之间让人感受到的是“思逸神超”。《乐毅论》讲名将乐毅受谗遭忌之事，间接反映了自己政治上的失意，孙过庭说其点画“怫郁”。《丧乱帖》，则又“号慕摧绝”，几至不能落笔……。情绪深藏笔划之间，书如其人，载情载性。中国书法发展至此，终于真正成为一门“达其性情，形其哀乐”的艺术。
书圣王羲之出现在东晋，不是偶然的。东晋时期汇合了孕育书圣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条件。王羲之书法反映了魏晋时代的审美追求。文人、士大夫开始关注个性、关注自己的精神世界，表现自我性情成为各种艺术的需要，书法艺术亦不例外。书法艺术风格的形成，取决于自身的审美取向和审美观念，而这一观念又直接受到时代的影响和制约。“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宗白华《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在这一时期，新的审美观念和标准在文人个性自觉的基础上得以确立，古拙浑朴之美向妍丽飘逸转换，各种艺术形式在要求表现自我情志的同时，开始追求形式的妍美。文学、书法、绘画等各个领域的一大批极富天才、敢于创新的文学家、艺术家，冲破传统的樊篱，以“画乃吾自画，书乃吾自书”的气概，建立了新的体式法度，开拓出文学艺术的新境界。王羲之是六朝艺术最杰出的代表之一，他自觉地顺应历史的发展趋势和时代的审美精神，大胆突破了自秦汉以来千余年间的肃穆、庄严、整齐、古拙书风的笼罩，创造了富有神采的“王体”。
“旧时王谢”是魏晋两大门阀士族，这也是那个时代特有的现象。王家祖、父辈都是晋史上留名的人物。处在门阀士族时代，又是政治上当权的贵族子弟，王羲之的审美理想受到时代的制约是毫无疑问的。那个时代的“以形写神”，“气韵生动”的美学理论和艺术原则，也必然浸透在他的艺术创造之中，这种情况在他的书法代表作《兰亭序》中已经得到了证实。王羲之受道家思想的薰染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他的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不激不厉、不动生色、笔笔有所交待、节奏平和的用笔以及安详潇洒、从容自然的体态，正是反映了道家那种内在的、本质的和精神的美的主观追求。
王羲之的书法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以临摹王羲之的名作或师其笔意自成一家的书法名家有隋代的智永，唐代的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颜真卿、柳公权、孙过庭、怀素、张旭；五代的杨凝式，宋代的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元代的赵孟 、鲜于枢、柯九思；明代的祝允明、文征明、董其昌、黄道周、王铎，清代的刘墉等，一直到当代。可以想见，对王羲之的认识和研究将是民族文化的永恒课题。
本书从学术的角度，详尽陈述、阐释王羲之的生平和思想，资料翔实、思路清晰、论笔精当、体例严谨，是一部既有学术深度，又有较强可读性的著作。作者雒三桂是研究先秦文学的青年学者，曾有《诗经散论》、《诗经新注》等著作行世。自愿到人民美术出版社为他人做嫁衣裳，工作之余，治学不辍。为人严谨平实，学风沉稳，思想睿智，我从他处常得启迪。今嘱作序，余欣然为之，不逮意处，还望读者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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